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古典诗体形式的奠基者

木 斋



中国早期古典诗体形式的奠基者

木 斋

作为文学史一般规律而言:天才诗人和杰出的诗作，如同璀璨的星座，他们总是在群体诗人和灿烂作品的群星簇拥下出现的，他们必定是某一个思潮兴起中的浪花，他们——仅仅是被这汹涌思潮所簇拥出来的最为靓丽的、最为闪光的浪花。换言之,天才诗人总是扎堆出现的,而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立现象。而两汉文学史所呈现的枚乘、苏李、班婕妤、班固、秦嘉，每个诗人都是无来由地出现惊世佳作，就像是荒漠中孤绝千里的绿洲——不仅仅前后没有连续性，自身也没有从无到有的写作史，它们显然都是来自于后来人慷慨的馈赠。

但也有例外，在中国早期古典诗体形式的创立中，也有几位伟大的诗人，成为这些诗体形式的奠基人。他们都是筚路蓝缕的探索者，都是一个新时代的必然产物。中国早期古典诗歌主要是三种诗体形式：诗三百代表的四言诗、楚辞开创的骚体诗、汉魏文人五言诗，三种诗体形式的奠基人分别是：周公旦、屈原、曹操。

以周公为例：《诗经》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最早的总集，而且，是中国诗歌的最早的源头，诗三百之前无诗，周公是中国诗歌体裁的奠基人。而诗三百并非孤明先发的孤立现象，而是伴随《尚书》《易经》等散文体文史典籍先后共同出现的(散文在前，诗歌在后)。而《尚书》《易经》《诗经》等六经的出现，都是源自于一个伟大的政治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这是就西周初期制礼作乐制度建立的需要而产生。周公是西周礼乐制度蓝图的实际策划者、设计者和执行者，出于礼乐制度祭祀先祖的需要，周公写作了《清庙》——诗三百最早的篇章是《周颂》，颂诗最早的篇章是《清庙》等无韵无章之作，斯时中国尚未有诗歌的概念，是故其中数篇尚无诗歌的押韵和韵律，为散文之作；出于歌颂周人先祖记载历史的需要，遂有《大雅》中的早期作品，记载了古公亶父、文王等先祖的历史；出于教导成王，知稼穑之艰难，而有《七月》之作。诗三百从无韵到有韵，由杂言而为较为整齐的四言诗体、由没有音乐节奏的散文体而向具有较强音乐节奏的乐章形式转变——周公完成了中国诗歌由散文而向诗歌的转型，并逐渐形成具有音乐章句形态、四言为主、以赋比兴为写作方式的诗体形式。

周公作为创造者，他是孤明先发的探索者和奠基人，但作为诗歌形式的灯火相传，则是一个群体阶层的产物。这个群体，就是先秦时代士阶层的兴起。礼乐制度的兴起，产生了对精通儒家经典的学子的需要，遂有士阶层的兴起。礼乐制度需要音乐、音乐需要歌词，需要文化人创造文化、精通文化、传播文化、教化庶民等等，士阶层应运而生，并成为诗三百、《尚书》等中国首批经典著作的写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接受者。

反之，也可以说，士阶层的兴起，不仅仅是诗体形式的延续者、传播者和接受者，同时，也是周公创制诗体的重要背景和使命赋予者——换言之，周公不仅仅是礼乐设计者和执行者，同时，他也是这一新兴知识阶层的最优秀、天才的代表。正由于周公代表了新兴的政治形态——礼乐制度和这一制度的创造群体——先秦士阶层，才使得诗体形式由周公的探索创造而成为了诗三百的蔚然大国。

再看曹操：关于曹操是否是五言诗的祭奠人，只消读读曹操写作于公元184年的《对酒》，就可以知道大概：“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与周公最早的《清庙》相似，这还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诗歌，说是押韵的散文也未尝不可。当然，这并不影响其为歌，它也同样可以是歌唱的歌词——宽泛意义上来说，任何语词都是可以歌唱的，但这确实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诗歌，斯时曹操二十九岁，早已经过了学习写诗的年岁。曹操之成为诗人，是建安前后自己探索的结果。《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这三首行歌——行的本意是器乐伴奏的意思，分别写作于建安前夕、建安三年、建安十一年，三行之间，移步换形，第一首行歌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五言诗，仅仅是四言诗增添虚词凑足五言而已，到《蒿里行》则有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具体场景描写，到《苦寒行》已经学会了起首直接进入到场景：“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尝试比较曹操的第一首五言诗的开头：“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和第二首的开头：“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第三首行歌与此前两首记载历史的叙事言志写法迥然不同——曹操在自身的探索中，完成了五言诗体形式的基本建构：五言的句式节奏、穷情写物的意象方式、一诗止于一时一事的具体场景、“有滋味”审美效果等诸多诗歌美学特征。

曹操从《对酒》的散文诗写法到乐府诗三行和《观沧海》，可以视为由汉音(散文体、骚体、言志诗)到魏响转型的缩影和写照。诗歌作品本身就是这一时代诗体形态的化石——如果在曹操时代已经存在古诗十九首、《陌上桑》之类的古诗和乐府诗，曹操断不会如此艰辛地从散文体写作方式练习开始，曹操的起始点，清晰地标识出来东汉末期诗坛的总体水准和写作方式。说古诗十九首是最早的五言诗，就像是说：这些古五言诗作是无父无母的怪胎——在一个没有五言诗作者的时代，哪里能有五言诗的作品？何况是五言诗的冠冕，何况是读之令人“惊心动魄，几乎是一字千金”字字血泪的诗作呢？

当然，五言诗体形式奠基人，并非曹操一人独自担当，而是三曹六子(孔融剔除)等秦汉中央集权变革后新兴士阶层群体诗人合力的结果，其中特别是曹植，最终完成了五言诗体形式奠基的历史使命。

(编校：李景新)

2016-05-21

木斋(1951-)，男，北京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邀请教授，韩国全南大学邀请教授，台湾中山大学客座教授，美国休斯顿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诗词史，著有《宋词体演变史》《曲词发生史》《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走出古典——唐宋词体与宋诗的演进》《宋诗流变》《唐宋词流变》《苏东坡研究》等学术专著。

“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主持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