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病是“中国恶魔”吗?
——史蒂文森南太平洋小说中的傲慢与偏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王卫新

麻风病是“中国恶魔”吗?
——史蒂文森南太平洋小说中的傲慢与偏见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王卫新

本文以埃德蒙关于麻风病与帝国的论述以及科恩的瘟疫文化理论为指导，对史蒂文森的南太平洋小说进行解读。按照埃德蒙的说法，麻风病在夏威夷确实曾被称为“中国疾病”，但在史蒂文森时代已改称“隔离疾病”。作为麻风病隔离政策的支持者，史蒂文森坚持将麻风病称为“中国恶魔”。按照瘟疫文化理论的解释，这和19世纪英美的疾病命名(如霍乱被称为陌生人疾病、肺结核被称为犹太人疾病)如出一辙。史蒂文森将疾病他者化、将麻风病隔离区美化成天堂、将英国商人书写成正义和救赎的化身，他的南太平洋小说承载着帝国的傲慢与偏见，而疾病的他者化就是这种傲慢与偏见的缩影。

史蒂文森；南太平洋小说；疾病；偏见；帝国

在1892年致锡德尼·考尔文的信中，史蒂文森将自己的南太平洋小说称之为未加修饰而且不为罪责开脱的现实主义。他还颇有深意地用了个疑问句：“是否能请你观察一下几乎所有丑恶的东西都在白人身上？”(Stevenson 1995a: 282)史蒂文森的这个疑问句经常被当代英美学界截短为陈述句，作为他们断言史蒂文森南太平洋小说是反帝国主义作品的依据。奥利佛·巴克顿在《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航行》一书中说史蒂文森“消解了白人和野蛮人的严格等级，借此对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提出了质疑”(Buckton 2007: 179)。同样，珍妮·考尔德在她编选的史蒂文森南太平洋作品集的导论中，也把此时的史蒂文森视为反帝国主义的斗士：“他对白人剥削岛民感到厌恶，对许多传教士无视萨摩亚传统感到愤怒” (Calder 1987: viii)。史蒂文森热爱南太平洋、同情土著，他定居南太平洋之时的非虚构作品中也确实有揭露殖民主义罪行的案例，但他的南太平洋小说真的是反帝国主义之作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史蒂文森的南太平洋小说中，土著人被称为卡那卡(Kanaka)，中国人被称为支那人(Chinaman)，麻风病被称为“中国恶魔”(Chinese Evil)。南太平洋岛屿成为疾病之岛，殖民主义扩张难辞其咎。然而，和帝国的精英们一样，史蒂文森并未将矛头指向帝国，而是将疾病他者化，将麻风病隔离区(leper colony)描绘成天堂，将疯狂掠夺南太平洋资源的英国商人书写成正义和救赎的化身。史蒂文森南太平洋小说未能摆脱帝国的傲慢与偏见，而疾病的他者化就是这种傲慢与偏见的一个缩影。

一、麻风病之岛

疾病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热议的话题。在英国国内，由于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疾病开始在城市中蔓延。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在英国肆虐的霍乱一度被认为是通过空气传播。这导致民众对这种流行病的极度恐惧。186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传染病法案。该法案授权警察可以逮捕妓女并强制她们进行性病检查。一旦妓女被认为已经感染疾病，她们将被关在医院中隔离直至“治愈”。传染病法案在1866年和1869年被两度修正。实施区域从最初的少数海军港口和军事重镇扩大到18个相关地区，妓女被封闭治疗的时间也由最初的最长3个月延长到1年。在海外，疾病也是一个令英国统治者以及传教士们头痛的东西。除了传播教义，著名的伦敦传教士协会(LMS)在海外的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应对疾病。早在1860年代，他们就在印度的特拉凡科建立了传教士医疗机构并在印度西北部的奥尔莫拉建立了麻风病收容所。

史蒂文森的南太平洋小说书写了帝国列强统治之下的不再宁静的南太平洋。虽然南太平洋地区在16世纪就被西班牙以及荷兰的探险家发现，但直到18世纪末它才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关注对象。1779年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在夏威夷地区遇难。这让西方世界颇感震惊。1795年以长老会和公理会为主要成员的伦敦传教士协会成立。该协会把塔希提作为他们在南太平洋传教的基地，决定在他们所认为的杀婴和吃人到处泛滥的异邦教化民众。到了19世纪，南太平洋逐渐成为帝国主义贸易的必争之地。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在这片土地上竞相角逐，争夺人力和物力资源。来自西方的列强们强迫土著居民为他们劳作，从事捕鲸、珠宝以及椰肉贸易。在此进程中南太平洋岛屿本身固有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列强之间以及列强所操控的土著部落之间纷争不断。19世纪80年代萨摩亚岛上还爆发了战争。虽然德国、英国和美国在1889年召开了柏林会议，试图寻求一种平衡，建立一种三边共治萨摩亚岛的长效机制，但南太平洋岛屿再也没有昔日的安宁。麻风病、天花、流感等疾病到处肆虐，许多岛民死于疾病，有幸活过来的人也要承受失去家庭的痛苦。借用史蒂文森《退潮》中人物的话说，在疾病肆虐之后的南太平洋岛屿上，“房子是空的，坟墓是满的”(Stevenson 1996: 194)。

从1888年经由旧金山进入南太平洋游历，到1890年在萨摩亚岛定居，再到1894年不幸辞世，史蒂文森见证了西方列强纷争之下南太平洋岛屿最不平静的一段历史。作为英国的一代名流，史蒂文森和南太平洋的土著首领、伦敦传教士协会以及来南太平洋岛屿从政、经商和游历的英美人士有着各式各样的交往。在史蒂文森定居萨摩亚岛之前的南太平洋游历中，有一次经历和南太平洋小说创作息息相关。这次不平凡的经历被记录在他的一篇名为“科纳的麻风病人”的文章之中。1889年4月，史蒂文森从火奴鲁鲁来到夏威夷大岛西部的科纳海岸，在离当年库克船长遇害处不远的地方停留。5月1日，他在这里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麻风病人即将被送往麻风病隔离区的场景。史蒂文森站在被一片火山岩隔开的木屋前面，这里是麻风病人被遣送莫洛凯岛隔离区的必经之路。一个患了麻风病的女孩用黑色的披肩掩面，蜷缩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母亲来向她道别，脸上挂满了忧伤。在史蒂文森看来，母女依依惜别的场景就像戏剧中的一幕。女孩换上了红装，帽子上插上了红羽毛，没有患病的母亲可以回来，但患了病的女儿将永远被隔离在莫洛凯岛。(Stevenson 1973: 38-45)

《瓶中妖魔》就是在“史蒂文森首次造访火奴鲁鲁并亲身接触麻风病问题期间创作而成的”。(Edmond 2006: 226)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的焦点似乎是经济问题，麻风病问题不过是客串其中。其实不然。《瓶中妖魔》中的麻风病和现实世界中的麻风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小说中的瓶子魔力无比，一个许愿就让基维的病体“像婴儿的肉体一样完美”(Stevenson 1996: 89)。如果现实世界中有这样的灵丹妙药，能让麻风病人瞬间康复，那么有幸康复的人应该欢天喜地才对。然而，在《瓶中妖魔》的虚构世界中，摆脱了麻风病困扰的基维，竟然是一脸的沮丧。他用一美分的价格买回了瓶子。按照预设的游戏规则，他必须以低于一美分的价格把它卖出，否则就要带着这个瓶子下地狱。对于一个误以为美元是全世界唯一货币的人来说，基维误以为他注定要下地狱了。那么，基维为何冒着下地狱的危险千里迢迢地买回瓶子呢？这和当时夏威夷政府所制定的麻风病人隔离法案有关。1865年夏威夷政府通过《防止麻风病扩散法案》并在莫洛凯岛建立麻风病人隔离区。一旦染上麻风病的事情暴露，基维就得“离开所有的朋友，到巨大的峭壁和破碎的海浪之间的莫洛凯北海岸”(Stevenson 1996：85)。这也就意味着他在叔叔及其家人“被死亡”的基础上所继承的遗产和即将与他携手走进婚姻殿堂的美丽的妻子都将成为泡影。对于麻风病人而言，被遣送到麻风病隔离区比带着瓶子下地狱还要恐怖。

正是出于对夏威夷麻风病隔离政策的恐惧，基维在权衡得失之后才铤而走险，用最小的美元单位买回瓶子治愈了疾病。小说虽然没有给把瓶子卖给基维的那个年轻人贴上麻风病人的标签，但他那“白得像尸体，眼睛黑乎乎，头发披散在头上”(Stevenson 1996：85)的样子，左看右看都像是个麻风病人。用瓶子治好麻风病之后，基维终于和他的甜心科库娅(Kokua)喜结良缘。非常有趣的是，Kokua在当地的语言中是指陪同麻风病人去莫洛凯隔离区的人。因此，和那个总是阴魂不散的瓶子一样，麻风病和基维总是形影不离。埃德蒙在《麻风病与帝国》一书中说：“瓶子中的妖魔也是这种疾病及其所导致的破坏的化身”(Edmond 2006: 227)。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瓶子本身也就成了麻风病的一个载体。如果说《瓶中妖魔》是对麻风病之岛的直接书写，那么《声音之岛》则是对麻风病之岛的间接书写。小说的主体部分是一部贝壳变美元的金融传奇，但小说结尾还是隐含地告诉读者声音之岛同时也是麻风病之岛：基欧拉和乐华为了摆脱魔法师卡拉梅克的纠缠，他们必须“把一些钱给麻风病人，另一些钱给传教士基金”(Stevenson 1996: 122)。

麻风病等疾病肆虐，南太平洋岛屿成为疾病之岛，殖民主义扩张是难辞其咎的。从19世纪30年代起，欧洲列强开始认识到南太平洋的经济和战略意义，殖民主义扩张正式拉开序幕。1827年伦敦传教士协会开始在库克岛布道(1888年库克岛成为英国保护国)，1840年和1874年英国又先后宣布对新西兰和斐济拥有主权；法国在19世纪40年代将塔希提和马奎瑟斯列为保护国，1853年又将新卡拉多尼亚据为己有；德国的殖民势力范围主要是卡洛琳、玛丽安娜和马歇尔群岛。由于库克船长在夏威夷遇难，欧洲势力对此心有余悸，所以这片土地就成了美元主导的世界，虽然它1898年才正式被美国吞并。殖民主义扩张给南太平洋带来的最主要变化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和原有文化传统的淡化，再有就是贸易的风行、外来人口的涌入和随之而来疾病的泛滥。以库克岛为例，在殖民主义扩张之前，岛上的流行病主要是雅司病和丝虫病。1871年岛上发现了首例麻风病，1890年麻风病开始被人广泛关注。

库克岛麻风病及其他传染病的爆发是在帝国主义势力大举入侵南太平洋之后。由此不难推断，殖民主义扩张是南太平洋地区疾病泛滥的主要动因。史蒂文森对此并非毫无察觉，他在《退潮》的开头写下了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在整个太平洋的岛上，分散着许多欧洲种族和来自几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他们在从事活动和传播疾病。”(Stevenson 1996: 123)这句话一语道破了疾病和从事活动者的关联：各式各样的疾病是随着形形色色的人从事活动而传播的。换句话说，疾病是舶来品。但是，这句话是否意味着史蒂文森在批判包括英国在内的南太平洋殖民者呢？通读小说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退潮》中传染病的源头竟然都在欧洲之外；从事活动和传播疾病的欧洲种族的人仿佛不是罪魁祸首，而是南太平洋疾病的受害者。

二、疾病与偏见

桑塔格(2003：5)认为，“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按照她的说法，疾病似乎一开始就和偏见有着剪不断的渊源。但是，格拉斯哥大学疾病史专家科恩通过大量的考据发现，疾病的偏见并非古已有之。在古罗马时期，瘟疫非但没有引发疾病偏见或者阶级暴力，“反而成为罗马的救星，治愈了它的阶级对抗”。(Cohn 2012: 550)以疾病为由来指责别人、把疾病当作可以引发暴力冲突的因素是16世纪末开始抬头、到19世纪才开始蔓延的现象。188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天花曾引发骚乱；1894至1895年美国密尔沃基的天花导致3 000多人反对强行让患者入院治疗的措施。1899年和1900年，火奴鲁鲁和旧金山又因为瘟疫而引起种族关系紧张和社会暴力。19世纪英美国家疾病偏见的最常用伎俩是将疾病与地名、种族相连，比如霍乱在美国被称为陌生人疾病(Strangers’ Disease)，而肺结核在纽约市被直截了当地称作犹太人疾病(Jewish Disease)。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语境中，麻风病被称为中国疾病或者中国恶魔并非特例。而且，按照瘟疫文化理论的解释，疾病之前附着种族或者地名并非无意之举。它是将疾病归罪于他者的一种很自然的手段。疾病史专家尼奥·约翰逊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最为明显的指责别人的表达方式是将地理名称附着于疾病之上。这样的名称既可以指涉疾病，又可以暗示一种指责”。(Johnson 2006: 153)

在史蒂文森的南太平洋小说中，麻风病被一以贯之地称为Chinese Evil(Stevenson 1996: 85, 89)而不是leprosy。这和上面所提及的把霍乱称为陌生人疾病、把肺结核称为犹太人疾病的做法并无二致。那么，麻风病真的是中国恶魔吗？埃德蒙在《麻风病与帝国》一书中对麻风病是“中国疾病”之说做了如下阐述：“夏威夷群岛的首批麻风病例在世纪中叶被发现，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被新建的蔗糖种植园引进的中国合同工人带来的。因此它最初的夏威夷名字叫maiPake，意为中国疾病”。(Edmond 2006: 146)然而，随着1865年《防止麻风病扩散法案》的通过以及隔离政策的实施，麻风病的夏威夷名字变成了maiho’okawale，意为隔离疾病。那么，据此推断，如果史蒂文森的《瓶中妖魔》真的是“设计并写给波利尼西亚观众”的话，(Stevenson 1996: 72)他创作和发表之时夏威夷普遍使用的麻风病土著说法应该是隔离疾病，而不是中国疾病或者中国恶魔。所以，中国恶魔一说绝非史蒂文森受土著语言的影响那么简单。

麻风病是一种困扰了南太平洋多年的顽疾。它发病缓慢，而且在早期难以确诊。它很容易和其他皮肤疾病混淆起来。曾经和史蒂文森发生过争执的海德在火奴鲁鲁的一所学校与麻风病人接触后，就误以为自己被传染了，但他几周之后发现这原来是虚惊一场。(Edmond 2006: 148-150)关于麻风病的起因，医学界也是莫衷一是。南太平洋土著人更容易染上此病，所以有人将其归因于土著人的不卫生，或者说是遗传所致；有人甚至说它是天花或者梅毒的后遗症，还有人说是天花接种带来的。20世纪40年代氨苯砜诞生之前，麻风病一直也没有十分有效的治疗药物。来自亚洲的风子树油(chaulmoogra oil)有较好的疗效，但这一发现非但没能根除南太平洋地区的疾病，反而使人们更加坚信麻风病是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

那么，史蒂文森为何舍弃当时的隔离疾病说法，而采用一个早该废弃的中国疾病之说呢？如前文所言，史蒂文森是疾病隔离政策的支持者。他曾在1893年因为疾病隔离问题与伦敦传教士协会的传教士约翰·威廉·希尔斯(1864-1932)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出于对女性的同情，希尔斯不主张建立专门的医院对染上流行病的女性进行隔离，而史蒂文森则坚决支持隔离举措。他在致某杂志编辑的书信中写道：“阿皮亚有11名职业病的传播者，我们建议指派医生定期给她们检查。一旦发现她们不干净，就将她们关在医院封闭治疗直至痊愈。”(Stevenson 1995b: 221)作为坚定的疾病隔离政策的支持者，史蒂文森自然不愿意接纳隔离疾病的说法，因为这一说法折射出民众对于麻风病隔离措施的恐惧。

史蒂文森的小说为何一以贯之地将麻风病称为中国恶魔呢？一个可行的解释是：麻风病来自中国之说不仅在夏威夷语言中存在过，在大英帝国的热带医学(tropical medicine)中更是根深蒂固。热带医学是19世纪晚期兴起的学说，随着欧洲慢慢地从霍乱、疟疾、麻风病、瘟疫等疾病中脱身，这些疾病“被放逐”到热带。热带医学随之成为医学界的主流话语。热带医学在疾病治疗方面有许多积极的贡献，但在归结疾病原因时有明显的归罪他人的倾向。就在史蒂文森《瓶中妖魔》被连载的前一年，热带医学的先驱詹姆斯·坎特利出版了一本名为《麻风病在香港》(1890)的书。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人们对“移民”过来的麻风病人的恐惧，香港被书写成到处充斥着中国麻风病人的自由港。而在《瓶中妖魔》和《法拉赛的海滩》、《声音之岛》结集出版的同一年，政治家查尔斯·皮尔森在《民族生活与性格》(1893)一书中直截了当地把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和黑人统称为“低等种族”(the lower races)。(Edmond 2006: 110-131)这从政客的角度与热带医学的偏见遥相呼应。受热带医学的影响，澳大利亚早已认识到麻风病在土著当中传播得更快，也不像夏威夷那样把中国人当成主要防控对象，但当地依然认为麻风病是由中国合同工人带来。或许正是受到了这种热带医学模式的影响，史蒂文森在小说中便很自然地将麻风病称为中国恶魔，将中国人时不时地称作支那人Chinaman(Stevenson 1996: 82, 84)，将热带医学和政客的偏见糅在了一起。

将疾病归罪于他者，而对殖民主义扩张带来的疾病含糊其词，这种现象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颇为盛行。在《传教士的差别话语：大英帝国的他者化之争 1840-1900》一书中，埃斯米·克里奥尔为我们勾勒出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关于疾病与他者化问题的框架：首先，疾病被视作无秩序、不卫生的产物，而无秩序和不卫生是和地域紧密相连的。因此，孟加拉被认为是霍乱的自然之家，而非洲则被说成是白人的坟墓。其次，疾病(如霍乱、麻风病)以及被扩大化的疾病(如中国的缠足)被说成是缺乏基督教信仰的产物，传教士救助病人的过程被描述成战胜异教并使其获得基督教新生的过程。由此可见，在传教士的差别话语中，他们并不关心疾病的真实原因或者疾病的真正原发地；孟加拉是霍乱之乡、疾病是异教的产物等根深蒂固的认识不是基于医学事实，而是基于想象。史蒂文森将麻风病称为中国恶魔的举措，与传教士的差别话语有着惊人的相似：基于想象而不顾事实，而且有着浓浓的基督教味道。基维之所以在麻风病被瓶中妖魔治愈之后高兴不起来，是因为虽然治愈疾病是一种基督教新生，但这种新生并不彻底。由于瓶子卖不出去就要下地狱，他这来之不易的基督教新生立时就被更令基督徒感到恐惧的下地狱的魔咒所驱散。

三、帝国的傲慢

在19世纪的殖民语境中，医学与帝国的政治、商业、甚至军事扩张是紧密相连的。在殖民扩张的语境中，“医学本身即是文化机构，又是西方扩张的机构”。(MacLeod 1988: 1)英国在印度的医疗机构与军事以及政治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而法国和德国则更进一步，殖民地的医疗机构官员是按公务员来训练和任命的，他们本身就是帝国政府官员。后殖民理论家弗朗兹·法农认为，在殖民的语境中，“去看医生、行政人员、警察或者市长是相同的举动”(MacLeod 1988: 3)。除了与政界、商界的联系，南太平洋地区的医学和传教士也有着很深的渊源。这是热带医学理念在殖民地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正是在多重机构的共谋中，疾病的他者化才能大行其道。既然医学在殖民语境中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史蒂文森小说中的中国恶魔之说便可以定性为帝国的偏见。与疾病的他者化相对应，史蒂文森将中国人称为支那人，将土著人称为卡那卡。卡那卡本是波利尼西亚语言对人的总称，后来被欧洲人拿来称呼土著，久而久之便成了蔑称。史蒂文森将土著称为卡那卡，偶尔也将白人称为夏威夷语言中至少不是尊称的haole。这多少也算是一种平衡。可是，对于中国人，唯一的平衡就是在用Chinaman的同时偶尔也用Chinese。

和疾病的他者化相对应，史蒂文森把麻风病隔离区美化成人间天堂。史蒂文森曾于1889年登上莫洛凯岛，拜访了岛上的麻风病隔离区。他在同年5月写给妻子和6月写给考尔文的书信中记录了这段经历：莫洛凯岛上的欢乐、勇气和忠诚令他激动，让他“不在意这景象中无尽的怜悯和恐惧”(Stevenson 1911: 128)。在写给妻子的书信中，史蒂文森把自己不愿和麻风病人握手的原因说成是“这样比戴着手套握手会少一些冒犯”(Stevenson 1911: 125)。他把麻风病隔离区书写成一片净土：病人们虽然时有忧伤，但他们没人愿意离开；见到有人来访，病人们绽开笑颜，看起来十分幸福；一个讲着流利英语的美女还误把史蒂文森当成新来的英国病人，向她频频示好。史蒂文森对于麻风病隔离区的书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对于夏威夷民众来说，夏威夷政府1865年通过的《防止麻风病扩散法案》以及后来在莫洛凯岛征地建立麻风病隔离区的做法是不受欢迎的。对岛民们而言，“流放比疾病本身更可怕”。(Jolly 1996: 273)

除了疾病他者化和对麻风病隔离区的美化，史蒂文森南太平洋小说中还有另一种帝国的傲慢，那就是将疯狂掠夺南太平洋资源的英国商人书写成正义和救赎的化身。《退潮》中的艾特瓦特是最典型的例证。他将岛上的珍珠资源搜罗殆尽，把岛上天花的幸存者用作奴仆，让敢于与他抗争的胡里斯死于非命，连和大家吃顿饭都要带上枪支来防身。如此可怕的英国商人到了史蒂文森的笔下居然成了圣人：他总是先知先觉，能够明察秋毫，凭借其特有的剑桥三一学院毕业生的气质，征服了曾在牛津读过书、颇有些诗人气质的赫里克，战胜了妄想争夺珍珠资源的戴维斯和胡里斯。赫里克从一个海滩拾荒者变成戴维斯船长的大副，而后又归顺艾特瓦特，成了他的忠实护卫。他把自己归顺艾特瓦特看成是人间正道，而之前走过的路都是弯路。根据史蒂文森研究者们的考据，虽然《退潮》是他和继子劳埃德的合著，但到被称为“四部曲”的部分全是史蒂文森一人执笔，而他自认为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加入了艾特瓦特这个角色。

如果说《退潮》是美化了英国商人，那么，《瓶中妖魔》实际上是给整个白人世界涂上了脂粉。诚如埃德蒙所言，瓶子“从资本主义世界被带到太平洋，在频繁的买卖中散播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Edmond 1997: 191)。不管瓶子中的妖魔多么丑陋，也不管最后持有它的人是否真的下地狱，总而言之，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是靠着它实现财富梦想的。基维从旧金山的美国白人手中买来瓶子，把它卖掉后又用一美分将其赎回，治愈麻风病。基维自以为在劫难逃，但聪明的妻子指点迷津，告诉他世界上还有比一美分更小的货币单位。英国有相当于半美分的farthing(四分之一便士)，法国有相当于五分之一美分的centime(生丁)，于是他们离开夏威夷来到法属塔希提。必须指出的是，生丁的存在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真正为基维解围的人是那个宁肯下地狱也要满足自己嗜酒如命愿望的白人船老大(boatswain)。他带着瓶子从小说中消失。不管他是否将瓶子带回资本主义世界，也不管他是否带着瓶子下地狱，总而言之，是白人给土著人带来了财富，又是白人最终消除了土著人基维挥之不去的烦恼。

美国学者考利通过对现存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伦敦传教士协会档案的查询，研究了史蒂文森非虚构作品中的殖民想象，她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他有许多反叛，史蒂文森在某些方面似乎依旧是维多利亚的儿子。”(Colley 2004: 6)借用这句话来分析史蒂文森的南太平洋小说也颇为贴切。史蒂文森在南太平洋的游记和书信中确实有些揭露殖民主义罪行的案例，但即便是在这些非虚构作品中，将土著称为卡那卡、将中国人称为支那人、将黑人称为nigger(黑鬼)的现象也是随处可见。在南太平洋小说中，疾病的他者化、对麻风病隔离区的美化、对土著以及中国人的蔑称、对英国商人乃至整个白人世界的美化等种种迹象表明，史蒂文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土著，但他的南太平洋小说远远称不上是反帝国主义作品。史蒂文森支持疾病隔离政策，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殖民的迫切性，甚至在殖民中寻求安慰，认为只有在西方的教化之下南太平洋岛屿才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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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2003.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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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李艳慧教授、安德鲁·辛普森教授(Andrew Simpson)和台湾清华大学的蔡维天教授合编的《跨语言视角下的汉语句法学》(ChineseSyntaxinaCross-LinguisticPerspective)一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该书是牛津比较句法学研究系列丛书的一本，总编为Richard Kayne。该书研究范围广泛，包括名词领域、谓词领域和标句词领域，既有词汇方面的研究，也有句法和语义方面的研究。名词领域包括名词论元、同位语关系从句、非限定性关系从句、“同”的表达、物质/可数的区别等。谓词领域包括宾语、及物性心理谓词、轻动词、复杂动词、结果小句、是否问句的回答、比较句式、根不定式等研究。标句词领域包括wh-附加语和语用投射研究。该书涉及语言达50多种，除了常见的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匈牙利语、荷兰语等，还有亚洲的朝鲜语、孟加拉语、泰语、(叙利亚)阿拉伯语、马拉雅拉姆语、马拉地语、Hindi(北印度语)、希伯来语、埃纳德语，欧洲的罗马尼亚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瑞士德语、加泰罗尼亚语、冰岛语、阿尔巴尼亚语、威尔士语、土耳其语、楚克其语、伊博语、佛兰芒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北美洲的皮玛语、Innu Aimun(加拿大纽芬兰省方言)、奥内达加语、纳瓦特语、易洛魁语、卡尤加语、莫霍克语、马里科帕语、Yudya、Jaruna和非洲的阿姆哈拉语、班图语、鲁干达语(Luganda)、科萨语、祖鲁语、埃多语等。该书研究路径多样，有纯粹的句法学研究，也有语义、语用、语篇和认知方面的研究。既包括共时的成人句法研究，也包括对汉语进行的历时的比较句法研究和汉语句法的习得研究。该书观点新颖具体，比如第一章提出的“轻名词、轻形容词和轻介词”的观点；第二章提出的“量词是及物的，有两个语义论元，即名词和数词”的观点。

该书也是为祝贺哈佛大学语言学系黄正德教授(C.-T.James Huang)65周岁献礼的论文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格兰小说史”(15FWW001)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14ZS15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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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5723(2015)04-0027-07

2015-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