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树下的围城
——试析《榆树下的欲望》的悲剧性

雷杨

（华南师范大学）

榆树下的围城
——试析《榆树下的欲望》的悲剧性

雷杨

（华南师范大学）

尤金.奥尼尔作为美国著名戏剧家，其作品紧扣时代脉搏，深刻地反映了西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灵魂挣扎。《榆树下的欲望》作为其代表作，勇于探索人类性格中最幽暗的角落，以现代主义的手法，向读者展示出在欲望压迫下，孤独心灵的挣扎和突围。本文从人物的冲突救赎以及现代主义艺术创新两方面来阐释剧作的悲剧性。

悲剧性 围城 救赎 现代主义

一、引言

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最伟大的戏剧家，被誉为“美国戏剧之父”，曾先后4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以别具启示性的行文，真实生动地反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社会。在借鉴当时西欧先进戏剧理念的基础上，奥尼尔改造了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浅薄的通俗戏剧传统，创造出具有世界风范的严肃悲剧。

《榆树下的欲望》写于二十年代初，是奥尼尔戏剧发展中的突破，它既非典型的现实主义剧作，也非典型的现代主义实验剧，而是现实主义中糅合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成分。奥尼尔对于“现实”的理解是很广泛的。所谓写真实，在他看来即指环境的真实，人物性格的真实，精神上的真实，也包括作者自我感情的真实流露。其中，奥尼尔尤其注重对人物精神真实的追求。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探索，开启了作者对于象征主义、自然主义等现代主义戏剧手法的实践。通过这些，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充满了“永远派遣不了的苦恼，找不到归属的痛苦；追求的饥渴，对于美好世界的徒然的向往”［1］的悲剧性世界。人们在自己的周围筑起高墙，在这围城中孤独，在这围城中挣扎，最终沦陷。《榆树下的欲望》以悲剧性的叙事，展现了现代人的精神困境。

二、围城中的孤独和挣扎

《榆树下的欲望》以十九世纪美国新英格兰的一个农场为背景，讲述了在欲望驱使下一家人的悲剧命运。主要人物包括父亲凯博特，他的三个儿子彼得、西蒙、伊本，还有他的第三任妻子爱碧。故事主要是围绕着农场的继承权展开，进而引发对在金钱、欲望压抑下孤独心灵的讨论。

故事一开始就营造了紧张、压迫的气氛，“农舍的两侧各有一棵硕大无朋的榆树，既像在护卫它，又像在压抑它。”[1]在这里，榆树是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而存在，在它的笼罩下，一切都显得悲凉、抑郁，没有生机活力。榆树已经严实的遮住了一家人的自由天空，而家人自己又慢慢营造起来一堵墙，“伊本：还得造围墙……墙越垒越高，咱们也被围在里面出不去了！”。如其说这是一堵石墙，不如说是心墙，日复一日将自己和他人慢慢隔绝，围墙中人们的心灵是干枯而又隐忍孤独的。而剧中人物对于孤独命运的极力抗争和摆脱则是各种欲望爆发的精神根源。在这里，劳动者并不能在劳动中获得幸福，恰恰相反，劳动生产出美，却替劳动者生产出畸形和丑陋。“劳动者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产品，已经成为一种脱离了创造者的控制，并与之相对立的格格不入的力量。”［2］

针对上述困境，奥尼尔提出自己的救赎途径——女人救赎。爱碧的到来为这个孤独困顿的家庭提供救赎的可能。身世凄苦的爱碧，本只想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才嫁给一个可以当自己父亲的老男人。文本是这样描述她的“她的嘴角有力、执拗……身上有一种和伊本身上一样的骚动、野性和不顾一切的气质。”[3]在家人眼中她是一个丰满而又充满活力的美貌女人,同时，又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角色。而这种争议，恰恰是推动戏剧情节发展的原动力。对于凯博特来说，是另一个年轻的妻子，能为他传宗接代，同时又可以汲取活力；对于三个儿子来说，是年轻漂亮的继母，同时又是争夺财产的另一个有力对手，尤其是对以未来农场主自称的伊本来说。

而伊本在剧中的表现几近完美的演绎了俄狄浦斯情节。在第一幕中，伊本说“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在我心里往上涨，越长越大——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这就是人性的欲望，对于农庄遗产和性爱的强烈的渴望。爱碧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他逝去母亲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扮演了他干涸心灵的救赎者。在她身上，伊本体验到了不同与敏妮（村中妓女）的感觉，除了肉欲，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但遗产欲望的侵蚀，让他不可能真正信任爱碧，就算是为他生了孩子，警惕之心不减反增。他渴望别人的救赎，可是，在这救赎中，不仅毁了自己，也让真正的救赎遥遥无期。

而爱碧的行为则体现了希腊戏剧的某些特质，“凶残得有点像麦克白夫人，更像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被情人遗弃，愤而杀死亲生儿女”［4］。对于伊本的迷恋，肉欲和母爱的夹杂，在某种程度上救赎了她。在来到凯博特家之前，她与其说是一个性感女人，不如说是一具行尸走肉。伊本让她得到了爱情的滋润，但是，这种不伦的爱情，注定不会得到应有的幸福，更像是一种挣扎，期望得到彼此的慰藉。

三、创作手法的自我突围

奥尼尔一贯主张“剧作的形式服从于内容，为内容服务”。《榆树下的欲望》写于1924年，处于其创作中“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时期，其中不免艺术手法的实验，如自然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等。他的不懈努力，为美国现代戏剧创作开辟一条新路径：

1、自然主义因素。左拉认为自然主义是通过个性看到的人生的一个片段，这就包含着作家的个性和创作。奥尼尔继承并超越了自然主义的传统。首先，他强调社会中人的自然属性，既包括对于物质的占有欲。《榆》中矛盾冲突既是多方位的，又是单一的：多方位体现在父子间、兄弟间、母子间、夫妻间；单一性表现在对财产继承权的争夺，以及对于年轻肉体的占有。其次，注重情节和心理的真实。他的创作目标是“努力在似乎是最卑鄙下贱的生活中找到悲剧中那种使人理想化的崇高品质。”［5］奥尼尔主张写平凡的人，反对将人物故意美化或者丑化。《榆》选取日常生活中的情节，在最普通的场景中，还原最真实的生活。再次，奥尼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自然主义。他把第一次把自己的主观素材，他自己的心灵，运用到创作中。《榆》中多次出现的母亲鬼魂和她背后的某种神秘力量，这既与自己的身世有关，也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创作主观，大大实现了对自然主义手法的超越；

2、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于鬼魂道具的运用，这一点多少受到斯特林堡的启发。伊本母亲的鬼魂控制着整部戏关键的场景。起初是他母亲的鬼魂在驱使他复仇，但母亲好像从来没有离去，依旧在客厅那些角落里，依旧展现着她的关怀。鬼魂道具的使用，一方面增加了故事的神秘色彩，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情节的发展，促进伊本和爱碧的救赎；其次，分隔演区的方法。作者善将双方置于不同的空间，让他们在同一瞬间心灵之间不依赖感官媒介的交往，产生类似心灵感应的效果。在第二幕第二场中，尽管两人隔着墙壁，他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感情：“两人热烈的眼睛似乎透过墙壁相遇了……他们透过墙壁相互凝视着。”最终，这种感情一点即燃；

3、象征手法的妙用。奥尼尔作品中的象征主义色彩，很大程度上受到梅特林克、易卜生等人的影响。首先，榆树既象征了女性，也象征了父权。对榆树的描写是本剧的妙笔所在，也是象征手法的精辟所在。榆树既象征了过世的母亲，也代表了爱碧，她们像榆树一样主宰着家庭，还象征了父亲凯博特的权威。其次，农场象征着财富和罪恶。凯博特一家的矛盾都源于对于农场遗产继承权的争斗，在农场的劳动让年轻人迷失了自己，倒向了罪恶；再次，石墙象征着束缚。“伊本：还得造围墙……墙越垒越高，咱们也被围在里面出不去了！”[7]一家人盖起了围墙，获得了财富，却也就永远的束缚住了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孤岛，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救赎。

四、结语

作为严肃戏剧家，奥尼尔一扫美国喜剧粉饰现实的浅薄乐观主义作风。其中期代表作《榆树下的欲望》以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深刻地揭示出二十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和灵魂挣扎。这种困境是劳动异化现代社会下，金钱爱欲等原始欲望对人类的侵蚀。奥尼尔的独特之处恰在于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孤独灵魂的绝望反抗，而“爱”——“活力女人的爱”则是其提出的救赎途径。同时，奥尼尔艺术手法的创新，自然主义、表现主义、象征手法的运用，对于现代美国戏剧来说，则是对原有浅薄戏剧的突破，为其成为具有世界风范的严肃悲剧奠定坚实基础。

注释：

[1][2][5]汪义群.奥尼尔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第100页,第220页

[3][7]奥尼尔.奥尼尔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577页，第564页

[4]罗义蕴“奥尼尔悲剧女主角剪影”.尤金.奥尼尔戏剧研究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第146页

[1]杨挺.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观比较研究[D].暨南大学.2007

[2]张秀清.论象征手法在《榆树下的欲望》中的运用[J].呼和浩特：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6（9）

I106

A

1009-8534（2014）03-0015-03

2014-03-22

雷杨，男，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