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素养认知与提升

黄丹俞（1.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南通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阅读推广中的素养认知与提升

黄丹俞1，2（1.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南通大学图书馆）

素养与阅读紧密相连并随着信息环境的演进而相应扩展。图书馆领域应该对素养有全面的认知，除信息素养理论外，数字素养、媒介素养、元素养、跨媒体素养、媒介与信息素养等素养理论的知识也应该批判地吸收利用。原因是:阅读推广的本质意义是提升公民的素养。对素养的辨析、扩展和提升工作可以帮助图书馆开展更好的阅读推广服务，促进阅读推广服务提升公民素养的成效。

素养；图书馆；阅读推广

IFLA的阅读专业委员会于2007年更名素养和阅读委员会，IFLA《公共图书馆服务指南》中专设一节“阅读推广和素养”。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发布《未来的框架》反复强调阅读、素养和学习三者紧密相连。［1］雪城大学（iSchool）戴夫·兰克斯（Dave Lankes）教授的《新图书馆事业地图册》（At l as o f New Lib r a r iansh i p）中指出，图书馆的使命是通过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创造来推进知识社会的发展，而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对素养概念的辨析、扩展和提升工作。［2］范并思教授在论述阅读推广基础理论时也提到阅读推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升公民素养，并强调通过提升素养来促进全民阅读。［3］

图书馆、阅读和素养这三者被认为有着天然的联系。但阅读与素养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图书馆在本领域视角下对素养应该持有怎样的认知？阅读推广与素养提升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又相互作用？以上几个问题的梳理和探究，将帮助图书馆更科学地开展阅读推广服务，促进阅读推广理论创新。

1 阅读与素养

阅读先于文字，从远古时代的人类懂得解读自然现象和口头交流之始便开启了人类最早的阅读形态。为更好地传承文明和历史，人类不断探索更好的信息记录方式和传播媒介，历经结绳记事、壁画石刻、泥板楔形、甲骨、竹简、丝帛等一系列探索，最终形成了一种通用的信息表达符号和载体介质体系——文字与纸张，“阅读”的概念被提升并在较长时间内被固化为对于文字的解读，阅读不再是简单的与生俱来的感知力，而是需要一定的能力门槛，“素养”的概念也由此应运而生。据牛津英语词典，“literate”（识字的）这一单词出现的时间为15世纪中叶，此时正是古腾堡印刷术发明并进入实用阶段，印刷革命让书籍成为日常消费品，阅读从稀有变得普遍。19世纪出现了单词“literacy”表示“literate”的状态或能力，可简单理解为是具有读、写、算的能力。在中文语境中，我们称之为读写能力、有文化或素养。至此，阅读与素养形成了首次对应，是一对具有对应关系的概念。

科技的发展改变着媒介和阅读形态，同时也在不断扩展着素养的内涵。先前关于文字的信号解读的“阅读”在现在看来是狭义的阅读概念，如今我们每天接触的符号系统不仅有文本，还有图像、视频、音频等，且产生这些信息的方法、承载的载体和传播的方式都在不断变化。因此，除了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literacy），我们还需要具备不同的素养能力去解码各类信息。牛津英语词典中“literacy”的其中一个义项表述为：与修饰词组合后表示“阅读”某一主题或某种媒介的能力。当我们面对计算机环境和网络环境，进行数字化阅读时，我们需要计算机素养（Computer Literacy）、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和信息通信技术素养（ICT）；面对层出不穷的媒介平台和读屏时代，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和视觉素养（Visual Literacy）将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新兴信息环境，并有效地甄别和使用信息；科学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经济素养（Economic Literacy）等让我们具有某些特定领域的知识或能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专业阅读物。

科技发展不断改变信息的传播与存储介质，影响着信息内容的表现形式，新的信息秩序不断促发新的阅读模式和相应的素养能力要求。当我们面对全媒体环境，具备适宜的素养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使用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全方位阅读这个世界，素养将成为判断个人是否能适应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

2 图书馆视角下的素养认知

有关信息素养的概念、指标体系和教育一直是图书馆界多年来经久不衰的热门议题之一。但正如上文所列举，素养可以和限定词组合成多种类型的素养，科学素养、健康素养、经济素养等是针对不同内容主题的素养，视觉素养、文本素养、计算机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是应对不同媒介载体的素养。这些素养从不同的侧重点强调新世纪学习所需要掌握的知识背景和技能技巧，帮助我们在这个传播手段日新月异，多媒体、多终端、多网络、多平台融合交互的全媒体时代通过不同方式和方法来进行阅读并获取信息。

科学素养、健康素养、经济素养这些针对不同内容主题的素养更多地需要专业领域的知识，这些知识更多的是通过学校教育或自主学习获得，图书馆通过提供资源、场所等作为支持，但并没有教授此类专业知识的职能定位。计算机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这类应对不同媒介载体的素养则关乎通用信息的交流和传播，与阅读和自主学习相关，属于图书馆的核心职能范畴之一。图书馆应该对第一类的素养有一定了解，对第二类的素养应具有全面的认知和掌握。

2.1 一元素养

国外的研究人员比较善于创造新概念和新理念，他们往往自成一派，自圆其“素养”说，种类繁多的素养理论呈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势。通过简单的文献检索可以发现，信息素养、媒介素养和数字素养这三个素养理论在学界有较多的讨论，有关信息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领域，有关媒介素养和数字化素养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和教育学领域。

（1）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信息素养的概念最早是在1974年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提出，指的是利用大量的信息检索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术和技能。1989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对其进行了简单定义，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以下内容：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懂得如何获取信息以及如何评价和有效利用所需信息。［2］这是目前最为大众所知晓和接受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素养理论也在不断发展，成为图书馆领域研究关注最多、发展最为全面的素养理论，具有完善的理论体系、指标模型和实践培训方案。英国国家和大学图书馆协会（SCONUL）下属的信息素养咨询委员会（ACIL）于2011年更新升级了信息素养的7项核心指标模型，分别为信息需求识别、信息需求研究、检索策略计划、信息获取、信息评价、知识管理和知识展示与创新。［4］

（2）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媒介素养产生于1930年的英国，由英国文化批评家利维斯（F.R. Leavis）提出，主要针对报纸、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对传统精英文化产生的冲击等，其价值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阅读和传播各种媒介信息。［5］媒介素养真正快速发展起来也是近20年的事情，该素养在加拿大、欧洲和东南亚有较好的接受度和认知度，甚至被称之为是“21世纪素养”。有关媒介素养的定义很多，综合而言，媒介素养是指公众面对各种媒体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体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包括对媒体信息选择、理解、评价、质疑、创造和批判的能力。［6］具体包括：理解媒介的角色和功能；了解某一媒介环境下的状况并充分使用这种媒介功能；批判性地分析和评价媒介内容；使用媒介进行民主合作、跨文化对话及学习；具有在媒介上创建内容的能力；具有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他媒介技能。［7］

（3）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数字素养这一概念的起源说法不一，时间点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不少学者认同以色列学者Yoram Eshet-Alkalai于1994年提出的概念，［8］即数字素养框架包括五大要素，分别为“图片－图像素养”、“再生产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其含义分别为“识别理解图形图像信息的能力”、“重新整合信息的能力”、“非线性的信息搜索，在零散的信息中建构知识的能力”、“检索、筛选、辨别、使用信息的能力”、“共享知识，进行数字化情感交流的能力”。英国上议院2012年2月发布的《成就或打破：英国的数字化未来》（Make o r Br e ak:t he UK＇s Di g i t a l Fu t u r e）中提到，数字素养是和英语、数学同样重要的核心技能。［9］数字素养所要强调的是面对数字化环境时所具有的意识、能力和技能，与计算机素养（Computer Literacy）、信息通信技术素养（ICT Literacy）或网络素养（Cyber Literacy）意义相近，［7］主要强调的是在新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背景下，通过计算机和网络媒介获取、使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2.2 多元素养

一元的素养理论均是相对独立的领域，但信息激增和社会媒介多元化却正促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一方面，大众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不可逆转地影响着人们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人们迫切需要在新的技术环境下掌握多种素养技术和能力，单一的素养不足以体现个人应对与使用媒体和信息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的融合淡化了不同素养之间的界限，数字化、全媒体的信息交流情境下，个人及整个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模式变得异常复杂（数字化、屏幕化、移动化、碎片化、自媒体化……），各素养之间产生了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甚至相互转化的动力。许多学者开始认为各素养需接纳吸收其他素养理论的理念来适应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技术和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主张将各种素养融合起来，形成多元素养。

（1）元素养（Metaliteracy）。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帝国州立学院的托马斯·麦基（Thomas Mackey）和特鲁·雅各布森（Trudi Jacobson）对各种素养理论进行辨析后认为，应该在尊重现有的各种素养理论独立性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素养框架——信息素养作为核心素养，升级为元素养，其他素养理论作为扩展延伸。国内学者王春生［10］和杨鹤林［11］等也从不同角度撰文论述过相似观点。

元素养理论的倡导者们认为，信息素养所要求的进行信息检索、获取、评价、吸收、利用的能力以及人在评价信息时应当具备的辩证思维能力，是其他素养概念（媒介素养、视觉素养、数字素养等）对人的素质能力的共同基础和支撑，信息素养概念所涉及的观念与能力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是这些素养得以成立的重要因素。其他素养概念则是基于对信息、信息载体或信息交流环境某一变化或特点提出的，其核心仍是信息素养，是对信息素养的拓展或细化，侧重点或关注点不同而已（如视觉素养关注的是对视觉信息的获取、评价、吸收、利用等）。

社会化媒体改变了学习情境，需要更多的协作与参与，学习者不再仅仅是知识的消费者，而是知识的创造者。因此，元素养的理论框架更多关注社会化技术和知识获取能力，而不仅仅局限于一开始信息素养所强调的获取信息的技能，主要包括［12］：①了解各种信息格式类型和信息传播模式；②能批判性地评价各种来源的信息内容，包括那些不断演变的动态、在线内容，如预印本、博客和维基等；③参考引文评价、网络评价等多种多户反馈体系来评估和使用信息；④能使用各种媒介创建原生信息，能创造用户生成信息（UGI）的情境；⑤能在不断变化的信息交流环境下认识到个人隐私、信息道德和知识产权保护；⑥懂得信息分享与信息协作；⑦展现终身学习的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

（2）跨媒体素养（Transliteracy）。跨媒体素养最早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英语系教授艾伦·刘（Alan Liu）的跨媒体研究项目组提出。该项目组成立于2005年，由人类学、社会科学和工程学的多名学者组成，主要研究在线阅读的技术行为和社会人文行为。新媒体领域的教授苏·托马斯（Sue Thomas）参加了该项目的第一次会议并共同提出了跨媒体素养的概念。他们将表示用最类似相近的另一种语言或字体来书写或打印一个字母/单词含义的单词“transliterate”变异成新词“transliteracy”，用来表示跨越不同平台、工具或媒体（从刻记符号和口头语言到手写体、印刷体、电视、广播和电影再到数字化社会网络）进行读、写、互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包含有计算机素养、数字化素养、文字素养、图片素养等，强调在各种素养之间进行切换和跨越。［13］

跨媒体素养是一种综合能力，它并不发展全新的素养技能，而是综合多种素养。各种素养之间不存在哪个优先于哪个，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其核心目标是寻求将现有的各种素养进行融合、交互及综合运用的模式和方法，其基础要素主要包括：①多种媒介间切换、跨越与融合来获取全源信息；②游刃有余地选择和切换信息交流方式和方法；③各种媒介或信息源之间从孤立、无关联转向建立桥梁和联系，并有触发作用，取得1+1＞2的功效。［14］

跨媒体素养其实比较弱化某一个平台、工具和技巧的具体内容，它更加强调的是“跨”，平台的跨越、工具的跨越和技巧的跨越，我们需要的是在不同媒体间快速有效的切换技巧和能力，从而使得不同信息源之间能够良性互动。

（3）媒介与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tionalLiteracy，简称MIL）。媒介与信息素养这个概念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提出。UNESCO认为可以使用一个综合概念涵盖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ICT素养等多个素养，称之为媒介与信息素养，认为该素养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在21世纪生存所必需的关键能力。同时，UNESCO认为其他素养概念应仍保持其独立性，在各自领域继续发展。

UNESCO从宏观层面将MIL作为一个综合素养主题，设置在其“传播与信息”领域下的能力培养工具（Capacity Building Tools）类目下，与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独立并行。UNESCO出版了多份有关MIL的报告和指南文件，并与图书馆协会和教育协会等机构联合举办会议、论坛，通过其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会员组织网络发展和推广MIL。

2012年的莫斯科宣言里对MIL是这样阐述的：媒介与信息素养以尊重人权为前提，是一种能够创造性地、合理合法地获取、分析、评价、使用、生产和传播信息与知识的综合能力（包含知识、技能、态度）。媒介与信息素养包含基础素养、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ICT素养等多种素养，具有媒介与信息素养的人能在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使用不同的媒介、信息来源和信息渠道，他们知道需要什么信息、何时需要信息和信息作何用处，并知道信息在哪里、如何获取信息；了解是谁创建了信息、为什么创建信息以及各种媒介、信息提供者、信息保存机构各自的社会角色、责任和功能。［15］

MIL的核心关注点主要还是两个：媒介和信息，但是它打破了之前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不同领域视角的局限性，把握住媒介与信息之间依附共生的这一关键特点，强调不同媒介对信息生命周期各环节的影响和作用，通过对媒介与信息素养这一全新素养的呼吁和渗透来培养人们在获取、评价和创建信息的时候具有科学的认知、技能和态度。

2.3 辨析与评价

若按照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根源上是同一事物，他们之所以被相对独立地提出并发展，更多体现的是图书馆学科领域从信息视角而传播学科从媒介视角对信息交流这一事物的载体观与媒体观之别，是某一个单一学科固有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导致了看待问题的局限性。数字素养出现时间较晚，更多强调的是现在所处的数字媒介环境中进行信息交流所需要的相关能力。

元素养、跨媒体素养和媒介与信息素养这三种融合素养，究其本质均是在现阶段数字化、网络化和全媒体交流情境下对综合素养要求的产物。他们要表达的实质含义其实大同小异，无非就是将现阶段基本素养、信息素养、媒介素养、数字素养、ICT素养及其他素养中共同的部分强化，差异部分整合优化。只是，他们在整合优化的方案上分别选择了核心扩展、串联组合和并联组合三种不同的整合方法。

图书馆阅读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涉及素养时，应摒弃之前信息素养一枝独秀的局面，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吸收各种素养的理论，提升图书馆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到素养概念是建立在社会文明与媒介发展路径过程中不同信息交流情境下的持续发展统一，是“素养”这一基本文化概念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诉求，素养概念体系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的特点。［6］

3 阅读推广与素养提升

3.1 阅读推广提升公民素养

随着社会对阅读的关注度上升，阅读推广逐渐成为图书馆的重要职能之一。图书馆作为主体去思考阅读推广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时，一般从what、who、when、where、how这五个W作为起点：阅读推广的含义是什么？阅读推广的主体与客体如何定位？阅读推广的时间节点如何把握？阅读推广的场所设定？如何进行阅读推广？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在回答以上这些问题。但有一个W最为重要——why：为什么要进行阅读推广？回答了这个问题，便是找到了所有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要进行阅读推广？阅读的提升——使不爱阅读的人爱上阅读、使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使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障碍。［3］阅读与素养具有相对应的关系，阅读是素养能力的部分外在表现形式，隐性的素养能力通过阅读力显现出来。因此，阅读推广的直接目的是促进阅读、提升阅读，其本质和根本意义是提升素养。

基于这一层认识，回头再去思考阅读推广的what、who、when、where、how这五项要素时，素养和素养理论的相关知识应成为每个环节的必备要素。图书馆应以素养的理论充实阅读推广的基础理论建设，对照素养的能力要求来设定阅读推广的目标，参照素养的指标体系和模型来进行阅读推广的策划、组织与评估。唯有这样图书馆才能有目标、有步骤、有体系地通过阅读推广切实提升公民素养，而不是一系列无章可循的创意活动。

3.2 素养提升阅读推广服务

图书馆对素养认知的修炼反过来也会从几方面提升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①通过对素养的学习和修炼可提高图书馆员自身应对媒介环境和信息交流的能力，提高馆员的胜任力，能更好地规划设计和组织开展阅读推广服务。②有效扩展和提升图书馆素养教育的广度和深度，紧跟不断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ICT），强调媒介环境对信息交流的影响，实现多种信息技能和媒介平台之间的自由切换与无缝链接，全面提高用户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道德。用户群体的素养提升可使得阅读推广的成效更好。③素养理论融入到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活动各个环节中，以某一种或多种素养的能力要求和指标体系作为图书馆开展阅读服务的理论基础、实践指南和评价指标。

综合本文所论述几种素养理论所强调的能力要求和指标，面对当今的媒介环境和信息交流趋势，图书馆在具体的素养提升和阅读推广实践中，可重点关注以下五个方面的素养能力。①充分行使信息获取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同时履行对等的义务，包括尊重个人隐私、尊重知识产权和信息传播过程中所涉及的其他相关法律约束和道德标准。②以一种开放、批判的思维面对和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媒介环境和信息交流环境的变化。充分掌握传统媒体、新媒体及新新媒体的传播特性，信息通信技术、信息的传播路径和生命周期。③明确和准确表达信息需求，能快速锁定搜寻领域并最终定位信息来源。在此过程中能游刃有余地在不同平台和终端间选择和切换，使用不同的信息源和信息查询技术。④评估所获得的信息，并对之进行有效的组织、整理、序化，融入已有知识结构，转化成新的知识。⑤选择合适的媒介平台传播和分享信息，并根据传播效果和反馈情况进行多种形式的信息交流互动。

4 结语

素养提升相较于阅读推广而言更为宽广和宏大。UNESCO的“素养十年计划”和其他相关素养提升项目中列举了一大批核心利益关系体，包括政府、媒体和电信行业、图书馆、博物馆、社团组织、儿童与青少年、家长、护工及教育者等。图书馆作为其中之一，需要与其他关系体共同协作，其角色定位是在本领域范围内通过其专业职能和社会影响力成为整个素养提升项目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在本领域视角下，图书馆可以为素养提升所做的贡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戴夫·兰克斯教授所提倡的对素养概念的辨析、扩展和提升工作；二是通过阅读推广服务提升公民素养。但若要做好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有效推进全民阅读，对素养的全面认识理应成为图书馆人的必要修炼。图书馆视角下的素养应全面、客观，需遵循批判接受和合理利用原则，将素养、阅读、图书馆服务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通过阅读推广来提升公民素养，通过对素养的学习来提升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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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cy Awareness and Promotion in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Huang Dan-yu

Literacy and reading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and expansion with the information context evolution.In the field of library，we should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literacy.In addition to the theory of information literacy，the theory ofdigital literacy，media literacy，metaliteracy，transliteracy，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etc should also be critically absorption and utilization.Since the essential significance of reading promotion is to promote citizen's literacy.The work for discriminating，expanding and upgrading literacy can help library do better i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and advance the effectof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s.

Literacy；Library；Reading Promotion

G252.1

A

1005－8214（2016）05－0008－05

黄丹俞（1983－），女，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在读，南通大学图书馆馆员，发表论文8篇，研究方向:阅读、素养教育。

2015－08－28［责任编辑］徐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