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成立于建安”说质疑——兼就五言诗辨体与木斋先生商榷

柯继红

(琼州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海南 三亚572022 )

一、木斋先生的意见及可能失误

木斋先生的基本意见当属“建安说”，其论以别具一格的辨体和独创性的“古诗”归属研究为前提，立论较前人更具体而精微，但颇有不易理解的地方。悬揣先生持论，大约依据有三:其一，两汉五言诗或者是有的，但作为个案，不足以言体的“成立”;其二，建安前五言诗即或是有，但因“言志”而非“穷情写物”，不可言体的“成立”;其三，五言诗成立背后必有思潮风气，两汉查无此思潮风气，故不可言体的“成立”。支撑这些依据背后的是作者独特的“五言诗体”认识。本文认为，木斋先生对文体之“体”的认识，虽然着眼点很多但比较模糊，这种模糊导致了其“五言诗体”认识发生偏误，从而得出颇值得商榷的结论。下面简要分析之。

关于文体之“体”，木斋先生认为:“文体之体，源于生命之本体，并在生命的成长中，渐次形成自身独立的法式、规则，最终表现出来之所以此一个为此一个的独立品格，呈现出与他者不同的样式和风格。”①木斋《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01 期，第32 页。并进一步指出，文体的“体”有五个基本属性:一、拥有作为自身独立生命的连续性、自律性、排他性;二、其发生是时代风会的产物;三、具备兼容扩张性;四、往往是一段时间文学创作后的理论总结;五、既是写作过程中的自律选择，也可从后代理性总结中反观其时代特性。②木斋《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01 期，第32、33 页。木斋先生关于“体”的理论说明，虽略显烦琐，却并无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木斋先生似乎并未抓住“体”的概念实质。“体”这一概念，并无什么玄妙，简单讲就是事物样式的规定性，文体，就是文章样式的规定性。文体可以有许多附带属性，譬如就象木斋先生列举的发生背景、时代特性、蕴涵的风格等等，但说到底，这些属性都并不是“体”的核心实质，文体的核心实质还是其样式。“五言诗”，就其样式实质而言就是指五言(或以五言为主)构成的诗歌，五言诗作为“体”的存在首先是指这种五言构成样式的存在，这实在是很明确的事实，没有玄妙的地方。明确这一点，我们才可以从容讨论“五言诗”的时代特性、发生背景、风格特点，以及后人的理论构建等等，而不是相反。但木斋先生显然给“五言诗体”附加了太多其他内容。

基于对“体”的样式规定性的忽视，木斋先生忽略了秦汉五言诗作为诗体样式的客观存在，夸大了时代背景、风格特点的影响，将五言诗体直接定格在建安时代。也许是对建安五言诗兴盛卓有成效的研究让先生对建安诗歌情有独衷，先生颇有偏爱的相信:建安才有产生五言诗体的社会思潮和时代背景，建安五言诗“穷情写物”的风格才是五言诗“体”的时代风格，即算秦汉五言诗存在，那也而只能算个案，不能表明“体”已确立(这种说法本身矛盾)。但是，这些结论却很难经得起推敲。首先，先生既言“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由于此处未界定“诗体”概念的内涵，故这种说法也不能说全无道理，因为在古人即有建安体、正始体、太白体、少陵体、长吉体等各种说法，但如果从谈“文体”的角度看，这个判断不能算高明，因为在古人这些说法中，所谓的“体”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较模糊的风格描述，与严格的文体之“体”，还存在很大距离)，那就是承认了“汉五言诗”的存在，汉五言诗的存在就包涵着“五言诗体”已经确立。其次，秦汉五言诗与魏五言诗的不同风格并不能证明秦汉五言诗不是五言诗体制。再次，秦汉与魏晋的五言诗在“穷情写物”上确实存在差距，这也是诗体确立阶段与兴盛阶段的区别，任何诗体兴起都会经历这种区别。以尚未“穷情写物”来判断一种文体尚未达到兴盛则可，来判断这种文体尚未确立，则不可——例如，词体至晚唐才完成其“穷情写物”，达到兴盛，但词体的确立却要上溯至中唐——“穷情写物”毋宁说是五言诗体的专属风格，还不如说是任何诗体达到成熟时的必然表现。最后，秦汉只要存在一定数量的规范五言诗，就可以言诗体的确立，五言诗样式可以从与四言诗样式的对比中找到其类别归属，而不必等到其兴盛，也无须等待后世“理论家”的总结(诗人创作本身即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理论探索和总结，不能因为诗人的佚名、名微、后世资料的缺乏、或已经将这些诗歌归入民歌民谣范畴，而否定曾经发生的理论探索)。

二、关于五言诗研究的几组概念辨析

木斋先生与本文意见的不同，很大程度上缘于对相关概念理解的不同。在五言诗研究领域，很多习见概念其实内涵复杂，界定不明，往往造成理解的分歧和混乱，有人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王禹琪2011年提出:“学界对于五言诗的概念，或是界定的标准还没有达成统一，学者们在各执已见之时也很少限定所谈五言诗的界定标准……学界争议的文人五言诗，目前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或界定的标准。一度奉为文人五言诗代表作品的苏李诗经逯钦立等学者的多方考辨，证实为为后人所拟作。而班固《咏史诗》因其‘质木无文’，无法与东汉的《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相媲美，成为文人五言诗成于东汉乃至建安时期立论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其中，木斋先生就注意到了所论述的‘五言诗’的界定问题。在他的《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归纳了他所关注的五言诗的特征。首先，‘就其外部特征而言，先秦两汉诗作，皆以单音为主体构建诗，而五言诗的成立，出现了大量的双音词，并在单音与双音的混合结构中，构建了每句三个音步的基本节奏’;其次，还要符合钟嵘在《诗品》所总结出来的‘为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明确指出他所谈及的五言诗的本质特征，正是‘穷情写物’四字。这为其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他学者在与之争议前，要先考量自己所依据的五言诗例证是否在木斋先生所圈定的范围内，这就避免了出现方凿圆枘的争论。”①王禹琪《五言诗发生问题研究述评》，《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年04 期，第235、236 页。王禹琪这里已经注意到类似于“五言诗”“文人五言诗”这些概念的问题了，但王禹琪并没有就相关问题作更深入辨析，而且他的看法也未必完全正确。本文欲结合本人博士论文对中国诗歌形式作出的研究②柯继红《中国诗歌形式研究——以长短句节奏与格律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对五言诗研究中一些相关术语作一些辨析，以就教于木斋先生和同行。

(一)“诗体”概念辨析

1.“体”、“文体”、“诗体”

“体”:事物样式的规定性，其含义在中国诗文具体语境中呈现出多义性。

“文体”:文章样式的规定性。“诗体”:诗歌样式的规定性。一般来讲，可以将“文体”“诗体”理解为诗文剥离掉思想内容属性之后剩余的形式属性。

“体”与“文体”概念不一样，“某某体”不一定指“文体”“诗体”。笔者认为，对中国诗体而言，决定其体裁存在的基本要素有:言(节奏)、律(格律)、韵(押韵)、对(对仗)。③柯继红《中国诗歌形式研究——以长短句节奏与格律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第8 页、第314 页。某些特殊情况下，中国人也将题材、风格甚至某类诗歌具有的共同特性纳入“体”的范畴，但这些严格来讲并不构成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于形式层面的诗体问题。如沧浪诗话诗体篇中提到的“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杜牧之体、张藉王建体、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齐体、杨诚斋体。又有所谓选体、柏梁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④［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 页至第69 页，其中，多数“某某体”都够不上“诗体”的标准，有一些算是一种准文体，多数则只是一种风格描述。当然，具体到哪些“某某体”能够独立成体，哪些“某某体”不能独立成体，则需要比较细致明确的考辨分析，其中，涉及古今诗体观念变迁，我想可能还有大量未知空间和深层次问题等着我们去探讨。

2.“五言”、“五言诗”

“五言”:五字构成的句式。据笔者研究，中国诗词中成熟的五言只有两种节奏:“一二二”节奏和“二三”节奏，尤以后者习用。⑤柯继红《中国诗歌形式研究——以长短句节奏与格律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第306 页。

“五言诗”:以五言为主要句式构成的诗歌样式。成熟的五言诗样式一般具有以下两个内在特点(即“体”的规定性):(1)采用“二三”节奏的五言句式;(2)隔句押韵。

注:

(1)古人率将“五言诗”简称“五言”，故凡遇“五言”字样，须仔细辨识其明确含义。

(2)对于类似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等间杂言的五言为主的诗歌是否算“五言诗”，没有绝对衡量标准，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讨论取舍。

(3)“五言诗”的体式规定性与入乐与否无关。

“五言诗”可以是乐府诗，也可以是徒歌，也可以是徒诗、谣谚。配不配乐，唱或不唱，对于五言诗的体式不构成影响。

(4)“五言诗”的体式规定性与文人写作与否无关。

五言诗体的存在与写作对象的身份并无必然关系，即与是否属于“文人五言诗”无关。文人五言诗也好，民间五言诗也好，宫廷写作的五言诗也好，即使这些区别真的存在，也都是五言诗的一种，讨论五言诗体制形成演变时，当然要讨论其不同影响，但绝不能因文人、民间、宫廷其中某类影响较轻，就将这类诗歌摈弃在讨论范围之外。这一点在下面还要讨论。

(5)“五言诗”的体式规定性与写作风格无关。

近年来，关于五言诗写作风格研究以及五言诗风格与与时代风尚之间关系的研究，创获颇多。如戴伟华认为:“‘诗缘情’理论的提出和五言诗体写作兴盛同步，并且是针对五言诗的。”①戴伟华《论五言诗的起源——从“诗言志”、“诗缘情”的差异说起》，《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06 期.第154 页。唐元、张静认为:“汉代文人五言诗以群体抒情为主，这是形成它的整体风格的一个特质，尤以《古诗》为代表。从班固《咏史》等作品中可以看出，其中又酝酿着个体抒情的因素，这是开启建安时期五言诗兴盛时代的关键因素。苏李诗的形成，也包含后人对汉代诗歌个体抒情因素的追认。个体抒情的张扬使得五言诗的独立价值更加彰显，由个人创作逐渐过渡到群体性的认同，完成了诗体的确立。”②唐元，张静《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个体抒情与群体认同》，《中国韵文学刊》，2011年03 期，第1 页。木斋先生本人也认为:“两汉时代言志之五言诗，此为五言诗之第一种文体……建安开始的五言诗，穷情写物，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即为意象式的写作方式。但在声律方面，还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即古诗的五言诗体阶段。古诗十九首等完全吻合第二个阶段的诗体特征。”③木斋《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01 期，第39 页。这些研究无疑大大丰富了人们对五言诗的理解。但作家个性风格以及时代创作风格，对于五言诗作为诗体层面的形式规定性，并不能构成决定作用。某些研究试图将一种时代性文学风格作为以普遍样式存在的五言诗体制的内在规定性，这种研究就方向而言就错了。

(6)不同诗体具有不同的内在形式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并不都处于同一层面，即诗体之间并不都构成简单排它关系。“五言诗”是与“三言诗”“四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八言诗”“九言诗”“杂言诗”等处于同一层面的诗体样式，其样式规定性是在与这些诗体相比较过程中凸现出来的，主要体现为对不同“言”的约束与追求，这些诗体相互之间构成了排它关系。“五言诗”与“律诗”“词体”“曲体”等则属于不同层面的诗体概念，“律诗”“词体”“曲体”等体式具有更丰富的内在规定性，它们不仅对“言”(即句式或曰节奏)的样式有特殊要求，而且还对“律”(即格律)的样式提出了各种苛刻条件。

3.“文人诗”、“文人五言诗”

“文人诗”已成为汉魏五言诗研究者笔下的常用术语，但是，这一术语在界定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使用时需要谨慎。

首先，“文人诗”是指“文人创作的诗歌”，还是“带有文人气质的诗歌”，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呢?这就是很大的疑问。按一般理解，好象是指前者，如汉魏文人诗，即是指包括班固、张衡在内汉魏文人创作的诗歌，但是仔细一推敲，我们讲汉魏文人诗，却又是将“古诗十九首”、钟嵘《诗品》“古诗”条目下所讲的诗以及“苏李诗”都算在内，而这些诗的作者，现在多数都还是未知或存疑，也就是说，差不多都算是佚名，既是佚名诗，如何又能断定它们都是文人创作的呢?所以悬揣一般的理解，又都有点是因为觉得这些诗具有明显的文人风格，因而将其归入文人诗范畴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愿推测它为文人做，那么就只好以“带有文人气质的诗歌”来理解文人诗了。所以当我们讲到“汉魏文人诗”“东汉文人诗”“两汉文人诗”这些概念时，就会面临两难:以“文人创作的诗歌”来严格理解，就当舍弃掉很多佚名诗，但舍弃这些之后，概念中就留不下什么东西;以“文人气质的诗歌”来理解这些概念，则何谓文人气质又将是问题，因为若不以文人创作的诗歌作为底版去理解，则显得虚无飘渺，若以文人创作的诗歌去理解，又陷入了循环指证。这种两难需要我们以更智慧的眼光去面对。

其次，即使将“文人诗”简单理解为“文人创作的诗歌”，也仍然存在很大问题，即，何谓文人?历史上哪些人算文人，哪些人又不算文人呢?文人身份的依据是什么?就汉魏文人诗研究而言，班固、张衡算文人吗?李陵、苏武呢?曹植呢?曹丕呢?若是以“以文学作为职业”的标准来衡量文人，则明代之前纯粹的文人几乎没有。若是以“写出一定文章或能写文章的人”来衡量，则徐淑算不算文人，乐府诗的作者不是文人吗?或者更扩大一点讲，诗经中一切所谓的“民歌”的作者、一切乐府诗的作者，你如何能推断出他们不是文人?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或者没有留下更多的作品?说到底，“文人”是一个相对出现较晚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那么不言自明，其不确定性和模糊指向隐含着太多复杂含义和太多历史意味，其确定性则需要在研究过程中依据具体时代环境给予指认。

总之，象“文人诗”“文人五言诗”“两汉文人诗”“汉魏文人诗”等概念，其意义不明，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在研究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界定，这种界定既包括对其内涵的约定，也包括对其外延的约定，这些约定对于研究者本人和读者而言都是极有裨益的。当然，如何去约定，怎样保证约定的合理性，则确乎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4.“古诗十九首”、“古诗”

“古诗十九首”:《昭明文选》收录的19 首时代相对久远的佚名诗①［梁］萧统编，李善注《昭明文选》卷二十九，四库全书本。。“古诗十九首”概念比较明确。

“古诗”:古诗是一个意义模糊，有歧义有待界定的概念。相对于古诗十九首，“古诗”概念的模糊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依我看，“古诗”概念至少可以建立起两种定义:定义一，钟嵘《诗品》“古诗”条目所指称的诗歌群②［梁］钟嵘《诗品》卷一，四库全书本。;定义二，围绕钟嵘《诗品》“古诗”条目指称的诗歌建立起来的一个诗歌群，包括所有文献收录的所谓“古诗”，这些古诗在来源风格或其它特点上与钟嵘“古诗”相似。这是两种具有内在联系却含义不同的定义，第二个定义是建立在第一个定义基础上的，但涵盖的诗歌范围要大得多。研究者究竟取哪种定义，并不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无论以哪种方式定义“古诗”，其概念指向都存在着待定内容。因为两种定义都以第一种定义作为基础，下面我们只讨论第一种定义包含的待定内容。第一种定义将古诗理解为钟嵘《诗品》“古诗”条目所指称的诗歌群，这一诗歌群目前完全是不确定的。钟嵘《诗品》“古诗”条目所指称的诗歌群的特点是:它在数目上似乎有确定范围，但是在具体篇目上却处于难以确定的状态。从数量上看，它包括陆机所拟过的十四首(或曰十二首)，其外“去者日以疏”45 首，单另的“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两首，总计61 首，则总数目可确定至少不少于61 首。但从实际指称篇目上看，迄今为止，却没有发现一个类似于钟嵘所指称的古诗集子，以至于根本无法确认钟嵘指称的古诗群的全体面貌，也无从确认现存各类文献出现的“古诗”与钟嵘所言“古诗”的关系。我们今天仅能确定部分“古诗”篇目，对其他篇目只能据《文选》《玉台》③［陈］徐陵《玉台新咏》，四库全书本。《乐府诗集》等后出文献的蛛丝马迹去进行推测。这种推测看似合乎情理，其实却是毫无把握的，所有针对恢复钟嵘古诗群面貌所进行的努力，看上去更象是一场“建构”行为。上述两个方面的模糊性提醒我们，在研究古诗时不仅要对个概念的内涵进行清晰界定，而且在界定之后，也仍然要对相关论证保持高度警惕，尤其要避免那种循环论证的陷阱，因为从概念内涵上讲，“古诗”似乎仍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正在被“建构”的概念，对它的任何新发现，都在随时改变着我们原本就已很模糊的看法。

(二)“起源”“萌芽”“形成”“发生”、“生成”“成立”“确立”“兴起”“兴盛”“成熟”诸概念辨析

研究诗体的起源和演变，常常会运用诸如“起源”“萌芽”“形成”“发生”、“生成”“成立”“确立”“兴起”“兴盛”“成熟”等概念。这些概念分别用来描述对象的不同阶段不同状况，其意义上的细微区别也是要注意的。

“起源”“萌芽”:描述事物确立之前的发展状况;

“成立”“确立”:描述事物成立时的状况;

“兴盛”“成熟”:描述事物成立后走向繁荣的状况;

“形成”“生成”“发生”:包含着事物从确立之前到确立两个阶段，指向比较模糊

“兴起”:描述事物在较短时间里经历从起源到确立到兴盛阶段，兴起具有突然兴盛的意思

如五言诗的“起源”“萌芽”阶段，应该是指五言诗确立之前的阶段，大约可定在先秦;五言诗的“成立”“确立”，当在较完整的五言诗歌出现，大约可以定在秦汉;五言诗的“兴盛”“成熟”，大概可以定在产生“古诗十九首”和钟嵘“古诗”的时代以及魏晋时代;五言诗的“形成”“生成”“发生”阶段，则横跨先秦到汉;五言诗的“兴起”，则当在汉及“古诗”“古诗十九首”这个阶段。在这些术语中，“萌芽”“确立”“兴盛”是事物发展的最基本阶段。

木斋先生将五言诗体制的成立确定在建安时代，除了源于其对文“体”的独特理解，也与其部分混淆了“成立”与“兴盛”等概念的内涵有关系。显然，建安时代五言诗已经成熟，建安只是五言诗“兴盛”的一个时代，而不是体制“成立”的时代。

三、几种现存早期完整五言诗资料的可信度辨析

要研究五言诗的发生演变，当然要确定早期可信五言诗的基本状况。而现存几种早期五言诗的时代可信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可以确凿定位在汉代，有的署名汉而后人也认定在汉;有的署名汉而后人认定为建安;有的则没有署名而后人分歧严重，诸多复杂情况为五言诗发生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木斋先生对以“古诗十九首”为首的早期五言诗“古诗”时代定位工作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无论其结果能否得到公认，对五言诗研究而言都是一个极大鼓励。本文下面依据时代可信度从宏观层面对早期现存完整五言诗的资料再做一个小结，以证明将木斋先生的工作计算在内，即使剔除掉那些可疑的五言诗，也仍然存在着相对数量的确凿无疑的体制完整的秦汉五言诗。这既是对本文立论的一个资料支持，也算是对木斋先生研究的一个小补充。

大致而言，早期现存完整五言诗资料有以下几类(分类只为方便，所载内容有交叉):(一)史载“歌谣”类;(二)乐府诗类;(三)署名五言诗类(包括虞姬、枚乘、班婕妤、李陵、苏武、班固、张衡、郦炎、秦嘉、蔡邕、辛延年、宋子侯、焦仲卿妻等);(四)“古诗”类(包括《文选》《诗品》《玉台新咏》载各类“古诗”如“古诗十九首”等)。这几类五言诗的时代可信度不一样，下面略作分析。

(一)史载“歌谣”类

1.确凿无疑的早期完整五言诗

现存有《水经注》引秦民歌“生男慎勿举”、汉书载戚夫人舂歌、汉书载李延年歌、汉书载尹赏歌、汉书载邪径歌等、汉书载贡禹引俗语、汉书载城中谣，玉台新咏载汉成帝时童谣，後汉书载凉州民为樊晔歌，後汉书载马廖引长安语，後汉书载董逃歌，御览载汉末洛中童谣等，计11 篇，如下表，皆已是较完整的五言诗体制。

逯钦立题名① 作 者 作者时代 逯钦立原文 出处秦民歌 无名氏 秦 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 《水经注·河水》引晋杨泉《物理论》歌李延年 西汉武帝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书·外戚传》舂歌 戚夫人 西汉惠帝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汉书·外戚传》贡禹引俗语 无名氏 西汉元帝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汉书·贡禹传》长安为尹赏歌 无名氏 西汉成帝 安所求之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 《汉书·尹赏传》

①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成帝时歌谣(邪径谣) 无名氏 西汉成帝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汉成帝时童谣歌二首(其一) 无名氏 西汉成帝 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 《玉台新咏·卷九》凉州民为樊晔歌 无名氏 东汉光武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见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后汉书·樊晔传》马廖引长安语(城中谣) 无名氏 东汉明帝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马援传·附马廖传》董逃歌 东汉灵帝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后汉书·五行志》汉末洛中童谣 汉末 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 《御览》八百四十引《述异记》

2.后人质疑的早期完整五言诗

逯钦立题名 作者 作者时代 原 文 出处质疑者和项王歌 虞姬 秦末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乐生。 《史记正义》引西汉陆贾《楚汉春秋》 郭浩帆①时人为三茅君谣汉平帝元寿二年后茅山连金陵。江湖据下流。三神乘白鹤。各在一山头。佳雨灌畦稻。陆地亦复周。妻子保堂室。使我无百忧。白鹤翔青天。何时复来游。《诗纪》注引李尊《茅君内传》 逯钦立②

(二)乐府诗类

1.乐府诗类中时代较早的五言诗，主要存在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辑录题名“古辞”置于魏晋作者之

①

郭浩帆《虞姬与第一首古诗作者关系考辨》，《济南大学学报》，1999年06 期，第42 页。

②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前的五言诗中。据笔者检录，约计有五言诗44 篇，如下:

卷一十六 鼓吹曲辞一汉铙歌【上陵】

卷一十六 鼓吹曲辞一汉铙歌【有所思】

卷二十六 相和歌辞一相和曲上【江南】

卷二十七 相和歌辞二相和曲中【东光】

卷二十八 相和歌辞三相和曲下【鸡鸣】

卷二十八 相和歌辞三相和曲下【陌上桑三解】《艳歌罗敷行》

卷三十 相和歌辞五平调曲一【长歌行】“青青园中葵”“仙人骑白鹿”“岧岧山上亭”三篇

卷三十二 相和歌辞七平调曲三【君子行】

卷三十四 相和歌辞九清调曲二【豫章行】“白杨初生时”篇

卷三十四 相和歌辞九清调曲二【相逢行】

卷三十五 相和歌辞十清调曲三【长安有狭斜行】

卷三十七 相和歌辞十二瑟调曲二【陇西行】“天上何所有”篇

卷三十七 相和歌辞十二瑟调曲二【步出夏门行】“邪径过空卢”篇

卷三十七 相和歌辞十二瑟调曲二【折杨柳行四解】“默默施行违”篇

卷三十七 相和歌辞十二瑟调曲二【西门行六解】本辞篇

卷三十七 相和歌辞十二瑟调曲二【东门行四解】本辞篇

卷三十八 相和歌辞十三瑟调曲三【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篇

卷三十九 相和歌辞十四瑟调曲四【艳歌何尝行四解】“飞来双白鹄”“念与君离别”二篇

卷三十九 相和歌辞十四瑟调曲四【艳歌行】“翩翩堂前燕”篇

卷三十九 相和歌辞十四瑟调曲四【艳歌行】“南山石嵬嵬”篇

卷四十一 相和歌辞十六楚调曲上【白头吟二首五解】本辞篇

卷四十一 相和歌辞十六楚调曲上【怨诗行】“天德悠且长”篇

卷四十二 相和歌辞十七楚调曲中【怨歌行】班婕妤

卷六十一 杂曲歌辞一【秦女休行】左延年

卷六十一 杂曲歌辞一【驱车上东门行】“驱车上东门”篇

卷六十二 杂曲歌辞二【伤歌行】“昭昭素明月”篇

卷六十二 杂曲歌辞二【悲歌行】

卷六十三 杂曲歌辞三【羽林郎】后汉·辛延年

卷七十二 杂曲歌辞十二【西洲曲】古辞

卷七十三 杂曲歌辞十三【董娇饶】后汉·宋子侯

卷七十三 杂曲歌辞十三【焦仲卿妻·古辞】

卷七十四 杂曲歌辞十四【枯鱼过河泣·古辞】

卷七十四 杂曲歌辞十四【冉冉孤生竹·古辞】

卷七十六 杂曲歌辞十六【定情诗】后汉·繁钦

卷八十四 杂歌谣辞二歌辞二【戚夫人歌】

卷八十四 杂歌谣辞二歌辞二【李延年歌】

卷八十四 杂歌谣辞二歌辞二【离歌】“晨行梓道中”篇

卷八十四 杂歌谣辞二歌辞二【黄门倡歌】“佳人俱绝世”篇

卷八十七 杂歌谣辞五歌辞五【城中谣】“城中好高髻”篇

卷八十七 杂歌谣辞五歌辞五【箜篌谣】“结交在相得”篇

卷八十七 杂歌谣辞五歌辞五【汉成帝时歌谣】“邪径败良田”篇

这些乐府古辞中，最迟发生的当属《江南》和《西洲曲》，后人据其风格定为南朝民歌;题名班婕妤、左延年、辛延年、宋子侯、繁钦的五言诗，后人对其真伪俱有疑惑;陌上桑、焦仲卿妻两篇长篇叙事诗，一般认为分别为汉、魏时期作品(木斋先生甚至直接将焦仲卿妻推定为曹植所作)，但疑点亦多;杂歌谣词类7 篇为两汉所作疑问最小，甚至可以确定其具体写作朝代;其它古辞类，一般都认为是汉五言诗，但并非全都证据确凿，并无充分证据能证明其具体写作年代。

2.《玉台新咏》中亦载有少量未署名“古乐府”与“乐府诗”。计有12 篇。一般认为是汉五言诗，但并不能十分肯定。

卷一 古乐府六首 其一日出东南隅行-日出东南隅(言罗敷事)

卷一 古乐府六首 其二 相逢狭路间-相逢狭路间

卷一 古乐府六首 其三 垅西行-天上何所有

卷一 古乐府六首 其四 艳歌行-翩翩堂前艳

卷一 古乐府六首 其五 山行雪-皑如山上雪

卷一 古乐府六首 其六 双白鹄-飞来双白鹄

卷二 乐府三首 其一 美女篇“美女妖且闲”

卷二 乐府三首 其二 种葛篇“种葛南山下”

卷二 乐府三首 其三 浮萍篇“浮萍寄清水”

卷三 乐府三首 其一 艳歌行“扶桑升朝晖”

卷三 乐府三首 其二 前缓声歌“江离生幽渚”

卷三 乐府三首 其三 塘上行“游迁聚灵族”

3.《昭明文选》也载有少量未署名五言“乐府”古辞，计4 篇，一般认为是汉诗。如下:

卷二十七 乐府四首古辞 其一 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边草

卷二十七 乐府四首古辞 其二 君子行“君子防未然”

卷二十七 乐府四首古辞 其三 伤歌行“昭昭素明月”

卷二十七 乐府四首古辞 其四 长歌行“青青园中葵”

(三)署名五言诗类(包括虞姬、枚乘、班婕妤、李陵、苏武、班固、张衡、郦炎、秦嘉、蔡邕、辛延年、宋子侯等)

题 名 题名作者 作者时代 原 文 出处质疑者和项王歌(逯钦立名) 虞姬 秦末 “汉兵已略地”篇 《史记》正义引西汉陆贾《楚汉春秋》郭浩帆杂诗九首(《玉台新咏》名) 枚乘 西汉 略《玉台新咏》题名九首;《诗品》言陆机拟作古诗，查《陆士衡集》存拟作十二首;《昭明文选》选十九首钟嵘《诗品》;《昭明文选》之萧统、李善团扇(《诗品》名) 班婕妤 西汉 “新制齐纨素”篇《诗品》“汉婕妤班姬诗”目题名“团扇”;《昭明文选·卷三十》选诗并题名“杂诗班婕妤”刘勰《文心雕龙-明诗》①;严羽《沧浪诗话-考证》

①［梁］刘勰《文心雕龙》卷二，四库全书本。

与苏武诗三首(《文选》名) 李陵 西汉“良时不再至”篇“嘉会难再遇”篇“携手上河梁”篇《昭明文选·卷二十九·杂诗上》杂诗三十首(其二)(《文选》名)李陵 西汉 “樽酒送征人”篇 《昭明文选》卷三十杂诗三十首其二古诗四首(《文选》名) 苏武 西汉“骨肉缘枝叶”篇“黄鹄一远别”篇“结发为夫妻”篇“烛烛晨明月”篇《昭明文选》卷二十九杂诗上颜延之《庭诰》①;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刘知几《史通-杂篇下》;苏东坡《答刘沔都曹书》;洪迈《容斋随笔》;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②咏史(《诗品》名) 班固 东汉《诗品》题名;《文选》卷三十六李善注著录;《史记正义·仓公卷》著录孙亭玉③同声歌(《玉台新咏》名) 张衡 东汉 “邂逅承际会”篇《玉台新咏》卷一;《乐府诗集》卷七十六载并引《乐府解题》言“同声歌，张衡所作也”见志诗(《文选》名) 郦炎 东汉“大道夷且长”篇“灵芝生河洲”篇《后汉书·郦炎传》赠妇诗(《玉台新咏》名) 秦嘉“人生譬朝露”篇“皇灵无私亲”篇“肃肃仆夫征”篇木斋饮马长城窟行(《玉台新咏》名);翠鸟诗(逯钦立名)蔡邕 东汉“青青河边草”篇。“庭陬有若榴”篇《玉台新咏》《蔡中郎集》;《蔡中郎集外集》 《文选》作古辞羽林郎诗(《玉台新咏》名)辛延年 “昔有霍家姝” 《玉台新咏》卷一《书钞》(作辛延寿);《后村诗话》(作后汉李延年);木斋董娇饶诗(《玉台新咏》名) 宋子侯 “洛阳城东路”篇 《玉台新咏》卷一 木斋秦客诗;鲁生歌(逯钦立名) 赵壹 东汉“河清不可俟”篇(秦客诗)“势家多所宜”篇(鲁生歌)《后汉书·赵壹传》悲愤诗(逯钦立名) 蔡琰 汉末 略《后汉书》:琰归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苏轼等

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卷三十六。

②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孙亭玉《班固＜咏史诗＞的真实性质疑》，《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报》，1996年06 期。

从上表看，今人对这些署名五言诗多是持怀疑态度的。其中西汉几首几乎遭到了学者的一致否定，而东汉诗，被怀疑的对象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如历史上班固、秦嘉诗几无怀疑，但今天已开始有人提出明确怀疑了。

(四)“古诗”类(包括《文选》《诗品》《玉台新咏》载各类“古诗”如“古诗十九首”等)

《诗品》卷上“古诗”条，按其意推断，所据古诗当在61 首以上;《文选》卷二十九载“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卷一载“古诗八首”:“上山采糜芜”“凛凛岁云暮”“冉冉孤生竹”“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四座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卷二载“弃妇诗一首”。考虑其中可能重复，做保守估计，三者所载古诗总数仍当在61 首以上。这些古诗的年代定位，以目前资料看，似乎尚难以达成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木斋先生在“古诗”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研究，将古诗年代初步定在建安，是近年来古诗研究最值得注意的工作和新方向，但是其论证的可信度，尚需研究界进一步论证并时间检验。

现存四大类早期完整五言诗，时代定位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疑点。史载“歌谣”类时代定位争论最少，其中部分作品确凿无疑可以定位发生在秦汉;乐府类五言诗时代定位则较复杂，其中，《乐府诗集》收录的相对而言比较可靠，其题名“古辞”置于魏晋作者之前的五言诗中大部分可以认为是汉代作品，而《文选》《玉台新咏》收录则较杂，不少可能是魏晋及以后作品，需要详细辨析;署名五言诗类(包括虞姬、枚乘、班婕妤、李陵、苏武、班固、张衡、郦炎、秦嘉、蔡邕、辛延年、宋子侯、焦仲卿妻等)相对而言得到较多研究，其中虞姬、枚乘、班婕妤、李陵、苏武等西汉诗遭到比较一致的质疑，多认为是东汉及以后作品，在未出现新的证据的情况下，这方面争论的潜力似乎已经不大;“古诗”类(包括《文选》《诗品》《玉台新咏》载各类“古诗”如“古诗十九首”等)的作者及时代定位最为复杂，传统一般直观认为这些多是东汉或汉末诗歌，但限于资料缺乏，难于定论，木斋先生新起炉灶，力主这些诗歌多与建安时代相关，古诗十九首多与曹植相关，为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口。①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从以上资料讨论看，虽然大多数早期五言诗存在疑点，但仍有部分五言诗可以确凿无疑定位为秦汉五言诗。这些诗歌包括史载“歌谣”类中确定无疑的11 首，《乐府诗集》收录古辞44 篇除去可疑署名类及与前11 首重复者外尚余下难以质疑的33 首:汉铙歌【上陵】、汉铙歌【有所思】、相和曲【江南】、相和曲【东光】、相和曲【鸡鸣】、【长歌行】“青青园中葵”“仙人骑白鹿”“岧岧山上亭”、平调曲【君子行】、【豫章行】“白杨初生时”、清调曲【相逢行】、清调曲【长安有狭斜行】、瑟调曲【西行】“天上何所有”篇、【步出夏门行】“邪径过空卢”篇、【折杨柳行四解】“默默施行违”篇、【西门行六解】本辞篇、【东门行四解】本辞篇、【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篇、【艳歌何尝行四解】“飞来双白鹄”“念与君离别”二篇、【艳歌行】“翩翩堂前燕”篇、【艳歌行】“南山石嵬嵬”篇、【白头吟二首五解】本辞篇、【怨诗行】“天德悠且长”篇、【驱车上东门行】“驱车上东门”篇、【伤歌行】“昭昭素明月”篇、杂曲歌辞【悲歌行】、【羽林郎】、【枯鱼过河泣·古辞】、【冉冉孤生竹·古辞】、【离歌】“晨行梓道中”篇、【黄门倡歌】“佳人俱绝世”篇、【箜篌谣】“结交在相得”。就这两部分而言，就有较可靠的秦汉五言诗44 首。其他还有《文选》《玉台新咏》等所收录的古乐府类、古诗类，署名文人的五言诗类，尚未考虑在列。秦汉五言诗的确凿存在，显示远在秦汉，诗人们就已经开始掌握了五言诗的体制，写出了相对完整的五言诗歌，五言诗体制在秦汉时代已经获得了相对独立的诗体地位。

结 语

五言诗确实是非常重要的诗歌体式，说它是中国诗歌走向成功的关扼也不过分。五言诗在节奏和声律上的探索引领了中国诗歌从汉魏到唐宋上千年的演进历程，并成功形成了中国诗歌的两大审美范式和两座高峰。站到这个高度上看，五言诗的发生发展研究确实具有极端重要意义。五言诗发生历程的不清晰确实令人感到相当遗憾。上个世纪后二十年，人们对五言诗声律演变研究，也就是齐梁初唐诗歌的嬗变，投入了巨大精力，形成了研究热点和高潮，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本世纪以来，五言诗发生发展研究持续增热，木斋先生引领的五言疑古热正方兴未艾，汉魏五言诗研究也许正在成为中国诗歌研究的新一轮焦点和中心。当然，当前五言诗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就笔者见到而言，今后五言诗研究可能尤其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扩大研究的视野，即需要将以前较少关注的史载“歌谣”类、乐府诗类、古诗类五言诗，与大家关注较多的署名五言诗类，一起纳入五言诗考察范畴，形成五言诗研究的整体格局;另一个是要对研究涉及的名词术语与传统观念给予足够尊重和重视，必要时应对模糊不清的术语进行辨析。五言诗研究目前存在大量疑点和空白，这也正是五言诗研究的前景所在。本文通过对五言诗的辨体和对早期五言诗资料的梳理，提出不同的看法与木斋先生商榷，并就正于同行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