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束晳诗文的伦理思想

田 阳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束晳（261？ —300？ ），字广微，阳平元城（今河北大名）人。曾任张华掾属，历任佐著作郎，尚书郎等。博学多才，兼擅众体。张溥辑有《束晳集》，严可均《全晋文》辑文十七篇，逯钦立《晋诗》录“补亡诗”六首。《吊萧孟恩文》《吊卫巨山文》，是束晳哀悼两位挚友的文章，感情充沛，朴实自然，自成一家，颇具敦厚人伦之效果。《玄居释》以问答的形式，表达了自己不慕荣利、淡泊无为的理想道德境界，所以张华“见而奇之”；又“时欲广农”，束晳作《广田农议》，申明重农思想。二文具见《晋书》本传。争论最大，褒贬不一的则是他的赋体。

《晋书》本传说束晳“尝为《劝农》及《饼》诸赋，文颇鄙俗，时人薄之”。魏晋文章，继承两汉风气，讲究辞采之美，束晳的赋通俗易懂，自然受到人们的嘲笑。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亦云：“潘岳《丑妇》之属，束晳《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刘勰释“谐”为“皆”：“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意思是说因为谐辞浅显通俗适合大众的口味，所以大家都喜欢它而且被它逗得发笑。刘勰认为，这类徘赋无益实用，甚至有亏德音。针对魏晋作家拿人生理瑕疵开玩笑的滑稽之赋，刘勰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把束晳的《劝农》《饼赋》简单地归入滑稽俳优之列，就值得商榷了。

《艺文类聚》卷第六十五“产业部”载：“《管子》曰：‘先王者，为民兴利除害，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者也。’《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亩，妻有桑田。神农并耕而王，所以劝耕也。’”《艺文类聚》卷第七十二“食物部”载：“《易》曰：‘君子慎言语，节饮食。’《尚书·洪范》三：‘八政，一曰食。’又《大传》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万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诸子尽管在思想上有较大分歧，但对农业都非常重视。耕作、食物，实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

六朝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破坏，统治者关注的往往是君臣大事，而无暇顾及农耕和百姓的生活。士人为文赋诗，或为建言树德追求不朽，或为追求功名利禄，很少把目光投向农耕农事。萧统《陶渊明集序》肯定了陶渊明“不以耕躬为耻，不以无财为病”的美好品德，也间接地批评了当时士人普遍存在的轻农倾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束晳对农业的关怀。他的《广田农议》、《劝农赋》，乃至《饼赋》无不体现了民本思想。这种伦理思想的形成，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晋书》本传载：束晳为汉太子傅疏广之后，王莽末年，疏广曾孙孟达避难，自东海迁徙到沙鹿山南，并隐姓埋名，改“疏”为“束”。束晳《贫家赋》详细描述了自己的苦难历程和坎坷人生：“余遭家之轗轲，婴六极之困屯。恒勤身以劳思，丁饥寒之苦辛。”家族的不幸，改变了束晳的命运，让他体味到了生活的艰辛。这种情结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的文章多与农事有关。如果说《贫家赋》是对痛苦生活的沉重倾诉的话，那么《饼赋》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当他步入仕途以后，也没有割断与农事的密切关系。《劝农赋》以通俗质实的漫画手法，侧面描写了伤农带来的危害。《广田农议》不仅表达了他对帝王大兴田农的理解与支持，而且提出了兴田畜牧的具体措施。

晋赋以“事形为本”，繁辞重采，往往淹没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消解了作品的实际意义。束晳“以浅俗语写农家事，可谓俗而不陋。束晳辞赋的‘俗化’，包括了题材和语言两方面的通俗化，它在辞赋史上有重要意义”［1］。《饼赋》《贫家赋》《劝农赋》等，“皆有从俗的倾向。可见并非偶一为之，而是他有意坚持贯彻实践的一种风格。束晳的‘鄙俗’辞赋风格，与当时张华的‘温丽’、成功绥的‘至丽’、‘极丽’风格，形成对照，代表了西晋文风中的非主流一端”［2］。更为重要的是，束晳用赋体的形式，表现了对农业的重视，并张扬了以民为本的伦理思想。

束晳的诗歌，流传至今的只有六首四言诗，见于《文选》诗类之首。对束晳诗歌的评价，有两种不同看法。张溥《束晳集题词》：“《补亡诗》志高而辞浅，欲以续《经》，罴不胜任也。 ”［3］徐公持先生认为：“诸篇刻意弃俗而于‘大雅’，模仿性质太浓，略无时代生活气息，只是一批假古董，实际文学价值不高。”［4］也有对其艺术性、思想性给予充分肯定的评论：认为束晳《补亡诗》“对偶精切，辞语流丽”［5］。 “这六首诗有明显的作者自己的思想倾向。束晳生活的西晋时期，司马氏集团的统治十分黑暗腐朽，但又大倡名教以掩饰他们的贪婪、残酷、荒淫、奢侈”［6］。“此时统治集团内没有什么孝敬可言；但统治集团却大倡名教，该是何等的虚伪。诗人强调要真心实意地孝敬父母，无疑对晋代统治集团借名教而欺世盗名是个讽刺”［7］。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还是看看作者的本意。

束晳《补亡诗序》说：“晳与同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所谓“阙而不备”即《诗经·小雅》中有义无辞的六首笙诗，依次为：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束晳依其义补其辞，故称“补亡诗”。

《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李善注引子夏《序》曰：“南陔废，则孝友缺矣。”这是一首教人如何敬养父母的诗，强调养、敬并重，不可偏颇。诗曰：“有獭有獭，在河之涘。凌波赴汩，噬鲂捕鲤。嗷嗷林乌，受哺于子。养隆敬薄，惟禽之似。勖增而虔，以介丕祉。”诗人以水獭凌波，乌鸦反哺为喻，旨在说明只养不敬如同禽类。“孝是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要求子对父的奉养、尊敬、和服从。它虽然体现了父子血缘‘亲亲’之情，但本质上是对父子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反映”［8］。束晳补写的《南陔》，强调的正是对父母应尽到的奉养和尊敬的两种义务。

《白华》，“孝子之洁白也”。李善注：“言孝子养父母，常自洁，如白华无点污也。子夏《序》曰：‘白华废，则廉耻缺矣。’”此诗与前首旨趣相类，言孝子要 “终晨三省”、“竭诚尽智”、“无营无欲”侍奉双亲。

两首诗以形象的比喻，通俗的语言，张扬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确实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感染力量。

《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 ”李善注引子夏《序》曰：“华黍废，则蓄积缺矣。”此诗包含三部分内容：先言风调雨顺，适合农耕，但要因地制宜，才能“黍华陵巅，麦秀丘中”。次言气候适宜，黍麦繁茂。后言丰收在望，仓廪食足。“芒芒其稼，参参其稼。稸我王委，充我民实”。寄托了诗人对农业丰收的强烈渴望。与他《劝农赋》、《广田农议》的情感基调一脉相通，皆反映了他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和对民生疾苦的热切关怀。《晋书》本传载：“太康中，郡界大旱，晳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谓晳诚感，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可为此诗注脚。

《由庚》，“万物得由其道也”。 李善注：“由，从也。 庚，道也。言物并得从阴阳之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此诗旨在说明万物各有其生存消亡的形式规律，帝王应顺道而治，才能达到天人的和谐。“诗人拟周人颂周的口吻，言文王顺其道而昌，成王绍文王之通而安，表现了儒道合一的思想”［7］。也与军国大事相关。

《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李善注：“万物生长于高丘者，皆随其性得极其高大也。子夏《序》曰：‘崇丘废，则万物不遂其性矣。’”此诗祈祷高丘赐福自然人间，达到“物极其性，人永其寿”，“人无道夭，物极其长”的理想世界，可谓德者之言。

《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仪也。”李善注：“言万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仪。”又引子夏《诗序》：“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此诗与《由庚》的主题大同小异，只是明确地提出了对帝王的具体要求。劝谏帝王应该“仁以为政”，“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评萧统“首之以《补亡诗》编集，欲以继三百篇之绪，非苟然而已也”［9］。

综上所述，束晳的诗文，卓尔不群，自成一家，而且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仁政理想、忠孝观念，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尤其是《补亡诗》养敬并重的忠孝观，完全符合萧统的政治观念，所以把它推为《文选》诗类之首。

［1］［2］［4］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9:318,319.

［3］《束晳集题词》四库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5］古诗记，卷一百四十八，四库本.

［6］［7］陈宏天.赵福海，陈复兴，主编.《昭明文选译注》第三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7：2，9.

［8］朱贻庭，主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第四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19.

［9］穆克宏.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华书局，199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