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符号与隐喻的汽车——现代文学中的汽车书写

刘永丽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610068)

从根本上说，现代都市的生活、消费方式、世界观道德观的被重新构建，以及现代城市空间的建构，最终根源于科技现代化的发展。丹尼尔·贝尔认为，对人类生活观念发生最重要改变的几项技术发明与社会学发明是汽车、电影、广告。尤其是汽车，它是技术彻底改革社会习惯的主要方式。它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不仅是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工具，开阔了人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扫荡了闭塞状态下的诸多生活规则。而在文学中，汽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作为符号与隐喻而存在，形成了一种汽车意识形态。现代历史时期对汽车的消费，并不仅仅看中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功用，更重要的也是其本身所具有的“符码”特性。正如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物体系》一书中所提到的，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象和讯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1］现代文学中对汽车的书写，便也带上了这种“符号的操控”特性。

一

汽车作为符号与隐喻之一，表现在文学中首先是汽车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对自然的损害，及对传统手工业文明、手工职业的冲击。汽车“造成了城市的‘沥青丛林’，致使四万平方英里绿色的、使人愉快的土地被水泥覆盖了”［2］。茅盾的《子夜》中，诗人范博文这样批判现代文明:“不见了嫩绿裙腰诗意的苏堤，只有甲虫样的汽车卷起一片黄尘;布尔乔亚的恶俗的洋房，到处点污了淡雅自然的西子。”可谓是当时科技批判的一种代表。这种对汽车文明吞噬自然的批判已有太多，本文不再赘语。本文重点探讨后一个问题，即汽车对传统职业带来的毁灭性的打击。

现代历史时期的一些小说中，涉及到了现代快捷交通工具的出现给予传统渡船、独轮车为职业谋生的底层民众带来的失业冲击，滕固的《独轮车的遭遇》，展现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无奈的现实:在上海周边一个偏僻的小镇，竟然有一天也通了煤屑路，路上有了汽车，人们开始坐汽车，于是以推独轮车糊口的阿四无法维持生计了。“他生下来就做这门行业的，家里大大小小的几个人口都要靠他的推车来活命的。”但是，“有了汽车，他实在找不到生意了。”甚至连他的老主顾P 先生都不坐他的车了。他在绝望中曾去“和人众打汽车”，被关监狱，也曾到P 先生家无理取闹，然而P 先生的怜悯也挽救不了阿四的破产。作者在展现独轮车夫的悲剧命运时，也指出了机械文明不可遏制的优势。联系到当时的现实社会，电车初行时，也确实有一位皖南人士王钟麟，在《神州日报》写了反对电车的社论，说洋人搜括贫民薄利，剥夺了洋车夫的生计，结果，“语为洋人所忌，派巡捕拘捕，王氏便逃回扬州，不敢再来上海了。”［3］215～21620年代初的江红蕉《萧郎画樱记》写道:“江湾跑马的那天，泸宁车站停满了汽车。那些汽车夫都站在电车停处，向电车上下来的客人争兜生意。”［4］可见20年代初汽车夫争兜生意已经是普遍的现象。

杜衡的《怀乡病》(《现代》第一卷第二期)，展现的也是现代机械交通工具的出现导致传统的以渡船为职业的船户的失业酿成的悲剧。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县城的中等学校读书时，每年都要回区镇“这个散发着浓烈的乡村底味的乡村”，每次回去，他都会乘坐船户长发的船。船户长发以船谋生的职业是从太公手里就传下来的，他的儿子阿狗也憧憬着自己将来成家立业后，有一条船时的美好生活。长发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这个职业:“这个安份的乡下人似乎除了省吃俭用地替他底阿狗积蓄起够打一双新船的钱来之外再没有旁的欲望。……‘只要有一只船，’他说，‘你就不愁没得吃的，年荒水旱都和你不相干。’”船如同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是安身立命的资本。然而短短的四五年间，事情有了巨变。从县城到区镇沿河开通了长途汽车，把长发们的职业顶掉了。当“我”再想做一次忘怀的回乡游，找到长发的船时，看到的长发之前“脸上所永不遗留的笑容，现在却被许多的皱纹代替”，他变得苍老，沮丧，那沿河道开通的长途汽车已经把他的生意彻底抢走了:“汽车就沿了我们底河走，什么地方都到。……从城里到区镇要不了半个时辰。一天有两三班。又便宜。你想，还有哪个来坐我们的船?”在这种状况下，长发已无法养活自己:“我已经喝了三个月西北风”，所以他的儿子阿狗也不得不去城里学泥水匠谋生。

当年夏天，当小说中的主人公再次回区镇时，河里一只渡船也没有了，他不得不坐令人痛恨的汽车。长发及以渡船为生的船户们走投无路，绝望中集合了二三十个人打劫使他们失掉饭碗的客运汽车。“开车的打得半死半活，车上的机器也打坏”，最后长发也因此终被保安队抓获而被枪毙。

在小说中，作者把区镇当成心灵的故乡，很显然展现了对现代文明极其厌恶的心理状态。以渡船为标志的原始文明如同牧歌，宁静、悠远而芬芳。他这样描绘亲近水乡的感觉:

一过高桥，世界似乎立刻换上了一副皮相。我深深地吸着蒸热的泥土底气息，像清凉散似的树荫底气息，和多少带一点雨腥的水的气息。遮在笠帽下的农夫把一勺勺的肥料浇上菜畦去的情景有时候也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因此，我同时也甘愿地吸着肥料的气息。总之，是乡村。

那时侯，在我看来一切的存在便只是乡村，船，和长发底一家。当然要除了自己;不，甚至自己底存在或许也可能被遗忘。

而对于汽车，这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交通工具，作者展现了他的永远的拒斥情绪:

随即便听到一阵比牛还蠢的声音，跟了长发的手指望过去，是汽车;而同时我也看到那一条隐匿在沿河的树木背后的路径。……在一年之前，我曾经在报纸上发现过关于我们省里的长途汽车的消息，可是在那时所没有注意的是，它对于我们的区镇所能造成的影响，而更想不到我们的阿狗会正因这原因而失去他的世袭的职业。

……

不，我将永远憎厌长发所憎厌的一切，我将永远像长发固执着他底职业似地固执着我对于乡村的爱。只要世界上还有区镇，只要上区镇还有这条水路，只要在这条水路上还有航行的船只，那我便到老都不愿意去坐那汽车。

晚清时就有人说到汽车比渡船的便捷之处:“舟车驶行虽速，但工程资本甚巨，且须循依轨道航，不能随处通行。惟有汽车事业投资可任多寡，轻而易举获利颇厚，诚不能忽略视之汽车速率，较火轮舟为高，其行驶无籍私道航线，只须稍阔之路，乡间之泥路，随停随开，非常便捷。”［5］正是因为这种便捷，汽车发展才迅速，至20年代的上海，汽车已随处可见。一组来自市议会的数字称，1918年2月的某一天从上午7 点到下午7 点仅某一路段的汽车的流量高达1863 辆，仅次于人力车和独轮车。①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 页。章克标笔下的30年代十月里的一天下午3 点钟的南京路上跑着各种品牌的车子:“车子来，车子去，飞，飞，飞一般的，司蒂倍克，雪佛兰，欧斯康，奥斯汀，道奇，发施登，派卡，飞霞509，克雷斯勒，黑泼麻鼻尔……”［6］可见其时汽车的普及程度。

二

汽车作为符号与隐喻之二，即是汽车所代表的社会等级与殖民罪恶。据《上海通志·事物源始》记载，汽车第一次到上海，在1901年。“那时代坐汽车的，都是洋人。”［3］213《上海生活》中说“汽车的叫声，是资产阶级示威的口号”［7］。郁达夫《青烟》中的主人公，听到深夜汽车的喇叭声，想到的是“西洋资本家的男女，从淫乐的裸体跳舞场回家去的凯歌”。［8］陈西滢于“五卅”运动后回上海，看到“南京路上的汽车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但是，“你如像我一样在那里立一会，数一数来往的汽车，你就会发现每十辆车至少有七八辆里坐的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9］说明了汽车的阶级属性。汽车价格昂贵，自晚清时期，就作为一种身份的标示物而存在。汽车总是和有产者的享乐联系在一起。《新歇浦潮》中的张大小姐“素来最心爱的东西就是齐整少年和漂亮汽车两样”，分家后有了钱，张大小姐立刻买了辆汽车，雇了汽车夫小张，“开着张大小姐汽车，南驰北突，吃吃用用顿时阔绰”，极尽奢侈享乐。而汽车造成的罪恶即是“杀人”。周瘦鹃曾在《歇浦零话》中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文中在写到电车的便利后，笔锋一转:“唯行人不慎，或行人者玩忽，则飙轮过处，肝脑涂地，刹那间遂遘横死。”并附某君(胡适)作的《电车词》:

欢家住城西，侬家住城北，一日十往还，电气车儿速。电气车儿速，欢亦勿常来。车行易杀人，人命等尘埃。尘埃卷地起，瞥眼电车驰，轧轧电车轮，何似双鸣机，铛铛电车铃，欢行须避远。侬行君记取，电车固无眼。行行电车道，电车去复来。昨日侬家邻，朝出暮不回。朝出暮不回，感此伤妾怀。一日不见君，几转卜牙牌。侬家住城北，欢家住城西，十里电车道，步步有危机。欢亦勿常来，侬言君记取，岂不望欢来，欢来妾心苦。欢来妾心苦，苦口为欢语。辗转复叮咛，涕泪零如雨。［10］

文中的女子因为害怕电车杀人，所以虽然很渴望情人的到来，但为了情人的安全，还是嘱咐情人少来几次。情人在路上时，女子提心吊胆，生怕发生什么意外——这是现代交通时代的独特体验。不过周瘦鹃在此文中又说，“电车之为祸较少，而富人汽车之下，则杀人如麻矣。”他在小说《父子》中，说到学业、品行都非常优秀的儿子因为给父亲输血导致总血管破裂而死，而父亲之所以要输血是因为被汽车撞了。小说中父亲去南京路见朋友，在上午九点钟光景，正是上班高峰，“汽车、马车、人力车横冲直撞，都像发了疯的一般。”所以汽车杀人，成了当时许多作家声讨的问题。“近来汽车这东西，简直是一个杀人的利器。轮子转处，霎时间血肉横飞，一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男女老小，都做了这汽车轮下的冤鬼，任是作了鬼还没处伸冤呢。”［11］时人指出汽车的横行是因为汽车阶层的优越感:“不但人有阶级，车子也有阶级。试看马路上面，各种车子奔驰往来，虽然极其纷忙，但是纷忙之中，总见小车让人力车，人力车让马车，马车让汽车，好像无形之中自有一种规定的法律，说穿了仍是阶级思想的作用。”［12］更可怕的是，死于车轮之下的大多是华人，因为“汽车见到外国人格外小心”［13］，展现出了深层的政治意蕴。针对这一现象，徐訏从中看出的是民族的劣根性。他看到上海汽车夫“对于中国的弱者躲慢一点而破口大骂”，但是“对于昂首阔步的一个东洋的水手或外国醉鬼，喇叭与铃档都不敢叫一声”［14］，想到西洋社会却是“汽车与行人的互让”，表达了深切的民族忧患。而袁水拍在《发票贴在印花上》中提到美国水兵把“吉普车开到人身上”的怪现象，体现了殖民者的霸道、张狂，以及对中国人的轻慢，也是政治格局强弱状况的某种体现。最为可悲的是，汽车阶层对贫穷阶层的轻侮。巴金的《雨》中，为国家、民族谋幸福的革命者陈真，被汽车车轮碾压致死，而车夫连车都不停一下，依然无事人一样地说:“不要紧，碾死了一条狗。”［15］穆时英的小说中写到底层人对汽车的气愤正是因为汽车所代表的阶级优越感及暴力:

有时咱们躲在胡同里边儿拿石子扔汽车。咱们恨极了汽车!妈的，好好儿的在街上走，汽车就猛狐丁的赶来也不问你来不来得及让，反正撞死了穷孩子，就算辗死条狗!就是让得快，也得挨一声，“狗入的没娘崽”。［16］

不仅汽车是社会等级的象征，在其时的火车、电车等交通工具上的车厢也分等级，形成了车厢政治。上海租界的电车自1908年始运行，“电车分头等、三等两种，华人只能坐三等车”，［3］215直到20年代后期，乘客上车方可“随意入头等和三等”［17］，不过也应该是在价钱上有差别。丁玲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的望微，因为太穷，“常常都要走好远才搭三等车”。夏吉子《到南京路去》，写到南京路上，“车声、人声、无线电收音机声扰成一片”，令“我的头几乎昏了”，“我像个被困的战士，好容易突出重围从车缝中奔向停车处，慌忙挤上一辆电车，两个车厢划分着两个世界。一边坐的是洋人洋妇，以及‘高等华人’;一边挤满了蓝衫的短衣朋友和披着阔围巾的姑娘。这里没有二等的人，也没有二等的车。”［18］展现了电车中等级分明的社会现实。谢冰莹写自己有了5 元钱后，“不再搭三等车了，趾高气扬地跑进了头等车”，售票员看她衣着破旧，让她到三等车去，“我忙把五块钱的钞票拿在手里，故意向他示威:‘喂，找钱来吧’，他这才低下头不做声了。”［19］坐头等车成为洗涮受人轻视之耻辱的行为。朱自清《白种人——上帝的骄子》，说的也是他在一路电车的头等厢里，“在那小西洋人两颗枪弹似的眼光之下，茫然地觉着有被吞食的危险，于是身子不知不觉地缩小”，由此引发了政治意识，有了迫切的国家之感，意识到了殖民文化侵略强大的渗透力:“这个十来岁的白种的孩子，竟已被揿入人种与国家的两种定型里了。他已懂得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伸着脸袭击我了。这一次袭击实是许多次袭击的小影，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他之来上海，或无多日，或已长久，耳濡目染，他的父亲，亲长，先生，父执，乃至同国，同种，都以骄傲践踏对付中国人;而他的读物也推波助澜，将中国编排得一无是处，以长他自己的威风。所以他向我伸脸，决非偶然而已。”［20］此类现象决非偶然，因为在彭家煌的《教训》中，就有这样一位自视高贵的西洋女人上电车，乘车的华人在她眼中“晃动如虫豸一般的微细而渺茫”，在上车时“‘头等’‘三等’在她的心房参差的树着”，上车后头等车上已没有座位，她便以君临一切的姿态“巡视”众人，认为“虫豸一般”的华人应该给她那样高贵的妇人让座。而无人让座的现实让她感到自己受了“奇耻大辱”，愤而中途下车。下车时，她教训华人道:“Chinese never stand up when the ladies come!”［21］是什么让她有这样强烈的优越感?可想而知是殖民宣传。电车、轮船、火车的乘客区实行华洋分隔和座位分等，实际也是一种殖民策略，它不仅着意于殖民者尊贵、高贵形象的塑造，而且反映出殖民统治存在于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中，都制造着西方优越、东方低劣的存在形式。

车厢政治不仅体现了一种殖民策略，同时也增强了拜物心态及权势崇拜。因为头等车并不是洋人的专利，只要是有钱人都可以坐，这样无形中增加了对社会等级的认同，正如有论者所说:“乘客所处的列车等级变成了其教育与经济背景的标志。因此，赤祼裸的物质主义成为认知的方式，任何事物——从衣着、化妆、珠宝到略懂英语这件事——皆能从偶然的情境脉络中提升出来，被赋予以认知的意义。”［22］车厢政治强化了以物质为要的评价人的标准，使以物质分层的社会等级趋于合理化。

三

汽车作为符号与隐喻之三，即汽车作为现代性精美的器具，一种通向无限美好流动多彩生活之途径的工具，是作为浪漫、摩登生活的象征而存在的。

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中，上流人士大多都是开着某个牌品汽车，吸着某个高档品牌烟，车里坐着装扮入时的美人，出入高档娱乐场所。汽车，成了摩登现代性最重要的体现之一。时髦的汽车是和摩登、浪漫的现代上层男女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穆时英在《街景》里，看到都市的街上“一辆又矮又长的苹果绿的跑车，一点声息也没地贴地滑了过去。一篮果子，两只水壶，牛脯，面包，玻璃杯，汽水，葡萄汁，浅灰的流行色，爽直的烫纹，快镜，手杖，Cap，白绒的法兰西帽和两对男女一同地塞在车里。车驶了过去，愉快的笑声却留在空气里边荡漾着”［23］。一幅安乐、详和、浪漫的景象。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车子的男女主人驱车去目的地的约会生活，也给予了人无限的想象。

所以在海派作家笔下，汽车首先是作为现代性标志财富的器具、作为最炫人的物质而存在，是表现物化力量之巨的最重要的展示道具。在刘呐鸥的《游戏》中，女主人公因为物质嫁给了开工厂的富商男人，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此男子要买一辆“飞朴”，雇两个黑脸的车夫送给她。在她眼中，“六汽缸的，意国制的一九二八年式的野游车”，“真正美丽，身体全部绿的，正和初夏的郊原调和。”［24］

汽车和郊原的绿相调合，使物质所具有致命的诱惑，并染上浪漫色调，表现了女主人公在昂贵的物质前的心灵陶醉。《五月》中男主人公之一的江一萍，每天都开着他的绿色跑车，追求一个电话管理员，后者能接受他的约会不能不说是因为他的跑车:“真是辆可爱的跑车啊!我爱你的车。”或者勿宁说是拥有跑车所展示的社会地位。《贫士日记》中写到旧同学发迹了的证据之一即是“买起八汽缸的新福特来了”。穆时英《GNo．VIII》中，一个夸耀他在夏威夷“有一所别墅，一辆汽车，是一辆漂亮的Buikc 呵”的男人，同时夸耀他拥有各类女人:“中国女人，夏威夷女人，美国女人，西班牙女人，菲律宾女人。”［25］徐訏的《江湖行》中，周也壮没有接受驼伯的任何东西，除了汽车。正是靠着这个上层社会的标志品汽车，周也壮“成了最活泼的社会运动人物”，“学生会主席”，“许多团体的主干”，［26］汽车成了人际交往中的无形资产。师陀《结婚》中的黄美洲在发迹的时候，就很牛气地说:“地位够不上坐汽车的人，我不跟他来往”，展示了汽车在人际交往中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拥有汽车所具有的那种无拘束的打破常规的生活状态，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家庭生活，而是充满了无限的新奇与渴望。汽车，成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的象征，预示着多彩、流动而不拘的生活状态，正是这样的生活状态给人以致命的诱惑。汽车由此成了浪漫、摩登生活的象征，是一种通向无限美好流动多彩生活之途径的工具。或者可以说，是现代性的缩影。汽车给了人们与传统社会完全不一样的另类生活，使人们的未来生活充满了多种可能性。总之，汽车象征的是其时摩登人士的时尚生活方式。因此，作家们每每喜欢点染车的颜色。穆时英笔下的“苹果绿”跑车，叶灵凤笔下的“绿色跑车”，徐舒笔下的“红色的跑车”，及梅碱子的“黑色汽车”，白苹的“银色汽车”等等，使汽车沾染上令人渴望的浪漫风情。在叶灵风的《流行性感冒》中，车就像时髦女人一样具有形体美:“她，像一辆一九三三型的新车，在五月橙色的空气里，沥青的街道上，鳗一样的在人丛中滑动着”，呈现出“流线式车身/V 形水箱/浮力座子/水压减震器/五档变速机”。［27］

用汽车来比喻女人，暗含着作家把汽车视作如女人一样能给人带来无限激情的器物。同样的，在张爱玲《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哥尔达家里的墙上“用窄银框子镶着洋酒的广告，暗影里横着个红头发白身子，长大得可惊的祼体美女”。这照片式的广告画，使张爱玲也联想到风情万种的汽车:“等于展览着流线型式的汽车，不买看看也好。”［28］与美女一样，汽车也作为给人激情生活的奢华品被消费、被膜拜。

把汽车和美女摆在一起，使汽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性的象征。麦克卢汉曾指出:“心理学中动机研究的功绩之一，是揭示出人与汽车的‘性关系’。”［29］在《机器新娘》中，他明确指出，香车美人是性的象征:“汽车广告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明白:人们普遍把汽车当做子宫的象征，而且又奇怪地把它当做阴茎的象征。”［30］汽车作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同时也是一种流动的密闭的空间。因其流动性，所以它能到达人们熟悉的社区之外的任何地方，而因其密闭性，即使在陌生的人群聚集的地方也能拥有私密空间，从而有利于私密情感的表达。总之，在汽车的空间中，人们可以摆脱在熟悉的社交场合下所必须保持的礼仪规范，可以凭私密空间为所欲为，从而增加了越轨的机会。传统的生活之所以循规蹈矩的、令人压抑，就是因为传统社会缺少流动性，避不开邻居的窥视，而汽车打破了传统闭塞生活中的诸多规则。正如贝尔所说，“密封的小轿车作为中产阶级的私室，成了爱冒险的年轻人放纵情欲、打破旧禁的地方。”［31］“50年代的中产阶级的孩子几乎都是在汽车后座上或旅馆里失去童贞的”［32］(电影《毕业生》中的妇人就说她的第一次是在汽车里干的)。这一点对追求个性自由的中国人来说尤其具有意义。传统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亲情为中轴而串联起来的家族制社会，处在家族中的个人，从来就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整个家族血缘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个人的行为稍有不慎，便会危及整个家族的声誉，甚至株连九族，所以传统社会的个人被严格监控。加之乡土社会是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的熟悉人的社会:“乡土社会是富于地方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任何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33］在家族中生活的子女，处在种种熟悉的眼光的监视中，不能有一点越轨的或有损家族声誉的行为。而借助于汽车这个流动的隐密空间，便可脱离家族的管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正因此，在现代文学里，汽车空间有时成为与性爱有关的暧昧场所。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的摩登女郎就认为“Love making 是应该在汽车上风里干的”。继母和儿子的不伦之恋最好的处所即是汽车的私密空间:“开着1932 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1980年的恋爱方式。……儿子在父亲吻过的母亲的小嘴上吻了一下，差点儿把车开到行人道上去啦。”［3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开车送玫瑰回家，一边开车，“一面他就伸过手臂去兜住她肩膀，她把脸磕在他身上，车子一路开过去……振保把手伸到她的丝绒大衣底下面去搂着她，隔着酸凉的水钻。银脆的绢花，许许多多玲珑累赘的东西，她的年轻的身子仿佛从衣服里蹦了出来。振保吻她，她眼泪流了一脸，是他哭了还是她哭了，两人都不分明。车窗外，还是那不着边际的轻风湿雾，虚飘飘叫人浑身气力没处用，只有用在拥抱上。玫瑰紧紧吊在他颈项上，老是觉得不对劲，换了一个姿势，又换一个姿势，不知道怎样贴得更紧一点才好，恨不得生在他身上，嵌在他身上。”［35］汽车空间在这里成了与闺阁等同一体的谈情示爱的场所。而葛薇龙在车上，“把身子扑在前面的座位的靠背”，回忆起她的爱人乔琪乔，“便有一种软溶溶，暖融融的感觉，泛上她的心头，心里热着，手脚却是凉的，打着寒战。这冷冷的快乐的逆流，抽搐着全身，紧一阵，又缓一阵;车窗外的风雨也是紧一阵，又缓一阵。”［36］葛薇龙正是在这样的类似性高潮的体验中，被垂涎于她美色的客人戴上了“三寸来阔的金刚石手镯”。最突出的是在《色·戒》中，女主人公在情人的汽车上，“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37］这里表达的也是在汽车里才能有的性陶醉的体验。汽车的私密空间不仅增加了越轨的机会，而且可以把人置于无人窥视的空间，让人安全放松地体验性及身体的各种快乐，使人摆脱了传统社会给予人的各种伦理道德的压制，使汽车与自由生活联结在一起。

总之，在现代历史时期，作为高档消费品的汽车不仅是一种具有流动功用的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作为被包装的现代性符码而存在，这使其在文学作品中具有了多重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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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29～130．

［36］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M］//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8．

［37］张爱玲．色·戒［M］//张爱玲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5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