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之争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代表爱德华·卡尔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

蔡 潇，周青鹏

(1.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黄冈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之争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代表爱德华·卡尔视阈中的马克思主义

蔡 潇1，周青鹏2

(1.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2.黄冈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占据主导地位，把握了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处于边缘化位置。爱德华·卡尔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创始人，其代表作《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经典著作。在卡尔批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关系领域中弥漫着的理想主义风潮时，引证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存在着不少误读。卡尔从传统政治学的现实主义脉络出发，认为经济力量实际上就是政治力量，以此来模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以“阶级利益和谐”论来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简单物化了黑格尔的观念冲突、从研究愿望与研究过程的区别来拆解马克思主义、用对法律相对性评价的一致性模糊现实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回归资本主义体系、对俄国革命、苏联政策进行意识形态简单区分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从理性出发，摆脱了理想主义的虚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获得了国际关系领域主导地位。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试图攻击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最终目的是回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中去。卡尔对马克思的误读与其他不同理论的碰撞不仅仅是传统政治学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碰撞，本质上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是二者的话语权之争。

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卡尔;国际关系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的碰撞交锋是值得关注的。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领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处于边缘化位置，诸如爱德华·卡尔的现实主义创始人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在误读的基础上构建了各自的理论基础。对西方国际关系流派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分析、批判、反思，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状、前景、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并不是远离实践的哲学，相反这两个流派都紧贴现实、融于现实，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这是二者的共性，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以政治学基础上生发的现实主义为起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认为“经济力量实际上就是政治力量”。[1]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较之于理想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更为精准，直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与政治关系。如果说马克思最终选择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并以《资本论》来奠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那么现实主义无疑发现了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并试图掘其根本，动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根基，进而回到传统政治学、国际关系的窠臼中继续阐发其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科学主义，得到诸如福山的世界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结论。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创始人爱德华·卡尔在其代表作《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中对马克思主义主要进行了六个层面的否定，其实质是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阶级利益和谐”等来解构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建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

一、卡尔对马克思误读的核心：用“经济力量就是政治力量”来模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卡尔对马克思误读的核心是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错误的，经济力量实际上就是政治力量。虽然卡尔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体系独立运转、独立于国家之外。“马克思认为存在一个经济体系，这一体系有着自己的规律，它的运转独立于国家，国家只是经济体系的附庸和工具。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将经济和政治视为两个分立的领域，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导和从属的关系。”[1]108-109分析如下：

首先，马克思之所以能获得亿万的簇拥者不是因为他仅仅相信这种理论，而是其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跳出了限于政治力量的视角来探查社会历史规律的窠臼，是第一次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考量人类社会形态的转换，发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基本规律的。以往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不是从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出发来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马克思则超越了前人，他认为，“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403卡尔和马克思两者实际上都在论述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卡尔认为经济力量就是政治力量，是归属于现实主义阵营的；马克思则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卡尔回到了传统政治学现实主义阵地，而马克思则跳脱出了传统政治学视角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探查方法。卡尔建构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大厦，而马克思透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成为了“千年思想家”。

其次，卡尔承认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力量在政治中作用增大的论断，但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以社会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阐明了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政治规律。”[3]只有当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消亡之后，国家才会消亡，即“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4]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诞生之前的诸种政治学虽然提出了人类大同社会的各种设想，但是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在内的这些设想没有从本质上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局限于理论本身发展视角，就不能获得实践中的生命力。传统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政治学，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历史的终结的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人性的、永恒的制度。卡尔和马克思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观点实际上是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制度等基本问题上的本质区别。

再次，卡尔认为，“马克思认为存在一个经济体系，这一体系有着自己的规律，它的运转独立于国家，国家只是经济体系的附庸和工具”[1]108-109这一论断也是武断无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有其专门的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在研究经济与政治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没有认为国家是经济体系的附庸和工具。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暴力革命是不同性质国家更替规律；国家随着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消失而消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不能简单转移而是要打碎国家机器，“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5]马克思在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后又补充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95与马克思完整而体系的国家学说相比，卡尔的关于经济、政治、国家的论述是零散的、没有理论支撑的，是在现实主义中论述现实主义。

卡尔认为经济力量实际上就是政治力量,他将政治力量视为基础和主导，认为经济力量是政治力量的附属、衍生物，这与传统政治学的就政治论政治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而马克思早在19世纪就已经发现繁杂的政治现象背后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运行和变更，生产关系背后是生产力，上层建筑背后是经济基础。

二、卡尔对马克思误读的基点：以“阶级利益和谐”论来取代阶级斗争

卡尔试图以“阶级利益和谐”论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卡尔虽然肯定了列宁的知识分子也不能超然于阶级之外的论断，但认为阶级利益是可以实现和谐的。“早在1905年，列宁就抨击‘知识界的一种陈旧观念，即知识分子……可以超然于阶级之外’”[1]14，“马克思主义者也拒绝承认‘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和谐，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利益内涵，并要求剥夺剥削者的权利。”[1]78

卡尔的“阶级利益和谐”论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上，卡尔认为：“马克思用辩证法的相对主义来解释人的思维和行动，然后设定了无阶级社会这样一个绝对的目标。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中，辩证法便不复存在。马克思以一种完全的维多利亚精神，坚信整个人类会朝着无阶级社会这个遥远的目标前进。因此，现实主义的马克思终于否定了自己的论断，假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之外存在一个终极的现实。”[1]86

卡尔用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武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是用相对主义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将之归划到类似先知的启示未来的性质而最终违背了辩证法的本质。那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这段话的三个逻辑层次：

首先，马克思并非是用辩证法的相对主义来解释人的思维和行动来设定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绝对目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是在探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对人类早期社会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并非一步到位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重要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6]虽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但与“两个必然”相关联的是“两个决不会”。马克思从来没有仅仅用辩证法的相对主义来设定一个绝对主义的终极目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身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是唯物而非唯心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历史的发展。卡尔在批判马克思的这段话中呈现出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混淆相对和绝对、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层次。

其次，国际关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无阶级社会”的认知是否具有共性的问题。自古及今对“大同社会”的认识中外虽表述各有不同，但其基本共识都是“无阶级社会”的另类表述。存在剥削和阶级压迫、阶级差别的社会从本质上来讲是不能称之为“大同社会”的。马克思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400，阶级的对立斗争结局是使得整个社会革命或各阶级同归于尽，他的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的联合体。“无阶级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目标，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之一是战争与和平，最终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和平状态，实现和平、和谐的人类社会的目标，这与马克思的“无阶级社会”是具有共性的。国际关系学科本身就是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中的，这个学科如果按照卡尔的逻辑也是用相对主义来塑造一个绝对主义的目标了。而卡尔秉承的“阶级利益和谐”也是不切实际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2]432-433

再次，卡尔因误读而认为的马克思“假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之外存在一个终极的现实”是不是武断的诡辩。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不是先知性的预言，而是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把握后得出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413，无阶级社会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发展具有启示未来的性质，但并非就单一诉诸于人的情感和非理性，社会科学中充斥着人的情感和非理性体现着人类复杂而长远的愿望，但其基本理论和规律始终具有着理性和思辨的基础，具有着与自然科学类似的稳定特征。

在论述当代世界中的宣传时卡尔说，“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工人阶级无国家。’现在这句话似乎不再适用了，因为工人上的都是自己国家的学校”。[1]122从这段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卡尔对整个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理解是不够深入的，马克思说工人阶级无国家指的是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即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而言是一种异化的力量，卡尔理解的工人阶级受教育的国别是不到位的。

卡尔秉承着“阶级利益和谐”论的观点，认为现实主义的和谐既不是自由放任的和谐也不是“马克思认为无法实现的那种阶级之间的和谐，而是国家之间的和谐。过去，马克思将社会阶级视为最高的团体性单位，今天，我们没有必要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不会将国家视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团体性单位。”[1]207卡尔抛开了阶级和国家两个概念空谈国家之间的和谐，而国际关系至今最主要的主体依旧是民族国家。卡尔对工人阶级性质存在着误读，用“阶级利益和谐”取代“阶级斗争”，本质上是阶级调和论，掩盖阶级矛盾。

三、卡尔对马克思误读的溯源：认为马克思简单物化了黑格尔的观念冲突

卡尔论述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他认为马克思是简单物化了黑格尔的观念冲突。“黑格尔之后是马克思，他将黑格尔的冲突说物质化，使之成为不同经济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了。他们拒绝承认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利益和谐。”[1]47“黑格尔以理性代替了上帝，因此，他可以率先建立起一种基于理性历史进程概念之上的哲学体系……马克思并没有发明历史的经济学理论，但他发展了这一理论并使其普及开来。”[1]65

卡尔是秉承阶级和谐、阶级调和论观点的，坚持认为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和谐。他认为黑格尔是将现实中的冲突转化为观念中的冲突，而马克思则将黑格尔的观念冲突物化为阶级斗争，构建了阶级斗争理论，延续了黑格尔的历史逻辑。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卡尔修改了核心概念试图动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既是科学家也是革命家，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资本主义本质，指出人类目前为止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2]420-421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进一步补充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2]380

卡尔的误读在于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可以实现利益的和谐的，他认为马克思是将黑格尔的观念物化提出了阶级斗争理论，两者具有历史逻辑传承关系。马克思青年时期毋庸置疑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但其理论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其核心内容之一。

四、卡尔对马克思误读的方法：以研究愿望与研究过程的区别来拆解马克思主义

卡尔分离了研究愿望与研究过程来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为了改变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卡尔用了癌症的治疗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进行类比，他认为当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他的目的是摧毁资本主义体系，这与研究癌症的学者希望消灭癌症的目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的事实却不同于关于癌症的事实，因为后者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无论人们对它持有什么态度，它都不会改变。“马克思的研究为的是改变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实际上，他的研究也确实改变了这种态度。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事实过程中改变了这类事实。有些人试图区分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宣传鼓动者的马克思，这是毫无意义的吹毛求疵。”[1]5

卡尔以研究愿望和研究过程的区别来拆解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其稳定的发展规律，研究癌症和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都是因为人类的需求，即研究愿望。没有研究愿望的研究过程是无价值的，没有研究过程的研究愿望就陷于空想。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规律是基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生发出了许多问题和矛盾，而且其症候远比癌症复杂。马克思的意图并不是“改变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而是研究清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更好地去把握参与社会历史的进程，研究透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非只是改变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而是要参与社会形态的变迁和重塑过程。如果仅凭马克思、恩格斯二人之力，即便贵为思想家也不可能撬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正是因为深刻洞悉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满足了人们在实践中对理论的需求。马克思主义是研究愿望和研究过程的一致，而并非仅仅是研究愿望。

社会科学尤其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政治、法律、社会等学科的理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和学术相结合的产物，纯粹的学术和纯粹的意识形态都是无法吸引需要理论的民众的。试图区分“科学家”马克思和“宣传鼓动者”马克思本身就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行为，马克思本人从来不否认宣传和鼓动的意义，这本身就是思想家的职责。马克思本人非常重视宣传，“你知道，在不了解读者等等情况下，给在大洋彼岸出版的报纸撰稿，是多么困难”。[7]马克思本人系统研究了宣传的物质基础和方式等，自身也是办报起家，在出版界浸润多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非常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1002恩格斯总结了马克思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归纳“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4]1003，所以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马克思的使命，马克思既是科学家也是革命家，首要的是革命家。

卡尔为了拆解马克思主义将研究愿望与研究过程区别开来已经进行了诡辩，离开研究愿望的研究过程和离开研究过程的研究愿望都是空洞虚无、无价值的。马克思既是“科学家”也是“宣传鼓动家”，正如恩格斯盖棺定论所说“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4]1003

五、卡尔对马克思误读的目标：用对法律相对性评价的表面一致性模糊现实主义的最终实质目的是回归资本主义体系

卡尔在论述现实主义者的法律观时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法律观进行了评论，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国家中主导集团的政策和利益的，即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马克思也认为，所有法律都是‘不平等的法律’。马克思主义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贡献就是坚持法律的相对性。法律反映的不是任何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而是某一时期、某一国家中主导集团的政策和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法律是‘权力关系的反映和记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1]163而法的关系是生产形式产生的，“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6]688

在关于法律这个上层建筑的问题上，卡尔和马克思的论述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其出发点和结论都是截然不同的，卡尔的目标是回归资本主义体系。马克思主义法学诞生之前的法学很大程度上是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出发的，抽象出来的资本主义法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2]213马克思主义法学则在研究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以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第一次科学阐释了法的起源和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6]2，法是随着阶级、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不同的生产形式产生出不同的法，法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法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2]420-421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石的，在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中，法律属于上层建筑，始终是被生产方式决定制约着的。卡尔对法律和国际法的论述是基于传统政治学基础上的现实主义剖析，虽然和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念有相似性，但其根本目的是回到现实主义理论的构建中去。卡尔反对批判的是1919-1939年之间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理想主义思潮，他论述国际法的时候是为了批判理想主义的幻想，结论是为了回到现实主义原点上去。卡尔引证马克思关于法律的论述不是支持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的立场，而是为构建现实主义服务的，虽然两者在表述上相似，但本质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六、卡尔对马克思误读的结论：对俄国革命和苏联相关论述的意识形态的否定

卡尔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法律等用研究愿望取代研究过程等方法进行误读的基础上，回归传统政治学，构建现实主义大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俄国革命和苏联等相关论述进行否定就是必然的结论。卡尔对俄国革命和苏联进行了相当多的引证，虽然从意识形态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否定是较为低阶的层次，但在卡尔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中却是篇幅最多的，主要分为以下层次：

首先，将社会主义革命归结为“神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追求。在论述现实主义的局限性时，卡尔指出索雷尔认为需要一种神话才能使得革命理论变得有效，“苏维埃俄国为了这一目的，一直寻找这种神话，首先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神话，后来又提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神话。拉斯基(Laski)教授提出一种颇有道理的观点。他说：‘共产主义能够得到发展，依靠的是它的理想主义成分，不是它的现实主义色彩；凭借的是它的精神追求，不是它的物质许诺。’”[1]86卡尔把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称之为“神话”，认为其带有宗教色彩，是一种信仰的虚幻。卡尔既否定理想主义的人本和乐观也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实主义，他认为“理想属乌托邦范畴，体制属现实领域。……他们将虚构的理想民主形式与在苏维埃俄国存在的共产主义体制进行比较，看到的是苏维埃体制中的阶级对立、压制不同意见和集中营等现象。”[1]89卡尔更为成熟和高明是因为他攻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来试图推倒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相对主义，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仰虚幻，而国家之间的和谐才是根本。

其次，在论述国家权力对舆论宣传作用时认为没有国际工人运动只有各国工人运动。卡尔认为第一和第二共产国际都没有能够建立真正的权威。“1914年的事态发展表明，只有各国的工人运动，没有什么国际工人运动。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在受到苏联国家权力的支持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影响力。……斯大林歪曲了1917年的思想，并将歪曲之后的思想传播开来。托洛茨基主义没有得到任何国家权力的支持，至今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力。”[1]126卡尔的这段论述中心思想就是国家权力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支撑，国际工人运动是不存在的，国家权力才是舆论宣传和工人运动的基本支撑，这是秉承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基本思路的。

再次，论述理想主义国际道德问题时对苏联外交政策述评。在论述普通人对国际道德的认识时评论苏联对国际条约的态度“违反条约的国家不是否认它们有违反条约的行为，就是提出理由，说明自己违反条约是有道德和合法性依据的。苏联政府刚刚成立之后的几年里，公然违反了许多条约，不仅包括以前沙俄政府签订的条约，也违反了苏联政府自己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142列宁曾就苏联相关条约作出过论述，认为当时的苏联要在强敌包围中生存下去必须采取一定策略。实际上，许多条约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产物，抽象的要求苏联遵循沙俄遗留的历史条约或者遵守损害国家利益的条约本身就是唯心主义的，这与费尔巴哈抽象的“爱”没有本质的区别。

最后，在论述国际仲裁个人财产权问题时，对苏联制度进行评论。“苏维埃政府向大会提交的备忘录说：‘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围绕两种财产形式产生的具体分歧必然会导致两种对立的立场。’……‘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两个世界。一个是苏维埃的世界，另一个是非苏维埃的世界。’”[1]179卡尔的这段论述直接将世界划分为苏维埃的世界和非苏维埃的世界，正如他自己站在传统政治学现实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基石上来评论马克思主义一样，是用意识形态来进行划分的。

综上所述，卡尔从传统政治学的现实主义脉络出发，认为经济力量实际上就是政治力量来模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以“阶级利益和谐”论来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马克思是简单物化了黑格尔的观念冲突、从研究愿望与研究过程的区别来拆解马克思主义、用对法律相对性评价的一致性模糊现实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回归资本主义体系、对俄国革命、苏联政策进行意识形态简单区分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创始人的爱德华·卡尔最终目的是回归于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创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大厦。马克思在19世纪就完成了对以往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超越，而卡尔于20世纪依旧是回归于传统政治学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并没有停止发展，而是历经了两个世纪之交在诸如现实主义流派的误读与冲击中继续奔流向前，在中国则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理论与实践的成功。摩根索和卡尔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误读和攻击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比之于理想主义流派等其他流派是更高的曲解层面，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归到传统主义的岸边，而马克思主义则超越了传统主义的体系洞悉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顺流而下。在当今，马克思主义既有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也出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歧路，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马克思主义的歧路很大程度上是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相关联的，因此厘清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否定、攻击，以及各流派是怎样在此基础之上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多余的，恰恰是必需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世界失去市场，虽然历经各种理论和实践的挫折，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得到其蓬勃的生命力。正如在国际关系领域，充斥着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衍生的各种变种，但是这些流派始终没有超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主义大框架。如果这些流派有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缜密的结构体系和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洞察力，都将取代、抹杀马克思主义，相反实际上却是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批判、否定成功马克思主义。在卡尔的视阈中，我们看到的是将逻辑与历史结合缜密、一般与特殊运用自如、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人类社会历史规律洞悉深邃的马克思。在这一场话语权的激烈争夺中，19世纪的马克思依旧用沉默和冰冷的理性赢得了话语权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依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作为指导思想而存在的，这也是剖析卡尔误读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始意义所在。在西方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领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湮没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声音，在这种状态下，重新审视现实主义是否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误读也是当务之急。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中，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旦转移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就完全擦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事论事。在国际关系领域，从传统政治学的现实主义出发来阐述国际关系是局限的，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国际关系流变并不多见。在当今的意识形态攻坚战中，话语权的争夺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掌握了话语权才能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在中国是新兴学科，更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方法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1][英]爱德华·卡尔.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8.

[3]许征帆.马克思主义词典[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10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3.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04.

责任编辑 周觅

2016-01-10

10.3969/j.issn.1003-8078.2016.04.03

蔡潇(1981-)，女，江苏南京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生，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大别山红色文化中心研究员；周青鹏(1966-)，男，湖北武穴人，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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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078(2016)04-0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