从洪堡特的语言观看赛译《水浒传》中的中国英语

胡春晓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35）

从洪堡特的语言观看赛译《水浒传》中的中国英语

胡春晓

（浙江工商大学，浙江 杭州 310035）

洪堡特的语言观关注语言与民族精神、思维方式的关系，认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能够体现出该民族独特的精神个性和思维认知方式。赛珍珠英译《水浒传》刻意模仿中文语言结构，创造了大量汉语色彩浓厚的英语词汇和句式，是一个用英语语言符号的外衣套在汉语语言结构和文化躯体上的译本。 赛译本里的中国英语抓住了西方人潜意识里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心理预期，给予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丰富了目的语词汇，同时对消解西方话语霸权、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洪堡特的语言观；赛译《水浒传》；中国英语；汉民族精神；思维方式

一、汉英翻译中的中国英语及外界对赛译《水浒传》翻译风格的评价

自葛传椝于1980年首次提出“中国英语”这一概念以来,尽管外语界对“中国英语”的定义和它能否作为一种英语变体的客观存在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是对其相关内涵以及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这一点还是达成了基本的共识。[1]根据李文中的观点，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是指“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借译及语意再生等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2]在进行典籍英译时，我们语言中的某些特有事物，某些句法特征和我们的思维方式等都会在译文中有鲜明的体现，这就是中国英语。中国英语的基础仍为规范英语，它不是由于译者英语语言能力不足造成的，而是用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而中式英语(Chinese English) 是指“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语的干扰和影响，硬套汉语规则和习惯，在英语交际中出现的不合规范英语或不合英语文化习惯的畸形英语”。[2]

从汉英翻译的角度看，中国英语的出现，是英语与汉语接轨，负载上中国文化的内容的必然结果。语言形式的不可译性和文化的不可译性历来是翻译的难题。“从历史的角度看，中西翻译界都有长期打压形式的现象。 反映在翻译的方法上, 就是意译占上风, 直译被压制，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文学作品中的许多有诗学价值的表达方式被消减。”[3]而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 翻译的《All Men Are Brothers(Shui Hu Chuan)》（1933）不仅关注原语的内容，而且关注原语的形式，创造了大量具有汉语特征的英语词汇和句式，再现了原语语言结构所折射出的汉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对于赛珍珠用英语传达汉语特点的翻译风格，评论界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观点。有对其全盘否定，将其指责为“硬译”、“歪译”、“死译”、“胡译”、“超额翻译”、“文化陷阱”、“误读”、“亏损”、“偏离”、“失真”、“语用失误”[4]的；也有对其大加赞赏的， 如30年代赛译出版之初美国著名汉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就说：“它的美穿透了翻译的面纱，哪怕是像英语这样的同汉语结构相去甚远、二者连大致对等都难以建立的语言，这种美也照样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5]评论家菲利斯·本特利说：她追求的效果是,将中文变成对我们具有相同意义的语言。(她的文体)庄严、恬静,使用透着尊贵的《圣经》体语言。”[4]还有持客观中立态度的，认为赛珍珠一生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充满感情，她在语言上刻意制造“中国情调”，是为了更好地向西方介绍、阐释和传播中国文化，赛译经久不衰的发行量①1933年赛译本在美国推出后,“销售情况好得不可思议”，而且很快就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排行榜，至今已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及中国香港等地再版十余次，直到21世纪还再版3次之多。也说明这一译本在西方读者中的认可度并不低, 如张齐颜，[6]蒋骁华，[7]唐艳芳[5]等。

赛译《水浒传》中的中国英语是否真如否定者所言的“诘屈聱牙、怪异难懂”？它如何再现汉语语言结构的特征？汉语与汉民族精神、思维方式之间有何联系？赛译中的中国英语对于实现译者的翻译目的、对英语语言和跨文化交际有何功能和作用？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二、洪堡特的语言观：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精神

19世纪德国著名的语言哲学家、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是“欧洲最早开始对世界各地的语言进行深入研究的语言学家之一”,也是“西方第一个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深入探讨汉语特点的语言学家”。[8]洪堡特语言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非常尊重每一种语言的结构差异，充分肯定人类各民族语言作为各自民族精神观念的形式，对我们理解赛珍珠用“中国英语传达汉民族精神”颇有启发。

洪堡特认为一种语言的外在结构（语法和词汇结构）是由其内在特性（民族的精神特性）决定的。“例如希腊语成熟的语言形式和反映出来的丰富多彩的想象力，来自希腊民族敏捷而细腻的思维。相反地，罗马语音难以自由地变化和扩展，与罗马民族刚健而严肃的精神个性密切相关”。[9]人类语言的结构之所以会有种种差异，是因为各个民族的精神特性本身有所不同。用洪堡特的话说就是，“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9]以致我们既可以从民族精神中推导出民族语言，又可以从民族语言中推导出民族精神。

洪堡特用“满足于形式”和”不满足于形式”来区分人类语言对立的两极。在他看来，某些民族（例如欧洲各国）的语言执着于知性、理性的精神，拥有纯形式思维、屈折形态丰满，力图用“言内之意”穷尽所有的意涵。而另一些民族(如汉民族)的语言则充满感受和体验的精神，尽管不具有“真正意义的语法形式”，无标记的语法关系依然能通过语义的联系和丰富的联想（如字形的画面感）实现它的思维和交际的功能。[9]一个民族的语言不仅仅能够表达思想，而且能够体现出该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反映了该民族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三、赛译《水浒传》中的中国英语表征及其反映的汉民族精神

洪堡特关于语言民族特性的认识直接影响了突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建构，其代表人物之一申小龙说：“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汉语的思维、表达和语法与欧洲语言（英语）的基本对立表现为具象与抽象、综合与分析、灵活与精确、动态与静态的基本对立。”[10]下面来看赛译水浒中的中国英语如何再现中西语法的文化差异。

（一）通过保留汉语词汇中的意象，再现汉语的具象思维

中国古代哲学讲求“观物取象”，即取万物之象。汉语的构词典型地反映了汉民族习惯通过具体的意象来表达抽象概念的特点。如“分手”这个词在汉语里给人的直观印象是原先握在一起的手松开了，同样地，在“下手”里，动作随着“手”的“落下”而发生。赛珍珠在翻译时故意拆解这些固定的词语，译为“part my hand from yours（和你分手）”, “Don’t let your hands fall!（不可下手）”，保留原词在汉语里“手”的形象。汉语的具象思维更多地体现在四字成语中，这些意象在经过赛氏的直译后，变得十分鲜活而打眼。例如，“（吓得）屁滚尿流”在赛译本中被栩栩如生地译成“（so frightened that） his wind burst from him and his water came out of him，惟妙惟肖地表现出西门庆“东窗事发”后惊慌失措的狼狈样。即使是一些“已故”的意象，比如“欢天喜地”、“不足挂齿”中的 “天”、“地”、“齿”等，赛珍珠也努力使它们在译文中复活，译为glad to Heaven and joyous to earth, need not hang upon the teeth。虽然译文显得多少有些怪异，但细嚼之下并不难理解，重要的是，在西方人眼里，它们大都是充满着中国情调的美。

（二）将原文称谓语的表述特征迁移到译文中并使之中国化，再现汉语的高语境策略

“汉语是高度依赖环境的高语境语言”。[10]汉语的交流，立足于发展社会关系，重视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亲疏程度和家庭背景差异等，体现了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而英语是较低依赖环境的低语境语言，因而交流比较坦率，不太在意虚礼，信息主要靠语言形式本身表达出来。”[10]水浒原著的精彩之一就在于丰富的称谓语能够活灵活现地反映出人物的身份地位、感情色彩以及学识修养等。仅在水浒原著第二十二回里武松和宋江的对话中，与“兄弟”相关的称呼语就有“尊兄”、“哥哥”、“小弟”、“二郎”等，赛珍珠贴切地翻译成“Honored Brother, Elder Brother, this humble brother, the second lord”，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武松和宋江从相识之初的恭敬客套到结拜为兄弟后彼此间愈加深厚的情谊。相比之下，即使是被中国多数评论者看好的沙译也只是将其中的“哥哥”译成brother, 其余均译成第一人称I或第二人称you，失去了上述汉语称呼语所能传达的文化内涵。传统汉语的高语境策略还体现在与陌生人接触习惯在一开始通过一些背景性的问题了解对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以确定说什么和怎么说。在水浒原著中，每当有新人物登场，总会有“姓甚名谁?”、“（官人）高姓大名?”及“（小人）姓某，名某”之类询问或介绍姓名的表述。赛珍珠不厌其烦地强调汉语里“surname”和“name”的区别，译为“What’s your high surname and your great name?”，“My surname is, and my name is”，同时再现了中国式问答中表示恭敬的他称称谓和表示谦卑的自称称谓，如大人the honorable one, 足下the noble one, 壮士 the brave one, 恩官 Gracious One, 小人 this humble one, 小可this lowly one，小弟this humble brother等。多次接触此类译文，英语读者就能切身感悟到中国古代注重礼仪、等级分明、上下有别的特点。

（三）通过模仿汉语的流水句样态，再现汉语的整体思维

各民族都有它特有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英语叙述事象，一般是先确定一个认知焦点（核心动词），然后根据与焦点的关系安排各个成分的层次，遵循的是说话人对事象主次、轻重关系的分析。”[10]而用汉语的单位叙述事象的时候，不必依靠形式论证发生相互关系，而是按照事象自身发展的脉络，有先有后、前因后果地组织，词句意义与上下文和语境互为生发。因此，我们在汉语中可以看到多个小句如潺潺流水般流动铺排，一直逗号下去，即使中间暗换了好几次主语也不影响意义的理解，这在英语里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对汉语颇有研究的洪堡特所说：“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里，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11]汉语句子的流水型格局“形散而神不散”，体现了汉民族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赛珍珠在翻译时尽量模仿中文句法，将汉语语言的思维模式潜移默化地植入英语读者的阅读行为中。

例如：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水浒传》楔子）

赛译：…… Suddenly between two mountains he saw a great wind rise. When this wind had passed there came after it a great noise like the clap of mighty thunder from behind the pine trees and there leaped out suddenly a white-browed, slant-eyed, many-hued tiger.[12]

沙 译：A strong wind blew through the hollow.When it had passed, a roar thundered from behind the pines and out leaped a huge tiger, with bulging eyes, a white forehead and striped fur. （第一回）

赛珍珠翻译时是从武松的视角来描述景象，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译文仿佛是用中文写成的英语，在造句上依照原文“山凹→风→松树→吼声→大虫”的顺序流动铺排，尤其是最后一句的tiger与原文一样直至句末才亮相，而且与前面的“there leaped out”之间遥遥相隔。这种陌生化的句法特征使中国古代说书艺术惯用的制造悬念的手法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和传达，虽读来稍显累赘但富有感染力。沙译则按照英文的表达习惯将原文的语序做了调整，最后一句的tiger是在跳出来以后再用一个后置定语描述其特征，显示了标准英语句子以定式动词为核心的空间型构造，但源语的悬念妙笔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生命力。

（四）通过模仿汉语的写意风格，再现汉语的主体思维

英语的组织形态丰满，象个结构严谨的团块。而汉语句法超越了一般形态语言精致、繁复的规则，它的“散点”或者说“自由”，即在于它完全服从并且积极参与句子表达的“意”和“神”，始终伴随着精神而流动。汉语的写意风格和中国人的主体思维有关，中国人思考问题习惯以人为视角，人的视角往往是动态的。赛珍珠曾说，她尽可能地直译，因为在她看来“汉语的风格最适合这部作品的题材”[12]，而且她认为中国文字结构上简单的美，是最适合于叙写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的，用本国那种传统的复杂的句法，反而不足以衬托出故事中人物的个性。[13]原作中有这样一例:

李应纵马赶将过去，祝彪把枪横担在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觑得较亲，背翻身一箭。（《水浒传》第47回）

原文写的是扑天雕李应与祝彪交战，按说李应武功远在祝彪之上，却反被其暗箭所伤。原文只用几个简洁的动词“纵，赶，横担，拈，取，搭，拽，觑，翻”就生动地描写出祝彪偷射李应时一系列复杂的动作，这是水浒原著中为人所称道的语言特色！

赛 译：But Li Yun urged his horse on in pursuit.The tiger Club held his weapon upright on his horse.With his left hand he reached for his bow, with his right he took at the same time his arrow and he fitted the arrow to the bow, and he stretched full his bow, he took true aim and turning, he let fl y the arrow.（第47回）

杰译：Placing his spear on the horse he took his bow and arrow, and turning his body shot at Li Ying who was following close behind.（第46回）

杰译用了两个现在分词短语和一个定语从句巧妙地将译文组织成一句话，汉语里一个个疏落、活泼的动作化成了英语冷静分析事物关系的网状结构，衬托不出祝彪有勇有谋、做事沉稳、工于心计的性格特征。而赛译用“urged, in pursuit, held, reached,took, fi tted, stretched, took aim, turning”等动词或动词短语来一一对等表现原文中的动作，可以说在遣词造句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不过当译文多次使用代词“he, his”和连词“and”把那些“虚”的成分一一补上后，个个句读段主动宾俱全，实是实了，句子却笨重了。这一点很让我们深思西方语法的“团块”写实原则与汉语语法的“疏意”写意原则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一种文化差异。

有人说赛译中的“中国英语”象一连串极其乏味的平铺直叙，松散累赘，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只有“不越俎代庖，将阐释的权力移交读者”，才能引导他们从这种句式结构中去感受英汉语言的差异，才能推动两种语言之间的平等对话及互补共进。

四、赛译水浒中的中国英语的功能与意义

洪堡特在《论古典文化》中提出翻译的三种用途：一是普及原作，使不懂原语的人知道原作，此时翻译不必拘泥于原文，只需述其大意； 二是帮助可以阅读原作的人理解原作，此时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逐字逐句地与之对应；三是高层次欣赏。对于能够阅读原作的人，翻译可以把原作的精神和风格传达给他，此时翻译应当忠实于原作的精神主旨和创作形式。[14]

根据董琇在美国对赛译接受度的调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实际读者是“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人群，他们至少已具备一些中国文化的知识或怀有了解东方国家的欲望，特别是学习文学和语言的人。”[13]可见赛译本基本属于上述第三种用途。对学习文学和语言的人来说，阅读经典著作的意义，就不仅在于情节，更在于了解不同语言文字背后所折射出的思维特征和文化精神。

后来，洪堡特发展了他对翻译的功能和用途的看法。在《译前言》中，他认为翻译的好处之一是“可以提高自己语言的重要性和表达能力”。[14]在赛珍珠所处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主义一直占主流话语，即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落后于西方，连语言文字也落后于西方。即使是一些著名学者也未能摆脱这一偏见，如黑格尔就曾说：“一种语言，假如它具有丰富的逻辑词汇，即对思维规定本身有专门的词汇，那就是它的优点；……中国语言的成就, 据说还简直没有, 或很少达到这种地步。”[15]Widney称英语“覆盖面更广、更深刻、更丰富、更适合表达一个成熟的民族各种细微的思想”。[15]同样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博(Arthur Anderson Smith) 认为没有语法形态变化的汉语是导致中国人“心智混乱”的因素。[16]然而赛珍珠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超越狭隘的种族与文化偏见的精神，她认为汉语和英语一样都是人类语言的精华，她在读者可接受的前提下，将原文的新异性尽情“撒播”于英语世界，引导英语读者完成了一次对中国语言的“朝圣”之旅，同时提高了目的语的表达能力。那些在英语读者谙熟的表达基础上引入的新的意象, 给予读者充分的想象空间, 丰富了目的语词汇, 还对英语自身不足有补充价值。 以对传统汉语里询问年轻人年龄的“青春多少？”的翻译为例，赛的译文“How many green springtimes have you passed?”避免了“How old are you?”这种直截了当的不为英语文化所接受的询问年龄方式，体现了汉语含蓄委婉的特点，对英语读者颇具启发性。读者在解读这些新颖乃至费解的译语形式进而获得理解的过程就是诗学所追求的审美效果。[17]

赛译《水浒传》在英语世界的成功也给当时的翻译语言带来了新的思路。许多英美翻译家在汉籍英译时热衷于模仿中文句法，如美国加州大学Cyril Birch教授英译《牡丹亭》时采用的手法与赛珍珠如出一辙，也大获成功。这说明充满中国情调的语言符合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心理预期，因为在西方人眼里，“（东方）语言结构本身就刻着‘复杂东方’的意象，奇怪而殊异”。[7]赛译本里中国英语的意义不仅体现于其本身所具有的跨文化交际功能，更在于译者作为两种权利关系不平等的文化之间的桥梁而自觉选择打破这种权利关系的勇气。 赛对异质话语的重视和追求差异的翻译策略为后殖民语境下的弱势文化彰显自我文化身份、参与文明对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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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东风. 形式的复活：从诗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翻译[J]. 中国翻译,2010,(1): 6-12.

[4] 马红军. 为赛珍珠的“误译”正名[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3): 122-126.

[5] 唐艳芳. 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视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6] 张齐颜. 赛译《水浒传》中中国英语及其文化用意[D]. 深圳:深圳大学硕士论文,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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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威廉·冯·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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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申小龙. 汉语与中国文化[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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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周 娟. 文化视野下中国传媒的对外政治传播[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66-68.

China English in Peal S. Buck’s All Men Are Brothers in the Light of Humboldt’s View of Language

HU Chun-xiao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5, Zhejiang, China)

Concerned centrally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national spirit and mode of thinking, Humboldt holds that a nation’s language can reflect the spirit and thought patterns of the nation who speaks this language. In her rendering of Shui Hu Zhuan, Peal S. Buck focu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its language as well. She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English vocabularies and sentence patterns with salient Chinese features which reflect the spirit of the Han’s and the Chinese way of thinking. China English in All Men Are Brothers has seized the subconscious expectations of westerns for a Chinese text,giving readers sufficient space for imagination and enriching the target language. It contributes to undercutting the hegemonic agenda of the West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ver the world.

Humboldt’s view of language; Pearl S. Buck’s translation of Shui Hu Chuan; China English; the spirit of the Han’s;way of thinking

H315.9

A

1673-9272(2013)04-0115-04

2013-03-15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后殖民视域下的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研究”（编号：2012N175）。

胡春晓(1980-)，女，浙江温州人，浙江工商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典籍英译。

[本文编校：罗 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