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万隆会议对现代中非关系的开创意义

沐 涛

(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上海200241)

今年是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1955年4月18～24日，亚洲和非洲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名代表齐聚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这次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①《周恩来总理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新华日报》，1955年5月18日。被后人誉为“首次被发展中国家宣布进行南南合作的会议”②Mwalimu J.Nyerer，Freedom and Liber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77.，其意义不仅体现于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更是意义深远，由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通过此次会议，在非洲大陆打开了外交新局面。

一、实现了中非国家间领导人的会面，打开了对非外交的新局面

中非关系源远流长，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因路途遥远，且受到非洲各国自身发展和中非双方同遭外部殖民入侵的影响，中非关系在政治、经贸和文化往来等方面一直缺少深层次的发展，未出现国家领导人的互访和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经贸往来也缺少持续性，贸易规模小，教育与文化合作仅限于同埃及等个别国家。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5年间，中非双方的交往也主要是民间层面。真正开创现代中非关系的是万隆会议，在一周的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通过与非洲参会国代表的沟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为现代中非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现了中非国家间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也奠定了日后中非关系中一个突出的现象——首脑外交。

到20世纪50年代中叶，非洲大陆取得独立的国家有埃及、埃塞俄比亚 (时称阿比西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和南非等5国，但派出政府首脑出席会议的只有埃及一国，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利比亚派了代表，南非当时是在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统治之下，出席会议的是3名观察员。此外，处于自治状态下的苏丹和黄金海岸 (1957年独立后改名为加纳)也派了代表团出席，其中苏丹由自治政府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亲自带队。对这6个派出正式代表的非洲国家，在1955年4月4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 (草案)》中，埃及、苏丹、黄金海岸被划为乙类“接近和平中立国家”，利比亚、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被划为丙类“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国家”，都属于需要争取和影响的国家，其中埃及被列入需重点工作的三个国家之一 (另外两个是锡兰和日本)，争取“建交或建立事务关系 (例如互设商业机构)”。①中国外交部档案:“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档案号207-0004-01，1955年4月4日。这个方案在第二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根据此方案，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出席会议的非洲国家代表，尤其是埃及和苏丹的代表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周恩来总理先后与埃及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的纳赛尔②1956年6月埃及颁布宪法，通过公民选举，纳赛尔当选总统并兼任总理。和苏丹自治政府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举行了会谈。

周恩来总理与纳赛尔总理的首次会面是在1955年4月15日下午缅甸的仰光机场，当时周恩来总理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等人一起去机场迎接从埃及乘专机来的纳赛尔总理。当天晚上，周恩来与纳赛尔举行了大约一小时的初次会谈。第二天一早，双方分别乘专机前往印尼的万隆。4月22日晚上11点，周恩来总理在万隆市郊寓所的达曼·沙里十号别墅，专门设宴招待了埃及总理纳赛尔一行，中埃两国领导人就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中国代表团并向埃及代表团成员、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和开罗大学教授卡迈尔发出访华邀请。③李慎之:《人民的心同亚非会议在一起——亚非会议日记》，《人民日报》，1955年6月1日。

此外，在会议东道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主持的几次正式宴会中，周恩来还特意邀请纳赛尔同桌进餐，就一些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当周恩来总理询问中东局势时，纳赛尔总理在介绍了中东地区的基本情况后，表示埃及正面临以色列的威胁，他们急需武器，而西方列强不肯供给，想借此迫使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屈从他们的要求，即在当时的冷战中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一边。纳赛尔总理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总理是否能出售武器给埃及。周恩来表示，中国自己的武器也依靠苏联提供，所以没有多余的可以出售，建议他直接向苏联要求武器，并答应把这件事转告莫斯科。结果，埃及代表团从万隆回国后没几天，苏联驻开罗大使丹尼尔·索洛特就告诉埃及政府，中国已经把埃及的要求转告了苏联政府，苏联乐意提供任何数量的武器，包括现代化的坦克和飞机，并表示愿意帮助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④[英]安东尼·纳丁著，范语译:《纳赛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9-150页。因此，万隆会议对于埃及对外关系而言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埃及开始加速疏远西方国家，积极发展与中国、苏联及一大批持“中立主义”态度的亚非国家，由此产生了纳赛尔的“积极中立主义”的理论，推动亚非人民团结运动。1957年12月至次年1月，第1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埃及召开。会后成立了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总部设在开罗。该组织曾为亚非人民的团结反殖斗争作过积极的贡献。

中国代表团重视与埃及代表团的接触也便利了万隆会议的顺利召开。在会议开幕当天，纳赛尔首先建议选举持和平中立立场的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周恩来予以附议。⑤《亚非会议在万隆开幕》，《人民日报》，1955年4月19日。这个建议在当时参会人员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由埃及提出，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者，像“接近反对和平中立”的约旦和“反对和平中立”的菲律宾都表示附议这个建议。这对开好万隆会议提供了保证。另外，被写进《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的“十项原则”的起草委员会主席就是纳赛尔。参与起草这份宣言的周恩来评价说:“亚非会议宣言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这十项原则又一次替愿意和平相处的国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5月17日。

万隆会议后中埃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纳赛尔后来宣称，万隆会议为加强埃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的召开已经是并且永远是光荣的人道主义的事件，是亚非两洲命运的转折点，对埃及和中国来说是普遍的幸福和光辉灿烂的未来的开端”。①转引自新华社:《巴库尔离北京前曾发表广播演说》，《人民日报》，1955年6月3日。1955年5月15日，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和开罗大学教授卡迈尔率团来北京访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亲切接见，这是中国政府接待的来自非洲国家的第一个部长级代表团。《人民日报》在6月2日为此发表了“促进中埃友好合作的重要步骤”的社论，指出:“中埃双方对贸易和文化合作的会谈，正是中埃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促进亚非会议的决议和宣言的实现所做的共同努力。——同时我们热诚地希望中埃两国经济和文化的合作能够尽速实现，这对于发展中埃两国友谊，保卫亚非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都将是十分有利的。”②《促进中埃友好合作的重要步骤》，《人民日报》，1955年6月2日。

埃及政府在万隆会议后不久曾向阿拉伯联盟秘书处提出了一项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动议，它虽然没有被通过，但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很大反响。仅仅相隔一年，1956年5月16日，埃及政府内阁就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官方联系。5月30日，中埃两国正式建交，埃及成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洲国家，为中国同其他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了历史之先河，实现了中国出席万隆会议的一个重点工作目标。

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还与苏丹自治政府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结下了友谊。阿扎里是苏丹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和政治家，1954年1月苏丹自治政府成立后任总理。1956年1月1日，苏丹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后，周恩来在6月4日致电阿扎里总理③1956年6月，阿扎里辞去总理职务。1964-1969年任国家总统。，称:“根据中国人民的意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承认苏丹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同时表示中国政府同贵国政府进入外交关系的希望。中国政府和人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丹在亚非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将日益发展。”④《周总理致电苏丹总理阿扎里，代表我国政府宣布承认苏丹共和国》，《人民日报》，1956年6月5日。1959年2月4日，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苏丹继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之后成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第四个非洲国家。两国第一代领导人之间结下的深厚友谊为中苏两国持续至今的友好关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到1960年，中国已先后同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等8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外，中国对非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在万隆会议上通过周恩来的大会发言和参与起草的大会决议已初步体现。

20世纪50年代以后，非洲大陆的民族独立运动由北向南蓬勃开展。万隆会议召开时，独立的非洲国家只有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南非和埃及5国，但在北非法国殖民地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都开始了的反殖独立斗争。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发言中表示:“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完全同情和充分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人民为自决和独立的斗争，”支持埃及人民为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的主权的斗争，反对南非联邦政府实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迫害，主张所有附属国人民都应该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各族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都应该享有基本人权，而不应该受到任何虐待和歧视。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117页。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大型国际会议上全面阐述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支持政策。此后，直到90年代初非洲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的独立，支持非洲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成为中国对非的基本政策之一。

在中国与其他与会国家代表的共同努力下，万隆会议在4月24日通过了《最后公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所提出的著名十项原则也成为中国政府发展中非关系的基本原则，如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等。①《人民日报》，1955年4月25日。

二、有助于相互了解，消除敌对势力对华的恶意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中，只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和阿富汗同中国有外交关系，其余22个国家多数还同台湾国民党当局有“外交关系”，在政治上受西方国家的影响或控制。当时，非洲国家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国家的报章杂志上了解中国，得到的常常是歪曲的、错误的信息。

为打破这种状况，中国代表团在筹备参加此次会议时，拟定的参会任务是:(1)发扬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反对制造战争集团，和缓国际紧张局势。(2)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3)发展正常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4)争取与若干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②中国外交部档案:“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 (亚洲司)”，档案号207-0004-03，1955年1月16日。

事实证明，万隆会议为中非间面对面的了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与会的非洲6个国家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使双方都有初步的了解，为后来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打下了基础。通过万隆会议，非洲民众对中国有了更多新的认识。没有参加万隆会议的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后来告诉周恩来:“万隆会议以来，突尼斯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个会议很重要，引起了希望”。③“周恩来同突尼斯总理布尔吉巴会谈记录”，1964年1月9日。转引自:廖心文:《开启和发展中非关系的两个里程碑——兼谈周恩来的历史贡献》，《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

中国和非洲各国人民在近代都遭受过外来殖民者的入侵和奴役，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与和平、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双方有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这是现代中国与非洲大陆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某些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宗教政策一直带有敌意的错误宣传的影响，非洲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普遍缺乏真正的了解，甚至不敢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为此，在1955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中，专门提到在代表团的成员中要“有一位伊斯兰教领袖参加”，在新闻宣传方面，“在会前，加强对亚非会议的宣传工作，准备在会议期间及时报道新闻及在必要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准备携带电影、书刊、展览品、礼品，以扩大影响”。在宗教方面，“由于与会各国中有不少是伊斯兰教国家，我应针对这一特点确定宣传原则，并准备我宗教信仰自由的材料，便于进行活动”。④中国外交部档案:“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 (亚洲司)”，档案号207-0004-03，1955年1月16日。

周恩来总理在大会发言中反复宣传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指出双方存在的共同点，认为“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总理在会上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可以通过“求同存异”发展双边关系的思想，得到非洲国家和其他参会各国代表的广泛赞扬，挫败了帝国主义者试图利用新独立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挑拨亚非国家之间关系的阴谋。这个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发展同非洲及世界其他国家外交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①沐涛:《万隆会议与现代中非关系的恢复与发展》，《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5期。

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宗教政策和宗教状况的污蔑，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声称:“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7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阿訇。”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中国代表团成员、也是周恩来的顾问阿訇达浦生③当代杰出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辛亥革命以来我国回族穆斯林中享有盛名的四大阿訇之一。1965年6月，在北京归真，享年97岁。多次与埃及、苏丹、利比亚等非洲伊斯兰教国家的代表团成员座谈，驳斥共产党中国“到处毁坏清真寺和教堂”、“焚烧古兰经和圣经”等谬论，宣传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并邀请他们随时访问中国。

正是在此背景下，一个月后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才率团访华。巴库尔部长在访华期间，曾在北京、广州等地参观了中国穆斯林居住区和清真寺，受到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的热情接待，收到了在中国发行的《古兰经》和“北京穆斯林生活”电影胶片等礼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状况。他在回到埃及后告诉国家领导人纳赛尔，中国并没有发生西方宣传所说的事，清真寺和教堂都保存完好。他在同年8月又邀请了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访问埃及。在开罗期间，朝觐团团员们受到了埃及总理纳赛尔的接见。

与此同时，在万隆会议期间及稍后几年里，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媒体也借助万隆会议这股热浪，开始频繁出现有关非洲的报道，如“非洲人民反对殖民统治”、 “非洲人民觉醒了”、“西方殖民国家对亚非人民的侵略”、“南非人民的勇敢行动”等，使中国人民了解了非洲的历史和现状。万隆会议后，中国政府也加强了对非洲情况的研究。根据1955年7月，外交部向中央提出的《亚非会议后加强对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意见草案》④中国外交部档案:“亚非会议后加强和开展对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意见草案”，档案号107—00065(1)卷，1955年7月12日。，建议要加强对亚非国家的内外政治动向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并应选择若干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悬而未决和经常出现的亚非问题，加以研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对非洲朋友说:“我们对非洲的知识太缺乏了，需要好好研究。”为此，他建议:“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助，在一二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65页。正是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我国开始了真正的非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2年编辑出版了第一本介绍非洲情况的入门书—— 《非洲手册 (概况部分)》。

三、直接推动了中非间的经贸和文化往来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和非洲大陆的贸易规模很小，主要是通过间接贸易向埃及等少数国家地出口绿茶等物品，年贸易额只有1214万美元。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双方的文化往来也很少。为改变这种状况，在中国外交部准备的“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和“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把“发展正常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列为会议任务之一，⑦中国外交部档案:“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 (亚洲司)”，档案号207-0004-03，1955年1月16日。明确提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发展技术和经济合作，以促进和巩固有关各国的和平和独立的经济发展。”在文化方面，“主张在尊重各国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国间的文化交流”。①中国外交部档案:“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档案号207-0004-01，1955年4月5日。

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同埃及工商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卜·努赛尔举行了会谈，商讨如何加速发展两国间的经贸往来问题。万隆会议结束后，努赛尔在开罗对《共和国报》记者说，中埃两国代表团在万隆就加强两国经济合作问题举行的会谈具有重大意义，“埃及和中国之间建立广泛的贸易关系是对埃及有利的”。②转引自:《埃及工商部长谈中埃经济合作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5月6日。同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尔访华时，他代表埃及政府同叶季壮就增进中埃两国经贸关系又举行了会谈，确定了在埃及举办中国产品展览会、中国购买埃及棉花等事项。1955年7月，在开罗的埃及工商部大厅举办了非洲大陆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产品展览会。同年8月10日，埃及工商部长穆罕默德·阿卜·努赛尔率领一个由10人组成的贸易代表团访华，这是埃及政府派往中国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也是从非洲大陆来华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沈阳、鞍山、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工厂企业，在北京期间，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8月22日，双方签订了《中埃贸易协定》和《中埃两国贸易协定第一个协定年度的议定书》，规定“在本协定有效期间，双方在每协定年度终了的三个月前商定下一年度的贸易额”。在第一个协定年度内埃及从中国进口钢材6万吨，中国从埃及进口棉花4.5万包，贸易总额为2000万英镑。③《中埃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发展》、《中埃两国发表贸易谈判公报》，《人民日报》，1955年8月26日;《中埃贸易协定和第一个协定年度议定书》，《人民日报》，1955年10月15日。当时，埃及各大报纸对该协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开罗报》发表社论说，中国进出口公司8月初在开罗签订的购买棉花合同，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已经摆脱了外国的影响，埃及政府正在采取一种独立的棉花政策，“它也意味着，非洲和亚洲各国彼此之间已经更加团结和更加合作了。这笔交易也将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联系”。④《开罗报》(埃及)，1955年8月9日。转引自《埃及报纸对我国购买埃及棉花表示欢迎》，《人民日报》，1955年8月13日。

1956年3月，中国也向埃及派出了第一个贸易访问团，由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率领。在埃及期间，访问团拜会了埃及总理纳赛尔，先后同埃及工商部、财政和经济部、宗教事务部等部门举行了会谈。4月4日，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叶季壮率领中国贸易访问团部分成员又从埃及前往苏丹共和国访问，先后同苏丹总理阿扎里、工商供应部长穆弗蒂和财政部长艾哈迈德等举行了会议，双方表示愿意根据万隆会议关于经济合作的决议，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关系。⑤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除埃及、苏丹北非地区外，万隆会议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很快扩展到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地区，如加纳、几内亚、南非联邦等国贸易规模也发展迅速，到1960年中国与非洲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11 057万美元，比万隆会议召开前增加了近10倍，仅在1957年中埃的贸易额就达1200万英镑。⑥Bruce D.Larkin，China and Africa 1949-197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91.

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与埃及、苏丹等非洲国家代表团就加强双方的文化合作进行了交流。1955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长巴库尔率团访华时，就先后同中国文化部、高等教育部、科学院等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谈，签订了“两国文化会谈纪要”，对中埃两国未来的文化交流达成一些初步协议。根据协议，1955年底，埃及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应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的邀请访华。第二年1月，中国向埃及派遣了新中国首批留学非洲，同时也是首批留学阿拉伯国家的学生，他们在开罗大学、爱资哈尔大学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同时，中国还向这些学校派遣了中文教师，在非洲大陆首次开设汉语课程。

1956年2月，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席鲍尔汉的率领下访问了埃及。埃及总统纳赛尔亲自接见了代表团，并于3月12日观看了在开罗的最后一次公演，对代表团的到访和演出给予高度赞扬，称:“我非常钦佩你们的艺术保持着自己的民族风格和丰富的东方色彩。”“访问肯定会有助于中埃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①《共和国报》(埃及)，1956年3月15日。转引自《埃及人民热爱中国艺术》，《人民日报》，1956年4月2日。在埃及期间，鲍尔汉还代表中国政府与埃及教育部长侯赛尼于4月15日在开罗签订了《中埃文化合作协定》。这是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在协定的一开始便表明这是“为贯彻1955年亚非会议所赞助的文化合作的精神，发展两国间的文化关系和在文化事业上的合作，从而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团结和文化生活的繁”，在1955年5月签订的两国文化合作会谈纪要的基础上签订本协定。正文虽然只有12条，但涵盖了从文化、科研和医疗卫生机构的合作，到科学家、教师、学生、新闻与文艺工作者和医疗卫生人员的交流互访，以及互办展览、演出等。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埃及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09/05/content_239.htm。该代表团随后又访问了苏丹和埃塞俄比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访问非洲的大型文艺团体，将万隆会议的硕果播撒到非洲民众的心间。

今天距万隆会议召开已过去60年。现在，中国与非洲大陆的友好关系已举世瞩目，中国与非洲建交的国家已接近50个，双方在2014年的贸易总额达到了2218.8亿美元，③“2014年商务部开展经济外交工作新进展”，中国商务部网站2015年2月6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gzzd/201502/20150200890104.shtml。各种交流活动更是连绵不断。这一切与中非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当年在万隆会议上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至今对发展中非关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正是由于60年前万隆会议的召开， “南南合作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政策”，④Mwalimu J.Nyerer，Freedom and Liberation，p.283.才促进了新中国与非洲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推动了双方在政治、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奠定了当今中非关系的基本格局。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