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汉字论说中的批判与启蒙
——论“大众语”论争与鲁迅后期思想

谢力哲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废除汉字论说中的批判与启蒙
——论“大众语”论争与鲁迅后期思想

谢力哲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本文通过历史还原的方式解读鲁迅在1934年“大众语”论争时期的废除汉字论说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他的后期思想特征。鲁迅并非简单地重复前人自晚清以来便不断倡导的以废除汉字为旨归的激进论说，而是凭此呈现了以“生存”“埽荡废物”为基点的批判立场与以“立人”“改革进步”为旨归的启蒙诉求。鲁迅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下并受到左翼激进思潮影响的论说，深刻地蕴藉着他在对待社会现实与文化改革方面的思想在其后期的演化。

鲁迅;废除汉字;大众语;拉丁化;批判与启蒙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吴稚晖、钱玄同等人鼓吹“废除汉字”“中国文字，迟早必废”“汉字拉丁化(拼音化)”“改用罗马字”“采用世界语”等主张一方面是为对抗当时根深蒂固的旧文化的压制，为开启民智、提倡白话、推进现代化而选择的“全盘西化”策略路径的表述;另一方面也“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催生出来的一种思想文化事件，它背后隐藏着知识分子的大同梦想和普世情怀，也表现了知识分子欲与传统彻底断绝联系的决绝姿态”［1］的话，那么其对民族文化的根本载体汉字的颠覆性主张便具有与具体历史情态与文化思潮(尤其是进化论与无政府主义思潮)相适应的逻辑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作新文化前驱们建立在现实考量的基础上难免激进的论说方式。然而“五四”已落潮十余年后，在伴随着左翼文化潮流而兴起的1934年“大众语”论争中，却仍可以在鲁迅的一系列文章中发现表面上与“五四”前后废除汉字主张相类似的意旨。但鲁迅并非简单地重复前人自晚清以来便不断倡导的以废除汉字为旨归的激进论说，而是凭此彰显了自身独具的批判立场与启蒙诉求，这同时也渗透着置身20世纪30年代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中其后期思想的演变历程。

此外应当指出的是，以“论说”来定义鲁迅有关废除汉字的观点表述是基于突出鲁迅个人在话语实践中主体的现实感受与思想方式，而不将这些文章单纯地视为其专门针对汉字改革的论点表达甚或是提供了一套自洽的语言改革理论系统，笔者将试图结合共时性(30年代的政治文化状况与左翼思潮影响)与历时性(鲁迅自身思想的前后演变轨迹)来深入探讨鲁迅在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

一 主张废除汉字的激进论说

陈望道认为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场面的广阔，论战的热烈，发展的快速，参加论战的人数的众多，都是‘五四’时代那次论战以后的第一次。”［2］鲁迅在这段时期有关废除汉字的论说，其思想内涵绝不单一地指向文字本身，而与其文化批判立场和启蒙诉求的取向及其渐变有着深切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几乎一开始就将“汉字”作为“大众语”论争中的核心点，在较早的(1934年8月)一篇关于大众语的文章中就已很明确地指出:“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而若要用“改良”的方法譬如作土话文章的方法来实验“大众语”也仍然“困难得很”——“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鲁迅认为，因为大众语与白话文的种种差异和矛盾，“大众语”与“方块字”有着本质上的不相容，于是他将对大众语的探讨转而为直指汉字的针砭:“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那么目前剩下的“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的“‘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3］585面对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所普遍痛感的底层社会的文化蒙昧状况，鲁迅对于汉字存废的论说显然持有一种带有急切心态的批判立场与启蒙诉求，当将汉字视为需要为其所造成的国民的愚昧无知、社会文化的停滞落后负责之后，他很坚定地说，“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3］586这一论说不禁让人联想起鲁迅早在1918年针对清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们鼓吹“保存国粹”的“实用主义”批判立场:“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4］322而之于鲁迅，这里所称的实现“保存我们”更大程度应该是属于文化精神层面的，这既是“立人”理想诉求的出发点，也是决定其批判立场的关键因素。于是可以看到，鲁迅的一些论说将汉字的负面影响着力提升到关乎本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与避免饱受文化阻隔之苦的大众为其“殉难”的程度，启蒙最根本的底线(“生存”①)与“牺牲旧文字”的“革新”主张接通，显示了极其尖锐的改革诉求——“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5］119“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6］165“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7］100

要读解这些字面上看来严厉异常，甚或有“过激”之嫌的论说，必须回到鲁迅在当时的历史处境和论说所发生的“问题状况”下去探寻其论说背后所受的影响与论说的动机。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叙述，固然如丸山升所言，“这些批判汉字的言辞反映出民族的危机感;对当时将民众置于文化贫困状况的统治阶层以及对此现状毫无一丝沉痛之感的部分知识分子所持的忧虑与愤怒”，但其认为“它们都只能是鲁迅独有的思想”［8］269却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应该看到，从1928年卷入“革命文学”论争后鲁迅付出相当精力从事译介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力图“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以“煮自己的肉”［9］214，到1930年加入“左联”置身左翼阵营，介入到实际政治文化运动的“文学战线”［10］242中，鲁迅不断在风起云涌“红色的三十年代”调整并确认自己的立场与方位，当将其废除汉字的论说置于左翼文化思潮谱系上加以定位时，另一位与鲁迅晚年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物便浮现了出来，他就是瞿秋白。将鲁迅与瞿秋白同在30年代时期发表的关于汉字改革的相关论说进行参照，能更为切实地历史性地认知鲁迅在此之后的论说中体现的思想路径与立场表达。

二 “拉丁化”作为解决“大众语”的关键

“大众语”论争发生之前的1932年，在瞿秋白(宋阳)与茅盾(止敬)的讨论中就已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大众文艺的问题”并具体讨论到“大众文艺用语”的方面。自1931年初后从中共中央决策层退出转而介入左翼文化运动指导工作的瞿秋白将当时的文化状况视为“中国的劳动人民还过着中世纪式的文化生活……到处都是中国的绅士资产阶级用这些大众文艺做工具，来对于劳动民众实行他们的奴隶教育”，这些“充分的表现着封建意识的统治”的“反对文艺”自然“无形之中对于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发生极顽固的抵抗力”，基于此现实，他近乎痛心地指出“‘五四’的新文化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以及纯粹从这种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初期革命文学和普洛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11］12－13在“用什么话写”的标题下，瞿秋白反对继续使用“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势力，而使自己和广大群众隔离起来”的欧化的“新式的文言”，转而应“用现代中国活人的白话来写，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话来写。”“总之，一切写的东西，都应当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11］17然而就在茅盾质疑“‘真正的现代中国话’何尝真的存在”，提出创作不妨仍旧用“通行的白话，——宋阳先生所谓新文言”，并认为“技术是主文字是末”［12］的观点发表后，瞿秋白在回应的文章中明显将锋芒调转、直指汉字本身，指出“新文言”“这种文字本身就剥夺了群众了解的可能”，“在这一点上和旧文言相同的，它是一种‘阶级的文字’。这种文字，根本没有改用罗马字母的可能。而中国的普通话，上海话，广东话，福建话……将来一定要采用罗马字母而废除汉字，变成新的中国文，上海文，广东文……现在新式文言的假白话的‘威权’，正是新中国的伟大的文字改革的障碍。”［13］47瞿秋白理想中的“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11］13这一新的文学革命的纲领是要“继续‘五四’的文学革命，而澈底的完成它的任务。这时要真正造成现代的中国文——可以做几万万人的工具，被几万万人使用，使几万万人都能够有学习艺术的可能……用汉文写着仍旧是一种‘糊弄局面’，然而这种真正白话——活人说得出来的话，很容易用罗马字拼音而废除汉字。”［13］50将当时的“文字状态”视作“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的一种”的瞿秋白鲜明地展示了与自己身份相符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与阶级分化与斗争的视野，“汉字”代表着掌握文化特权的“绅士资产阶级”的落后与反动，“拉丁化”则标志着新兴的无产阶级在文化革命的战线上完成自身历史使命的前途。立足于唤起民众的阶级意识进行政治和文化斗争的现实目的，把“枉费不少精神”的汉字直接纳入革命意识形态的范畴，明确地提出以拉丁拼音化的方式进行语言改革，试图从最根底的文字层面着手处理底层大众与革命文艺关系的脱节问题:“中国的劳动民众，都需要根据自己口头上的说话，造出绝对白话的新中国文。只有这样，——完成民权革命的‘创造民众的文字’的任务，——才能够开展新的文化革命的斗争，几万万的民众将要运用这种文化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工具，而建立新社会的文化。”［14］30着眼于此，瞿秋白对汉字拉丁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写出了大量相关研究论文，坚决地认定“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而制造拼音制度的新中国文，方才能够真正达到‘言文一致’的目的。”“形体非常的复杂”的汉字“反而使几万万根本不能受到教育，根本丧失研究科学的工具”，所以“中国现代言语发展的情形，已经必须采用拼音制度，必须要最彻底的文字革命——就是完完全全废除汉字”［15］213。瞿氏将民众难以接近和获取进步文化归结为汉字本身的阻碍，于是在文化革命的任务链上安置了率先对文字进行革命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天然属性就意味着颠覆，废除汉字是阶级革命逻辑运用到文化领域的“合理”结果，对民众“启蒙”的目的于此无疑带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功利主义色彩。

瞿秋白发起倡导的“汉字拉丁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9年瞿氏在苏联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在其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和苏联汉学家一起研究并制定了《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1932年在海参崴召开了两次中国文字拉丁化代表大会，1933年有人翻译了萧三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于是拉丁化运动在国内逐步兴起，1934年的“大众语”论争中，张庚、叶籁士等人对拉丁化新文字的优点做了介绍，上海、西安、汉口、香港等地先后成立了研究拉丁化新文字的团体。［16］55“拉丁化”作为“大众语”的明确路径，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此前瞿秋白意见具体化的延续，将本为表意文字的“方块字”改造为表音的“拼音文字”，“拉丁化”成为了废除汉字论说在“大众语”论争中的代表形态。李何林指出，“和由提倡白话文走到‘国语罗马字’拼音一样……这次由提倡大众语也必须走到‘拉丁化’拼音;就是大众语非用拼音的新文字来写不可。换句话说，用拼音的方法把大众的口头语写到纸上来，便是新文字，用新文字写的文章才算大众语文。”［17］399－400鲁迅称，“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5］119。可见鲁迅是抱有认同“拉丁化”切中当时“大众语”症结之处的正面态度，并以此为一个支点开展其相关的论说实践。

三 鲁迅同瞿秋白的共识与其自身的态度

以瞿秋白的废除汉字论说为参照，可以认识到瞿氏的思维进路伴随“红色三十年代”左翼文化思潮的盛行，与鲁迅的废除汉字论说呈现出相当程度上的同构性。鲁迅绝非仅仅从理论层面接受“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在更大的意义上这一主张体现了他在阶级分化视野下对文化现状的体认与对改革出路的思索，而其中又渗透着其后期思想个性的独异之处。如上文所提到的，一个突出的特征便是在严峻的现实状况下，文化领域的阶级论革命思维同鲁迅个人一贯注重的“生存观”的批判立场相结合，激化了以汉字为对象的文化批判指向，同时又强化了启蒙的实用性倾向与现实性诉求，以汉字为妨碍民众求“知”与民族求“生”的前提因素，因而认定必须将其“牺牲”以换取社会文化的“进步”。于是鲁迅在1927年的讲演《无声的中国》中所阐述的“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18］15的思路在30年代前后逐步明确的阶级视野中，一变此前批判的对象“古文”而为更加根本的“汉字”。而颇具寓意的是，鲁迅还以白话文在新文化运动后的成功期许作为“中国字”今后前途的“拉丁化”:“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5］120这从古文到白话文再到拉丁化的不断变化的文字革新论说的背后，或许也正投射了鲁迅一以贯之的追求不断进步与“不断的斗争”(战斗)的人生哲学与精神姿态。

鲁迅废除汉字的论说在看待汉字与民众的隔绝和由此造成的大众的愚昧落后、文化知识的精英化特权化等严峻现状的方面与瞿秋白“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19］169。这类对“阶级的文字”与“几万万的民众”相对立的表述的内在理路几乎是如出一辙的:“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20］78“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6］165“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5］118－119“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21］133(引者注:此段话据访问者称“本文抄就后，经鲁迅先生亲自校阅后付印”)。而“是一向受着难的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和现代思潮隔绝。所以，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7］103“拉丁化却没有这空谈的弊病，说得出，就写得来……倘要大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收获切要的知识，除它以外，确没有更简易的文字了”［22］458等，都指称汉字的繁难阻碍民众获取先进知识的论说又接通了瞿秋白“如果为着要学会运用这种最低限度的工具尚且要化费十年八年的功夫，那么，这三万万几千万人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去学习哲学科学艺术技术的现代知识”［23］274这类急切的呼吁。

鲁迅与瞿秋白这两位30年代杰出的左翼文化人在废除汉字的论说上达成了高度共识，从动机来说是切中了两人当时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就鲁迅而言，在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剧、左翼文化运动的连续受挫甚至切身安危受到威胁等一系列不断恶化的现实处境下，其对汉字改革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1930年的鲁迅仍然说“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24］367。然而在瞿秋白为代表左翼文化革命思潮的一整套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兴起、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的理论与其在文化上的反映与需求联系起来，从而推倒代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关系产生了新的阶级”的“新式智识阶级”所建立起来的“新式白话”，建设无产大众“自己的‘新的言语’”即“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的“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达成“革掉汉字文的‘中国文’的头衔”［19］169的阶级斗争化的“第三次文化革命”思维进路的影响下，鲁迅也以自我调整的方式回应着。

但在鲁迅对待汉字态度的变化中，却有着某种不变的与“生存”结合的批判立场同与“民众”相联系的启蒙诉求。早在1927年，鲁迅在看待旧有文化时就已认定要想觉悟到中国前途的出路——“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社会毫无关系了……叫我们用自己的老调子唱完我们自己的时候，是已经要到了”;而同时也注意到了固有文化与民众生活的隔绝——“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近来外国人也时常说，中国人礼仪好，中国人肴馔好。中国人也附和着。但这些事和民众有甚么关系?”［25］325－326这些较为笼统地批判本民族“腐败文化”的论说无疑在30年代左翼思潮的催化下，找到了更加切实具体的落脚点——汉字便是其中之一。可以为证的是，在鲁迅30年代的文章中，关于“识字”与底层大众的隔膜的论说所在多有，如“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26］289“全国的人们十之九不识字。”［27］345“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28］383“穷人们也爱小说，他们不识字，就到茶馆里去听‘说书’。”［29］638“中国不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还不识字吗。”［30］236“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7］94“凡有弄弄笔墨的人们，他先前总有一点凭借:不是祖遗的正在少下去的钱，就是父积的还在多起来的钱。要不然，他就无缘读书识字”［31］352。鲁迅后期杂文对“识字”与识字背后的上下层阶级文化水平极大差异现状的凸显，显示出汉字在其论说中所承载的尖锐的文化体察视野与急切的现实批判意识。

四 批判立场与启蒙诉求

针对长期疏离于广大民众的精英文化的批判立场与阶级分化视野下急切地期待改变底层大众无知状况的启蒙诉求，反映在鲁迅后期思想表达上的一个特点即是在不少的论说场合中将整体批判的落后愚昧文化的症结转化、归结为具体实在的“汉字拉丁化”问题，由此带来的是相对于早期更加“激进”的主张废除汉字的论说。然而当联想到鲁迅1925年时表达的这一看法:“说到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历史是过去的陈迹，国民性可改造于将来，在改革者的眼里，已往和目前的东西是全等于无物的”［32］270，便可以理解其从批判文言到废除汉字的论说有着内在一致的理路，那就是无论是针对传统文化还是当下流行，改革与进步的首要使命都是要破除一切不利于改革的束缚并有助于新生力量的萌发壮大，汉字本身也不例外。而对这引领社会改革与民族进步的“新生命”的定义，又正是1930年代左翼思潮的历史文化处境所规约和塑造的。作为无产阶级的工农大众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决定性作用的竭力突出，赋予了以底层民众为启蒙对象的“汉字拉丁化”在文化革命维度上的合法性与紧迫性，这正是除鲁迅个性思想的内在支撑外，其废除汉字论说离不开时代制约的一面。

1934年由左翼文化人陈子展、陈望道、曹聚仁等人发起的“大众语”论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文化主导下形成的文字改革主张一开始就具有超越纯粹文化意涵的政治意向，正如在论争初期的陈子善所言，“目前的白话文文学只是智识分子一个阶层的东西，还不是普遍的大众所需要的……这里所谓大众……主要的分子还是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新式产业工人，小商人，店员，小贩等”［33］51。“大众语”以及后来更加明晰化的“汉字拉丁化”无疑以其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了一种富于现实策略性的论说，它本身就具有的阶级观念的裹挟性，使得单纯的文化启蒙主张无法与这场论争的价值取向真正契合。鲁迅晚年对左翼身份的主动选择同时也包含着他对自身早期启蒙与批判取向的不断调整，废除汉字论说的出现可以提供一个审视鲁迅后期思想演变的切入点，以往的“文明批评”“国民性”批判到此分化出一支更加有实际“建设性”也更为“彻底”的论说方式，这其中既有他内在批判立场与启蒙诉求的延续，也有他对“30年代”的现实感受的接受与转化。

尽管鲁迅的论说从字面上看来显示出不惜舍弃汉字来俯就以文盲为主体的底层民众的激进倾向，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主张“要推行大众语文”与“普及拉丁化”的同时，鲁迅从未搁置“化大众”而“立人”的启蒙理想，在刺耳的废除汉字论说的另一面，他亦鲜明地指出“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20］79“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7］104可以说，废除汉字论说并没有降低鲁迅的启蒙高度，看似“民粹”的主张之中却也蕴藉着颇为“精英”的原有立场。鲁迅废除汉字的论说纵然令今天的读者感到困惑甚至愕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毫无保留地以政治功利目的为依归而迫使启蒙理想“自降身价”。在鲁迅那里，前者的革命任务并未压倒后者的启蒙诉求，甚至可说只有最有效的“启蒙”才是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启蒙与革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对鲁迅而言，“‘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34］436－437。贯彻鲁迅终生的强烈的反庸众意识与坚决的“对庸众宣战”［35］327的批判立场给予废除汉字论说以深刻的启蒙精神的底蕴，正如他在“大众化”的题目下一再强调的:“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24］367“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36］28“‘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7］104正是其论说背后保持着个性锋芒的“启蒙主义”，所以鲁迅的废除汉字论说便具有有别于瞿秋白等人突显政治指向的超越性，左翼思潮与阶级视野的引导一方面促成了“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20］78等具体主张的表述，另一方面也蕴含着鲁迅以“生存”“埽荡废物”为基点的批判立场与以“立人”“改革进步”为旨归的启蒙诉求在其后期的演化，因此不能把鲁迅的论说简单地等同于左翼激进主义的政治文化策略。

附带值得一提的，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与左翼文化人的废除汉字论说相对应的事例。1931年，鲁迅的学生孙伏园留法归国后，应晏阳初的邀请来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氏与陶行知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实验”并担任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文学部主任，负责编辑出版各类平民读物，主编采用注音符号和词类连书方法的《农民报》。［37］“平教会”的其他同仁则编写推行了《新民用词表》《平民用词表》等以定县村民为对象的识字教材，到1934年，他所参与的这一“除文盲，做新民”的工作已使全县青年识字率达到了61%(其中男青年90%，女青年27%)。［38］244孙伏园在此年关于“大众语”的一篇文章中说，“将来文盲逐渐减少，国内大众已成非文盲了，那时大众语与国语变成一样东西，词汇贫乏语法简单的大众语渐渐没有人说了。这一步境界，就是现在大家梦想着的，一旦达到的时候，不但民众教育成功了，整个国家也得救了。”［39］在遥距左翼文化大本营上海的华北，与“汉字拉丁化”的路径相对，植根乡土中国的孙伏园们以普及汉字的平民扫盲方式投入了另一种形态的“大众语”实践中，这对于同一时期包括鲁迅在内的废除汉字论说或许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对照与补充。

注释:

① 鲁迅将层层递进的“生存、温饱、发展”视为个人最根本最切要的现实使命，“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华盖集·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华盖集·北京通信》，同前书，第54页)

［1］张全之．为什么要“废除汉字”?:兼对一种流行说法的辨证［J］．粤海风，2005(6)．

［2］南山．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J］．中学生，1934 (47)．

［3］鲁迅．花边文学:汉字和拉丁化［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鲁迅．热风:随感录35［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丸山升．关于鲁迅的谈话笔记《几个重要问题》［G］//王风，白井重范．左翼文学的时代: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9］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M］//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2］止敬．问题中的大众文艺［J］．文学月报，1932(2)．

［13］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M］//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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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鲁迅．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5］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6］鲁迅．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7］鲁迅．二心集:宣传与做戏［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8］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9］鲁迅．南腔北调集:《总退却》序［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0］鲁迅．准风月谈:智识过剩［M］//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文坛三户［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2］鲁迅．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M］//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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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鲁迅．热风:随感录38［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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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陈漱渝．中国副刊的革新者孙伏园:《孙伏园怀思录》序［J］．鲁迅研究月刊，19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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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孙伏园．大众语怎么样提高?［J］．民间，1934，1(10)．

〔责任编辑:王 露〕

Criticism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Argument of Abolishing Chinese Character: on“Public Language”Debate and Lu Xun’s Later Thoughts

XIE Lizhe
(School of Literature＆Journalism，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Sichuan，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Lu Xun’s thoughts in his later days by interpreting his argument of abolishing Chinese character during“public language”debate in 1934，which embodied the critical influence of the left-wing thoughts on his later thoughts i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1930s．Taking the radical political views of the left-wing as a reference，Lu Xun believed that the abol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was the key to culture reformation，which represented the revolutionary ideology of“survival”and“removing the dross”and the enlightenment appeal for“cultivating person”and“seeking progress by way of reforming”in his later days．

Lu Xun;abolish Chinese character;public language;Latinization;criticism and enlightenment

I210．3

A

1671－5365(2015)01－0025－09

2014－10－22

谢力哲(1989－)，男，四川自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