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人的理性情爱构想

许秀珍

（安徽师范大学 附属外国语学校，安徽 芜湖 241000）

情爱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文化，千百年来一直都牵动着人们贪恋的目光。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所展现的情爱观凭借其无可阻挡的魅力，拔得头筹，顺理成章的成为诸多思想家关注的对象，他们对情爱的思考与分析代表了当时古希腊人最普遍认可的情爱观念，将古希腊人情爱观的本质特征——理性情爱展露无遗。

一般来说，理性的看待情爱是一个民族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公元前6-4世纪是古希腊社会繁荣昌盛时期，物质财富迅速增长，精神生活充实多彩。虽然这一时期战争仍频繁发生，但比起之前，闲暇时间相对较多，而“在希腊人想来，一有闲暇的时间，人们很自然地是去思考和探寻万物之理”［1］20。古希腊的思想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思考包括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在内的种种人生问题。

一、和谐之爱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82-493年），一个前苏格拉底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他认为，数是世界万物的根基和本原，一切事物都是按照数的和谐关系有秩序地建立起来的［2］59。不难看出，“和谐”与“有秩序”是数的两个关键特征，而这两点也是毕达哥拉斯道德观的核心所在。爱情、友谊、正义等等非物质的事物也是建立在数之上，爱情和友谊用数字“八”表示，因为爱情和友谊是和谐，而八个音度是和谐［3］18。他强调古希腊中庸的传统美德，反对过分的行为和欲望，尤其反对过度的情欲，力主节制食色行为，避免过度情欲带来的痛苦［2］60。很显然，在毕达哥拉斯看来，合乎道德的情爱就是合乎中庸，不过度且和谐的情爱。

有“晦涩哲人”［3］20之称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70年），是前苏格拉底时期与毕达哥拉斯齐名的又一出色的哲学家。他继承了早先于伊奥尼亚发展起来的唯物思想，把火看成世界万物的原质，但火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永不止息的活动者，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他称宇宙的本质和规律为 “逻各斯”，是万物的始基和火的特性。“逻各斯”不仅是对自然思考的结果，也包含对人生态度的思考，只有遵循“逻各斯”的人，才是有智慧的人。而要想遵循“逻各斯”，就必须抛弃心中过分的欲望和要求。贪婪会带来毁灭，很多彼此爱慕的人皆为此自相残杀。赫拉克利特尤其厌恶物质享乐，并严厉的抨击了斯巴达城邦，认为是斯巴达女子的放纵消磨了他们民族坚强勇敢的气质。在对待幸福的问题上，他特别强调精神的快乐，认为高级的快乐胜于低级的快乐，精神的快乐要高于肉体的快乐。为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必须与“潮湿的灵魂”作斗争，从而保持灵魂的干燥［2］68-77。据此而言，赫拉克利特的理性情爱无疑是遵循“逻各斯”的，高尚的情爱。

与前面两位哲学家相比，堪称原子学说代表人物的德谟克里特（公元前460-370年）这位后起之秀的表现也颇为精彩，一方面继承了前人优秀的思想成果，另一方面又加入自己的元素，将其发展壮大。他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永远运动的原子构成，人也是如此，是灵魂与肉体原子的结合。可见，原子论中既包括了对自然秩序的思考，也含有对人生伦理品性的思考。他重视人生对现世幸福的追求，觉得是人的自然本性使然，理性即是人的本性，“对德谟克里特来说，灵魂和理性是同一的东西”［3］38。与赫拉克利特一致，他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和宁静，肯定了灵魂的快乐高于物质的快乐，不同之处在于，他承认物质享受的合理性，也不排斥感官快乐。但这并不表示人们可以一味的沉溺于感官享乐中，相反，对此类欲望和要求必须加以克制，他同意毕达哥拉斯的看法，声称情爱和饮食一样不能过度，否则会带来巨大的痛苦。只有节制和适度的行为，才能让人们获得心灵的安静［2］135-138。他歧视妇女，却重视男人之间的友谊，不赞许意识可能被欢乐所倾倒的恋爱［4］106。无疑，随着本性去追求适度的物质享受和宁静的灵魂快乐之情爱乃是德谟克里特心中真正的理性情爱。

二、节制之爱

如果说上述三位哲学家表现不俗，那么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年）定是卓而不凡。他出生在雅典，见证了雅典的辉煌与伟大，也体验了雅典行将衰落的痛苦与不幸。虽然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本人并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关于他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只能从其弟子的作品中获取。单就苏格拉底对待情爱的态度而论，可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窥得一二。苏格拉底同意爱情是一种强烈欲望的看法［5］7，但相爱的双方要真诚善良的对待彼此［5］10，切不可因为某些卑鄙的目的与别人在一起，这会有辱一个人的光荣与正义［5］29。爱情和饮酒一样，多饮必伤身，尤其是要谨防那些青春美貌的人，一旦和这群人沾上关系，情欲之火就会越烧越旺，难以脱身［5］8，许多人就是因为沉湎于爱情的缘故而做出一些无耻下流的勾当。所以，一定要严格的自我节制，他本人就是忠实的践行着这一理论。“他相信自己由于这样的自我节制，并不比那些费心劳力追求满足这些欲望的人所享受得更少，而且还少受了许多焦思劳行之苦”［6］15。如此说来，惟有自我掌握，自我节制的情爱才无损于一个人的正义、勇敢、光荣与智慧，才可能获得美德和真理，才算得上是理性情爱。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作为苏格拉底最有才华的弟子，在人才辈出的古典时代很快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古希腊最杰出、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对情爱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会饮篇》与《斐德罗篇》两篇对话录里。他承认爱与美之神有两位，一位出自尘世，统治着下等人的情欲，另一位来自天国，是完全男性的，没有沾染任何荒淫和放荡。很明显，他把情欲和爱情分开对待，认为情欲是低级的趣味，只会消磨人的斗志，让人荒淫无度，失去自我。相比之下，爱情则是高尚的行为，催人追求智慧和全德，让人伟大而高尚，坚强而勇敢。世界上最强大的快乐和欲望都来自爱情，爱情是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真正的爱情只存在于男性之间［6］180e-181e。为了奔向幸福的未来，达到至善的彼岸，人必须克制低级的情欲。柏拉图指出，灵魂中有两匹马，一匹是爱好荣誉，谦虚而节制的良马，另一匹是容易冲动，野蛮而骄横的劣马。有爱情的人同床共眠时，灵魂中的劣马会为自己的辛苦索取回报，这是充满肉欲的低俗的爱情。但好马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们也睡在一起，只是他们是抱着敬畏和谨慎之心在一起的。如果心灵中比较高尚的成分占了上风，引导他们过一种有纪律的、哲学性的生活，从而征服灵魂中恶的力量，释放善的力量，成为主宰自己心灵的人，那么彼此就会幸福和谐的生活［7］256a。因此，顺从有节制的欲望，与钟爱的对象和谐匹配，并以至善为目的的爱情必定是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性情爱。

“江山代有才人出”。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成为古希腊最卓越的哲学家，其研究范围几乎涉及了当时所能达到的一切知识领域，不愧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多才的一位。与恩师柏拉图的理想化不同，亚里士多德采取了比较现实的处世态度，对古代社会的道德伦理思想作过全面的考察和分析，著有伦理学方面的作品，并在当中对友爱、快乐、节制等与情爱有关的思想论述颇多。他把友爱看作德性的一种，以感情为驱动力，以快乐为基本点，以幸福为目的地，从总体上来说是善的和令人愉悦的东西，值得追求［8］1115a-1158a。但是，人的感情又根本不同于本能且低级的动物性冲动，而是通过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的，符合道德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情爱的高尚与否。任何过度的纵欲和沉湎都会遭到世俗的唾弃，所以，对情爱的追求切不可盲目和过度，必须遵循一种最好的方式。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中，节制是情爱追求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德行，直接与快乐的适当程度相关，只有节制住过分放纵的欲望，才能享受真正健康快乐又合适的情爱［8］1119a。而与节制具有相同品质的古希腊传统思想——中庸或中道，它也能调整人的情感方式，求得一种适度和适中。“既然节制和中庸是最好的品质，那么人生所有善德就完全应当以（毋过毋不及的）中间境界为最佳”［9］。爱作为善德的一种，理所当然的应该走节制和中庸之路，即在对待情爱问题上，要把握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对合适的人表达合适的情感，并采取合适的求爱方法，杜绝过度或不及的追求。故而，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情爱实为一种合理节制，合乎中道的善德之爱。

三、结语

纵观上述几位思想家们的情爱思想，不难看出，一定时代的情爱观念总是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状况和经济关系密切联系。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社会上升发展时期，在维护城邦最高利益的前提下，几乎无一例外的站在奴隶主的阶级立场上，采取符合奴隶主阶级需要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在维护奴隶主阶级整体利益的同时，也相当重视城邦公民个人的情爱需求，注重人性，肯定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2］4，大有摆脱宗教神学思想束缚之趋势，只是这种情爱方式必须遵守古希腊传统的中道思想，防止过度或不及，主张以节制情欲来高尚爱情。概括而言，古希腊人的理性情爱乃是现实生活里无损于城邦利益且符合阶级需要的情爱，节制而适度。

［1］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的精神——西方文明的源泉［M］.葛海滨,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2］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3］梯利.西方哲学史［M］.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柏拉图.会饮篇［M］//色诺芬注疏集——色诺芬的《会饮》.刘小枫,甘阳,编.沈默,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7］柏拉图.斐德罗篇［M］//柏拉图全集:卷二.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克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9］Aristotle,Politics［M］.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1295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