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德莱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黎晴

（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严复与德莱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黎晴

（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梳理严复与德莱顿的翻译实践和译论，比较分析两者在翻译标准与方法、翻译之难、翻译目的与功用和译者素养等方面的异同，探讨中外翻译理论共通的内在规律，揭示翻译的复杂性及其启示意义。

严复；德莱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严复（1854-1921）以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的身份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在中国翻译界被称为“中国近代‘译学’之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以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的头衔显赫于17世纪的近代英国，被英国学界称为“第一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严复一生共完成11部著作，涉及的领域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八大名著”或“严译八经”。德莱顿一生也译作颇丰，但主要是文学诗歌，代表作有维吉尔的《伊尼特》（Aeneid）和《农事诗》（Farming Poems）、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贺拉斯的《诗艺》（Art of Poetry）、荷马的《伊里亚特》（The Iliad）等。他们都没有专门的翻译论著，其译论都仅穿插在他们各自译作的“译例言”或“序”中。严复涉及翻译的文字主要有5篇，其中对翻译的评述总共只有约2 000字。《〈天演论〉译例言》（1898）是他最集中，最重要的译论。其余4篇是《〈原富〉译例言》（1901）、《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1902）、《〈群己权界论〉译凡例》（1903）以及《〈名学浅说〉译者自序》（1908）。德莱顿的译论也主要体现在他的5篇译序中，直接论翻译理论的文字约4 000单词。Preface to Ovid’s Epistles Translated by Several Hands（1680）中的译论最多最集中。另外4篇是Preface to Sylvae,or The Second Part of PoeticalMiscellanies（1685），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Originaland Progressof Satire（1693），Dedication of the Aeneis（1697）以及Preface to Fables,Ancient and Modern（1700）。本文拟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梳理二者的主要翻译思想，探讨翻译的复杂性和中外译论的共通规律，揭示其对当今的翻译及研究者的启示意义。

一、关于“翻译标准”与“翻译方法”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开篇便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翻译原则和标准。他说，翻译“求其信，已大难矣”；但若信而不达，“虽译犹不译也”，故必求“达”。所谓“信”，就是忠实于原著，“达”就是译文通顺畅达。这是翻译的起码条件。为达这一标准，严复提出了具体的翻译方法：“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由于中英文构句与行文的巨大差异，译者必须“全文神理，融会于心”，然后才能“下笔抒词，自善互备。”对于原文语言复杂、原理深奥之处，“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这一切皆为“达旨”，最终以靠近“信”的标准。“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信”、“达”之外还要求“雅”。“雅”是指文采。严复认为：“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1］1可见，严复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和“抑词就义”等做法，以“达易”，求显。他的“雅”，是为了“达”，是追求“达”的手段和方法。也就是说，严复翻译标准的中心是“信”，“达”和“雅”皆为此服务。

德莱顿在其第一篇译论（1680）中也明确提出“翻译方法三原则”：词译、释译和拟译。“词译”（metaphrase）指词对词、行对行将原作者的语言转化成另一种语言。“释译”（paraphrase），又称“活译”（translation with latitude），指译者时刻让人见到作者的真面目，但他并不亦步亦趋地紧随原作的的字词，只略守其意，有时或有所引伸，但不会更改原意。“拟译”（imitation）指译者擅作主张，不但将原作的字词、意义随意更改，必要时索性一概背弃，只略守其意，然后随心所欲，随意发挥，完全脱离原作的格律和结构。德莱顿认为，词译强调与原文逐词相对，局限于原文的韵律，使译者陷人“带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的窘境。拟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创作而不是翻译，译作充满新的内容，变成另一个诗人的创作，谁想了解原作者的思想都会感到失望。“公正地说，拟译是译者表现自己的最好方法，但他对九泉之下的作者的英灵和声誉，却是一种莫大的不公。”［2］德莱顿认为词译和拟译是两个极端的翻译方法，他提倡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中庸之策：释译。在不悖原作意义的前提下，享有用字遣词的自由。

可见，严复的“翻译标准三原则”注重翻译结果，通过最终的标准与结果，反过来衡量与要求翻译过程各个环节的具体操作。德莱顿的“翻译方法三原则”强调翻译的实践过程，通过中间环节的过程与方法，达到最终预期的结果。因此，他们对于翻译的总体目标是共同的，可谓“殊途同归”。然而，二者的“翻译标准”或“翻译方法”却并非各自首创。严复“信达雅”可以追溯到1700年前支谦的《法句经序》。对此国内学者钱钟书指出“严复《天演论》译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3］辜正坤也说过“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4］。自支谦之后，“信达雅”三字仍零散地出现在翻译家的译论之中，如唐玄奘就力倡“信”的准则，并在翻译实践中身体力行。德莱顿的“翻译方法三原则”早在古罗马时期就被提及。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论演说家》和《论最优秀演说家》中就提出“imitation”；犹达欧斯（Philo Judaeus）在《摩西生平》就提出了“metaphrase”和“paraphrase”。之后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些方法与原则被重新发现，不断加强，一直到17世纪末由德莱顿进一步条理化，使这三原则在西方翻译界家喻户晓。

二、关于翻译之难

严复与德莱顿虽然都提出了各自的翻译标准和原则，但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二者都不是其翻译方法的完美实践者。严复的《天演论》基本是意译。他说“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1］2他的《原富》可谓直译，他在该书《译事例言》中说：“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1］3同时还表明：只有一处概括译之，有两处删削以及此做法原因。在《＜名学浅说＞译者自序》中说该书翻译的方法已经是改写，并解释道：“中间义指，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1］4严复的实际翻译方法黄忠廉先生概括为六种：摘译、编译、译述、译评、综译和译写，并认为“信、达、雅”是其翻译思想的高度，起着明确方向的作用，而其“达旨术”是其翻译思想的低度，起脚踏实地完成翻译实践的作用。

德莱顿在其首篇译论（1680）中认为“拟作”与“词译”是翻译方法的两极(imitation and verbal version are two extremes)，他本人倾向于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庸做法“释译”。到了第3篇（1693），德莱顿提出翻译“通常”的方法是介于“释译”与“拟作”之间( betwixt a paraphrase and imitation,not too close to the author in translation)。在第4篇（1697），德莱顿提出翻译需掌控于“释译”与“词译”之间(to steer betwixt the two extremes of paraphrase and literal translation)。但在最后一篇译论（1700）谈翻译乔叟作品时却说，他并未将自己束缚于“词译”，为了弥补原作的不足和改进英语诗歌，他对原作进行了加减，包括使用了补偿法。

严复与德莱顿所论的翻译方法都经历了“意译”、“直译”、“改写”与“释译”、“词译”、“拟作”三个阶段。翻译之难已是两者的共同认识。严复曾形容自己译书的艰苦：“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德莱顿也在他第一篇译论说：“我承认自己逾越了所定的原则，超越了翻译所允许的自由度。”［6］

三、关于翻译目的与功用

严复处在民族危亡、祖国灾难日深的近代中国。他主张“西学救国”，认为西学可以启迪民智，消除愚昧落后，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救亡图存。基于此，严复翻译西方八大名著，不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经典经济思想、政法理论、社会学说、科学方法论以及实证哲学正确地介绍给国人，而且在译书中加了大量的按语与书评。这些按语与书评是对所译内容精当的注释与阐发，也是严复结合当时国内实情所发表的己见。在《天演论》中他强调“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观点。在《原富》中宣传民权思想，大量探索中国富国富民之方略。在《法意》中反对片面贞操观念。严复的译著总体都服从于启蒙思想、救亡图存的大目标，具有明确的启迪大众心智与改良社会现状的目的和功用。然而，除翻译的社会功用外，严复同时也按照古代文章学的标准兼顾“尔雅”。他认为，传播学术、文明，启迪心智的语言必须是“尔雅”之词，因为“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5］1。只有精美的译文才能藏之名山而不朽，“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誉之：“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5］2

17世纪的英国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动荡，但经济获得了充分发展，社会繁荣，科技发展加速，翻译活动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黄金时代。德莱顿一生除翻译过历史、传记、绘画艺术各一部作品外，其绝大部分都是诗歌。这就决定了他对译文美学价值与意义的追求和强调。德莱顿在第2篇译论(1685)中提出翻译好比绘画艺术（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drawing），存在着两种相似：美的相似和丑的相似；优秀的译者必须懂得艺术，在保留原作者特点的基础之上使其显得尽可能迷人，做到美的相似。译不出美感的东西就应当放弃。在第3篇译论中谈到诗歌翻译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为读者提供愉悦与美的享受。他认为，那些“绅士与女士”读者们虽然非专家、学者，但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品位，能够在译文中辨别出与原作者声望相符的才情、性格、言辞与巧智。为此，德莱顿努力使原作者就像当地英国人一样，讲“当时”“当地”的英语，正如他所描绘的“拟作”，即译者就同样题材不搬原诗人的词句，也不局限于他的意思，而只把他当作一个模式，同时设想该诗人与其生活在同时代同一个国家，使用他可能会使用的方式作诗。但同时德莱顿也强调，伟大而崇高的作家不允许译者追逐得太近。当译者认为抓到了原作者“身体”之时，却丧失了其“精神”，此时只有“皮毛”依存，而其“神韵”早已随着崇高的思想、精当的语言、巧妙的措辞而“魂飞魄散”。德莱顿在译诗中借用许多典雅的古希腊、罗马拉丁语词汇，以弥补英语词汇中表达某些概念的缺失与情感的粗鄙，丰富与精雅英语文学语言，提升了译文的美学功用，使读者获得最大的愉悦效果。

可见，严复与德莱顿因所处时代背景不同，所翻译的内容和题材不同，各自的翻译目的和功用不同。但他们对于翻译语言与风格的精益求精，在“达旨”与“尔雅”，“意译”与“神韵”的追求上，却具有相通之处。

四、关于译者素养要求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谈到“象寄之才”虽多，但译文能“达旨”的极少，原因有三：“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辩之者少，三也。”也就是说：一不能深入理解原文，二不能全面了解原文，三不能仔细分析原文。总之，“不达”“不信”的根本原因是理解问题。为此，严复提出译者最好能通多种语言：“英国名学家约翰·穆勒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6］1同时，严复也十分重视译者的中文水平。他在信中不止一次谈到，许多翻译和留学生，中文水平太低，“根柢皆极浅薄”，“不徙洋文，即汉文通者已为至少”，当时在英国留学者已有数十人，“其中（英文）甚有佳者，恨中文则大抵不通耳”。他在1898年《论译才之难》一书又中说：“……近见《昌言报》第一册译斯宾塞尔《进说》数段，再四读，不能通其意。因托友人取原书试译首段，以资互发。乃二译舛驰若不可以道里计者，乃悟前言非过当也。”“再四读，不能通其意”的原因在于译者根本不理解原文中的学理，因《进说》一文系赫胥黎的少作，为“天演先声，全书嚆矢。其旨欲牢笼万化，并为一谈”［6］2。读此文的人倘于“天地人、动植、性理、形气、名数诸学”未曾进行过研究，就很难看懂赫氏原意。而《昌言报》上的译文之所以与原著相背“若不可以道里计者”，就是因为译者缺乏理解《进说》一文起码的专业知识。在复汪康年的信中他说，有些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并不是仅“兼通中西文字”的人就可以翻译的，译这类学术著作，“译手非于西国普通诸学经历一番，往往不知书中语为何，己先昏昏，安能使人昭昭？［7］

德莱顿在第1篇译论中便声明：没有人能够译诗，除非他本身具备诗人的才华，且精通原作语言和母语。译者仅仅了解诗人的语言还不够，更要了解诗人的思绪和表达手法。然后将自己的才华顺应原诗人的才华，保持原意，调整措辞。最后他感叹，好的译文少而又少，原因就是太缺乏这样全才的译者。在第2篇译论中他进一步强调了译者母语水平的重要性，要求译者要有判别母语使用好坏、纯洁与否的敏锐眼光，同时还要掌握母语的用词与风格，要对原诗人的秉性心领神会。除语言之外，译者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liberal education)、大量的阅读(long reading)、精读经典(digesting of those few good authors we have amongst us)了解人情百态(the knowledge ofmen and manners)、熟悉绅士女士们的言谈举止(the freedom of habitudes and conversation with the best company of both sexes)等。最后，德莱顿又进一步强调文学诗歌译者的必备条件：他必须完全理解原作者的母语，而且绝对掌握自己的母语。要做精湛的译者，他必须是精湛的诗人。严复与德莱顿从自身的实践经验出发，都感悟到提高译者的知识素养，增加各种专门知识的储备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德莱顿从美学的角度从语言技能、风格到译者与原作者的性格天赋是否吻合对文学诗歌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综上所述，严复与德莱顿都是中西古代与传统翻译评论集大成者和推广者、现代译论的开拓者，但却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理论家。然而，他们所谈及的翻译标准与方法、翻译之难、翻译目的与功用以及译者素养等方面的内容却是后人探讨翻译基本问题几乎都离不开的范畴，直到今天对我们的翻译研究都有着巨大的启发性和影响力。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的理想要求，抑或译者的素养要求，都是一种境界，须仰望才可见！因此，对于译者来讲，必须提升自我的知识视野和文化体味，才能在不断地翻译实践中，找到绝佳的契合点。

［1］罗新璋.翻译论集［C］.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修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4］辜正坤.当代翻译学建构理路略论［J］.中国翻译,2001(1):9-13.

［5］王秉钦,王颉.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2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6］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修订本.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7］王栻.严复集:第三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8］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9］牛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牛人牛语:中国学者牛津讲演录［C］.北京:同心出版社,2012.

［10］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11］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2］赵巍,石春让.比较译学的个案研究引发的思考［J］.外语学刊,2005(5):96-100.

［13］黄忠廉.严复翻译思想研究百年回眸［J］.福建外语,1998(3):19-23.

［14］黄忠廉.严复翻译思想的另一面［J］.中国科技翻译,1998(11):18-20.

［15］KerW P.Essays of John Dryden［C］.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

［16］SchulteR,Biguenet J.TheoriesofTranslation:An AnthologyofEssays from Dryden toDerrida［M］.Chicagoand London: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

［17］DouglasR.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Nietzsch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and Research Press,2006.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Ideas of Yan Fu and Dryden

LIQ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After giving brief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ranslation theories of YanFu and John Dryden,we especially make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ir main translation ideas about translation standards and methods,translation difficulties,translation purposes and functions,and translator’s qualifications,aiming to explore the common inherent laws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and the West,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itself and enlightenments on today’s translation studies.

Yan Fu;John Dryden;translation ideas;comparative study

H 315.9

A

1007-5348（2014）07-0047-04

（责任编辑：廖铭德）

2014-03-10

黎晴（1971-），女，贵州铜仁人，韶关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