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期三峡地区人口空间分布考察

李 鹏

(西南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所，重庆 北碚 400715)

由于历史上自然环境的制约，三峡地区的人口从汉代到清中叶一直在50 ～200 万之间波动，人口密度一直在每平方千米5 ～40 人之间。在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三峡地区的人口主要分布于沿江平坝地带，唐宋元明清前期则集中于沿江平坝与近山丘陵地带。清初以降，特别是伴随“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兴盛，大量移民的进入以及美洲高产农作物如玉米、红薯、洋芋的传入，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时候，三峡地区册载户口数已达到250 万左右，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42 人左右，垦殖指数已达7．4%左右。以上仅仅是据入籍人口田亩数的推断，如果考虑到隐匿的情况，则实际数量应远远大于上述记载。

在强大人口压力下，伴随“乾嘉垦殖”的深入，社会稳定，三峡地区的人口分布逐渐从沿江平坝、丘陵、台地深入到崇山峻岭。清中叶以来，三峡地区人口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期，到1910年左右，整个三峡地区的户口总数已发展到1590664 户、7828811 人。从1910年开始，三峡地区的人口增长呈现出曲折的缓慢发展过程，到1953年三峡地区总户口数发展为2737555户、11971359 人，同时空间分布格局亦呈现出新的特点。考察20 世纪前半期三峡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可以发现人口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突变性和历史继承性等特点。

一、20 世纪前半期三峡地区县级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建

为进一步比较20 世纪前半期长江三峡地区区域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与继承性，笔者以峡西、峡中、峡东为地理单元，以20 世纪前半期人口统计资料为依据，通过重建1910年、1936年、1953年不同年份三峡地区的分县人口密度剖面，以求揭示20 世纪前半期三峡地区的人口分布规律与影响因素。

首先来分析1910年与1936年三峡地区的人口分布情况。

从表1 的统计中，可以看出1910年三峡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141．28 人/平方千米。如果我们以300 人/平方千米以上作为人口超密集区，则有垫江、长寿2 县;如果我们以200 ～300 人/平方千米作为人口密集区，则有巴县、江北2 县厅;以100 ～200 人/平方千米作为次人口密集区，则有涪州、忠州、梁山、开县、万县、宜昌、秭归7 县厅;以100 人/平方千米以下作为人口稀疏区，则有丰都、石柱、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巴东、兴山8 县。其中，人口超密集与密集区4县厅全部属于峡西地区;人口次密集区中，峡西地区有3 州县，峡中地区有2 县，峡东地区有2 县;人口稀疏区中，峡西地区有2 县，峡中地区有4 县，峡东地区有2 县。

表1 1910年三峡地区分县人口密度表(单位:人/平方千米)

如果按人口总体结构来计算，则峡西地区总人口数为4282762 人，占1910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54．7%;峡中地区人口总数为2608638 人，占1910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33．3%;峡东地区人口总数为937411 人，占1910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12%。由此可见，1910年三峡西部地区的人口总数占到整体三峡人口规模的一半以上，是三峡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其次为峡中地区，最后为峡东地区。

表2 1936年三峡地区分县人口密度表(单位:人/平方千米)

续表2

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1936年三峡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179．85 人/平方千米，与1910年密度相比明显上升。如果我们以300 人/平方千米以上作为人口超密集区，则有巴县、长寿、垫江3 县;以200 ～300 人/平方千米作为人口密集区，则有江北、梁山、万县3 县;以100 ～200 人/平方千米作为人口次密集区，则有涪陵、忠县、丰都、开县、云阳、宜昌、秭归7 县;以100 人/平方千米以下作为人口稀疏区，则有石柱、奉节、巫山、巫溪、巴东、兴山6 县。其中，人口超密集区全部属于峡西地区;人口密集区中，峡西地区有2 县，峡中地区有1 县;人口次密集区中，峡西地区有3 县，峡中地区有2 县，峡东地区有2 县;人口稀疏区中，峡西地区有1 县，峡中地区有3 县，峡东地区有2 县。

如果按人口总体结构来计算，则峡西地区总人口数为5155782 人，占1936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51．8%;峡中地区人口总数为3724048 人，占1936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37．4%;峡东地区人口总数为1079311 人，占1936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10．8%。由此可见，1936年三峡西部地区的人口总数占到整体三峡人口规模的一半以上，仍然是三峡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总比重相比于1910年略有下降。其次为峡东地区，占总人口的比重相比1910年略有上升。最后为峡东地区，其所占比重比1910年反而有所下降。

其次来分析1943年与1953年三峡地区的人口分布情况。

表3 1943年三峡地区分县市人口密度表(单位:人/平方千米)

续表3

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1943年三峡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165．77 人/平方千米，与1936年密度相比略有下降。如果我们以300 人/平方千米以上作为人口超密集区，则有重庆、垫江两县市与北碚管理局，特别是重庆市人口密度有3173．63 人/平方千米，人口之稠密可见一斑;以200 ～300 人/平方千米作为人口密集区，则有巴县、江北、长寿、涪陵、忠县、万县、梁山等7 县;以100 ～200 人/平方千米作为人口次密集区，则有丰都、开县、云阳、秭归4 县;以100 人/平方千米以下作为人口稀疏区，则有石柱、奉节、巫山、巫溪、巴东、兴山、宜昌、武隆7 县。其中，人口超密集区全部属于峡西地区;人口密集区中，峡西地区有5 县，峡中地区有1 县;人口次密集区中，峡西地区有2 县局，峡中地区有2 县，峡东地区有1 县;人口稀疏区中，峡西地区有1 县，峡中地区有3 县，峡东地区有2 县。

如果按人口总体结构来计算，则峡西地区总人口数为5381480 人，占1943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60．14%;峡中地区人口总数为2674577 人，占1943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29．89%;峡东地区人口总数为891476 人，占1943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9．96%。由此可见，1943年三峡西部地区的人口总数依旧占到三峡整体人口规模的一半以上，依旧是三峡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且总比重相比于1936年明显上升。其次为峡中地区，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相比1936年有所下降。最后为峡东地区，其比重与1936年相比亦有所下降。

表4 1953年三峡地区分县市人口密度表(单位:人/平方千米)

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1953年三峡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221．79 人/平方千米，与1943年密度相比上升明显。如果我们以300 人/平方千米以上作为人口超密集区，则有重庆、江北、长寿、垫江3 县市。特别是重庆市人口密度达3446．31 人/平方千米，比1943年有所上升;以200 ～300 人/平方千米作为人口密集区，则有巴县、涪陵、开县、云阳、万县(市)、武隆等6 县(市);以100 ～200 人/平方千米作为人口次密集区，则有丰都、巫山、奉节、秭归4 县;以100 人/平方千米以下作为人口稀疏区，则有巫溪、巴东、兴山3县。其中，人口超密集区全部属于峡西地区;人口密集区中，峡西地区有3 县，峡中地区有3 县;人口次密集区中，峡西地区有1 县，峡中地区有2 县，峡东地区有1 县;人口稀疏区中，峡东地区有3 县。

如果按人口总体结构来计算，则峡西地区总人口数为7129300 人，占1953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59．55%;峡中地区人口总数为3724048 人，占1953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31．11%;峡东地区人口总数为1118011 人，占1953年三峡地区总人口数的9．34%。由此可见，1953年三峡西部地区的人口总数依旧占到三峡整体人口规模的一半以上，依旧是三峡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总比重相比于1943年则有所下降。其次为峡中地区，其占总人口的比重相比1943 则有所上升。最后为峡东地区，其比重与1943年相比大致持平，但有所上升。

综合上述各时段的考察，可知各时段内三峡地区在人口分布总体态势上，峡西地区往往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是三峡地区人口分布的重心区，其后依次为峡中与峡东地区，基本上呈现出从西部、中部向东部边缘山区递减的趋势。应该说这既是历史继承性的结果，又是地域差异性的产物。由于上述区域分布特点主要是从行政区域分布的角度来讨论，下面将结合不同要素，综合讨论20 世纪前半期三峡地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与分布规律。

二、20 世纪前半期三峡地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与分布规律

1.地理环境与近代三峡地区人口分布的带状结构

地理环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舞台，自然环境的区域差异、自然条件的优劣、自然资源的多寡，都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区域人口的生产聚集与人口的区域分布。一般而言，自然地理资源构成因子诸要素的最佳组合往往是提供人口生存的最佳环境，反之，若不具备较佳的地理环境组合条件，则由于环境恶劣、资源贫乏而限制了人口的生聚。

就三峡地区而言，制约人口分布的关键地理要素主要为地貌条件。境内地质构造多样，地势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复杂多样，高低相差殊，山地广布且河渠众多［1］。一般而言，人类多会选择气候良好、水源充足、地势平坦肥沃的地区作为自己的居留地。丘陵、高原和山地对人口分布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平地少，坡地多，会限制耕地扩展，不利农业生产。其次，地形复杂会导致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性，往往山间盆地和山谷人口最密，分布较集中。就三峡西部、中部地区而言，由于山谷多呈南北纵列，而长江河道东西横行，陆路交通也多呈东西走向，“因之其人口分布，一方面顺山势之自然，随农田之分布，谷中为密;一方面顺交通路线之分布，于峡江山卡路往往蔚为较大聚落……其当大河沿岸者，每有断丘之发生，形成高价之生产地带，人口尤为稠密”［2］。再就三峡东部地区而言，由于地势西高东低，处鄂西山地到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所以人口主要分布于峡东东部之宜昌附近，鄂西山地由于深山大谷所限，往往“村落甚少，一二十家同居一处者甚少，往往三两家排列，或一家孤立，邻居相隔往往数十里”［3］，除城镇外，居民往往呈现出疏散的特点。

综合而言，依照三峡山地垂直地貌之特点，其人口分布多沿山谷与山岭，呈现南北数条带状分布的态势，又受长江东西向横穿的影响，人口多分布于峡江两岸，呈现出东西单条带状分布的态势。不仅在总体上呈现出“卅”字型带状分布格局，而且由于海拔高度之关系，立体分布垂直分异性明显。

2.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群与近代三峡地区人口分布的多中心网状格局

人口分布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往往受制于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地域分布的制约，生产力的空间结构变化又必然导致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特别是城市作为区域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其存在与人口分布具有强烈的一致性，城市群也成为架构区域人口地理分布格局的基本因素［4］。在峡西地区，表现最为明显的当属重庆市。

自1891年开埠到20 世纪20年代，由于近代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重庆对邻近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辐射力明显增强，特别是伴随近代工业的起步，逐步形成了新兴产业工人阶层，据1933年统计，重庆的产业工人已经达到12938 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6%。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重庆的政治地位，而且大大彰显了战时大后方经济龙头与工业支柱的地位。沿海工矿企业的大规模内迁，使得重庆迅速步入大工业发展阶段，到1945年底，重庆的工厂总数已增到1694 家，工人总数达106510 人;若加上重庆17 家兵工厂所拥有的94493名员工兵夫以及资源委员会所属企业的数万名员工，战时重庆各种工矿企业中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达到30 万人左右［5］。近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又带来重庆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向城市聚集的现象不断增强。到重庆“找碗饭吃”成为周边破产农民涌入渝市的关键因素，他们往往成为城市的“苦力”或经同乡与熟人介绍进入兵工厂或其他“工厂”作伙房杂工与搬运工等［6］。作为三峡地区特别是峡西最大的工商业中心，重庆已然成为三峡人口分布的最集中地。而峡西地区人口比重一直占整个三峡地区的一半以上，其原因多半应归功于重庆作为三峡地区最大都市的人口聚集效应。

在峡中地区，万县商埠居重庆下游326 公里处，因地理区位之关系，“自成为下川东经济中心之一，自民六开设海关之后更形重要”［7］，发展为“全川第二大商埠”。在经济快速发展之时，万县商埠人口总额亦随之增长，成为近代三峡地区另一人口分布的集中地。1928年万县市第一次建市时人口已达6 万。抗战时期，上海、武汉等地一些规模较大的兵工机器、造纸、纺织企业迁入万县，单是内迁的兵工署第27 兵工厂就有职工3483 人。为适应军需民用，地方工业在内迁厂矿之刺激下得到较大发展，从业人员成倍增长。到抗战胜利前夕，万县城区人口达到17．50 万人［8］。

在峡东地区，人口分布的主要集中地为宜昌城区。特殊的区位条件，奠定了宜昌在长江中、下游的咽喉地位。清中叶后，实行川盐济楚，宜昌码头年转运达6 万吨，城区一度十分繁荣，镇川门上下码头联樯结舳，船民多达万人，全城商户多达1300 余家［9］。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始辟宜昌为通商口岸，近代工业亦开始进入宜昌，据民国《宜昌县志初稿·食货·工业》记载:“工匠土著无人，凡作室制器，尽属蒲圻、咸宁等处流寓。工人直缮，使用机器之工厂，男工普通每日工资银五角。”［10］城市经济的发展，吸引江苏、浙江、湖南、四川和重庆、武汉等省、市的民间帮会和商业团体亦纷纷进入宜昌。据宜昌海关的调查报告称:1921年宜昌商埠的人口数为55000 人，到1931年宜昌人口数就达到107940 人。到抗战前夕，宜昌已是一座十万人口的消费城市，然而，抗战沦陷期间，宜昌市区遭受日寇残酷破坏，人民死亡和逃避他乡者极多，留存市内的难民只剩下21400 人。

除重庆、万县、宜昌三大城市人口分布中心外，三峡地区县级城市大都傍依长江，不仅成为本区域内工商业的集中之地，亦是小区域的经济中心，由此衍生为区域性的人口分布中心。以重庆特大城市为人口分布之最大集中区，中含宜昌市、万县市两个中型人口分布集中地，再辅以不同县城人口集中点，在多层次城市群的建构下，20 世纪前半期三峡地区的人口分布亦呈现出不同层次多中心的网状格局。

3.社会政治因素与近代三峡地区人口空间发展的突变性

人口空间分布除受自然地理条件与区域发展水平、城市群等因素影响外，社会政治因素亦是影响人口地理格局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4］。应该看到，自然地理条件与区域经济以及城市群是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稳定因素，是继承性的表现。但是，区域人口分布是伴随社会政治条件的演进而发生变化的，一旦有突然事件影响，人口地理格局自然会打上历史情势发展的烙印，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突变性。

就近代三峡地区而言，这种社会政治因素对人口分布的突变性影响主要发生在抗战时期。随着战局的扩大，国民政府为坚持持久抗战，遂组织大规模党政机关、厂矿企业、文化教育单位内迁，三峡地区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辐辏性聚集，部分区域人口密度急剧上升。以重庆为例，至1944年重庆市人口数为1049740人，人口密度则有3565．9 人/平方千米，居三峡地区人口密度之首。由于人口过密，导致重庆城市空间多有逼仄之感，使得“居住于此的人们丧失了生存的基本条件，各种建筑占地和道路占地已达71．16%，东部地区更高达99．99%，道路严重不足，人均道路不过2 平方米;……整个市区卫生设施缺乏，污水横流，垃圾遍地”［11］。

狭窄的空间当然容不下如此众多的机关、企业和学校，特别是在日军加强对重庆空袭的条件下，城市人口过分集中极易造成大规模伤亡，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对重庆城区人口实行大规模疏散。在政府政策之鼓励下，“市区民众与国民政府军政机构纷纷向郊区扩展，市区面积也随之延伸”［12］，大批郊区小城镇亦因战时经济之繁荣迅速崛起。如江北区猫儿石，原为江北县人和乡农村，人烟稀少，仅沿江有二家小店。抗日战争中，大批工厂相继从上海迁此，居民骤增，1940年即划入市区，翌年即在此成立猫儿石镇［13］。沙坪坝辖区原为城郊农村，1925年以后，由于修建成渝公路，创办重庆大学，开始有少量店铺。抗战期间，不少学校、工厂、机关等相继迁来，人口骤增，成为有名的“沙磁文化区”［14］。

除却重庆这样的大都市，三峡地区人口空间发展的突变性亦存在于其他偏远地区，如茅坪原是秭归县东的一个边陲小镇，与宜昌县三斗坪毗邻。1940年初，全镇户不满百，人不过千。1940年宜昌失守后，大量难民内迁，使得茅坪人口猛增至万人，加上往来客商和运夫脚力，实在万人以上。商店铺面偎依近20里［15］，遂有“小宜昌”之誉。峡口原是兴山的一个小集镇，仅百户左右住家，抗战时期成为鄂西交通的重要枢纽，居民猛增，沿道两旁，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然而，这种因战时特殊社会政治因素影响所造成的人口空间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稳定性，战后重庆都市人口空间萎缩自不待言，像茅坪这样的战时名镇，亦因“抗战胜利，义民纷纷东迁，受战时宠惠之茅坪，竟昙花一现，由冲要一变为僻地，不复繁荣矣”［16］，其间突变性之强可见一斑。

三、结语

通过前面的论述，笔者形成了如下一些基本认识。

(1)20 世纪前半期三峡地区人口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就三峡地区人口时空发展来说，峡西、峡中、峡东三大分区的地域差异性十分明显。对比上述不同时段的三峡人口地理剖面，可知近代峡西地区的人口数往往占到三峡地区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中间虽有起伏但变化不大。而峡东、峡中地区人口规模所占比重加起来亦不到50%，地域差异十分明显。

(2)抗战时期三峡地区人口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突变性。抗战时期，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辐辏性聚集，三峡区域人口密度急剧上升。特别是在重庆市，抗战期间与抗战以后城市人口容量发生大逆转，可知由于人口机械变动所导致的人口分布突变性。

(3)20 世纪前半期三峡地区人口空间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受三峡山地垂直地貌之影响，其人口分布多沿山谷与山岭，呈现南北数条带状分布的态势，又受长江东西向横穿的影响，人口多分布于峡江两岸，呈现出东西单条带状分布的态势。在总体上呈现出“卅”字型带状分布格局。应该说，这种分布格局是与历史时期三峡人口发展的空间过程相一致的，特别是受到清中叶以来“湖广填四川”移民格局的深度影响，故表现出明显的垂直分布规律。

另外，近代三峡城市群的形成亦是清中叶以来三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重庆、万县、宜昌三大城市的兴起与晚清沿江港口开埠之间关系十分紧密，因此20 世纪前半期三峡地区人口分布的多中心网状结构，亦是历史继承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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