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以来文革小说的寓言化叙事

董 琼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1990年代以来文革小说的寓言化叙事

董 琼

(武汉工程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1990年代以来，文革小说的寓言化倾向成为这一时期文革叙事的鲜明特点。它们对寓言化写作方式的运用，是站在现实的写实基础上的。这一时期文革小说的寓言叙事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历史的寓言、生存的寓言以及“自审”与“忏悔”的救赎寓言。

1990年代以来；文革小说；寓言化叙事

无论是作为文艺创作实践，还是作为一种理论批评术语，寓言这一古老的文类都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艺思潮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如果说80年代文革小说的寓言化写作，如谌容的《减去十岁》、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余华的《一九八六年》还多少有些单一零散，那么进入90年代，不仅文革小说寓言化写作的数量上有了很大增加，在哲学层面及对历史及人的反思所承载的思想深度与精神维度上也有了提升，如艾伟的《越野赛跑》、苏童的《河岸》、贾平凹的《古炉》、格非的《春尽江南》、铁凝的《大浴女》等，我们普遍感受到寓言叙事所带给文革小说的新的创作活力。

一、关于历史的寓言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一系列有关文革的寓言化叙事中，其寄寓的历史感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品，而是渗透在文本中成为无法剥去的自然底蕴，流露出作家对自我与历史关系思考的执着与深入。

艾伟的《越野赛跑》以文革及随后的改革开放为背景叙写了发生在“我们村”的一系列的古怪陆离，由此折射出一个与现实中国相呼应的由欲望所驱动的盲从世界。寓言象征是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征。作者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同时借助寓言象征为小说增添了超现实的因素和魔幻现实的色彩。这些因素又与真实的历史浑然交融，在拓展小说趣味及内涵的同时，也寄寓着作家对历史的思考。如“天柱”，“天柱”虽与“我们村”近在咫尺，然而“在我们的感觉里，天柱好像不在地球上，而是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但“天柱”的确存在。文革时期，它是步年和小荷花的“家”，成就了他们亚当夏娃式的美好生活，四类分子也把灵魂安置在天柱，只留身体在村里承受苦难凌辱。改革开放以后，天柱成了一个旅游点，给村里带来滚滚财源，使“我们村”顺利发展成“我们镇”。在艾伟笔下，天柱是世间的自由之境、魔幻之境，具有了某些“天堂”的特质。因此，“在‘文革’那样的政治年代，社会生活虽然无秩序，但思想上却非常有秩序，人性非常压抑，所以，那个人性化的天柱只能独立于现实存在。但在改革开放部分，由于生活的开放，人性的各个层面的东西纷纷显露，人们的生活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幻想，社会生活其实更具有神话性。因此，天柱和现实的村庄就可能合二为一。”[1]然而小说结尾告诉我们，当欲望膨胀到极致，越过了现实应有的规范变得更加迷乱荒谬，也就意味着自由之境的不复存在。是人们的肆意掠夺和欲望膨胀破坏了天柱的自然之境。在恣意的文学想象背后，艾伟依旧保持着作为作家应有的清醒与姿态。

和艾伟的《越野赛跑》相似，苏炜也在《迷谷》中设置了一个与现实相对的“乌托邦”巴灶山。当处在文革中的大多数人在盲从建构政治乌托邦的同时，生活在底层边缘的少数人则试图回归自然的乌托邦，而后者正是作者倾心表现的张扬人性、自由美好的理想社会。在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阿佩、阿秋和八哥他们拒绝甚至排斥外在世界的纲常伦理，他们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随性、真情并敢言敢做，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捍卫。这里不仅人性得到了全面尊重，八哥他们关于善与恶、信仰与荒唐、同性爱与异性爱、自然与世俗的论辩，他们由对自然的敬畏而表现出他们对当前生存方式的选择主动而理智，这也使得小说摆脱了单纯的现实批判，流露出对历史的自觉思考与反思。当然，一如乌托邦的命名，与世俗侵扰下日渐毁灭的“天柱”一样，密林深处与世隔绝的这群流散户同样面临着外来人的闯入所引发的乌托邦的空想与不堪一击，这正是苏炜对这一理想乌托邦无以为继的清醒把握。

二、关于生存的寓言

谈起文革小说，似乎总离不开政治意识、权力话语等叙事苑囿，这种局面在90年代发生了一些变化，作家开始在叙事方式、语言文体等方面对小说如何表现文革进行了探索与尝试，为文革书写的深入与多样提供了可能。这一时期对文革中百姓生存境遇的寓言化观照正是这一探索的表现形式之一。

《河岸》中，苏童虚构了河里与岸上两个相对地域——金雀河上是一群被放逐的船民，他们“家家来历不明”，“历史都不清白”，而油坊镇上则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权力中心。岸上的人对河上的船民鄙夷不屑，而河上的船民对岸上则保持着巨大的热情与向往，两个世界等级分明，彼此分立又相互交织，而作者也正是借两者间的冲突与妥协作为一种隐喻，将其置于文革的特殊历史背景下而赋予小说一种鲜明的生存寓意：“岸上是油坊镇人们家园，一片未获罪者的乡土；河上则是向阳船队船民的世界，一个被放逐者赎罪的囚狱。”[2]

由“河”与“岸”的矛盾冲突，小说编织起特定历史境遇下包括邓少香、库少轩、库东亮、江慧仙等人物在内的性格命运塑造。对邓少香来说，她的性格多少含有“岸”的耿直刚烈，缺少“河”的灵动婉转。对库文轩来说，“岸”则代表着现实权力。当他被作为邓少香的儿子，他享受着“岸”上权力的快感。一旦烈士遗孤的身份遭否定，他只能离“岸”下“河”。他不再上“岸”，并剪断象征权力与欲望的阳具。而他背碑跳河的决然则是这一人物夹杂在“岸”与“河”权力对峙中的彻底放逐，他只有在“河”中才能完成个体生命的最终确认。对库东亮来说，随着政治权利失势所带来的家庭变故，他面临着跟着父亲(“河”)还是母亲(“岸”)的选择。他选择了随父下“河”。在“河”里，他欣然谛听河水的秘密，自由自在，但“岸”上依旧是他恋恋不忘的地方，他一次次上岸又一次次遭到岸上的监视嘲弄，“河”与“岸”带给他的是人情百味与世态炎凉。而对江慧仙来说，“河”是接纳，是她生命的滋养，而“岸”是诱惑，是生命的放逐。一次偶然，她成了李铁梅的扮演者，从此被“岸”上塑造而日渐迷失自我，但辉煌总是昙花一现，她不得不做回普通人却又回不到从前。总之，“河”与“岸”——这一交织着特定历史境遇下主要人物命运起伏的重要场所，显示出整体象征的寓言魅力，也支配起作家对人性及历史的深入思考。也正是这一统摄全局的象征隐喻性，使《河岸》成为一部敢于直面历史荒诞、并具有文化穿透力的生存寓言。

季仲的《非常年代的非常爱情》也是篇寓言化小说。小说讲述了一段文革往事，蓝雪梅、张亮和吴希声是从上海来闽西插队的“最后知青”，他们情同手足，却无法抵挡现实的不堪与无奈。蓝雪梅的母亲突然瘫痪急需她回城照料，蓝雪梅不得不“献身”来换取返城的机会；与吴希声要好的张亮，在政治权势的淫威下，出卖朋友，道出对吴希声极不利的供词，致使后者被捕并被杀害。尽管事后张亮剁去自己按下手印的左手拇指来表示忏悔，但这一举动，依然无法掩饰他在“永远回不了上海”的威逼下卖友求生的灵魂扭曲。与此同时，吴希声是作者寄以希望的一个人格典范。然而生活在异常环境中的他，同样是人格不健全的。他面对秀秀示爱所表现的懦弱，有着特定时代的历史印痕。而他在“追查政治谣言”中所承受的百般折磨以及誓死不说的担当，又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当然，这样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有意构筑一个人猴共舞的世界来反思我们人类自己。和处心积虑的人类相比，猿猴孙卫红要“纯洁”得多，它有情有义，为救恩人不惜冒生命危险。“其实，一只金丝猴能有多大力气呀？难得的是它那份善心和义气。孙卫红佝着腰，驼着背，四只爪子几乎抠到泥地里去，一条细细的尾巴拉成了直直的钢丝绳，一路走，一路呼哧呼哧直喘气，真是一往无前奋不顾身了！”[3]与之相比，人性中的兽性，在文革是非颠倒的政治气候下变本加厉，使人异化，变得连牲畜都不如！小说中最毛骨悚然的文字莫过于刘福田与拐子牛合谋，生吃血淋淋的猴脑这段文字。人性的沦丧，至此已到极致。这部小说为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另一份经验。它构筑了一个人与猴共存的隐喻世界，在两者的反差对照中，剖析特定历史境遇下人心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这和苏童的《河岸》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自审”与“忏悔”的救赎寓言

90年代中期，洪子诚就痛心地指出：“在九十年代初，我们猝不及防地目睹了作家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又一次‘转向’和精神‘溃败’。这种转向和溃败，以前或由于政治力量的压力，而现在，则是物质、金钱等的诱惑和挤迫。”面对这一局面，作者呼吁，“是到了好好静下来，私下问问自己的‘良心’的时候了。”[4]创作于2002年，沈乔生的《狗在1966年咬谁》显示出一些变化。小说为我们讲述了一桩文革中的陈年旧事：15岁的凌泉申因家庭出身而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然而在一个人人自危的革命风暴面前，弱小的个体如何对抗与挣扎的呢？难道是把他人也推向黑暗吗？15岁的凌泉申无力探究，也无法反抗，他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将这股情绪转嫁给家人而引发出更激烈的家庭冲突。正是由此引发出的连环套式的家庭变故让我们看到，凌泉申身上的“本能”何尝不是每个成人身上的“本能”？在文革政治的淫威下，人们借革命的名义将危险不安转嫁给他人，结果又被他人反咬，由此在咬与被咬、施虐与受虐的反复中，人心人性的丑恶被一一激发而陷入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很多年后，我想起了一个连环套，……他们之间是一物降一物的连环套。谁也不是最后的赢家。”[5]这是叙述者多年后对这段历史的重新思考。人们面对危机的相互诋毁显示出人性的丑陋，而这何尝不是我们需要时刻警醒的一种“本能”？它昭示出人类脆弱的良知与尊严总抵抗不住价值失范下的革命恐怖，由此揭开隐藏在历史背后我们每个个体所应警醒的历史职责与反思！

铁凝的《大浴女》也是篇对童年过失反思忏悔并寻求救赎的作品。小说中，尹小跳也经历过女老师在暴力专制下惨遭批斗的事件，然而当时还是个小学生的她只是这场政治运动的旁观者，真正将历史境遇与个体命运结合在一起的是母亲的失贞和妹妹尹小荃的失足丧命。因怀疑妹妹的私生子身份，在妹妹失足掉井之时，盘桓在尹小跳内心的嫉妒和怨恨使她丧失了人性的基本良知，她本来可以阻止悲剧的发生，但她犹豫了，没有向妹妹伸出援救之手。尽管妹妹的死在大家看来是场意外，但尹小跳却深知妹妹的死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使她以后的岁月始终在自责忏悔中痛苦挣扎。尹小荃的短暂人生，在很大程度上是文革特定历史背景下人的私欲与罪恶的恶果，它构成了尹小跳原罪的开始。也正是对自我原罪的自省与忏悔，尹小跳寻找到一条自我精神救赎的路径。可贵的是，尹小跳的忏悔与救赎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妹妹死亡事件中自己所应承担的罪责，而是敞开灵魂，将这样一份坦率真诚以及敢于承担的勇气融入到现实的生活中来，原罪并没有成为她无法跨越的人生障碍，而成为她重生的起点和希望。正是源于这份救赎，面对尹小帆的无理，和自己人生的坎坷失败，以及好友在欲望漩涡中的沉沦，尹小跳逐渐懂得了理解与宽容，不再尖酸冷漠，不再怨恨敌意，也不再自我纠缠。忏悔使尹小跳理解了人生的真谛与意义，回归到精神的豁然开朗与宽广博大。

相较于80年代政治意识与主流精英合谋的人道主义文学主题，90年代以来的文革叙事交织着个体苦涩的情怀以及对自我的剖析，成为作家们深入历史反思的新视角。如果说鲁迅先生的伟大在于看出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并大胆地说出自己也吃过人，那么透过这一时期文革小说普遍流露出自我解剖与精神救赎意识，我们看到：自我的剖析意味着自我的担当，童年的懵懂过错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放弃应有的责罚，不论是反省“我也咬过人，像狗一样”，还是忏悔于曾经犯下的懵懂罪恶，都构成了文革之后我们民族精神疗伤与重建的可能，展示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重整精神家园的执着与努力。

[2]苏童.对抗与妥协 存在与超越——评苏童长篇小说《河岸》[J].理想与创作，2009(4)72.

[3]季仲.非常年代的非常爱情[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337.

[4]洪子诚.文学“转向”和精神“溃败”[N].中华读书报，1995-05-03.

[5]沈乔生.狗在1966年咬谁[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87.

责任编辑 张吉兵

2016-03-02

10.3969/j.issn.1003-8078.2016.04.09

董琼(1981-)，女，湖北襄阳人，武汉工程大学讲师，文学博士。

2015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5Q088。

I207.4

A

1003-8078(2016)04-004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