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指导突破本土理论缺失困顿之路径探究

周 洲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职业指导突破本土理论缺失困顿之路径探究

周 洲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职业指导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初步形成、多元发展、互相融合三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派别的理论体系，但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并未出现。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地位的缺失、理论人才的缺乏是本土理论缺失的主要原因。汲取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想的精华、加强国外理论的本土化研究、培育职业教育大环境和注重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是可能的突破路径。

职业指导；本土理论；路径

自上世纪80年代职业指导在国内重新恢复以来，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然而职业指导本土理论研究一直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领域的短板，不但相关论文数量少，理论著述也十分罕见，制约了职业指导实践的推动。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加快，社会行业分工不断深化，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形势要求职业指导工作紧跟市场经济的规律和节奏。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新的形势呼唤新的理论，特别是适应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综上，职业指导本土理论研究亟需破题。

一、国内外职业指导理论发展的轨迹

职业指导活动的出现催生了理论研究的兴起，时至今日，理论演变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一)初步形成

帕森斯作为“现代职业指导之父”，最早提出了特性—因素理论的构想。其理论基本假设是人的个体差异与职业特点进行匹配。“特性”是指人的生理、心理特质，是个体间区别的标志，“因素”则是指职业环境和职业特点。首先，运用心理测量工具获得有关职业准备人的能力倾向、身心特质、兴趣爱好等资料，通过会谈、调查等方法获得家庭背景、工作经历等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其次，分析职业对人的要求，包括职业性质、求职最低条件、就业机会等。最后，进行人-职匹配。在综合考虑职业准备人的特性及职业各项指标基础上，为求职者选择一种适合其个人特点又可能取得职业成功的职业。在这种理论假设前提下，职业指导的功能就是实现人的兴趣、能力与职业的最佳匹配。随后，有关职业兴趣测量的研究也开始跟进，斯通(1927)测量了特定职业群体与一般职业群体的差异，根据这些有差异的因素构建职业兴趣量表。库德(1939)也采用了类似的办法，提出了不同的职业兴趣领域，如机械类、艺术类、服务类等。与此同时，国内的职业指导运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践基础，出现了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这类职业教育研究机构，也产生了一批积极践行者和推动者，如邹韬奋、黄炎培等有识之士。但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传统教育积弊深厚，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还很模糊，职业指导作为一个新鲜事物仍然处于对美英等国经验的介绍、引进、探讨阶段，并未出现相关理论。

(二)多元发展

20世纪30、40年代，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形成的工作标准化测算方法、心理学在职业行为分析上的理论成果的运用以及职业指导咨询中普遍运用的职业倾向测验为“特性—因素”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因素，使之不再局限于对人的职业兴趣、能力进行测量，更加注重人格特质与工作分析的有效结合。

人本主义心理学自我理论是这一时期的又一主要的职业指导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提出。“自我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的本性，即自我，会与来自外界(亲人、他人)的已经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规范产生冲突，从而出现心理障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在于将外界环境通过内化而强加给自身的价值观消除掉，领悟自己的本性，回归自我。罗杰斯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职业指导，帮助个体认识自我、回归自我，形成职业环境相协调的自我概念。如此，职业指导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以人为本的“自助”，是非指向性的，是要达到“你自己寻找出你喜欢做的职业”，这就从根本上不同于特性—因素理论，后者是指向性的，即明确指出“你应该做什么职业”。

这一时期国内职业指导运动受欧美国家的影响，得到了广泛开展，加强了对国外先进理论的引进，出版了一批介绍世界各国职业指导理论的著作，如“《职业指导之原则与实施》(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潘文安、蒋应生译)、《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莫若强编译)、《职业问题之探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郑文汉编译)”[1]。同时，本土理论的研究也开始萌芽，主要是在参考国外著述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国内的情况提出，如邹韬奋编写、黄炎培审定的《职业教育研究》，涉及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职业指导、职业心理等方面。但是这些研究是非连续性的，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尚不能自成一派，可以算作中国早期职业指导“思想”。

(三)互相融合

到20世纪50年代，发展心理学的介入促进了特性—因素理论、自我理论的融合，并诞生出全新的职业生涯发展理论。发展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是人格特质的形成与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儿童时期家庭养育方式和生活环境对个体形成稳定的心理特征有重要影响。发展心理学在职业指导上的运用则指出，成长环境、发展环境、自我概念对个体职业选择的影响是综合性的。最早提出这一理论假设的是心理学家罗伊。该理论假设一方面指出人的职业选择不仅限于人格因素，而是受到现实因素、教育因素、价值因素等多方面的作用，这恰恰是特性—因素理论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又吸收、发展了人本主义的自我理论，将自我概念融入到人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认为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职业生涯形态。推动上述两个方面发展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霍兰德、金兹伯格和萨帕三位职业指导专家，也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职业指导才突破了帕森斯的“择业指导”，融合了罗杰斯的自我回归及罗伊的发展环境因素，把职业发展与人格发展、生活形态相结合，提升到了生涯辅导的层次。

这一时期国内职业指导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阶段，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人和职业的匹配都是由国家行政指令式的统一分配，缺乏科学的优化配置，职业指导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境地，也就谈不上理论的研究。

二、 职业指导本土理论缺失的缘由

时至今日，我国本土职业指导理论仍然缺失，尽管也不乏个别学者提出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但并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也未形成理论研究的气候，分析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 历史因素：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长期影响

“解放后,因为就业制度的改变,职业指导基本属于缺失阶段……职业指导无形地被取消了……在那时,职业指导至多是一种‘地下活动’”。[2]1953年，“一五计划”的实施表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资源都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统一调节、配置，人力资源和就业岗位也不例外，实行了国家“统包统配”的包揽就业政策，劳动力的招用也纳入计划管理，劳动就业进入了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阶段。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文革结束。1978年改革开放后，就业政策有所变动，可以自谋职业，“1980年前后,新时期的职业指导服务开始重启”。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资源配置开始渗入市场调节因素，直至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统包统配制度才逐渐打破，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才逐渐形成。“2000年5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职业指导人员职业资格培训和鉴定工作，社会职业指导人员队伍将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团”[3]，至此，对职业指导的重视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上述过程表明，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实施的是国家全包或半包揽的就业政策，这是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这种政策意味着劳动力配置是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进行，而非根据人的兴趣、意愿及人格特征，同时也意味着职业指导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对职业指导理论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本土理论的缺乏、研究进展缓慢也与这一历史原因带来的影响不无关系。

(二) 制度因素：国民教育培养人才思路单一化，职业教育地位不足

目前我国纳入中高等国民教育序列的有普通高等全日制毕业生、自学考试毕业生、成人高等教育毕业生、广播电视大学毕业生、远程教育毕业生等。相比较西方国家的职业教育，我国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尽管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就有要求在中学和高等学校开设相关课程，并设立了全国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相关服务，但职业指导课程也仅仅是作为学校的边缘化课程未得到足够重视。另外，从职业教育的实践形态来看，大量官办和民办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介绍机构成了教育的主体，社会认可度并不高。

其次，学历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的本质特征，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取得的学历高低有密切联系。这种学历人才培养模式在建国初期为改变国民受教育程度、提升国民素质、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起到了坚实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外开放的加快，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把人人都培养成科学家”式的人才培养思路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了。相比较西方发达国家从小学就引导学生培养职业兴趣，中学毕业就对学生进行分流进入职业教育阶段或高校继续深造，我国教育培养人才的“大一统”局面确需反思。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应是教育改革的破题之路。

职业教育地位不足，是导致本土理论缺失的现实环境。

(三)人才因素：理论研究者不成规模，学术争鸣局面未形成

“自1983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列入专业目录¨¨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只有20余年历史……据统计，现在每年全国招收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的单位已将近10个，招生硕士的单位则多达50来个。然而，就这些学位点所开设的方向来看，有关职业指导理论研究的却少之又少。”[4]此外，据一项对1980-2010年国内有关职业指导正式发表的414篇期刊论文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的调查显示[2]，其中有152篇论文的选题与理论研究有关，占样本总数的36.71%。而这部分研究成果多半是介绍国外职业指导理论与实践的状况，达87篇，占样本总数的21.01%，仅有65篇是有关本土理论研究的，仅占15.7%。可见，国内职业指导理论研究乏力，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学科建设力度不够、理论人才缺乏，缺少理论权威和中坚力量，没有形成理论争鸣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三、 突破本土理论缺失困局的路径探究

(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我国职业指导萌芽于民国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3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萌芽、探索、成长三个时期[5]，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涌现出了一批积极推动该运动的有识之士，如黄炎培、邹韬奋等人。他们积极介绍国外职业指导先进经验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和教育问题，进行理论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职业指导思想，如黄炎培的论著中就包涵了职业指导的本质、功能、原则、方法，体现了职业教育思想和生涯教育理念，值得借鉴和吸收。此外，中华文化绵延五千余年，博大精深，从古代思想典籍和名人思想中挖掘识人用人的观点，吸取思想精粹，也是可行之策。

借鉴、吸收国外先进职业指导理论和实际经验，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进行本土化，以期洋为中用，是另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首先，应继续加强对国外职业指导理论的引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对国外的理论研究状况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但是目前普遍运用的理论体系基本都是在上世纪成型的，这些理论最新的发展状况却十分少见，因此继续加强国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介绍是很必要的。其次，加大对国外职业指导实践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对美国、德国、瑞典、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比较上。在总结国外经验、比较中西方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国外教育改革的深入和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有针对性地对我国职业指导相关领域的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再次，注意借鉴港台地区职业指导本土化的经验。香港、台湾地区与内地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它们在引进、吸收西方国家理论上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如台湾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政府主导的毕业生就业指导，80年代就开始了生涯辅导的本土化进程，90年代社会机构开始介入运营职业生涯辅导。学习港台地区的成功案例，有利于探索形成富于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体系。

(二) 培育重视职业教育的大环境，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体系

首先，国家政策应适度向职业教育倾斜。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职业需要懂得专业领域知识的专才，如服务业、工程技术行业等，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很大程度上依赖职业教育的作用。因此从国家层面上应给予职业教育更多的政策支持，通过政策优惠、资金扶持的形式鼓励职业教育的发展，鼓励政府、社会组织等多种主体参与到职业教育的建设过程中来。

其次，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纳入职业教育，构建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并举的教育制度。我国目前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带来的弊端已经显现，一方面通过学历教育培养的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职业实际需要的知识水平脱节，如每年数以百万计的高校毕业生无业可就，而社会又存在大量就业岗位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即结构性失业的现象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为社会所需求的掌握专门技术的人才，俗称蓝领人才，缺口日益增大。因此，将职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放到与学历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让全社会都重视职业教育、参与职业教育，打破传统教育培养人才的“一元模式”，构建人才培养的多元体系，最终形成人才向学历教育和职业教育同向流动的“双通道”模式，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并举，是当前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也只有形成职业教育大发展的气候，才能为本土职业指导理论发展提供坚实的土壤。

(三) 加大学科建设投入力度，培养理论研究人才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缺失、研究进展缓慢，与学科建设投入不够有很大关系。一是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建设，培养理论研究型人才。目前该学科方向设置上多偏重于运用实践运用型，理论研究型较少，可适时加强理论方向的建设，增强师资力量，培养理论研究型人才。二是鼓励学者进行研究，营造学术研究氛围。国家应加大对职业指导理论研究的支持，可在高校或行业协会等机构建立研究所，或在专业研究院所中设立职业指导研究项目，加强人才配置和资金投入，或设立国家科研基金项目等方式，目的在于弥补学科理论建构这一短板，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职业指导理论体系，为职业指导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三是在吸收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职业指导学”。随着职业指导实践的不断发展，职业指导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需要变得日益迫切，相关专业学科经过2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学科建设经验，同时考虑到中国职业指导快速发展缺乏本土理论指导的实际，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职业指导学科就变得很有现实针对性。

[1]谢长法.职业指导在近代中国的引入[J].职业技术教育,2011,(4):72.

[2]王伟.我国职业指导研究现状的分析与评价——基于文献计量的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3]柳君芳.我国职业指导的历史沿革与发展[J].北京成人教育,2000,(2):13.

[4]谢长法.职业指导理论研究亟待加强[J].教育与职业,2010,(6): 21.

[5]张元,李兴军.中国职业指导发展的历史回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21):8～10.

(责任编辑：梁小红)

Methods of Vocational Guidance beyond Local Theory

ZHOU Zhou

(College of Music,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guidance theory experiences three stages, which are initial formation,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It forms different theoretical systems, but lacking of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ain reasons include long-term impact of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the lower statu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lack of theoretical talent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learn a lesson from vocational education think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calize foreign theory, nurture environ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 theoretical talents.

vocational guidance; local theory; methods

2015-02-10

周洲(1984- )，男，四川大竹人，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公共行政。

G719.21

A

1008-4940(2015)02-00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