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干月巽子》的文体特点分析

陈春梅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新闻传播系，福建 福州 350012)

温庭筠《干月巽子》的文体特点分析

陈春梅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新闻传播系，福建 福州 350012)

《干月巽子》是晚唐温庭筠撰写的小说集。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中将小说家分为数种：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从形式来说，志怪、杂录属于笔记小说。“笔记小说”是指那些具有小说性质、富有文学意趣的笔记作品。“传奇小说”是从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蘖变而来的，由“杂传”和“志怪”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的非常富有文学性的文言小说形式。温庭筠的《干月巽子》是一本笔记、传奇两种文体并存的小说集。

温庭筠；小说；《干月巽子》；文体特点

《干月巽子》是晚唐温庭筠撰写的小说集。温庭筠的小说和晚唐崇尚唯美的文风背道而驰，自然受到时人的非议，而且他的小说质朴平易，和他诗词的华艳形成鲜明的对比，很容易让人们认为这是其创作上的败笔而加以忽略。学术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诗词作品，将之与李商隐、韦庄等同时代的作家进行比较探讨，对其小说的研究却极少涉及，这对全面研究温庭筠和他的文学成就无疑是一个缺失。

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云：“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辨订，一曰箴规。丛谈、杂录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①在这六类中，除传奇非“残丛小语”式的小说，箴规类如《颜氏家训》等书应该属于子部杂家类外，其他四类都是笔记体。从形式来说，志怪、杂录属于笔记小说，从先秦以来就已经出现，传奇小说则是唐代新兴的文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说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三类，实际上只是胡应麟所列的杂录、志怪两类。从小说的范畴来说，这样的分类比胡应麟简明适当；从笔记的内容来说，这样的分类无法囊括所有，不够全面。

一、笔记体小说

根据1999年出版的《辞海》的定义：“笔记”，就是“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其题材亦很广泛。有的著作可涉及政治、历史、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但亦可专门记叙、论述某一个方面。”②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得知，“笔记”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文体，其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凡是无法归类的各种随笔记录的杂识、札记、笔谈等，都可以统称为“笔记”。虽然中国古代笔记很多，但是属于“笔记小说”的作品并不是多得无法统计。吴礼权在《中国笔记小说史》中认为：所谓“笔记小说”，就是指那些铺写故事、以人物为中心而又较有情节结构的笔记作品。③刘叶秋在《历代笔记概述》中说：“我认为笔记的特点，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④

在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所谓的“笔记小说”应该具备下列两方面的特征：在内容上，它所记述、描写的文字应该有人物活动于其中，有必要的故事情节，哪怕是最简单的；在形式上，它用于叙写的文字应是文言，篇幅应短小，记叙文字中应该有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人物。如《聊斋志异》，其中许多篇什完全出于作者个人的艺术虚构，但也应有虚构的时代、地点、人物，否则就没有“笔记”的特点。概括来说，所谓“笔记小说”，就是那些以记叙人物活动(包括历史人物活动、虚构的人物及其活动)为中心、以必要的故事情节相贯穿、以随笔杂录的笔法与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为特点的文学作品。“笔记小说”是文学作品，属于小说范畴，它与其他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一样，也需要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讲究情节结构、重视语言运用等。

在王汝涛先生编纂的《干月巽子》中，共收有三十三篇小说。除了《陈义郎》、《阳城》、《窦乂》、《王诸》、《华州参军》、《王愬》、《曹朗》、《薛弘机》、《何让之》、《阎济美》、《张弘让》、《赵存》、《寇鄘》十三篇属于传奇体小说外，其余的都属于笔记体小说。鲁迅汲取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和西方小说的类型概念两方面的营养，创造性地运用“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的小说类型概念，对笔记小说进行分类，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的标题为“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开启了古小说研究新的里程碑。下面笔者简单地对《干月巽子》中出现的二十篇笔记小说作个分类。

(一)志怪小说

“志怪”一词，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志”的词性是动词。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成为一个动宾结构的名词。“志怪小说”的概念在唐代才正式出现。段成式《酉阳杂俎·序》中写到：“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⑤把“志怪”和“小说”合为一体，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明胡应麟多次在题材分类上运用这一名词，如《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云：“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①又如《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云：“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⑥鲁迅在厘定古小说的门类时，把志怪和志人相提并论，最终赋予“志怪小说”准确的文体内涵。

“志怪小说”作为一个大的类型概念，包含了若干子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志怪小说”分为三类。其一，“文士之传志怪”；其二，“释家之明因果”；其三，“方士之行劝诱”。⑦鲁迅主要是根据作者的身份进行划分的，他最注重的是作者的创作动机。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模仿鲁迅的分法，将六朝志怪小说分为“文士之传志怪”和“佛教徒怎样利用鬼神志怪书”两大类，删掉了“方士之行劝诱”一类。⑧

刘叶秋立足于作品题材和表达方式的差异，把魏晋志怪分为三种类型：“一、兼叙神仙鬼怪，不专谈某种宗教或方术，夹杂着零星琐碎没有故事性的记载，以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二、兼叙山川、地理、异物、奇境、神话、杂事等，着重宣扬神仙方术，以晋张华的《博物志》为代表，乃《山海经》系统的延续；三、专载神仙的传说，以人系事，体同纪传，以晋葛洪的《神仙传》为代表，乃汉刘向《列仙传》的模仿和扩大。”⑨刘叶秋的分法在笔记小说研究界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把志怪小说分为“地理博物类”、“杂记体”、“野史杂传体”三大类⑩。

关于题材的选择，刘叶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的叙述比较简略，但比较中肯。《干月巽子》中出现的志怪小说篇目比较少，总共只有三篇，分别为：《道政坊宅》、《李僖伯》、《梁仲朋》。《道政坊宅》写鬼怪为患；《李僖伯》叙骷髅作怪；《梁仲朋》载妖怪祸殃。如果参照刘叶秋的分类，这三篇小说应该都属于“兼叙神仙鬼怪，不专谈某种宗教或方术，夹杂着零星琐碎没有故事性的记载”⑨这一类。

(二)志人小说

志怪小说重点在于叙述神仙鬼怪，志人小说重点在于叙述人物的言行片断。

最早提出“志人小说”这一命题的是鲁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中提到，魏晋以来，释道互扇而流为清谈，“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⑦这一命名，从题材上把笔记小说明显地划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大类型，被后世学者广泛采用。如宁稼雨根据这一命题撰写专书《中国志人小说史》，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也运用“志人”一词。也有一部分学者不用“志人”而用“轶事”，如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轶事小说除了包含志人小说的内容外，还可以包含其它没有人物、没有故事性的内容，比如掌故旧闻、地理风俗、典章制度、器物饮馔、事物起源、箴规考订等，只要其中不涉及或较少涉及神鬼怪异的成分，就可以把它归到轶事小说中。

宁稼雨把志人小说分为逸事和琐言两个子类。他在《中国志人小说史》中引用刘知几关于“逸事”和“琐言”的论述，解释说：“刘氏所说的逸事小说，即指《西京杂记》一类偏于记录野史故事的小说，而他所说的琐言，则指《世说新语》一类以片言只语或简略勾勒来刻画人物为主的小说。”下面笔者借鉴宁稼雨和刘知几对志人小说的分类方法，把《干月巽子》中出现的志人小说作一个粗略的划分。

1.逸事类小说

宁稼雨认为，所谓的逸事类小说是偏于记录野史故事的小说。宁稼雨的“逸事”来自刘知几的分类法和类名。唐刘知几《史通·杂述》中说“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

刘知几认为“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及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铨择，由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如郭子横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遗》，全构虚辞，用惊愚俗。此其为弊之甚者也。”

《李丹》记李丹慧眼识才、拯济贫寒；《裴弘泰》述裴弘泰酒量大；《萧俛》、《苑讠由》一篇写找错了人，一篇写冒名拜谒，以致闹出笑话来；《裴枢》叙裴枢恃才放旷，个性狂妄；《孟妪》写孟妪因为和亡夫酷似而顶夫缺，功勋卓著官至御史大夫。以上这些篇目就是《干月巽子》中出现的逸事类小说。

2.琐言类小说

宁稼雨认为，所谓的琐言类小说是以片言只语或简略勾勒来刻画人物为主的小说。宁稼雨的“琐言”也是来自刘知几的分类法和类名。唐刘知几《史通·杂述》中说“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已。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玠松《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

刘知几的琐言也包含了排调、谐谑：“琐言者，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及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笫。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

参照宁稼雨和刘知几的分类方法，《干月巽子》中共出现了以下十一篇琐言类小说。《武元衡》篇幅短小，全篇只有四十四个字，叙述了武元衡器量恢宏；《严振》载齐映侍君忠诚；《鲜于叔明》、《权长孺》分别记叙了鲜于叔明、权长孺好吃臭虫、食人爪的怪癖；《张登》、《郑群玉》、《梅权衡》、《刑君牙》、《韦乾度》等篇写举子的轻狂放纵，反映了唐代一些举子气高傲物、狂妄不羁的性格特征；《歌舒翰》记载了歌舒翰忠诚刚烈、嫉恶如仇；《严震》叙述了严震气量恢宏、慷慨资助他人，最终令三川的有识之士前来归附。

刘知几、宁稼雨的“逸事”、“琐言”等名称是对六朝小说的总结与归类，把它们用于唐代笔记小说分类时，必须对它们做一些解释，避免混淆。和逸事相比较而言，琐言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记载人物言行为主，通过对一个场景及片断的描写来展现人物的神情性格。虽然未必都像《世说新语》那样分门系事、富有韵味，但是书中各条文字的篇幅应该比较短小，描写应该围绕人物展开。而逸事着重记录朝野人物的逸闻琐事，以记事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包括典章制度、器物饮馔、故事旧习、事物起源、箴规考订等，历史韵味更加浓厚。

二、传奇体小说

唐前的志怪志人小说，只是小说的孕育形态，唐代传奇小说是小说文体的发端。传奇作为小说的一种形式，它的出现必然是受到众多影响的，但最主要的应该是两个方面：“传记”和“志怪”。

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说：“圣人作经，艺者传记。”“传”原本是“经”的附庸。此后，“传”发展成为一种史学兼文学的形式——史传。在史传中，人物传记最富有文学性，所以被人们称为“史传文学”。而这些正史中的人物传记，经过个别小说家或史学家在“历史”和“小说”之间的改造性创作之后，就出现了一批被称为“杂传”的作品。这种“杂传”，实际上就是“传奇”的滥觞。总的来说，杂传对传奇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好奇和虚构。这两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好奇”是一种内在的动力，“虚构”则是一种外在的张力。

对传奇产生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志怪”。所谓“志怪”，就是记载一些奇异事情的作品。它以“记事”为主的，并不重视对“人”的描写。“好奇”，是志怪和传奇共同具有的特质，但是志怪的“虚构”无法和传奇相提并论，因为“志怪”作家们认为他们所写的“怪”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志怪作家基本上没有运用艺术手段，而只是将一些怪事“记”下来罢了。如此一来，由于缺乏想象力和艺术虚构，志怪作品的篇幅必然短小。但是志怪作品在“题材”方面对传奇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那些关于碧落黄泉、仙山仙岛的种种“超现实”、“超人间”的记载，永远是传奇小说创作的故事宝库。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志怪”不能算作小说，只能算作“杂记”，因为它缺少虚构；“传记”也不能算作小说，只能算作“杂传”，因为它只是历史的附庸。但是，“传记”和“志怪”却影响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形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传奇，并由此形成了唐代传奇小说中两个最大的类别：杂传体传奇和杂记体传奇。

关于传奇小说的性质和特点，古人曾经对此做过一些判断和说明。如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再如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传奇小说”作出如下界定和说明：传奇小说是从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蘖变而来的，由“杂传”和“志怪”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的非常富有文学性的文言小说形式。要成为一篇传奇小说作品，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作者必须是自觉的，而不能是无意的；第二，内容必须是完整的，而不能是片段的；第三，结构必须是曲折的，而不能是平直的；第四，人物必须是鲜活的，而不能是干瘪的；第五，语言必须是清丽的，而不能是朴拙的；第六，细节必须是虚构的，而不能是真实的；第七，篇幅必须是比较长的，而不能是短小的。越是具备上述条件的小说，就越能被看作标准的传奇小说作品。

王国良先生在《〈干月巽子〉初探》中写到：“《干月巽子》遗文里，大约仅有《陈义郎》、《阳城》、《阎济美》、《窦乂》、《王诸》、《华州参军》、《王愬》、《曹朗》、《薛弘机》、《何让之》十篇，尚称合格。”石麟先生在《传奇小说通论》中说：“《干月巽子》乃温庭筠所作文言小说集，其中有传奇之作十余篇，如《陈义郎》、《窦乂》、《华州参军》、《王诸》、《王愬》、《曹朗》、《薛弘机》、《阳城》、《张弘让》、《赵存》、《何让之》，等等。”

根据传奇小说的判定标准，笔者认为王国良先生和石麟先生一致认同的九篇作品为传奇小说。此外，笔者还认为《阎济美》、《张弘让》、《赵存》、《寇鄘》这四篇小说也属传奇小说。对于两位先生一致认为是传奇作品的九篇小说，笔者不再赘述，仅对尚存有疑义的四篇作品做一个具体阐述。

《阎济美》写阎济美在参加科举考试中历尽波折，最终考中的故事。这篇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主考官慧眼识珠、惜才爱才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文章的语言骈散并用，注重文采和意象；《张弘让》叙述张弘让救妻子的魂魄归来的故事。这篇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张弘让对妻子的真挚感情、言听计从使得妻子失而复得。文章极具想象和虚构的色彩；《赵存》叙述陆象先度量恢宏的故事。文章内容完整，善于借人物对话来叙述故事，娓娓道来，陆象先宽宏大量的性格特征得到了朝官们的好评。文章采用插叙的叙述手法，情节摇曳多姿，富于变化；《寇鄘》写寇鄘消除小宅院鬼怪祸乱的故事。文章的故事内容完整，情节曲折，语言优美流畅，想象和虚构的意味十分浓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阎济美》、《张弘让》、《赵存》、《寇鄘》这四篇小说，都是温庭筠自觉地进行艺术创作的结果，内容是完整的，结构是曲折的，人物是鲜活的，语言是清丽的，细节是虚构的，篇幅也较长。这四篇小说，是标准的传奇小说作品。

如此一来，《干月巽子》中传奇小说的篇目就可以确定了，一共有十三篇，分别是：《陈义郎》、《阳城》、《窦乂》、《王诸》、《华州参军》、《王愬》、《曹朗》、《薛弘机》、《何让之》、《阎济美》、《张弘让》、《赵存》、《寇鄘》。下面笔者就《干月巽子》中出现的传奇小说进行简单的分类。

如何给传奇小说分类，也是一直困扰小说研究界的一个问题。石麟在《传奇小说通论》中说：“传奇小说只是文言的一类，再往下分，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杂传体和杂记体两大类。但如果仅仅这样划分，实在是线条太粗，不利于读者阅读，也不利于论者阐述。”所以石麟以作品的题材作为分类标准，“结合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具体情况，对数以千计的传奇小说做十大类别的划分，即：异遇类、公案类、情缘类、技艺类、因果类、豪侠类、传记类、世态类、法术类、士流类。”笔者认为从题材方面，将传奇小说分为十大类别比较具体、清晰，方便阐述，《干月巽子》中出现的传奇小说篇目不多，没有囊括这十大类别，主要是涉及异遇类和传记类两大类别。

(一)异遇类传奇

异遇类小说是传奇小说中出现最早的一类。因为传奇小说来自“杂传”和“志怪”，杂传中本来就有一些怪异的内容，如果把这些内容剔除，就成为“传记”的作品。同样，如果把“志怪”的内容加以扩充、篇幅加长，自然就是标准的“异遇类”作品。

1.“遇鬼魂游”的故事。《王愬》载神巫拘魂，消除祸患；《曹朗》叙山妖鬼怪，巢居人身；《寇鄘》写枯骨作祟，施法降擒；《华州参军》写人鬼相恋，生死不离；《王诸》写鬼魂托梦，诉说冤屈；《张弘让》载人死复生，重返人间。

2.“遭逢怪异”的故事。《薛弘机》载柳精变形，与人交友；《何让之》述狐妖施计，巧夺狐书。

在这些“异遇类”的传奇小说作品中，反映了温庭筠的思想寄托，如宣扬佛法道术(《寇鄘》、《王愬》)，或者为具体的因果报应(《何让之》)。传奇小说的现实性，体现在“异遇类”作品之中，就是人和神怪的互动，人可以为神，人可以为鬼；神也可以为人，鬼也可以为人，而这正是传奇的神奇魅力所在。“异遇类”传奇小说具有独特的审美意味——错位的、曲折的，温庭筠通过错位的方式表达一种深长的意味，“魂”和“舍”的错位(《华州参军》)，醒与梦的错位——把梦境当作现实、把现实当作梦境(《王诸》)。此外，温庭筠还喜欢将故事编写得曲折离奇、错落有致。总之，在异遇类传奇小说中，温庭筠充分调动了艺术手段来表现自己的审美趣味以感动读者。

(二)传记类传奇

传奇和传记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唐人传奇小说的主要源头并不是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而是汉代以来的杂传。早期出现的一些唐人小说作品，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单篇，多以“某某传”命名。这些作品，大致上都采用了人物传记式的写法，传奇小说的作者会为历史名人、社会名流立传，还喜欢给具有传奇色彩，甚至有神异意味的释道人物立传。然而，真正体现形形色色的生命现象的还是描写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传记类传奇作品。《干月巽子》中的“传记类”作品的传主们身份各异，性格不一，下面进行简单的分析。

《陈义郎》写义郎报杀父之仇；《阳城》载阳城品行高洁、坚持道义；《阎济美》写主考官慧眼识珠、惜才爱才；《窦乂》记窦乂治生有能，富甲一方；《赵存》述陆象先仁义宽厚。在以上传记类传奇作品中，温庭筠描写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有凡夫俗子、有隐士、有举子、有显赫官僚、有商人，反映了形形色色的生命现象。当然，温庭筠竭力表彰的还是那些具有孝、仁、义等高尚道德的人们。在写作方式上，温庭筠的传记类传奇小说也有自己的特色，主要是叙述传主生平的大事或者最能体现其基本精神气质的几件事。

综上所述，《干月巽子》中出现的志怪小说篇目为：《道政坊宅》、《李僖伯》、《梁仲朋》；出现的志人小说《李丹》、《裴弘泰》、《萧俛》、《苑讠由》、《裴枢》、《孟妪》、《武元衡》、《严振》、《鲜于叔明》、《权长孺》、《张登》、《郑群玉》、《梅权衡》、《刑君牙》、《韦乾度》、《歌舒翰》、《严震》。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都属于笔记体小说。

《干月巽子》中出现的异遇类传奇篇目为《王愬》、《曹朗》、《寇鄘》、《华州参军》、《王诸》、《张弘让》、《薛弘机》、《何让之》；传记类传奇篇目为《陈义郎》、《阳城》、《阎济美》、《窦乂》、《赵存》。这十三篇小说都属于传奇体小说。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干月巽子》是一本兼有笔记、传奇两种文体的小说集。

注释：

①[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丙部·九流绪论下[M].上海:中华书局,1958:374.

②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5320.

③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2.

④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6.

⑤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301.

⑥[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己部·二酉缀遗中[M].上海:中华书局,1958:474,486.

⑦鲁迅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目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37.

⑧郭箴一.中国小说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2-71.

⑨刘叶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简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6～7.

⑩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M].济南:齐鲁书社,1994:90.

(责任编辑：练秀明)

An Analysis of Stylistic Feature of Wen Tingyun’sGanSunZi

CHEN Chun-mei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Fujian Commercial College, Fuzhou 350012, China)

GanSunZiis Wen Tingyun’s novel in late Tang Dynasty. Hu Yinglin divides novels into mythical stories, legends, miscellany novels, collected writings, distinguish and counsel inShaoShiShanFang·JiuLiuXuLun(vol.2) in Ming Dynas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form, mythical stories and miscellany novels are categorized as Note novel. Note novel refers to those note works that have characteristics in fiction and literary charm. Legendary novel originated from the biography in early Qin and Han Dynasties, is classical Chinese novel based on miscellaneous biography and mythical story. Wen Tingyun’sGanSunZiis a story collection which combines note with legend.

Wen Tingyun; novel;GunSunZi; stylistic feature

2015-02-08

2014年度校级科研项目“温庭筠《干月巽子》研究”(SZ201404B)。

陈春梅(1980-)，女，福建漳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秘书学。

I242.1

A

1008-4940(2015)02-007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