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和“双创”时代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王林生 金元浦

[收稿日期]2015-08-20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文化中心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4A2283）。

[作者简介]王林生（ 1983—） 男，山东莘县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金元浦（ 1951—），男，浙江浦江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2014-2015年，人文北京建设及研究随着国家战略的最新部署，出现了新的积极变化，人文北京的研究也从多个层面展开。主要体现在“互联网+”和“双创”引领的时代潮流下，涌现出新的文化传播模式和产业发展运营模式。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定位、核心要素、阶段性特征、产业发展研究进一步深入。文化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被强调和重视，制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文化因素也逐渐显露。在全面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过程中，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体系建设及类别化、具象化研究，增强了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认识。人文北京研究的多维度推进，为人文北京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和智力支撑。

[关键词]人文北京;“互联网+”;“双创”;综述;文化中心

[中图分类号]G12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5）04001908

2014-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划之年。在两个五年规划辞旧迎新的交替时刻，人文北京发展重点和方向发生了新的变化，对北京文化的研究也取了新的进展。“互联网+”是互联网思维在现实实践的重要成果，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催生了北京新的文化经济形态，也成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时代背景。京津冀一体化是国家对京津冀地区发展作出的最新的重大部署，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在落实这一战略部署，打造“首都经济圈”，推进京津冀协调创新发展中责无旁贷。因此，在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形势下，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全方位提升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增强城市的创新与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发展水平的关键。从总体而言，本年度人文北京研究的重点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互联网+”和“双创”引领时代潮流

“互联网+”这一理念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意味着在信息技术革命的今天，网络对传统行业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不容小觑。随着互联网思维的实践，传统行业在运营与发展中，开始革新观念，利用技术破除地域、组织、行业对自我发展的束缚，积极探索前沿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繁荣和活跃文化市场。“互联网+”在催生新的经济形态方面成效明显，尤其是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与推动下，“双创”工程与“互联网+”有机融合，成为文化发展的新动态。从类别来看，这一新动态体现在新的传播途径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

第一，在传播方式上，越来越多的发布和研究机构越来越注重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推送作用，彰显出“互联网+”在人文北京研究领域的渗透。

“罗辑思维”“晓说”等公众号的走红，代表了互联网时代移动自媒体社群试验的巨大成功。在传播转向的推动下，首都地区一批以研究人文北京为研究重点和内容的公众号上线，“元浦说文”“言之有范”“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文化产业新智库”“中经文化产业”等以个人或单位为基础的微信公众号，成为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践行互联网思维的重要代表。在形式上，微信公众号在积极推广公众号信息线上传播的同时，也在尝试与线下活动相结合的形式。“元浦说文”公众号与“中经文化产业”公众号、北京朝阳规划艺术馆、《北京文化创意》杂志，四方联合举办的以“2015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探析”为题的文创沙龙便是通过线上推广、线下实践的形式将人、知识与互联网链接起来的优秀案例。[1]

第二，“互联网+”“双创”的价值意义，以及二者的融合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新话题。这一话题的凸显展示出互联网在产业发展、新业态催生等方面的巨大活力，也暗示着“互联网+”“双创”在未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所能发挥的动力性支撑作用将会逐渐显露。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致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互联网思维对当代社会文化变革与发展的意义。金元浦认为，互联网思维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先导理念，推动着当代高科技与文化创意跨界融合，是科技革命中范式转换的必然成果。[2]越界与融合，在实践中较多地体现在产业和媒介发展两大领域。产业领域是“互联网+”和互联网思维的重要实践领域，其核心理念在于通过更新思维方式和产业运作方式，带动和实现产业的升级。刘德良从产业与互联网融合的角度，分析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三大基本矛盾，认为“互联网+文化产业”有助于推动北京乃至全国小微创意企业的资源整合，实现发展硬件和软件的升级。[3]陈少峰以优酷、京东等北京文化创意企业为例，分析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商业模式及创新趋势，阐释了平台为王、视频领域内容为王、专业垂直频道等十种运营模式。[4]李季则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遇的角度，剖析了互联网时代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等七个方面产生的影响，认为在新一轮科技浪潮革命的推动下，应顺时而动，改善产业的发展结构。[5]

媒介传播是“互联网+”和互联网思维实践的另一重点领域，这一领域的融合与创新发展在于形成现代传播体系。喻国明指出强化互联网思维就是要在信息传播中“采取一场彻底的自我革命”，推动在观念、战略、体制机制、组织结构、人员构成、内容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方式、运营模式、盈利模式、企业文化等领域的系统性变革。[6]高宏存、张力等则在全球信息传播的时代背景下，分析北京文化信息传播“国际化”和融合创新发展过程的多元路径，指出北京应秉持“大传播”的发展理念，以互联网为载体构建起文化信息传播的跨行业、跨领域、跨介质、跨载体的文化超级平台。[7]

另一方面，“双创”时代激发产业发展活力。2015年初，国务院出台《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从国家战略高度加快发展众创空间等新型创业服务平台，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北京作为众创空间较为活跃的地区，涌现出一批创新工场。目前北京市有各类孵化机构150家，国家级孵化机构50家[8]。随着2014年10月中关村创业大街的正式运营，以及2015年初北京市授牌的11家“众创空间”的示范带动作用，北京积极推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因此，推动“创客”时代的文化治理便成为一个问题域。万钢指出应以改革思维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9]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针对“创客”时代的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消费与文化治理举办专题研讨会，金元浦、魏鹏举、陈禹、林坚、黄顺基、范玉刚等教授从不同角度展开研讨，对“互联网+”时代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进行了学理性的思考。相较于理论探讨，对“双创”与互联网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个案分析。[10]张力以3W咖啡馆为例，剖析创客与互联网、孵化器等业态的关系，认为以北京创业咖啡馆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孵化器”将成为创客的集聚地。[11]禾佳以淘宝店“译艺英汉翻译”为例，梳理了英汉翻译借助互联网所采取的市场推广路径。[12]这些创新与创意形式，在实践层面显现出大批小微企业以及富有才华的个人正在成为创新生力军，而它们的实践也在理论层面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与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双创”作为理论话题，对二者的讨论与研究才刚刚开始，随着实践与研究的不断深入，“互联网+”“双创”所具有的文化和产业层面的理论内涵，将被逐步揭示，它们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将在实践和研究中逐渐显现。

二、全国文化中心城市的定位与建设研究稳步推进

在“互联网+”“双创”时代的宏观背景下，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取得了积极进展。尤其是党和国家对北京城市建设的最新定位，既是对北京在历史上形成的全国文化中心地位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与强化，又成为城市发展新的起点。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疏解非首都功能，缓解首都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压力的内涵，也包含进一步在“互联网+”“双创”时代培育城市创意环境、增强创新能力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地发挥文化和科技对城市发展的创意驱动，是北京未来发展和建设的重点。对国家文化中心城市的定位与建设的研究，大致围绕战略定位、核心要素、阶段性特征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展开。

（一）增进全国文化中心战略定位的认识及其文化治理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城市，强化文化的职能是北京文化建设过去、现代和未来的重要任务。万安伦考察了北京城市发展中的四次定位和功能转变，认为北京城的每一次变化，都为城市发展和更新提供了新的起点。[13]针对新的城市定位，沈望舒指出全国文化中心的战略定位决定了北京文化追求的方向。[14]他认为中国首都当有文明高位、思想价值、精彩魅力等方面的追求，争创精神型文化示范城市、头脑型文化引领城市、枢纽型文化中心城市。向勇则从新都市主义的视角，指出北京的文化发展战略还处于整合和升华阶段，应在“大文化”的发展视野下，综合文化城市、创意城市和田园城市等发展理念。[15]

与沈望舒、向勇等论者的视角不同，李建盛、林坚、王琪延等分析了城市定位与文化治理方式变化间的关系。李建盛认为城市的发展和治理中需要有城市文化的历史意识、问题意识和战略意识，在城市发展历史维度、现实维度、未来维度中审视城市的存在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16]林坚认为在新的城市定位和文化治理中，历史文化名城与科技创新中心之间保持着一种融合发展的关系，处理这对关系应坚持高端引领和自主创新，突出以人为本，以实现城市的协调发展。[17]王琪延、王博等则从建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的高度，指出未来北京的文化治理需要直面的八大问题，包括缺乏文化氛围、缺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缺乏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缺乏文化设施、缺乏国际文化交流、缺乏创新、缺乏文化企业航母、缺乏人才等。

与以上论者选取的角度稍有不同，唐莹莹、赵宗、王颖等在国内外文化中心城市的体系坐标中，以对比的方式审视了北京文化的发展。唐莹莹、赵宗等提炼出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发达国家文化中心城市建设对北京的启示，认为北京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应从理念、制度、措施上进行全方位的革新。王颖则比较了北京与西安、上海、深圳等文化城市，认为北京未来的发展应立足丰厚的文化积淀，加快发展科技、文化事业及相关产业，强化已有文化交流品牌的世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中心城市的创造力。

（二）推动国家文化中心核心要素研究

文化中心城市作为城市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有其内在的要素支撑。对要素进行梳理和剖析有助于从深层次上认识文化中心城市的性质和职能。金元浦主编的《文化北京——北京文化中心建设课题研究丛书》是本年度较为集中且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丛书。[18]丛书包括《文化北京：新视野 新征程》《文化北京：建造世界精品殿堂》《文化北京：跨向世界创意高地》《文化北京：构筑全球人才高地》《文化北京：搭建要素配置的最优平台》《文化北京：跨进全球信息传播时代》《文化北京：握手环球文明》等7部著作，其中《文化北京：新视野 新征程》为总报告，全面阐释了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战略意义，认为这是在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时代形势下，北京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重大举措，是走向高水平文化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丛书分别以文化精品创作、文化创意培育、文化人才集聚教育、文化要素配置、文化信息传播、文化交流展示为视角，分析这些核心要素的内涵和外延，全面梳理它们在北京文化中心城市建设中的作用、现状与问题，在国内外文化城市的对比中，阐释北京建设文化中心城市的优势性资源及束缚性障碍，并为进一步增强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城市对周边的影响力、辐射力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文化消费是文化中心城市核心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两年“北京文化消费季”的开展，文化消费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被进一步激发。2015年初，北京市为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出台我国国内首个促进文化消费意见，即《关于促进文化消费的意见》。《文化北京——北京文化中心建设课题研究丛书》的相关章节在国内外视野中审视了北京文化消费的状况，指出文化消费已经稳步成长为北京经济新亮点，并对北京文化消费指数评价体系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构建，为衡量城市文化消费状况提供了可借鉴的评价标准。文宗则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关于促进文化消费的意见》出台的意义，认为这一文化经济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激活文化市场，推动文化消费的升级。[19]

（三）深化北京文化中心城市的阶段性研究

前已述及，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城市的定位既有对以往城市定位的继承，又有新的发展。“互联网+”“双创”时代是一个追求创意的时代，从城市发展阶段而言，创意文化都市已经成为当前北京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内容，创意驱动也是北京创新型发展的核心动力。

范玉刚、王林生等从创意城市建设的角度，阐释了推进北京建设创意城市战略性举措和阶段性特征。王林生梳理了北京创意文化都市建设的进程，认为北京建设创意城市经历了“首倡文化产业，发展城市文化经济”“加强创意驱动，推动城市产业升级”“实施‘双轮驱动，建设科技文化创新之城”三个阶段，且在城市创意空间的布局上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范玉刚则直面北京创意城市建设的瓶颈与问题，提出加强“创意北京”建设要强化“中心”意识和增强战略思维，健全或创新文化管理、人才智力发挥、税金支撑的体制机制，提升北京的文化凝聚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创造力。

以上论者从宏观和微观阐释了城市与创意文化的互动关系，王琪延、黄羽翼等则从竞争力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北京加强文化治理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20]指出在文化治理中提升北京的文化竞争力，应着眼于挖掘文化资源、激发城市文化活力、发挥集聚区效应、重点支持文化内容行业、加强文化创意产业和金融业的深度融合、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形成文化事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提高居民文化消费水平等方面。意娜、满兴远则专注于北京文化“走出去”，阐释了文化“走出去”对提升北京文化的创意形象之间的关系，[21]指出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确立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新秩序的角色与定位的过程中责无旁贷。

（四）深耕细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文化创意产业在增强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实施“双轮驱动”（北京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作用明显。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及其研究，经历将近20年的历程之后，逐渐从宏观战略研究走向内部精深和细致研究，这一方面体现在北京出现了专业化的研究平台，另一方面体现在一些研究从外部现象研究逐渐走向内部肌理研究，从全行业考察到逐渐走向具体个案分析。

专业化研究平台的出现，突显出文化创意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整体地位的跃升，对其研究也逐渐成为业界热点。为了适应文化创意产业专业化研究的需要，以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和创意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的大型文化经济杂志《北京文化创意》创刊，开设“高端视野”“政策导航”“创意案例”“多维视界”等栏目，为全面反映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动态，科学评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成果和经验，探讨破解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提供了权威专业化的文化创意研究平台。[22]

在本年度的研究中，一些论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继续从战略层面予以把握，如周茂非对继续推进北京文化科技融合的思考，[23]张丽峰、丁于思等全面阐释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24]但在关注宏观战略和走向的同时，诸多论者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最新动态更为深入地剖析文化创意产业链中的部分环节。陈少峰以北京等地的文化企业为例，分析互联网文化产业对传统文化产业的冲击，以及传统媒体企业在新的发展背景下遇到的行业、体制、品牌障碍或缺陷。[25]金元浦则从国际视角审视了构建文化创意产业伦理对北京等国内中心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及可借鉴的经验。[26]范周则针对（朝阳）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探讨了“北京商务中心区（CBD）——定福庄”一带为核心承载空间的规划等问题。[27]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升级发展，王国华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对象，以企业的微观层面和生产系统协调创新的理念为视角，提出全社会的创新系统建设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的动力支撑。[28]而熊澄宇则以北京、上海等地小微传媒企业为例，分析梳理出小微传媒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抵押物少、财务管理规范性缺乏等问题，从政府转变扶持方式、探索无形资产评估标准和构筑版权保护环境等角度，对破解小微传媒企业的融资困境提出了可尝试的路径。[29]李丹阳和邢树森以天竺文化保税园为例，阐释了创新运营管理模式及园区开设的重要意义，认为园区在探索把“事业、企业、非政府组织”三位一体的运营管理机制变为深入文化运营的体制机制改革具有示范性的意义。[30]吴俊则以实证的方法分析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顺向和逆向波及效应，剖解了文化创意产业与其他支柱性产业的关联。[31]这些研究采用的角度不同，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与分析文化创意产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上论者的分析，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定位的由来、意义、特征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全面剖析了城市之所以可被称之为文化中心城市的内在要素支撑及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核心推动。这些论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进一步增进了人们对文化中心城市的认识，尤其是核心要素研究为衡量和评价城市文化体系的标准化建构做了理论铺垫。

三、文化助力京津冀一体化融合发展

京津冀一体化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发展战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新形势下打造面向未来的新的首都经济圈，实现区域资源整合与协调发展的选择。就发展历程而言，京津冀并不是一个当下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说，京津冀一体化是始终存在的，这是基于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所造就的地域一体。1982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就首次提出了“首都圈”的概念。但京津冀一体化在当下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是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效益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区域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尚不协调。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文化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就文化与京津冀一体化的关系研究，是本年度的热点话题。诸多论者就此进行了讨论，其关注的焦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文化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京津冀三地不仅是地域相接，而且是文化一脉。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造成众多资源向北京聚集，所以京津冀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均衡发展为目标的协同发展过程。

金元浦从北京向津冀进行辐射和带动的层面指出，百度、京东、新浪、搜狐等高科技文化产业“准航母群”可在一体化过程中，通过产业转移在推动自身产业的升级的同时可带动津冀的发展。[32]肖永亮从市场空间角度强调了一体化对传统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认为一体化将有助于推动京津冀文化产业的联动。[33]陈启刚等认为，在京津冀一体化中文化的作用优于产业等经济部门，文化品牌活动和节庆展会是经济社会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平台，文化在一体化中应发挥“先头兵”的作用。[34]陈鹏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较为注重消费群体的扩大对一体化的推动作用，认为津冀的消费人群将为北京的文化产业提供广阔的市场。[35]与以上论者从多个层面较为侧重产业发展的角度不同，祝尔娟、文魁等从打造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世界级城市群的角度，认为推动京津冀一体化，构筑中国乃至世界的研发创新、高端服务和“大国重器”的集聚区，将有助于环渤海经济圈发展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核心增长极，同时探索区域空间优化和科学可持续发展。[36]

（二）推动京津冀文化一体化亟待突破的障碍或制约性因素

一体化的过程是一个各系统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京津冀推动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将会促使产业协作、企业协作和资源整合的机遇大幅提升。

在面向未来协调发展的历史际遇中，张京成在“京津冀“与“珠三角”“长三角”三地的比较中，认为目前京津冀文化一体化的程度相对较低，没有形成高低搭配的合理产业布局。因此，推动京津冀的文化一体化需要转变思维，协同构建京津冀创意城市网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37]张晓明认为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前提便在于打破原有行政格局的分割，让区域内文化资源实现高效配置。[38]李道今在强调破除“一亩三分地”的格局分割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京津冀的一体化应立足比较优势，明确现代文化产业分工，以区域文化优势互补和共建共享为发展旨归，在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战略制定、顶层设计、发展布局、政策举措等系统谋划方面，逐步强化战略措施。[39]与以上论者的认识不同，魏鹏举认为财税制度是京津冀一体化中的短板。魏鹏举以北京的文化消费季为例，指出三地财政实力、消费成本的差异将成为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制约。如果说财税等因素是显性原因的话，刘勇、姚舒畅、陈旭霞等则突出影响一体化的隐性因素。刘勇、姚舒畅认为文化认同的缺失制约着京津冀一体发展的凝聚力、创新力和推动力。[40]陈旭霞则认为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存在文化认同障碍的同时，还存在文化整合障碍、文化合作障碍。[41]

（三）推动京津冀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与措施

京津冀的一体化，主要是三地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发展的互补效应，诸多论者从宏观战略、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等角度进行了分析阐述。

李国平认为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首先要明确京津冀区域及三地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加速推进京津冀区域合作。[42]北京作为“知识型+服务型”城市，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等优势产业，优化区域功能布局。陈少峰、金元浦等侧重文化产业的带动性作用。陈少峰认为发挥品牌企业的影响力，推动文化产业跨界融合、创业投资是京津冀一体化中最重要的一环。[43]金元浦从文化贸易的角度认为北京建立的天竺文化贸易基地是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载体。[44]王琳则从较为宏观的产业协同角度，指出可通过制定优势互补战略、协同发展战略、互利共赢战略等相关战略，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45]张建梅、王佳欣等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京津冀可在节庆和民俗旅游、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旅游项目联合展示等方面进行探索。[46]在一体化路径研究上，王晖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指出可通过制定京津冀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建立文化产业协调发展联席会议制度、营造协同合作的文化市场环境、建立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平台、合力推进京津冀区域性文化联盟、推动京津冀区域文化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尝试。[47]

从以上论者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包含观念制度创新与规划实践、文化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硬件推进与软件建设等多方面的复合型工程，不仅关系到北京大城市病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关系到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市场与政府间的协调互动关系。可以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关于文化与京津冀一体化问题的讨论会逐步走向深入。

四、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公共文化服务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北京在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完善城市功能和加快城市文化建设中，注重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构与完善。目前，北京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已形成多层覆盖的、较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随着文化治理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地位的凸显，文化治理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关系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从某一具体的公共服务类别展开，注重公共文化服务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的实效。

（一）文化治理体系中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系是文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祁述裕认为推进传统文化事业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转变，应妥善处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存在的基本与非基本、共性与个性、管理与治理、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事业与产业、网点与网络、建设与管理等若干关系。[48]与祁述裕的维度不同，张祖群则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与研究中关注北京市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建设状况，认为存在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建设规范性不足、运营管理不善等问题，而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是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核心途径。[49]何群等则考察了文化人才对北京城市发展的制约，指出构建完备的北京文化人才教育体系和集聚机制，才能在未来城市发展转型提升和功能完善等方面，提供有效的人才和智力保证。[50]

（二）公共文化服务研究走向类别化、具象化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完善与普及，整体意义上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对城市发展的意义不再受研究者的青睐，相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具体类别、服务类型等要素研究逐渐成为重点。

如果说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系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作为整个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要部分的话，高大伟、赵连稳等针对具体的文化设施展开的分析，则代表了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由普遍性话题走向个案具体性话题研究的进展。高大伟关注公园这一具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类别在北京城市治理中的作用，认为公园作为现代城市的重要社会空间，发挥着城市“区域中心”、改变人们生活方式和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功能。[51]与高大伟的关注重点不同，赵连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梳理了“三山五园”地区水系在城市发展中的变迁及格局。[52]这一研究对当下进一步挖掘与盘活“三山五园”文化资源，释放历史景观再造在当下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不乏学理性的意义。汪卉则针对近两年北京文化消费季推出的北京文惠卡，分析互联网为消费者和供给方提供的对接平台，认为这种方式开启了新的消费模式。[53]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从形式来说是场馆的建设问题，但从内容来说涉及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化、均衡化、均等化、优质化等，以类别化、具象化的视角分析公共文化服务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提供了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人文北京研究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取得了新的实践。无论是“互联网+”和“双创”时代的文化，还是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视角中的文化，文化作为要素在整个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已从“背景”转移至发展的“前台”。在这个要素“背景”突前的发展变革中，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文化成为不可忽略的要素，而在全面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与体系建设，也必将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职能和作用，人文北京的内涵和外延也将在新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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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范周：《首个实验区如何迈开第一步》，《东北之窗》2015年第3期。

[28]王国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转型升级的动力探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9]张铮、熊澄宇：《我国小微传媒企业的融资困境及其破解路径分析》，《现代传播》2014年第10期。

[30]李丹阳、邢树森：《北京天竺文化保税园建设发展的基本构想》，《北京文化创意》2014年第1期。

[31]吴俊：《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关联性实证分析》，《知识经济》2015年第6期。

[32]金元浦：《文化产业迎来发展机遇》，《新京报》2014年9月1日。

[33]肖永亮：《联动发展先打破地域分割》，《北京商报》2014年10月17日。

[34]田超：《京津冀一体化文化充当先头兵》，《京华时报》2014年6月20日。

[35]陈鹏：《三地优势资源需共惠共存》，《北京商报》2014年10月17日。

[36]祝尔娟、文魁：《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考》，《前线》2015年第5期。

[37]张京成：《协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构建京津冀创意城市网络》，《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北京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联席会议2014高峰论坛论文集》，2014年11月4日。

[38]张晓明：《京津冀协同让河北文化产业迎来新机遇》，新华网：http：//www.he.xinhuanet.com/news/2015-01/06/c_1113897810.htm。

[39]李道今：《京津冀文化协同构想》，《投资北京》2015年第6期。

[40]刘勇、姚舒畅：《文化认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展望与思考——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5月29日。

[41]陈旭霞：《文化如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展望与思考——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5月29日。

[42]李国平：《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及对策》，《前线》2014年第8期。

[43]陈少峰：《借品牌企业扩大地方影响》，《北京商报》2014年10月17日。

[44]金元浦：《鼓励京津冀领域文化项目投融资》，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40830/200020169614.shtml。

[45]王琳：《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思考》，《科学发展·协同创新·共筑梦想——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中）》，2014年10月29日。

[46]张建梅、王佳欣：《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路径探析——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为例》，《开发研究》2015年第2期。

[47]王晖：《京津冀文化认同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展望与思考——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5月29日。

[48]祁述裕：《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处理好的若干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49]张祖群：《北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状与建议》，《前线》2015年第4期。

[50]何群等：《构筑全球人才高地——北京建设文化人才集聚教育中心》，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

[51]高大伟：《积极发挥公园在首都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中的作用》，《前线》2014年第9期。

[52]赵连稳：《清代三山五园地区水系的形成》，《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53]汪卉：《开启“互联网+文化消费”新模式》，《北京文化创意》2015年第3期。

National Cultural Center Construction

at the Age of “Internet+” and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 Survey on the Research of Humanistic Beijing from 2014 to 2015

WANG Linsheng1， JIN Yuanpu 2

（1. Center of Cultural Study，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From 2014 to 2015， the construction and study of Humanistic Beijing has made many positive changes with the latest deploymen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The study of Humanistic Beijing has been put into effect in many aspects， which was embodied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many new modes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enterprise operation have emerged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 of “Internet+” and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s the city of national cultural center， new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Humanistic Beijing， such as urban positioning， core elements， phase characteristic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tc. The role of culture in the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s has been stressed and has been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culture soft power， the research of govern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with its category and concrete research have strengthened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the humanities in Beijing provides a good theoretical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culture in Beijing.

Key words：Humanistic Beijing; “Internet +” ;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 survey; culture ceter

（责任编辑孙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