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新史学”的演进

刘永祥

（中国海洋大学 社会科学部，山东 青岛 266100）

引子：“新史学”的演进与民国史学的格局

由梁启超首倡的“新史学”，以鲜明的立场对两千年旧史展开激烈批判，以明确的论点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即：主张在史观统摄下解释历史，并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坚持“求真”前提下的史学致用观，主张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崇尚系统性的大规模“著史”，并讲求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主张突破政治史范畴，描绘社会生活全貌，以“民史”取代“君史”；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倡导跨学科的治史方法等，初步建构起与西方现代史学相接轨的理论范式。此后，如何建构新的史学话语体系，如何推进史学的科学化，就成为中国史家的共有目标和学术自觉，主要存在三大路径：一是，沿着新史学所开创的史学范式继续拓展、深化；二是，本着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致力于考证历史真相；三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新史学在民国时期的演进，首先表现在梁启超对原有史学体系的完善和深化，如对史料搜集、鉴别、考证的详细阐述，对进化史观和因果关系的修正，对史学功能的重新认识等。其次，大批学者沿着这一路径，在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取得卓著成绩，如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杨鸿烈、周予同、周谷城、陆懋德、卫聚贤等。他们在思想渊源和研究领域方面颇为多元，但在史学宗旨上极为相近，均属新史学一脉，而大都受到梁启超的学术影响。

就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新史学无疑为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不仅大致扫清了可能来自传统史学的障碍，而且成为新历史考证学之所以“新”的重要条件，同时又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培育了适宜的学术思想土壤。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的区别较为明显，而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大的学术取向上保持一致，都以历史解释、史学致用、社会视野、科际整合以及历史编纂为主要元素，但二者之间又存在根本性差异，尤其在史观方面，前者始终未能跳出唯心的窠臼，逐渐走向相对主义，况且后者除在科学性上整整高出一个层次外，还具有极其鲜明的革命性。故而，以三大干流来概括民国时期史学的基本格局应更为妥当。当然，三者并非截然分途，而是紧密交织，共同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基于上述认识，本文拟就唯物史观对新史学的广泛影响展开初步梳理，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乃是源自理论体系的先进以及研究成绩的突出，是学术发展的逻辑结果，而非政治的产物。

一、“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与批评

“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迅速传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随之形成、壮大，尤其是经过社会史论战洗礼后影响更甚，渐有风靡之势。时人曾谓：“马克思主义在一般被压迫的群众中已是一种最有权威的学说……一些知识分子也为它所吸引，全部的或局部的接受其方法与结论。”[1]“辩证唯物论……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2]与此同时，新史学也在继续发展，并形成广泛摄取中外思想资源为我所用的学术特色。唯物史观甫一兴起，新史学学者就给予关注，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吕思勉在“马列主义初入中国”时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后在马君武影响下对“马列主义之书……乃读之稍多”，明确表示“于此主义，深为服膺”。[3]（P440）周谷城在“五四”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并称：“读任何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总有不能完全接受之处。唯有读马列著作，则很少提出异议。”[4]这在当时知识界尤其在高校学生群体中较为普遍，“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开放学风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思想学说，而经过对比后，他们大都初步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屡受欺凌，有识之士无不奋起寻找救国之路，新史学的产生即为民族主义的产物，并以史学激励爱国心。民国成立后，随着现代学术体制的逐步确立，继起的新史学学者大都不再像梁启超等人那样兼有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也更具学术理性，但仍有强烈的经世情怀，试图通过总结历史规律来说明现状并指明未来应走之路，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他们认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周谷城、周予同都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周谷城后来在毛泽东影响下参加了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运用革命理论为指导，分析中国历史”[4]；周予同很早“就已结识毛泽东同志，听过李大钊同志的演说，也访问过鲁迅先生”，并谓：“他们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使我十分钦仰。我觉得我们研究学问，也应该走他们开辟的道路。”[5]萧一山也在这一时期受到李大钊影响，强调唯物史观对人生的指导意义，认为其“于人类本身之性质内，求达到较善之社会情况之推进力与指导力……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并明言“我辈不可不明其真义，藉得一新人生之了解”。[6]与不问世事、埋首考证者所关注的问题显然存在很大不同，充分反映出两种学术之间的共通性。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种类繁多，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五四前后就被广为关注，尤其获得青年学子的青睐，不仅在于它指出了一条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提供给人们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因为它在历史解释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的观点，即揭示出经济条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萧一山就评价说：“近世以来，社会主义勃兴于欧陆，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发表‘唯物史观’之原理……即社会上一切事物，皆以经济为其基础，故凡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政治、法律等罔不受其支配。自是以后，言史者虽不尽同情于其主张，而向为人所不注意之经济问题，则已占据历史中重要之位置矣。”[7]（P387-388）但是，唯物史观是西方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产物，当它向异域传播，进入不同的情境时，必然要经历一个融合的过程。当时的中国，尚未能给学者提供必要的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基础，因此对唯物史观的服膺与准确理解之间尚存在距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往往将唯物史观界定为“经济史观”，以比较简单的经济分析方法来解释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等。比如，李大钊认为：“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8]这是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识。唯物史观在中国化过程中表现出的简单化和机械化特点，遭到以综合为学术取向的新史学学者的广泛批评，尽管他们已开始尝试将相关论点有选择性地融入到史学理论建设和具体历史研究中，而他们批评的前提正是将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史观。

比如，吕思勉早年认为：“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9]（P143）他承认拿中国史事印证唯物史观，“可见其说之确者甚多”，但同时指出这一史观“抹杀别种原因，则非是”[10]（P406），明言经济分析法不能完全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和进程，并谓：“今之过信唯物史观者，则颇有此弊，史事因果至为复杂，诚有如释家所谓帝纲重重者，偏举一端，纵极重要，必非真相……以社会之事，经纬万端，故非偏举一端，所可概也。”[11]（P63）萧一山则谓，“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12]（叙例），“故比较言之以‘经济的历史观’一辞为妥”[6]。张荫麟早年亦曾对各种史观进行总结式批评，以期综合各家求得完满的历史观，而在谈到唯物史观时称：“其以生产工具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狭义的唯物史观，其以经济制度……为文化之决定因素者可称为广义的唯物史观。然二者皆难成立。”他既“不否认生产工具或经济制度上之变迁，对于其他方面恒发生重大之影响”，又强调“许多文化上的重大变迁，并无生产工具上之新发明，或经济制度上之改革为其先导”。[13]同样，杨鸿烈最初对唯物史观持较为激烈的批评态度，指出：“马克思更以为一切经济的成因可以决定人类生存所有的成因……其实马克思自己就没有把他当做一个科学上的问题，不过藉此宣传他的社会主义罢了。”[14]（P62）后来，他在认识上虽发生较大转变，但直至20世纪30年代末仍旧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斯的学说为‘经济史观’较能‘名符其实’。”[15]（P274）

由上可知，新史学学者在“五四”时期对唯物史观大致采取既接受又批评的态度，虽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却是时代环境使然，以历史主义眼光来看，所论尚能切中肯綮。此后，随着唯物史观中国化的逐步深入、完善以及以此为指导的历史著作相继问世，新史学学者对它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并在更大范围上予以借鉴。

二、唯物史观与“新史学”理论的深化

新史学早期重心在“破”，即以强烈的批判精神打破皇朝模式下的传统史学格局，而“立”的方面虽提出诸多史学主张，基本奠定了新的史学框架，但在论述广度和深度上无疑具有粗浅的特点。民国成立初年，尊孔读经的逆流一度延缓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但这种沉寂局面很快就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此后各种西方社会科学被引入中国并对史学发生影响，一时间学派林立、新旧杂陈，大有“百家争鸣”之势。其间，新史学学者既广泛吸收西方史学思想，也更加理性地对待传统史学，试图在融合中西的基础上完善和深化原有体系，以跟上学术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步伐。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历史解释方面对新史学的理论建构产生很大影响。

新史学在最初十年里形成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涤荡陈腐的循环、复古等旧史观，使进化史观占据主导地位，成为一般人认识历史的基本观念，更内化为史家的学术自觉。但是，这一时期所信奉的主要是单线进化论和因果关系说，无论在内涵还是运用上，都显露出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弊端，越来越无法满足解释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进程的需求。因此，继起的新史学学者在历史哲学方面展开新的探索，并将其视为历史学不可或缺的内容，反对将史学限定在考证层面。杨鸿烈就指出：

我们以为历史本所以记载人类过去的事实，既有了历史的科学，自用不着“历史哲学”，但历史现象还是如赫格尔所说由精神主动呢？或如马克斯所说由物质条件来支配呢？乃至人类全部的历史到底是治乱循环的呢？还是循序进化的呢？假如是进化的话，那么，是直线的呢？还是螺旋式的呢？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历史哲学”的问题，而不是“历史科学”的问题，所以结果还是赞成“历史哲学”可以成立的一派得到最后的胜利。[15]（P317）

这里所谓科学与哲学的区分并不恰当，却也反映出当时历史考证与解释之间的巨大张力。事实上，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都对繁琐考证和整理史料的学风给予了严词批评，而致力于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新史学的学术取向，一言以蔽之，则为“综合史观”。有关历史形成与发展动力的诸多解释，可以从本体论上划分为唯心与唯物两种路径。新史学学者试图兼收二者之长，创造一种完满的历史观。关于这一命题，实际上从前文论述中已可略窥端倪，这里再列举梁启超、杨鸿烈、张荫麟、陆懋德等人的主张以为例证。

梁启超虽一度主张“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16]（P3），但也逐渐意识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作用，并最终提出：“历史所以演成，有二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人物由环境产生，一种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环境。前人总是说历史是伟大人物造成，近人总是说伟大人物是环境的胎儿。两说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不能完全解释历史的成因。我们主张折衷两说……所以我们作史，对于伟大人物的自由意志和当时此地的环境都不可忽视或偏重偏轻。”[17]（P89）杨鸿烈认为，已有史观“总是想用一个‘一以贯之’的根本原理把荒渺的复杂的全部历史都说明出来”[14]（P55），而“历史发展的状态，复杂无常，实在是受多方面的影响，断不是一个单纯的原因所能解决得了的……我们要是综合诸派的意见来解释，那就可无大过的了”[14]（P64）。张荫麟则试图“举过去主要之‘历史哲学’系统而一一考验之，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于是构成一比较完满之历史观”[13]，后提出“统贯‘动的历史的繁杂’”的四大“范畴”，即：因果的范畴和发展的范畴（包括定向的发展、演化的发展和矛盾的发展），并认为：“这四个范畴各有适用的范围，是应当兼用无遗的……不独任何一个或两三个范畴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便四范畴兼用，也不能统贯全部重要的史实，更不用说全部的史实，即使仅就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而论。”[18]（自序）陆懋德亦明确指出：“唯心派谓意识能限定历史的变化，而唯物派谓经济能限定历史的变化……余以为二者能相互限定，例如经济状况能改变人的意识，而人的意识亦能改变经济状况……历史变化，须从物质及心理二方面解释之。余亦谓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心理与物质有相互的影响，而不可偏于一端。此言颇为一般唯物派的历史家所忽视。”[19]（P84-85）

在社会学的影响下，新史学学者看待历史进程时，不再归结为简单的王朝兴替，而代之以社会的阶段性演进。他们认为，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组成的有机整体，其变化不取决于任何一方面，而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任何单一史观都无法解释复杂的社会发展，必须面面俱到，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很显然，他们在对唯物史观缺乏深入理解、将其视为经济史观的前提下，试图糅合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诸家学说，创造出一种更高层次的历史解释范畴，颇有抗衡的意味。以往学界对此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在唯物史观中国化尚未达到相应高度之前，综合史观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更是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当然，从性质上讲，它不承认决定性元素的存在，实际上走入了相对主义，仍然属于唯心史观。

而且，这一综合取向也表现在他们对辩证法的认识上。当时，唯心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都已在中国传播，新史学学者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将其基本原理纳入自身历史哲学的建构中，以克服单线进化论的弊端。陆懋德就指出：“此三定律（指对立之融合、量质之变化、否定之否定）……实揭出天地间之奥秘”[19]（P92），“盖自有此方法，而后能取人类历史之演变，纳入一定的过程之中，及一定的原则之下，此实为前代哲人渴求而未得之成绩。”[19]（P93-94）然而，他们又往往对于两种辩证法在本体论上的根本差异不加措意。如陆氏认为：“此方法，在唯心唯物二派的历史解释上，并无歧异。”[19]（P86）张荫麟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辩证法中的否定之否定“乃黑格尔与马克思之所同主，马克思自乘为传自黑格尔之衣钵者即此。（现时流行之所谓‘辩证法的唯物史观’即指此种”[13]。萧一山则本着民族文化复兴的精神，将传统的中庸之道等同于辩证法，并称其“以精神与物质并重，实在比他们（指黑格尔和马克思）更进一步”[20]（P8）。

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理论认识和实际运用逐渐臻于成熟，尤其是社会史论战以后，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效力越来越得到认可，新史学学者的观点也开始发生转变，逐渐接受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比如，杨鸿烈一改早期的激烈批评态度，指出，“人类的生产工具一有变化，一切政治制度和思想系统也就随之而起变化”[15]（P83），“懂得这个道理，才能明瞭历史的真正原动力之所在”[15]（P128），甚至认为，“一般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史学家欲以‘唯物辩证法’代替‘历史研究法’的全部，著者认为在今日还是‘时机犹未成熟’，须待此后长时期的努力方能有成功的希望”[21]（P468），实已道出了唯物史观将占据主导地位的史学演进趋势。周予同曾谓：“学术思想只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社会文化又随着整个的底层的经济机构而演变。”[22]（P322）周谷城亦认同“下层基础与上层结构”这一“马克斯氏与恩格斯氏的固有分法”的合理性和进步性，[23]（P35-36）而吕思勉所论最具典型意义，他说：

如图4为自适应阈值法的电路框图,回波信号处理电路将微弱的回波信号进行处理,经过放大滤波处理后,输出一个高信噪比、幅值较大的回波信号。利用峰值检测电路得到回波的台阶信号,台阶信号经过高通滤波电路后由CPLD、AD以及高速RAM构成台阶采集电路将各个台阶的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并将台阶信号数字量传递给单片机,单片机利用内部AD采集获得回波信号的最大幅值。单片机根据当前台阶信号设置下一次测量渡越时间的第一阈值。渡越时间测量电路采用TDC-GP22,通过渡越时间测量电路则可以得到回波信号的渡越时间。

讲学问固不宜预设成见，然亦有种重要的观念，在治此学以前，不可不先知道的，否则就茫无把握了……其中第一紧要的，是要知道史事是进化的，打破昔人循环之见……第二，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社会是整个的，任何现象，必与其余一切现象都有关系……然关系必有亲疏，影响亦分大小……把一切有关系的事，都看得其关系相等，就茫然无所瞭解，等于不知事物相互的关系了。如此，则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24]（P37-38）

这段话与之前他关于“过信唯物史观者”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不啻在某种程度上点明了新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学术分野。

综上，新史学学者在历史本体论方面所受唯物史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这种接受是自觉的，虽然他们的认识水平尚有欠缺，态度转变也各有不同，但毫无疑问都以此为助力将史学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三、诸多领域的启发性运用

新史学的治史鹄的，在于寻求历史演进的基本法则，进而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反映到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即为宏观的历史解释和深入的因果辨析，正如吕思勉在评价梁启超的治史特点时所言：“他每提出一问题，总能注意其前因后果，及其和环境的关系，和专考据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25]（P469）与此相适应，他们在史学表现形式上往往倾向于系统性的“著史”，并凭借理论创新完成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接续与超越。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依照各自的理解将唯物史观熔铸于史书编纂及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

唯物史观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而初入中国史学领域时虽有被简单化和符号化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但无疑为史家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方法论，即从经济视角展开对历史的解释。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就主要体现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仅在编纂史书时大大增加了经济的比重，而且尝试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比如，吕思勉曾在总结中国古代族制演变规律时明确指出：“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和社会上个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时间断的。”[26]（P31）旭君亦评价说：“吕思勉先生中年以后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的观点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秦汉史》议论精深透辟，颇多创见。”[10]（P488）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极为注重对经济状况的论述，而且将其视为社会组织变化的根本原因。很典型的例子，是他对秦汉时期法治取代礼治的阐释：

法治的要求，首由于经济的发展。因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了，社会关系随着复杂起来。社会关系复杂了，次序的维持，便没有往日那么容易，往日的“德”与“礼”等等渐渐失去作用，而发生“法”的要求，这是一事。其次由于社会关系的变动。在一般的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贵族被奢淫生活所侵蚀，而逐渐腐化，逐渐没落，工商地主等阶级便随着各自的业务之兴起而兴起了。社会关系既然这样变了，则旧有的维持社会次序的方法，自不得不变。旧阶级所用之方法，自不能合新阶级之用。这是又一事。[27]（P254）

克服传统史学偏重政治的弊端，努力描绘社会全貌，是新史学的基本特征之一，也在某种程度上开了社会史研究的先河。但是，早期新史学主导下的国史重写，在社会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显然还十分欠缺。“五四”以后，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应用，无疑有力推动了历史叙述的广度与深度。他们所编纂的通史，虽仍以政治演进为主线，但大都呈现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并存的格局，并且层次清晰，明显受到唯物史观有关社会结构理论的熏染。比如，张荫麟在铺陈商代历史时指出，“上面讲的是商人的‘物质文明’。其次要讲他们的社会组织”[18]（P6），“关于商人的社会状况，我们所知仅此。其次要估量他们表现于生产方法以外的智力”[18]（P8）。唯物史观对新史学学者历史叙事模式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且，基于生产方式变迁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也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比如，周予同曾以此为理论依据对康有为的《礼运注》展开批驳，指出：

周谷城《中国通史》对历史演进的阶段性划分，也已经大略呈现出这一特点，只是尚不承认奴隶社会的存在，认为“希腊之奴隶社会，或出于天然的特别原因，中国历史，不能完全与他一致”[27]（P113）。而编纂《世界通史》时，其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

进化阶段，不能因难明而予以否认。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典型的阶段为由氏族社会时代到奴隶经济时代，再到封建时代，再到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时代，然后到社会主义时代。例如本书第一篇第三、第四两章所述六个古文化区，都有城市工商，都有阶级对立，都有奴隶劳动，都有城市国家，都有金属器物，都有文字记录；就这种种看，都与奴隶经济阶段相当。[23]（弁言）

六个古文化区就包括中国，显然他在比较不同国家、地区的历史变迁道路后，愈加认识到社会形态理论的世界性和准确性。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也颇为广泛。《中国通史》论述了不同时期的阶级构成和兴衰，考察其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尤为注重阶级对立和斗争。比如，他阐述地主取代贵族掌握社会支配地位的过程，认为王莽改革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剧变告终，贵族与农奴对立之局完全为地主与农民对立之局所代替”[27]（P290），而封建时期在整体上又分为剥削与被剥削两大营垒：“一方面为官僚，为地主，为富商大贾等……压迫他人而剥削他人的……另一方面为农民，为手艺工人，为小商人等……被人压迫被人剥削的分子。”[27]（P1083）近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变化，这种关系又“转变为资本家与产业工人的对立关系”[27]（P1084）。类似论述在新史学学者的论著中极为少见，应该说，周谷城所受唯物史观影响最深，无怪乎曾自言：“几十年来，幸未发生过较大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错误。”[4]

当然，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并不具有系统性，只是在某些方面予以简单借鉴。换言之，这种运用属于启发性的，而非规范性的。至新中国成立，唯物史观彻底占据史学主导地位以后，除已经去世和赴台者之外，新史学学者大都开始重新学习唯物史观，从而使学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结语

新史学思潮为唯物史观的传入扫清了道路、培育了土壤，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又反过来深刻影响了新史学的理论建设和具体研究，这一现象既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共通性，又印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五四”以后，新史学学者对唯物史观给予普遍关注并加以选择性吸收、运用，虽与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效应不无关系，但主要在于唯物史观为中国历史提供了崭新、合理的解释维度，并于诸多领域内取得卓著成绩，因为当时显然并未形成可以强迫人们信奉唯物史观的政治外力，而正是得益于唯物史观的助推，新史学学者才能在探求历史演进本质性和规律性认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也从侧面进一步折射出唯物史观影响之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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