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以医疗史研究为个案

张忠祥

(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上海200234)

20世纪中叶，随着非洲国家的纷纷独立，非洲史学经历了从殖民主义史学向民族主义史学的转换，形成了以伊巴丹学派和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历史学派。殖民主义学派为殖民统治服务，在殖民史家的笔下，非洲史是一部殖民征服的历史，他们妄称殖民统治给非洲带去文明，促进非洲的进步，如《东非简史》的作者佐伊·马什和G.W.金斯诺思为殖民者大唱赞歌:“也是非洲运道好，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任务，都找得到杰出的人物，所以，非洲殖民地化的历史，通过少数几个人的列传，几乎就可以交代清楚。”①① Zoe Marsh＆ G.W.Kingsnor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ast Afric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p.135;[英]佐伊·马什、G.W.金斯诺思著，伍彤之译:《东非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3页。而民族主义学派则极力为当时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服务，并强调对非洲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们结合非洲的史学传统，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撰写了非洲史和一系列地区和国别史。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史学转向的影响下，非洲史学向纵深发展，其史学流派更加精彩纷呈，如口述史、医疗史②以非洲医疗史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代表性的成果有:John Ford，The Role of the Trypanosomiasis in African Ecology:A Study of the Tsetse fly Probl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Maynard Swanson，The Sanitation Syndrome:“Bubonic plague and urban native policy in the Cape Colony，1900-1909，”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18(1977):387-410;G.W.Hartwig，and K.David Patterson，eds.，Disease in African History:An Introductory Survey and Case Studies，Durham:N.C.University Press，1978;Kenneth F.Kiple，and Virginia H.King，Another Dimension to the Black Diaspora:Diet，Disease and Rac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Dennis，G.Carlson，African Fever:A Study of British Science，Technology，and Politics in West Africa，1787-1864，Canton:Mass Press，1984;Maryinez Lyons，“From Death Camps to Cordon Sanitaire:The Development of Sleeping Sickness Policy in the Uele District of the Belgian Congo，1903-1914，”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26(1985):69-91;Cole P.Dodge，and Paul D.Wiebe，Crisis in Uganda:The Breakdown of Health Servic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R.C.Chirimuuta，and R.J.Chirimuuta，AIDS，Africa and Racism，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87;Joseph C.Miller，Way of Death:Merchant Capitalism and the Angolan Slave Trade，1730-183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James Giblin，“Trypanosomiasis Control in African History:An Evaded Issue”?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31(1990):59-80;Maureen Malowany，“Unfinished Agendas:Writing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of Sub-Saharan Africa，”African Affairs，Vol.99(2000):325-349;Lotte Hughes Beinart，Environment and Empi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Andra le Roux-Kemp，“A Legal Perspective on Africa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South Africa，”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Vol.43(2010):273-291.、环境史、经济史和妇女史等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国内对于非洲史学的研究十分薄弱，对非洲疾病史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目前仅见一、两篇论文，③于红:《非洲昏睡病历史研究》，《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第46-50页;文少彪、王畅:《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国对非洲医疗援助》，《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1期。本文旨在通过对非洲医疗史的研究管窥非洲史学的新进展。

一、非洲医疗史的兴起与发展

对医疗史的研究在欧美国家有较长时间的历史，不过，最初的研究者是医学专家，而非历史学家。他们的目的很简单，主要是服务于医学教学。西方最早的医疗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7世纪，1696年丹尼尔·勒克勒刻所著《医疗史》是一部编年体的医疗史。1804年 W.H.威廉姆斯写的《1573年以来医学进步简史》是一部著名的早期医疗史，讲述医学发展史上的各种观点。④赵秀荣:《英美医疗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第117-125页。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专家对医疗史的研究仍然在继续，如1940年意大利医学史家卡斯蒂廖尼 (Arturo Castiglioni)的《医疗史》。进入20世纪以来，欧美一些知名大学建有医疗史研究机构，如伦敦学院大学维尔康医史研究中心 (The Wellcome Trust Centre)是世界著名的医疗史学术研究机构之一。牛津大学维尔康医疗史系建于1972年，研究的项目有“非洲疟疾史”和“非洲医疗传教士史”等。美国著名的医疗史研究机构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社会医疗史系，霍普金斯大学医疗史系建于1929年，是美国最古老的医学史系，负责出版《医学史会刊》。

从20世纪中叶起，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医疗史的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最后30年里发展更快。“疾病史研究的突破和振兴，是20世纪最后30年里国际史学极为重要的进展之一”。⑤王旭东: 《新疾病史学:生态环境视野中的全球疾病史研究——跨学科整体综合探索的理论思考》， 《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76页。1970年医疗社会史协会 (Society for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在英国成立，该协会的成员包括各学科领域的成员，如历史学、公共健康学、人口统计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管理和健康经济等。该协会办有《医疗社会史会刊》(1970-1987)，自1988年以后，《医疗社会史会刊》改为《医疗社会史》期刊，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定期出版。医疗史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它包括:疾病史、医疗记录、流行病学、生态史、营养和健康、国际调查和公共健康。①Gert Brieger，“The Historiography of Medicine”，in W.F.Bynum and Roy Porter eds.，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1，London:Routledge，1993，pp.24-44.

欧美对非洲医疗史的研究至少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毛里克在《皇家医疗队杂志》发表《苏丹昏睡病的历史》②Maurice，G.K.，“The History of Sleeping Sickness in the Sudan，”Journal of Royal Army Medical Corps，Vol.55(1930):161-241.一文，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昏睡病在苏丹的流行历史及现状，目的是服务于英国对当地的殖民统治。1937年马格雷特著《加族的宗教和医疗》，这是一本最早的非洲医疗史著作，是关于黄金海岸地区加族 (Ga)的宗教和医疗的著作。稍后有乔治·哈尔利的《非洲传统医疗:以利比里亚马诺部落的实践为例》。③K.David Patterson，“Disease and Medicine in African History:A Bibliographical Essay，”History in Africa，Vol.1(1974):141-148.以上这些都是西方学者研究非洲医疗史比较早的成果。

历史学家对非洲医疗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非洲史学家P.柯廷于1968年发表《流行病学与奴隶贸易》一文。④Curtin，Philip，“Epidemiology and the Slave Trad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83(1968):190-216.柯廷曾经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该文刊登在美国《政治学季刊》上，影响较大，是一篇由历史学家撰写的较早的非洲医疗史论文。该文研究了奴隶贸易对欧洲、非洲和美洲传染性疾病的影响。稍后，美国学者哈特维格和帕特森联合编辑出版了《非洲疾病史》⑤G.W.Hartwig and K.D.Patternson eds.，Disease in African History:an Introductory Survey and Case Studies，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78.，该书的作者全部是美国人，包括4名历史学家、1名地理学家和1名政治学家。这本书研究的问题主要有:1908-1951年间苏丹的回归热、1890-1940年间乍得南部的流行病、1884-1939年喀麦隆种植园工人的健康等。⑥Ralph Schram，“Review:Disease in African History，”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21，No.2(1980):281-283.近年来，对非洲医疗史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研究更加深入和个案化。如2008年卡任·弗林特著有《传统医疗:1820-1948年年间南非的非洲医疗、文化交流和竞争》⑦Karen E.Flint，Healing Traditions:African Medicine，Culture Exchange，and Competition in South Africa，1820-1948，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08.，该书的第一部分分析了1820-1879年间，祖鲁王国医疗、社会和医者政治角色的变化;第二部分探讨了从19世纪30年代至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期间，南非健康和治疗观念的变化。⑧Preston Bakshi，Book Review，Th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Vol.83，No.4(2009):867-869.

当前，医疗史在非洲史研究中是一个热门的话题，非洲本土研究非洲医疗史的学者越来越多，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一些非洲知名大学的历史系，如开普敦大学、约翰内斯堡大学和内罗毕大学的历史系纷纷开设非洲医疗史和医疗社会史的课程。其次，一流的历史学家转向研究非洲医疗史。开普敦大学历史系的霍华德·菲利普 (Howard Phillips)教授，毕业于开普敦大学和伦敦大学，研究医疗社会史、大学史，在开普敦大学人文学院和卫生科学院工作。娜塔莎·埃尔兰克 (Natasha Erlank)，系约翰内斯堡大学历史系主任，她是开普敦大学学士和硕士，剑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是非洲医疗史和非洲性别史。卢塞尔·维乔恩教授 (Russel Viljoen)系南非大学历史系主任，他是西开普大学硕士、莱顿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非洲医疗史、开普殖民地早期历史和非洲史学。内罗毕大学历史系密尔卡·阿可拉教授 (Milcah Amolo Achola)研究医疗史，她是肯尼亚籍，内罗毕大学学士、加拿大达尔豪斯 (Dalhousie)大学博士，1993—1996年任莫伊大学历史系主任，2000年起任内罗毕大学历史系主任，研究非洲医疗史和非洲妇女史，担任内罗毕大学非洲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第三，研究的成果影响力不断扩大。开普大学历史系的霍华德·菲利普 (Howard Phillips)著《黑色的十月:1918年西班牙流感流行对南非的影响》①Howard Phillips，Black October:The Impact of the Spanish Influenza Epidemic of 1918 on South Africa，Pretoria:Government Printer，1990.、《19世纪开普医生:一部社会史》②Howard Phillips，The Cape Docto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 Social History，Amsterdam:Rodopi，2004.。南非金山大学地理系的鲁尔夫·道斯卡特教授在《传统医疗的地理变化》一文中，重点研究了南非兰德地区的草药交易和传统医疗模式。③Rolf P.A.Dauskardt，“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Traditional Medicine:Urban Herbalism on the Witwatersrand，South Africa，”Geo-Journal，Vol.22，No.3(1990):275-283.内罗毕大学历史系主任密尔卡·阿可拉教授研究殖民统治时期内罗毕的城市卫生以及卫生、贫穷和种族三者之间的关系。④Milcah Amolo Achola，“Colonial Policy and Urban Heath in Nairobi”in Azania，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in Eastern Africa，Vol.XXXVI-XXXVII，2001-2002;Milcah Amolo Achola，“Health，Poverty ＆ Race in a Colonial Setting:Maternal＆ Child Welfare in Colonial Nairobi”，in Mizizi: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Kenya’s History，D.Mwanzia Kyule and George Gona eds.，Nairobi:UON Press，2013.

二、非洲医疗史研究兴起的原因

为什么非洲医疗史的研究能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并蓬勃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非洲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又有学科交叉和学术传播的全球影响，还有非洲医疗史研究的现实需要。

首先，非洲医疗史的兴起是非洲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

非洲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传统史学、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和修正史学四个阶段。非洲传统史学指殖民入侵前的非洲史学。非洲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非洲传统史学也是相当久远的。非洲学者阿拉戈阿 (Ebiegberi Joe Alagoa)曾说:“有必要记住的一点就是在伊斯兰和西方的书面史学传统传入之前，非洲早就存在历史书写的传统。”⑤Ebiegberi Joe Alagoa，The Practice of History in Africa:A History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Port Harcourt:Onyoma Research Publications，2006，p.45.古埃及留下丰富的历史文献，非洲黑人也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如斯瓦希里文和巴蒙文和瓦伊文撰写历史。此外，西方文献、印度文献、波斯文献、中国文献都保留着大量非洲史的资料。但是非洲传统史学最大的特点是口述史，大量的历史资料以口述史的方式在说书人口中代代相传，著名的长篇口述史诗《松迪亚塔》记述了马里帝国开拓者松迪亚塔的丰功伟绩。

长期的殖民统治对非洲传统史学是极大的摧残，殖民统治者否定非洲的本土历史，殖民史学笔下的非洲历史是一部殖民征服的历史，这符合殖民统治的需要。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非洲国家纷纷独立、非洲民族的复兴，非洲历史进入蓬勃发展的时代，涌现出一批非洲本土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著作相继问世，并形成非洲史学流派，这些都标志着非洲史学的复兴。⑥张忠祥:《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是很有意义的，它顺应了非洲民族独立的时代需求。非洲国家独立之后，对历史研究的需求增加，从国家层面而言需要重写本国的历史，清除史学研究领域的殖民主义影响，增强国民对国家的凝聚力，对民众而言需要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加强集体记忆。当然，民族主义史学也有局限，一方面，它在破除非洲史研究的“欧洲中心论”方面是有贡献的，但它又在某种程度上陷入“非洲中心论”的泥潭;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史学主要研究非洲政治史，尤其重视非洲人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因此，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以非洲医疗史和非洲环境史为代表的新社会史在非洲兴起，就是非洲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次，非洲医疗史的兴起与发展，与全球史学的影响息息相关。

非洲史学是全球史学的一部分，非洲史学的理论方法自然受到全球史学研究方法变化的影响，欧美研究非洲的学者尤其如此，那些从欧美留学回去，从事非洲历史研究的非洲本土学者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不断变化的史学方法的影响。

自1911年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鲁滨逊的《新史学》问世后，新史学迅速在欧美国家兴起。新史学与19世纪兰克学派有明显的不同，它与那种把政治和精英摆在中心地位上的传统历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给社会、经济和文化以更多的关注。接着，欧洲年鉴学派的兴起，以更加宽阔的视野研究历史，将历史放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进行研究，如布罗代尔著《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等。新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中叶以后不断得到强化，直接促成了冷战后世界史学研究的新变化，伊格尔斯和王晴佳等合著的《全球史学史》归纳了冷战后30年历史研究的五点变化:(1)文化转向和语言学转向导致了“新文化史”的兴起，历史研究转向了以下层阶级和底层社会为研究对象的“自下而上的历史学”;(2)妇女史和性别史的持续发展;(3)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新联盟，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予以更多的关注;(4)对民族主义历史学的新挑战;(5)全球史的兴起。在这五个方面的变化中，又以新文化史和全球史的影响最为显著。①[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著，杨豫译:《全球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417页。当前，历史学的几个次学科如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医疗与科技史、物质文化史、外交史都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②蒋竹山:《“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人文杂志》，2013年第10期，第84-91页。

非洲学界与欧美学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大多数非洲历史学家也是欧美高校的毕业生，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非洲民族主义史学流派衰落之际，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在非洲的影响日益盛行，正如非洲学者阿拉戈阿 (Ebiegberi Joe Alagoa)所言:“到了20世纪的最后十年，非洲史学家完全浸没在了西方传统之中。”③Ebiegberi Joe Alagoa，The Practice of History in Africa:A History of African Historiography，p.186.

第三，非洲医疗史的研究有其很强的现实需要。

疾病与人类相伴相生，每个大陆都曾经遭受疾病的困扰，但是，没有一个大陆像非洲大陆这样遭受疾病困扰的历史这么久、程度这么深。非洲的疾病有很悠久的历史，在狩猎采集阶段，非洲人就时常受昏睡病、登革热、黄热病和疟疾的困扰。定居以后常受寄生虫危害。各村庄所处的位置不同，遭受的寄生虫危害也不同，主要有龙线虫病、血吸虫病、丝虫病 (包括盘尾丝虫病和罗阿丝虫病)。大批人群密集地居住在一起互相传染雅司病和麻风等等。随着欧洲人的到来以及与外部世界越来越频繁的接触，感染传染病的概率也随之增加，天花、麻疹、水痘、肺结核、梅毒、淋病、霍乱等相继传入非洲。以肺结核为例，19世纪后半叶，这种疾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很猖獗”，而在18世纪，欧洲观察者很少见到此病，称这种病 (在非洲很)罕见。而在1821年、1836—1837年及1858—1859年霍乱曾光顾过东非。④Kenneth F.Kiple 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96-297.[美]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张大庆主译:《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260页。

撒哈拉以南非洲热带疾病的长期流行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许多灵长类动物携带这些疾病，然后再传给人类，显然是其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跟平均温度和湿度高有关，植被繁茂，使得热带非洲成为无数昆虫的天堂，没有温带地区季节变换的影响，它们能够一年四季地伤害人类。此外，疾病的流行与经济发展状态密切相关，非洲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大陆，防治疾病的投入严重不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半数，以至于出生在非洲大陆的人们没有更好的营养来对抗疾病，实际上疾病常与营养不良相伴随。疾病和营养不良的受害者首当其冲的是孩子。婴儿的死亡率惊人，儿童也是如此，出生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孩子50%可能活不到5岁。⑤Kenneth F.Kiple 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p.297.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第260页。

以昏睡病为例，这是一种非洲古老的疾病，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被消灭，仍然危害着非洲人民的身体健康。昏睡病又称非洲锥虫病，它是通过舌蝇属成员之一的采采蝇叮咬来传播。昏睡病大致分布贯穿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个广阔地带，大约覆盖1100万平方公里。非洲昏睡病有两种类型:一种由布鲁斯罗得西亚锥虫引起的急性型，只有短短的5～7天的潜伏期，分布在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另一种由布鲁斯冈比亚锥虫引起的慢性型，其发病需要几周到几个月，甚至数年时间，分布在非洲西部和中部。大多数被采采蝇叮咬后的患病者都会经历局部发炎，接着寄生虫扩散到血液、淋巴液、组织液，最终到达脑脊液。最后，所有的器官都被侵害，伴随中枢神经系统的受损最终导致死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在喀麦隆、安哥拉、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坦桑尼亚，以及苏丹、赞比亚、乌干达和扎伊尔都出现了严重的昏睡病的爆发。其中，扎伊尔、乌干达以及苏丹南部地区，是20世纪80年代昏睡病最重要的疫源地。由于战争、人口流动和生态的破坏，昏睡病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卷土重来，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世纪90年代末，非洲有5500万到6000万人受昏睡病的感染，只有400万人能够得到治疗。①Maureen Malowany，“Unfinished Agendas:Writing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of Sub-Saharan Africa，”African Affairs，Vol.99，No.395(2000):332-333.

欧洲人对非洲疾病的最初研究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19世纪初，到达西非的欧洲人死于疾病(往往是黄热病和高度地方性的疟疾)的数目惊人，年死亡率为35%～80%，西非海岸因此被称为“白人的坟墓”。②Kenneth F.Kiple 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p.298.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第260页。所以，最初的非洲医疗史大多出自欧洲人之手，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以及欧洲同胞的健康，而对非洲人健康的关注主要局限于那些欧洲人所需要的劳工和生产者，服务于对非洲的殖民统治。疾病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密切，非洲国家独立后，为了民众的健康和卫生保健制度的建立，也有研究非洲医疗史的现实需要。

20世纪80年代初在非洲最早发现的艾滋病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疾病，去年在西非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肆虐埃博拉病毒再次拉起全球公共安全的警报。这一切都说明，对非洲疾病的研究具有世界范围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和中国人走进非洲，研究非洲疾病和非洲疾病史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很有现实意义。

三、非洲医疗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医疗史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丰富了非洲史学流派，是非洲史学的发展日益精彩纷呈的标志之一。非洲医疗史的已有研究重点主要有如下一些方面:

1.疾病与非洲经济的关系

历史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疾病对非洲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昏睡病在非洲的历史既久远又复杂，绵亘数千年，时至今日仍威胁着无数的人们。研究者普遍认为，昏睡病阻碍了非洲大陆广大地区的养牛业，因而严重地影响到非洲人口的营养。③Kenneth F.Kiple 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pp.554-555.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第484页。生态学家约翰·福特在《锥虫病在非洲生态学中的角色》④John Ford，The Role of the Trypanosomiasis in African Ecology:A Study of the Tsetse fly Probl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一书中，从政治经济发展的生态代价的角度，对采采蝇成为开发、利用非洲广大地区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论断提出了挑战。⑤P.Richards，“Ecologic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African Land Use，”African Studies Review，Vol.126，No.2(1983):19.詹姆斯·吉伯林在《非洲历史中昏睡病的控制》一文中，对坦桑尼亚北部地区的昏睡病历史所做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它表明采采蝇并未阻止人们占据土地及饲养牲畜。⑥James Giblin，“Trypanosomiasis Control in African History:An Evaded Issue”?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31(1990):59-80.

非洲昏睡病长期得不到根治也有经济因素。一是非洲贫困人口众多，防治存在问题;二是西方制药公司的逐利行为，导致药品开发滞缓。患病者大多数是穷人，是生活于农村的非洲人，这就意味着很少或没有经济利益驱使制药公司向该病投入研究资金。大多数制药公司不愿大规模投资研发用以治疗主要是世界上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常常是农业人口所患疾病的药物。治疗非洲锥虫病的化学疗法仍然是陈旧的，并且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进展，确切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间几乎没有做什么研究。①Kenneth F.Kiple 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pp.301-302.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第263页。

还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了贸易，尤其是奴隶贸易与疾病传播的关系。如前引美国非洲史学家P.柯廷于在《流行病学与奴隶贸易》一文中，研究了奴隶贸易对欧洲、非洲和美洲传染性疾病的影响。研究疾病与奴隶贸易关系的还有伍德《黑人多数派》和肯尼思·基普尔与弗吉尼亚·基普尔合著的《非洲联系:奴隶制、疾病和种族主义》②Kenneth Kiple and Virginia Kiple，“The African Connection:Slavery，Disease and Racism，”Phylon，Vol.41，No.3(1980):211-222.。查尔斯·古德在《盐、贸易和疾病》一文中讨论了贸易与疾病传播的关系。③Charles M.Good，“Salt，Trade，and Disease:Aspects of Development in Africa’s Northern Great Lakes Reg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1972):543-586.

2.殖民主义与非洲疾病的关系

殖民主义与非洲疾病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带来了新的疾病，对原有疾病的防控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殖民者也带来了西医和西药，对疾病的控制起到一定的作用。

殖民主义在非洲存在了500多年，殖民主义入侵打断了非洲历史原有发展进程，生产方式的改变，社会组织与结构的解体，战乱与饥荒的频仍，使得非洲原有的生态系统和社会控制趋于崩溃，其后果是采采蝇感染区急剧扩大。19世纪晚期昏睡病在刚果盆地大流行，这次大流行在乌干达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从1896年到1906年的10年里，在乌干达的新英国保护领地，死于破坏性昏睡病大流行的非洲人超过25万，同样，据估计刚果盆地有50万居民死于这场流行病。④Kenneth F.Kiple eds.，The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of Human Disease，pp.556-557.据德国人在1913年估计，德属东非有1/3的地区感染采采蝇。⑤John Iliff，A Modern History of Tanganyik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163-164.于红:《非洲昏睡病历史研究》，《西亚非洲》，2001年第4期，第46-50页。殖民者还带来诸如梅毒、天花等流行性传染病，造成人口减少。

他潇洒地走了，颜晓晨却犹如做梦一般回了宿舍，她不知道他到底哪根神经搭错了，但真的很开心，希望他多神经错乱一段日子。

在殖民地统治时期，欧洲统治者往往害怕新的“脱离部落的”人移向新建城市中心时会传播疾病。于是，到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非洲殖民地都实施了种族隔离的公共卫生政策，以保证白人的健康。有的非洲国家甚至很早就建立了医疗研究机构，如1913年，南非医疗研究所成立，目的是为了控制矿上非洲劳工的死亡率。⑥Maureen Malowany，“Unfinished Agendas:Writing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of Sub-Saharan Africa，”African Affairs，Vol.99，No.395(Apr.，2000):336.

从1905年到1921年，伴随着殖民地行政制度的建立，科特迪瓦也有了卫生保健服务组织，还有一个负责殖民军队的医疗卫生处，以及传染病、地方病防疫处和健康及卫生公共部。这些组织是服务于殖民地征服事业的，它们依靠的主要是军队的医生。1918年，在达喀尔成立了非洲医学院，1919年增设药学科和兽医科。该院的目标主要是培养初级医务人员，如助理医士、药剂员和接生护士。为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要是战地流动卫生中心和医疗队;而对于土著居民，主要通过土著医疗辅助部 (Indigenous Medical Assistance Department)办一些医务室来提供部分的服务。①[科特迪瓦]哈里·梅默尔-弗代著，张大川译:《科特迪瓦:非洲医疗模式的一个例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0年第3期，第65-79页。

肯尼亚的国家卫生保健体系建立于殖民统治下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包括地区级医院、区级医院和农村诊所网。与其他非洲国家一样，西方式的卫生保健主要由国家提供的，几乎都集中在大城市的中心。不只是肯尼亚，非洲其他国家如尼日利亚、加纳、撒哈拉以南非洲，包括南非也是如此。②[美]威廉·科克汉姆著，杨辉、张拓红等译:《医学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页。

3.独立后非洲国家对疾病的控制和社会保健

非洲国家独立后，对疾病的防控和社会保健做过一些努力，但总的效果不佳，主要原因还是经济普遍落后，医疗投入严重不足。在非洲普遍存在城市和农村二元的卫生保健模式。即使像南非这样的中等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南非医学社会学家范·伦斯伯格 (H.C.J.Van Rensburg)认为，南非卫生保健的主要特征作为固定的模式已持续了300多年。虽然该地区的各部落有他们传统的医生和传统的医疗服务体系，但西医早在1652年以后，即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开普敦登陆后就传到了南非。长期以来，南非的卫生保健体系是无计划、不协调的，各种族各自形成其自身的卫生保健体系。卫生保健提供结构被分成了几种方式。第一，在大多数城市中以西医为主，而在农村地区则主要依靠传统医疗。前者主要为白人和一小部分城市黑人服务，而后者只为黑人服务。直到今天这种双重体制仍然存在，很多南非黑人都接受传统医疗或者既接受传统疗法又接受西方医学治疗方法。第二，种族分化的西方体制导致了卫生保健提供者和医院的等级分化。白人接受白人医生，黑人则去找黑人医生，亚洲人找亚洲人，如此类推。每个种族有自己的医务人员，但白人控制着全国的卫生保健行政管理。第三，形成了混合的筹资机制。其中既有按服务收费体系，也有对穷人和老年人的政府公共投资。③H.C.J.Van Rensburg，“South African Health care in chang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2(1991):1-10;H.C.J.Van Rensburg，A.Fourie，＆E.Pretorius，Health Care in South Africa:Structure and Dynamics，Pretoria:Academia，1992.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第297页。在南非，各种族间在卫生保健水平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卫生保健服务质量最好的是面向白人的私立按服务收费体系。目前，南非的医院已经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但那些面向富人的私立医院比公立医院医疗质量更高。④Solomon R.Benatar＆ H.C.J.van Rensburg，“Health Care Services in a New South Africa，”Hastings Center Report，25(1995):16-21.

肯尼亚的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包括由国家雇用的医生和其他卫生人员，国家拥有医院。此外居民也可以获得私人医生，教会诊所以及传统的本地民间医生的服务。肯尼亚的国家卫生保健体系建立于殖民统治下的20世纪50年代早期，包括地区级医院、区级医院和农村诊所网。与其他非洲国家一样，西方式的卫生保健主要由国家提供，几乎都集中在大城市的中心。肯尼亚的城市卫生机构平均每年获得政府总卫生预算的80%～85% ，⑤S.Ogoh Alubo，“Debt Crisis，Health and Health Services in Africa，”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31(1990):639-648.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建在市中心。卫生保健的提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85%的肯尼亚居民住在农村，而那里的药房和诊所都非常简陋，也缺乏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肯尼亚每2万人口中有1名医生，但农村医生的比例还不到肯尼亚医生的10%。在农村，非洲人一旦生病，他们往往用各种家庭疗法进行自我医疗，用热灰烧灼伤口，喝用草根和树皮熬成的汤药。要是还不奏效，他们就去找草药师或传统疗法师。若非诊所特别近，他们只有在急诊时才去找医生。如有一个马赛部落的病人被水牛严重刺伤，设法来到一家离他家相当远的诊所。医生是一名新手，认为如果把这个人送到条件好的内罗毕，可能他就会在路上死去，于是就给他实施了手术。他没有经验，没有对病人实施麻醉，也没有输血用的血液，唯一的止痛药就是阿司匹林。这名医生把教科书摊在面前以便照着教科书实施手术。次日凌晨，当医生去看这位病人时，病人已经离开了诊所。过了几个月，这位完全康复的病人带着一头山羊来拜谢医生。①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第303-304。

西非的科特迪瓦的医疗模式与南非、肯尼亚也是大同小异。科特迪瓦有四种本源不同的医疗传统，构成该国当前的医疗模式，即非洲信奉万物有灵的医疗传统、源于阿拉伯的医疗传统、源于欧洲的西方医疗传统，还有近期颇具影响的中华医疗传统。科特迪瓦独立后，西方医疗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在20世纪80～90年代因结构调整受挫而限于困顿。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特迪瓦医疗体系向本土化发展，将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医疗体系。1996年3月，科特迪瓦发布政令，对卫生部做出调整，在“卫生设施及职业监理会”内设一名专门负责传统医学的副主管。②哈里·梅默尔-弗代著，张大川译:《科特迪瓦:非洲医疗模式的一个例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0年第3期，第65-79页。

非洲独立后，在疾病控制方面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许多非洲人口的健康比他们上一代要好得多，许多国家的疫苗接种已经常规化。有些地区，通常是城市中心，公共卫生计划已经对疟疾实行了有力的控制。但是情况也是不能完全乐观的。如在东非，1996年新生儿的死亡率仍然高达100‰，而英国是14‰，产妇死亡率为300～400/10万，相比之下，英国是17/10万。东非每人的健康预算是3～4英镑，而英国和北美在600～1000英镑。今天，世界上90%的疟疾患者在非洲。③Maureen Malowany，“Unfinished Agendas:Writing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of Sub-Saharan Africa，”African Affairs，Vol.99，No.395，(Apr.，2000):325-349.

4.个案研究及其他

个案研究方面，如里查德·潘克霍斯特在《埃塞俄比亚天花的历史和传统治疗》一文中，讲述了埃塞俄比亚孟尼利克国王鼓励接种牛痘。④Richard Pankhurst，“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al Treatment of Smallpox in Ethiopia，”Medical History，9(1965):343-355;K.David Patterson，Disease and Medicine in African History:A Bibliographical Essay，History in Africa，Vol.1(1974)，p.143.饥荒在非洲是一个不幸的、经常性的话题。里查德·潘克霍斯特在《1888-1892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一文中分析了引起这场大灾难的原因。⑤Richard Pankhurst，“The Great Ethiopian Famine of 1888-1892:A New Assessmen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XXI(1966):95-124.克拉克·布鲁克在《坦桑尼亚中部饥荒的影响》一文中概述了从19世纪中叶到独立的坦桑尼亚中部的饥荒。⑥Clarke Brooke，“The Heritage of Famine in Central Tanzania，”Tanzania Notes and Records，67(1967):15-22.威廉·福斯特在《乌干达科学医疗的早期历史》一书中着重研究1870-1910年间乌干达的医疗史。⑦K.David Patterson，“Disease and Medicine in African History:A Bibliographical Essay，”History in Africa，Vol.1(1974):141-148.

奥勒·雷克达尔 (Ole Bjorn Rekdal)系卑尔根 (Bergen)学院健康和社会科学系的教师，他在《东非传统兽医的跨文化治疗》一文中，以坦桑尼亚北部伊拉奎 (Iraqw)地区的传统医者为例进行研究。⑧Ole Bjorn Rekdal，“Cross-Cultural Healing in East African Ethnography，”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Vol.13，No.4(1999):458-482.安德拉·凯普是西开普大学的教师讲师，他在《南非传统医疗的法律视角》一文中，从法律的视角研究非洲的传统医疗。⑨Andra le Roux-Kemp，“A Legal Perspective on Africa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South Africa，”The Comparative an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Vol.43，No.3(Nov.，2010):273-291.还有的学者研究非洲传统兽医，肯斯坦斯·迈克柯克和埃维林·穆迪在《非洲传统兽医》一文中详细研究了非洲兽医的发展历史，内容涉及药物学、毒物学，疫苗，手术等。他们认为，非洲传统医学也有手术，手术的方式有治伤、烧灼、放血和阉割等。非洲传统兽医用尿混合牛粪灰涂抹伤口来疗伤。[10]Constance M.McCorkle and Evelyn Mathias-Mundy，“Ethnoveterinary Medicine in Afric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Vol.62，No.1(1992):59-93.

结 语

非洲医疗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内容涉及疾病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殖民统治与非洲疾病、独立后非洲国家对疾病的控制与医疗保健制度，以及非洲传统医疗的研究等等。总的来看，欧美学者对非洲疾病的研究早于非洲本土学者，不过，最近一二十年非洲本土的医疗史研究有迅猛发展的势头，医疗史进入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课堂，一些一流的学者转向研究非洲医疗史。当然，非洲医疗史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资料的问题，个案研究总体上比较缺乏，从专门史和科学史的视角研究非洲医疗史居多，而从整体史或全球史的视角研究非洲医疗史比较少。另外，以医疗史和环境史代表的新社会史的兴起，并不说明传统的政治史就失去了生命力，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民族建构是一个长期又迫切的问题，非洲国家的政治史和经济史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新社会史和政治史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补充，而不是取代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