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归来的张爱玲——意识形态转变与八九十年代张爱玲的复出

刘衍瑞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571158)

雅克·德里达1994年在他惊世骇俗之作《马克思的幽灵》中，不仅及时地暗示我们，昔日那个被压抑的幽灵从未消失，而且更是在召唤幽灵的知性意识。也就是说，它在召唤资本自身的幽灵。［1］333这将把我们引向现代性的关键问题，商品、市场和资本错综的运作，包括了新的形式、欲望和意识形态，以及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一切的动力。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也正处在召唤资本幽灵的历史性时刻，通过对内外政策的双重调整，在国家内部打破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推动国民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且通过开放的对外政策，中国重新加入到国际社会之中，成为各种国际组织以及贸易、金融和各种公民交往活动所构成的全球体系中活跃的一员。［2］国家发展所呈现的转型态势，既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变化的引导，同时也被这种转型自身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力量所激励，这种相互作用足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历史体验的评价范式。

在革命时代的历史观念和叙述中，中国发展历程的现代性是由新文化运动、革命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历史分期来界定的，但是后革命时代新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挑战了现代中国历史叙述直线的、目的论的主流意识形态，带来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解过去的方式和一种多元的思想文化生态。对现代性的重新审视，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范式在80年代晚期以后的中国社会深深扎下根来，并在资本的市场进程中，“一方面通过世俗化和社会自由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通过对正常状态和秩序的重新寻求，使得1989年之后的社会和文化范型的特性被确定下来。”［1］304

在社会想象、政治话语和文化生产中，乌托邦的历史维度在后革命时代的消散，导致了对中国历史经验的重新阐释。三四十年代作为一段被“新中国”叙事所疏离的历史，在“现代化”进程中与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获得了一种“历史的一致性”，这种历史的一致性不仅颠覆了我们关于过去的历史想象，更重要的是它为后革命时代提供了意义，论证了当下“现代化”方案的合法性。后革命时代中国社会内生的反乌托邦热情，在消费大众和市场经济的催化下，使得90年代显著的文化怀旧潮流成为了这种意识形态巨变的一个感伤注脚。同样，中国历史经验内在逻辑的更迭以及背后话语权力的嬗变，也正是张爱玲在知识话语和公众视野中重新回归的意识形态语境。八九十年代被重新发现的张爱玲显然是文化怀旧潮流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个案，张爱玲的回归似乎落实了这种怀旧历史想象的实在性，这使得我们能够从中透视意识形态转变与文化怀旧潮流之间的内在风景。

作为一名在1952年离开中国后就迅速消散的作家，张爱玲在后革命时代的回归首先不是出现在公众视野，重新获得市场的接受，而是在20 世纪80年代初悄然地受到“专业阅读”的关注。［3］1451981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张爱玲传奇》，这是大陆新时期以来，最早的一篇论及张爱玲的文章。真正使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得到重新改写、推动张爱玲获得更多研究关注的，是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中国学界的流行。夏志清本身就自外于革命时代的意识形态，秉持着不同的政治立场，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使得一些受到特定政治意识形态遮蔽的作家，比如张爱玲、沈从文在文学史上占得了一席之地，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他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史评价所操持的是另外一套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

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引发的一段在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公案“普夏之争”可以非常明显地体会到，八九十年代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发生的转变对我们接受夏志清所持的文学批评立场的重要意义。夏志清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受训于美国“新批评”学派本部的耶鲁大学英文系，他是以欧美文学为基准来审视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他在思想上倾向英美自由主义，对共产主义则非常抗拒;而普实克则对中国文化满怀好奇和想象，并把它转化为一种同情投合，这又与其政治思想由民族解放出发，再求寄托于社会主义的理想有关。只有到20 世纪60年代以后，普实克才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普夏之争”正是发生在普实克思想转变之前，所以普实克对夏志清最核心的批评就是意识形态问题，双方都相互指责对方的“唯政治”观点。在这些控诉之间，“文学”与“政治”的形相变得流动不居，并且双方都批评对方充满了“政治偏见”，而自己才是文学“艺术价值”的守护者。［4］

虽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的确存在像普实克所批评的“政治的既定成见”，但以他对张爱玲的文学评价为例，显而易见的是他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完全取代他的文学审美。他对张爱玲小说的意象与视觉想象、新旧并置的艺术特色、对人性深刻的揭发、小说的苍凉意味、对社会风俗与过渡性的关照等方面的考察都是基于文学审美的艺术标准，并且他特别指出了张爱玲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张爱玲后期的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经常被定性为“反共”政治小说，但是“这两本小说既没有滥用宣传口语，也没有为了方便意识形态的讨论而牺牲了现实的描写，那是西方反共小说的通病”，它们反而“巧妙地保存了传统小说对社会和自我平衡的关心”。［5］357在这两本小说中，张爱玲是从人性的角度而非辩证法来审视历史的，体会在特定的历史际遇中人的身体与灵魂的挣扎，具有一种世俗人间的人情冷暖意味。反倒是张爱玲文学成就能否获得文学史的正视与公允评价，才关系到我们能否在“重写文学史”的脉络背后，突破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旧有框架，恢复文学的主体性，不再让文学研究从属于现实政治。

从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有限度的接受，也看出了在意识形态转变的历史博弈中，这种文学史评价可能获得的突破之艰难。有研究对新时期以来数十部现代文学史的张爱玲论述，作出了比较、分析和检讨，并指出了在文学史的书写范式中意识形态的幽灵始终紧附着新时期的张爱玲论述。［6］但是，在90年代前期，大陆学界对张爱玲所展开的文学研究，“开始注意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中，重新考察张爱玲这一类创作的‘结构功能’与价值定位”，［3］148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显然已经完成了对张爱玲“经典性”的论证。

除了学界得时代风气之先，在文学研究领域先行一步“重新发现”了张爱玲;在90年代初，张爱玲也浮出历史的地表，重新回归公众视野，像她在40年代中期风靡文坛一样进入到大众文学消费领域。不可否认，当“张爱玲”如此频繁地在大众视野中出现，已经逐渐开始了消费符号化的历程，它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有其市场经济利益的生长点，文化生产自然也会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张爱玲在90年代重新回归公众视野，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消费现象，而是有着文化政治转折意味蕴藏其中的。

在公众视野中的重新回归，一定程度上是同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心态紧密相关的。在80年代所经历的这场历史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这个变革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可以遵循，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经验可以被我们完全援引和借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知的风险，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而一个新的时代却还让人看不清轮廓。正如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所感慨的，“在我们所经历的时代中，有的时候倒是方向目标十分明确，一往直前，从不犹豫，如五六十年代、如80年代，有的就不行了。”［7］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充满着“一种叙述的暧昧，一种犹豫不决”。这种深刻的历史悸动与张爱玲所经历的改朝换代以及战乱世局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时代变动的大背景下，人们对时代的感受是一样的，即在时代的仓促之中预感到了一种“惘惘的威胁”。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认识到张爱玲的文学是一种现代都市文学，它的回归于此显露了充分的意识形态端倪。作为都市文学，它是与城市市民阶层和都市文化相联系的，需要有它特定的受众群体和完整文化生态背景;市民阶层世俗日常的生活和他们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往往销蚀着历史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魅力，市民性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是离间于历史的乌托邦解释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关照和暧昧态度。张爱玲在90年代的重新流行，印证了一个属于她的市民阶层和都市文化生态的再度生发，也表明新的意识形态范式为她的历史复出预备了足够的阐释空间。

在80年代，当中国的第五代导演试图捕获中国社会的“自然现实”的时候，他们只能在乡土中国那方深厚、贫瘠的黄土地上寻找灵感，对于他们，当时的中国缺乏发达的都市和城市文化，乡村比城市更能提供关于现代中国的审美想象;然而到了9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焦点明确地转移到了城市，城市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从一种受冷落、漫不经心地存在转而占据了时代的主导地位，这种城乡对立格局中二元位置的互换，显然预示着一个城市市民阶层兴起的必然，而都市文化和大众消费的形成被看作是这种趋向的组成部分。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性变化，使得解构革命叙事和重新想象现代性历史的主体被孕育出来，这为张爱玲回归公众视野奠定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张爱玲能够重新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即使在某些层面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的消费符号，透露出的是她和受众群体作为一个共同的所属阶层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契合。作为都市文学，张爱玲精准地把握到了它所需要具备的市民气质，即市民阶层在政治上的后卫性和在消费上的前卫性造就出来的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

早在40年代张爱玲风靡文坛的时候，评论家傅雷就以“迅雨”的笔名在当时一本著名的杂志《万象》上发表一篇极有分量的文学批评《论张爱玲的小说》，详尽、系统地分析了张爱玲的小说作品。傅雷虽然在文章里称赞了张爱玲的才华和技巧，但这有着一番好意、却也是毁灭性的严厉批评，到底也引发了张爱玲写了一篇相当长的文章作出辩护性的回应。从傅雷的严厉批判和张爱玲的回应文章，不难看出两人文学观念的对立与分歧，而这种差异性即是我们考察张爱玲小说都市文学特质的一个有效视点。傅雷对张爱玲小说的一个主要批评是题材的狭隘与庸俗，以及小说所流露出来的浅薄情调，虽然傅雷在观点上也有着某种调和，但是他所强调的新文学的“正统”观念立场还是显而易见的。

至此为止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全部是围绕恋爱与婚姻的，傅雷善意地提醒她需要看到“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并且对小说男女烦恼、焦急、生死苦难全无结果、恶梦般的无力挣扎，傅雷也是不满的，“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种“卑怯，懦弱，懒惰，虚无，反映到艺术品上，便是没有波澜的寂寂的死气”，［8］162傅雷希望她“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8］167

对题材囿于男女之间和人生态度上的暧昧，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都作了回应，这种自我辩护的深刻之处在于，她提出了自己迥异而鲜明的美学原则。她的美学原则的本质体现在她称之为“参差的对照”技巧中，它同时表明了一种审美观念和叙事技巧，是对张爱玲小说“个人主义”美学观照。

张爱玲讲究色泽的调和，红与绿配合是对照，绿与绿是和谐，她倾向于“对照”而不是“和谐”。参差对照美学观所体现的是“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但是她也不喜欢太直率、绝对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少回味。”［9］97大红大绿的强烈的对照表达的是“力”，葱绿配桃红这种参差的对照则是“美”，悲壮只有“力”，而没有“美”。张爱玲说，“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9］186也正是一种“美”。在对“力”与“美”、悲壮与苍凉的对比性论述中，张爱玲也就回答了为什么她执着于在男女之间书写一些不彻底的小人物，这是由张爱玲自己特殊的参差对照的美学观所决定的。

区别于革命宏大叙事悲壮与崇高的美学特征，张爱玲选择了缺乏“力”的苍凉。参差对照的美学观所形成“苍凉”叙事风格，表明她的小说在对普通男女个人利益/情爱的强调中，生发出对人性更有深度的洞察和同情，以及在对宏大叙事的漠视和“清坚决绝的宇宙观”的排斥中，获得了对社会更为温和、更趋向本真的理解，这些构成了其所谓“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核。

这些不彻底的小人物，他们不是英雄，没有悲壮、没有“力”，只有苍凉，但是“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虽然她的故事确实始终没有离开世俗男女婚恋的离与合，但是作家却借此把笔触“伸入了人性的深处，挑开那核壳，露出了人性的脆弱黯淡”，“取材虽嫌狭小，心理开掘却达到了一定深度。”［10］396同时，张爱玲“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写法”［9］188，她所采用的是一种参差对照的写法。她看到了现代人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软弱无力的平凡关系之中有着某种真情，“对于普通人的弱点，张爱玲有着极大的容忍。她从不拉起清教徒的长脸来责人为善，她的同情心是无所不包的。”［5］355胡兰成也曾说张爱玲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11］178，对于她笔下这些不彻底的人物，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虽然有一种悲哀，同时也有着宽恕和那受委屈的抚爱。她“悲悯人世强者的软弱，而给予人世弱者以康健和喜悦”［11］178，人世的恐怖与柔和，罪恶与善良，残酷与委屈，都被作者提升之后合而为一了，在最高的处所结合了生之悲哀与生之喜悦，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人世间爱与生命力的挣扎。比较起傅雷所期望的“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的“悲壮”，张爱玲用参差对照的写法所照映出的“苍凉”之所以能让我们有着更深长的回味，就是因为在参差之中我们看到了更为深刻的人性。

除了对生活中这些平凡的普通人有着感同身受的体会、理解之外，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相比那些“清坚决绝”的革命论断，张爱玲也有着更为温和和暧昧的理解。“我们这个社会是个过渡社会，构成的因素很复杂而常常互相矛盾，张爱玲的这些小说是这个社会的写照。”［5］356我们能够从中看到过渡时期新旧事物的并存。她的小说中穿梭的那些人物，既有带着封建气息的遗老遗少，也有着享受这现代都市物质文明的飞扬之子;他们既出入魅影森森的旧式公馆，也乘坐汽车，流连于咖啡馆、电影院和舞厅;当白公馆堂屋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的坏了机括的珐蓝自鸣钟提醒着我们停滞的时间，四马路美女月份牌却讲述着这个城市匆匆而过的时光;中国的都市人生中有着新旧交错的一面，在都市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现代改变的时候，人的习惯、观念还仍然是传统的。［10］395

在新事物中意识到旧的东西，把握不同历史因素在上海日常生活中的并存特征，而不是按照革命意识形态所确立的“新”与“旧”二元绝对对立的叙事规范，着力地破旧立新，并进行决绝的价值清理。这种新与旧相当醒目地并存共生，它所显示的是作者如何看待历史的态度，以及她与现代性的深层暧昧关系。不过，李欧梵也提醒我们，“这种暧昧性不可被误为是一种乡愁般的传统主义”，［12］因为无论是在小说还是现实生活里，张爱玲对摩登生活的爱慕可以从上海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追溯出来。

张爱玲与革命意识形态的疏离，就像鲁迅曾经说过的，爱国全给人家爱去了，革命也全给人家革去了，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一个个人主义者。张爱玲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现代都市里的个人主义者，是现代都市生活一个忠实而宽厚的历史记录者。

除了这种个人主义，张爱玲小说中所洋溢的物质主义也是非常鲜明的，对物质意象的繁复和富丽的描写，张爱玲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张爱玲曾在《中国人的宗教》这篇文章中谈到，“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了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9］130对于一个深谙《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且同样有着人生世故与虚无感的作家，显然在都市物质消费文化的熏陶中倾向了对物质世界的细节沉迷。

在张爱玲所描述的传奇世界里，人物的居所、屋内的陈设、他们的服装，所使用的器物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的华丽程度。对于女主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之手详细地描绘了，她们私密闺房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细致入微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功夫的。”［5］341

虽然张爱玲小说的那些物质意象、细节描写的功能是内涵丰富的，但是它们之所以能够进入到张爱玲的视线中来，并且被赋予叙事功能或所指意义，恐怕与张爱玲本人对这些物质的迷恋是分不开的，是作者物质主义消费态度的体现，这一点张爱玲在她自己的散文中从不讳言。也正是对自己笔下的这些物质意象本身的物质性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欢，张爱玲才能对这些日常生活器物的细部、形状、色彩、质地都有着非常细腻的情感体验。她小说中的物质意象充满着人格化意味，那些物质意象作为一个客观唯物，却更像是小说人物的一种内心镜像，有着强烈的个人情感代入，这是张爱玲小说意象非常别致的艺术特色。

这些物质的“所指”不仅讲述着上海都市生活的另一个故事，也依着她个人的想象力“重新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空间，公共的和私人的、小的和大的，“代表了都市生活中的一种‘文明的节拍’，充满着五光十色的刺激，这就是她所熟悉的上海。”［13］它将赋予我们后来怀旧潮流中的民国想象以深切的历史现场感。

正是这样一个在都市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张扬着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的张爱玲，我们不敢想“她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所以全国解放，在张爱玲看来无疑是她的灾难。不过按照柯灵回忆的说法，其实不像她所设想的那么坏，1952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还应邀出席了。左翼阵营里也不乏她的读者，“左联”元老派的夏衍就是其中一个，并且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充满着“右倾”的“温情主义”。［14］但是在天翻地覆的新旧时代变迁之中，张爱玲都市本位的意识形态立场与革命所确立的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对立性的分歧，张爱玲显然既不会迁就着去认同，也必然不见容于一个不属于她的新时代。

在离去与归来的际遇之间，后革命时代张爱玲的归来，在历史的恍惚中像是一场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召唤仪式，提醒着我们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都市风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冲突的一部分。在历史的怀旧想象中它亟需通过各种镜像、影像和神话叙述，从而把“上海”这座城市的新中国“前史”落实在历史的地理坐标上，这也是后来上海怀旧想象的历史性动机之一。

［1］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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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陈国球．“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J］．北京大学学报，2010(1)．

［5］〔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6］许维贤．张爱玲的魂兮归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大陆文学史对张爱玲的接受限度［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2)．

［7］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3．

［8］傅雷．傅雷艺术随笔［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9］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10］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12］〔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78．

［13］〔美〕李欧梵，等．重读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5．

［14］柯灵．遥寄张爱玲［J］．读书，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