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场语境、哲学基础与治理谱系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角的解读

桑明旭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场语境、哲学基础与治理谱系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角的解读

桑明旭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和实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需要我们从哲学层面对其出场语境、哲学基础和治理谱系进行深度阐释。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中，资本和公正的冲突这一现代性主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场语境，马克思关于资本、公正和善治的辩证法思想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推进“四个全面”就是推行良好的国家治理，即善治。全面深化改革，旨在从治理体制上解决发展的公正性和公正性地发展问题；全面依法治国，旨在从治理方式上解决治理的公正性和公正性地治理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旨在从治理主体上解决代表的公正性和公正性地代表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为资本和公正的融合描绘了实现条件和未来场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和公正的融合指明了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四个全面”；出场语境；哲学基础；治理谱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发展方式、治理方式和文明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效率与分配正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意识形态与多元文化、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等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张力日益均衡。现阶段，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在当前，如何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场语境、哲学基础和治理谱系进行深描、深思、深挖，已悄然成为理论界研究的迫切任务。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场语境和哲学基础：资本、公正与善治的辩证法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1）在当代，面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崭新境遇，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冲突和融合的新课题，马克思主义依然体现了“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强大生命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时代境遇的深层反思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公正、善治的冲突和辩证运动，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场语境。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在经济学和哲学双重语境中进行的。在经济学语境中，资本指一切可以实现自我增殖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在经济中总以物的形式出场，如果我们的考察只着眼于商品流通的经济形式，作为单一流通环节最后产物的“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资本在历史上起初总是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或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2］（P385）。在全部经济形式中，资本还可以表现为厂房、原料、机器、商品等。哲学语境中的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3］（P922）。马克思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视域是辩证的。他既批判了资本的丑恶面，即“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P871），也肯定了“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5］（P927-928）。也就是说，一方面，资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普遍交往，提高了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平，创造了高于以往社会形态的全新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不加限制的资本按照其本性发展，必然会陷入“自我扩张的悖论”，导致经济危机突发、主体关系异化、人与自然失调、上层建筑失控等问题。马克思在对资本进行深刻批判的同时，科学指出了资本的历史限度，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资本依然将长期是社会生产的主导力量。

马克思的公正观根植于资本批判语境，这与西方政治哲学家基于道德和人性角度谈论公正的方式根本异质。在马克思看来，脱离具体的、历史的语境来空谈公正没有任何意义。社会公正与否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6］（P741）。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本身已经决定了社会公正的基本状态。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所得不但不等同于劳动付出，甚至劳动之后比劳动之前所得的还要少。其原因在于，“劳动能力不仅把必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力身上的增殖价值的可能性，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7］（P44）。

马克思的公正观具有现实性和历史性，它不同于一般人性论、伦理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公正观，不拘泥于人性的善恶和抽象的公正原则，而是深入社会历史寻找社会不公正的现实根源。它强调任何公正原则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都是有局限的，“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8］（P582）。它还认为任何阶段的公正原则只要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契合，都具有合理性。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公正的现实性和历史性在本质上取决于资本发展的现实性和历史性。一方面，资本需要在具有一定公正水平的社会里才能获得发展，所以它创造了比以往社会公正水平更高的现代社会；但另一方面，资本按照其本性发展必将对社会公正带来影响，导致社会不公正。从本质上看，资本和公正是相互冲突的。

资本和公正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调和的，其条件是良好的国家治理，即善治。在马克思看来，善治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善治必须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一切国家治理都不是善治，因为它们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即使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存在真正的善治，因为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P274）。资本主义国家只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9］（P81）。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国家治理因而具备成为善治的基本条件。在论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时，马克思说：“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6］（P97）可见，在马克思看来，是否由多数人代替少数人掌管国家政权是善治与否的根本标志。其次，善治的基础是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国家治理的性质和样态受制于经济基础的形式。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治理，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P293）。这样，国家才能真正使大多数人获得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和权利，国家利益才能满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公有制是善治的基础，并不表明要完全否定私有制，“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0］（P832）是必要的，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矛盾。

资本、公正和善治的关系问题是现代性的基本问题。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文明方式的改变，离不开资本的生产和构境，主体性的发挥、公共性的建构和社会性的和谐，离不开公正观念的价值诉求和具体实现。但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与公正并不一直并向而行，既发挥资本的能动性又保证社会的公正性，离不开善治的有效实施。资本、公正、善治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构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基础。

二、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公正性与公正性地发展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通过合理运用资本开创了现代文明，使得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同时也使国家治理的任务发生了转型。一方面，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底子还比较薄弱，经济结构仍需调整，这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资本的能动性需要进一步发挥；另一方面，“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发展的公正性成为重要课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资本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公正性也相当重要。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主体之间不公正问题的出现与一定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直接相关。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改革资本发展的体制机制，并在改革目标上呈现出双重向度的意义：一是为资本发展创造更好的空间，保障发展的公正性；二是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公正性地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为资本发展创造更好的空间，确保资本与政府、资本与资本（经营主体）之间的公正性。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11］（P134）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崭新阶段，过去那种靠拼资源、拼要素投入拉动增长的方式已经很难再维持，资源环境压力大、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现象相互交织，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结构调整进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资本发展的环境不容乐观。只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改革红利，才能为资本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12］（P83），只有对生产关系进行不断改革，社会生产力才能持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的第三、第四、第七条等内容，对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作出了重要部署，旨在改革资本与政府、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为资本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进而为社会公正创造经济条件。

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深化改革在发挥资本能动作用的同时，将有效地驾驭和引导资本，在利用资本和限制资本之间保持合理张力，这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缓解资本积聚原则和分配公正的冲突。马克思说过：“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集聚，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说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13］（P134）追求最大额度的剩余价值和最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是资本最本质的属性，这种属性必然与分配公正相冲突。在当前中国，资本积聚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本逐步向少数人积聚；二是资本逐步向东部沿海地区积聚；三是资本逐步向城市积聚。《决定》第五、第六、第十二条等内容，将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等方式，着力解决资本积聚原则和分配公正的冲突问题。

第二，缓解资本拜物教原则与文化公正的冲突。资本拜物教原则使得文化和资本联姻并商品化，价值规律进而成为主导文化发展的最重要原则，导致文化发展出现以下不公正现象：一是文化的载体主要集中于资本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西部地区和农村文化载体较少；二是文化更多地以虚拟形态在场，文化获取路径越来越不公正；三是文化高消费现象日益突出，普通群众被拒斥在高消费的文化共同体之外。《决定》的第十一条（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则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

第三，缓解资本实用原则和生态公正的冲突。资本实用原则是指资本为了创造剩余价值，“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14］（P555），对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因素漠不关心。资本实用原则和生态公正的冲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的无限扩张掠夺了大量的生产资料，打破了自然的平衡；二是资本的大规模生产排放了大量废弃物，造成严重的污染。《决定》第十四条（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就如何解决生产和破坏、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明确指示，旨在解决资本实用原则和生态公正的冲突问题。

三、全面依法治国：治理的公正性与公正性地治理

在构建公平正义社会的进程中，除了要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之外，制度建设也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律制度建设取得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建成，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方式逐步实现了从人治和德治相结合转变为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其中维护资本合法性和限制资本局限性的法律也相继出台。尽管如此，我国的法制建设依然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15］。

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双重向度的意义。一方面，立法以促进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为资本立法，防止资本发展破坏社会公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制定良法为资本的合理发展保驾护航。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一是保证资本经营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二是反对逃避政府监管和法律责任的行为，三是反对伪劣经济行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经济本身的公正性。

全面依法治国，要为资本立法，以良法限制资本的内在冲动。首先，要限制资本的越轨冲动。资本的越轨冲动是指资本为了增殖可以不顾一切法律和道德的约束，正如马克思所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4］（P871）。在当前我国资本越轨现象时有发生，有毒食品药品、“豆腐渣”工程、拐卖儿童、窃取国家机密等事件给群众、社会和国家带来了重大损失。全面依法治国，不是盲目地、任意地制定法律法规，而是紧紧围绕限制资本越轨冲动的逻辑，做到全面对症下药，以便能够实现药到病除。其次，要限制资本的附权冲动。资本的附权冲动是指资本为了实现增殖，总是千方百计试图实现与权力的联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资本权力化基础之上产生的。中国没有经历一个较为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在权力面前一直处于小心翼翼的状态，公共权力、资本逻辑和人民群众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但由于公共权力在执行中经常受到错误的政绩观和发展观的引导，导致资本逻辑在三角关系中逐步取得对群众的压倒性优势。当资本的增殖诉求和权力的政绩诉求一拍即合时，资本的权力化和权力的资本化就会出现。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治理好资本，也要治理好权力，只有将资本和权力一并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使社会公正得到有效保证。

四、全面从严治党：代表的公正性与公正性地代表

资本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表现，资本既能促进人的主体性的发展，又是主体性发展的主要障碍。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7］（P406）在资本逻辑主导下，人处在异化的状态之中，人创造的资本成为主宰人本身的异己的力量。“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16］（P564）在资本面前，人失去自由，成为资本的奴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构建公正社会的根本保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取得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够合理利用、驾驭、引导和限制资本，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代表性。但当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代表性受到了严重挑战。一些党员干部的工作目的是为了获得个人利益的满足，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相冲突时往往选择后者。一些党员干部面对资本的附魅出现主体性沦丧的情况，表面上打着公共性的旗号，实则为个人发展和资本发展谋取利益，代表性变得有名无实。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关键在于防止和剥离资本对党员主体性的侵蚀，保持代表的公正性，而这需要正确区分三组关系。

首先，正确区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代表资本发展方向的关系。资本是现代性历史构境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通过发挥资本的历史作用，“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77）。在当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不能完全抛弃资本，但是承认资本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要代表资本，因为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招商引资的目的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资本和讨好资本。

其次，正确区分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代表资本发展方向的关系。当今世界，文化商品化是一个极为明显的现象，大量的图书和影视节目丰富了群众的生活，但文化商品化和产业化并不完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在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日益凸显。习近平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17］可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代表资本发展方向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

最后，正确区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代表资本利益的关系。资本的发展可以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创造条件，但代表资本的利益并不就是代表群众的利益，资本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时常是冲突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具有代表的公正性，只有利用、引导、驾驭、限制资本，通过国家治理缓解资本和公正之间的冲突，切实为人民群众谋福祉，而不是被资本附魅和控制，才能实现公正性地代表。

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绘资本与公正融合的善治图景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特征，中共十八大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实行的战略举措。

毛泽东说过：“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18］（P477）小康社会不是一种抽象的空想社会形式，而是具有明确内涵、标准并且可以实现的未来社会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宏伟目标的提出，必然能够激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斗志和信心，也可以“倒逼”各项具体举措的有效实施。

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具体场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国家对小康社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恩格尔系数、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城镇化率、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大学入学率、每千人医生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等指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具体内容来看，这些指标既要求总体水平高，又注重覆盖面广、差异性小和惠及性众。在未来小康社会中，资本在国家治理框架中，既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资本和公正在善治的框架下得到了合理有效的融合。

其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未来理想社会实现的具体条件。这一条件就是实现资本和公正融合的良好的国家治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国家治理方面，需要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实现最终目标不断创造具体条件。“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既强调“五位”内部的发展和公正，也强调“五位”之间的公正。换言之，要建成小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不但要快速发展，而且要公正发展，经济公正、政治公正、文化公正、社会公正、生态公正缺一不可。同时，在善治中，不能只顾发展“五位”中的“一位”而忽视其他“四位”，“五位”之间的关系必须公正。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要在社会有机体的某一领域利用和限制资本，还要在社会有机体的所有领域利用和限制资本，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社会有机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公正性，又能保证社会有机体本身的公正性，进而保证未来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具有真正的公正性。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7］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N］.人民日报，2014-10-16.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伍洲慧］

桑明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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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6）08-0008-05

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