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的历史特点与贡献

潘 晔，戴思奇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试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的历史特点与贡献

潘 晔，戴思奇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中共“八七”会议之后，在大别山地区相继爆发了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这三大起义的历史特点和贡献十分突出。其历史特点为：三大武装起义自始至终坚持党的领导；起义的领导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起义的军事领导人以黄埔军校为主体；起义的成员以贫苦农民为主体；三大起义的模式与路径基本一致。三大起义的历史贡献为：创建了大别山红军，并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积累了党领导工农武装起义、军事斗争的经验、积累了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的经验；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作出了伟大贡献；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宝贵而又优秀的人才。

第二次国内革命；大别山;三大起义;历史特点；贡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作为当前的最主要任务。八七会议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地区相继发生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商南“立夏节”起义和皖西六霍起义。此三大起义尤其是黄麻起义震惊中外，所产生的历史意义重大而深远，其历史特点和贡献也十分突出。

一、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的历史特点

(一)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自始至终坚持党的领导 八七会议召开之后，中共湖北省委制订了关于发动武装暴动的具体计划，并很快传达到各县。中共黄安县委和中共麻城县委成为“黄麻起义”的筹划准备工作的中枢。“九月暴动”之后成立了中共黄麻特委，黄麻特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了“黄麻起义”。1928年7月，成立了红31师，到1929年5月全师发展到400人，其中50%是中共党员。[1]1929年3月13日，根据中共指示，中共豫东南特委和鄂东特委在柴山保南竹园举行联系会议，决定举行商南起义，4月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成立，决定领导5月6日(农历立夏节)起义并成立起义指挥部，制定了完整而周密的起义计划。起义胜利后成立了红32师，从此豫东南在党的领导下进入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1927年10月，中共安徽临时省委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准备在大别山东麓的六安、霍山举行武装起义，之后成立了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中共霍山县委，六安中心县委成为六霍起义的指挥中枢。六霍起义胜利后的1930年1月20日成立了红33师，全师发展到200余人，其中党员有40多人。[1]20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大别山三大武装起义顺利举行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关键，是“党指挥枪”并成功实践的典范之一。

(二)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 大别山地区扼江淮之要冲，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但在20世纪初期，大别山地区的“开化”却令人耳目一新。这里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最早的地区之一，大别山地区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主要得益于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他们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大批青年入团、入党。这些青年入党后返回大别山地区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革命火种。八七会议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人都成为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郑位三、蔡济璜、刘文蔚、吴光浩、汪奠川、王志仁、戴季英、潘忠汝、曹学凯、戴克敏、吴焕先等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商南起义的领导人李梯云、周维炯、漆德玮、肖方、詹谷堂、徐子清、徐其虚等都出身知识分子。六霍起义的领导人舒传贤，刘淠西、方英、徐百川、姜镜堂皆出身知识分子。其中李梯云、潘忠汝、汪奠川、蔡济璜、徐其虚、刘文蔚、王志仁、王秀松 、戴克敏等都是革命导师董必武的学生。

(三)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的军事领导人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主体 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震惊中外、成果丰硕的主要原因除党的领导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批具有专业军事才能的军事领导人，其中大部分出身黄埔军校。例如，黄麻起义总指挥部共由7人组成，其中潘忠汝、吴光浩等2人出身黄埔军校；在商南立夏节起义的总指挥部4位成员中，肖方、漆德玮等2人出身黄埔；六霍起义的领导人中，徐百川、姜镜堂均出身于黄埔。[2]红31师、32师、33师成立后，黄埔军校毕业的吴光浩任红11军军长兼红31师师长。漆德玮任32师副师长，徐百川任红33师师长，姜镜堂任政委。黄埔军校毕业生加入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并成为军事上的主要领导人，对于此三大起义的军事行动的决策和指挥起到重要作用，对大别山地区红军的创建和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

(四)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的基本成员以贫苦农民为主体 纵观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除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和军事领导成员之外，其参与者基本上都是贫苦农民，几乎没有军队参加，只有六霍起义中刘淠西领导的诸佛庵起义有民团参与。其原因为：一是大别山地区大革命时期的群众基础较好，农民的革命热情容易发动；二是大别山地区地处三省交界，国民党的统治相对薄弱；三是大别山地区远离城市，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四是优越的山区地理条件非常适合组织农民起义。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的实践证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要组织精心、措施正确，即使没有正规军队参加，农民起义照样能够成功。

(五)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的模式和路径基本一致 因为此三次武装起义都是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在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河南省委、中共安徽临时省委的组织领导下进行的，所以其模式和路径基本一致。主要表现在：一、起义都选择在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的省际、县际结合部位进行；二、起义胜利后都成立了正规红军，即红31师、红32师、红33师。三、红军成立后迅速开辟革命根据地。红31师开辟了鄂东北革命根据地；红32师成立后开辟了商南革命根据地；红33师成立后开辟了皖西革命根据地。四、三大起义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援。三大根据地互成犄角，最终连成一体。

二、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的历史贡献

(一)创建了大别山红军，并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黄麻起义之后，创建红11军第31师，吴光浩任师长，戴克敏任军代表。到1929年5月，全师发展到400人，成立了5个大队。商南起义胜利后成立了红11军第32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六霍起义胜利后成立了红11军第33师，徐百川任师长，张建民任政治部主任。随着形势的发展，1930年3月18日，红31师、红32师、红33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到1932年大别山苏家埠等四次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发展为10个师，指战员共4.5万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二)积累了党领导工农武装起义、军事斗争的经验 1.从分散暴动向全面起义转变。1927年9月，黄安县紫云、七里等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暴动，在一个星期内，紫云、七里两区农民暴动已达20余处。与此同时，中共麻城县委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等人，领导乘马岗、顺河两区10余处农民暴动，史称“九月暴动”；1928年2月中共商南区委组织大荒坡暴动；1929年5月17日，中共六安县西北区委组织了武陟山农民暴动，等等。但这些暴动都是分散的、零星式的武装斗争，大部分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九月暴动”的失败使该地区党组织有了深刻的反思。“九月暴动”后黄麻党组织提出“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11月3日，黄麻党组织在七里坪文昌宫召开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总结“九月暴动”的经验教训，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工农运动，组织统一的全面起义。商南大荒坡暴动失败后，中共商城县委3月下旬在北乡七里岗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克服失败情绪，确定了组织以商南和区、乐区为重点的全面武装暴动的工作方针。在六霍地区，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针对三次局部暴动，在六安、霍山两县交界的豪猪岭召开六安、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合肥六县党的联系会议，集中讨论了集中统一领导起义的问题。10月6日，六县又在六安郝家集召开会议，会议认为领导六霍全面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会议决定“领导农民由一个群众示威的形式转变为一个地方暴动。”[3]

2.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黄麻起义攻占了黄安县城并占据县城21天，由于“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束缚，对敌我力量的估计不足，致使固守县城的战略失败，起义军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12月中旬，从黄安县突围出来的工农革命军转移至黄麻北部。黄安党组织在黄安北乡木城寨举行会议，决定工农革命工作不能老停留在暴动中心区，要打出这个圈子，把敌人牵走，并选定敌人力量薄弱的黄陂木兰山为立足点开展斗争。木兰山立足点的确立标志着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向农村的重大转移。

3.军事斗争方式从大规模暴动向游击战转变。黄麻起义军人撤出黄安县城后转入木兰山开展富有成效的游击活动，取得重大成果。1928年5月，在黄安县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在恢复老区工作的同时，开辟柴山保地区的工作”，从此军事斗争方式走上了游击战争的道路。商南起义胜利后，红32师迅速展开游击战争，先后经历了五月游击，六、七月反民团围攻，八、九月反“会剿”的艰苦斗争，取得一次又一次游击胜利；六霍地区举行起义之后迅速组织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4.形成主力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三位一体的军事体制。红31师、32师、33师建立后，制定了比较严格的军事组织原则，军事斗争以红军主力为主，游击队、赤卫队为辅，农民群众紧密配合。1930年1月，六安中心县委组建了安徽游击第一纵队、第二纵队。这两支游击纵队与六安六区游击队合编为红33师后，每区乡都建有游击队，同时不断扩大赤卫队武装。在攻打霍山县城的战役中，赤卫队有2000多人配合并一举攻下霍山县城。红32师拥有6个团、1个手枪队和1个警卫队，还建立了农民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大批地方武装。1929年2月，国民党军队围攻柴山保地区，我军得到了黄安县农民赤卫队和革命农民万余人的支援。红31师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跑到敌人后方打击敌人，使游击战争全面开花，割据区域不断扩大。

(三)积累了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的经验 黄麻起义攻下黄麻县城之后，18日，我军在黄安县城南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曹学楷任主席。这是湖北地区最早的工农民主政权，也是黄麻地区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在商南，5月9日红32师成立。5月10日斑竹园文昌宫会议决定在南溪成立临时办事处，行使革命政权职能，徐其虚任办事处主任。红军占领商城县城后，商城县委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商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德山。在六霍，六安中心县委指出“我们要把富人用以欺压穷人的一把刀夺过来，拿在穷人手里。这样穷人才能永远不受富人欺”。每攻占一个地方，即在每地建立革命政权，成立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红色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斗争。在攻克霍山县城后，于1930年4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我军在土地革命方面成效显著。黄麻起义领导人一开始就对土地革命进行有益而宝贵的探索，为当时我党进行土地革命作出了宝贵贡献。首先进行土地法的制订，并于1929年制定了《临时土地政纲》和《土地政纲实施细则》两个有关土地革命的纲领性的文件，这是我党最早的土地法令之一。其次成立土地革命机构，抽调专班培训专人，以点带面，逐步推进。这一做法为全国红色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其三，实施比较灵活的土地政策。比如：反动地主家属也分一份土地，富农只没收多余土地，中农不没收土地也不分配土地等等。在土地分配上相对科学化，比如，分配土地不以面积多少为标准，而是以产量多少为标准，土地数量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等。同时严格地主阶级、富农阶级之间的区别，制订了相对宽松的富农策略。这些政策体现了我党当时土地政策的正确性。

(四)为探索中国革命成功之路作出伟大贡献 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尤其是黄麻起义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目前这一点学术界还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大别山地区的革命道路与井冈山的革命道路如出一辙，但又相对独立而又殊途同归。

1.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中共黄麻特委和军事领导人根据撤出黄麻县城后几个月的游击作战经验，深刻地体会到必须在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中共黄麻特委和第7军终于在柴山保地区站稳了脚跟，这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鄂豫皖边界地区的最早反映，这也表明在历尽磨难之后，大别山地区的革命者终于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向“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4]值得一提的是 ，柴山保武装割据是顶着中央指责的压力，没有外来经验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是独立自主的选择，其意义可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相提并论。

2.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将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之后对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的结合分别作出了有建树的探索，这为之后的鄂豫皖革命根据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创建了红军，但此时红军的力量还十分弱小，面对强大的敌人，必须创造性地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黄麻起义后期，起义领导总结出游击战争的“八会”，即会跑、会打、会散、会集、会退、会进、会知、会疑。[5]进而推出了“昼行夜动，远袭近上、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游击原则。这种游击战争的思想与毛泽东在井冈山实施的游击战战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4.中国革命的成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紧密依靠群众。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大别山红军也是党一手缔造的，并始终如一的在党的指挥下前进，大别山红军按党的建军路线、建军原则去建设军队，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而积极斗争。党的领导使红军成为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并能在敌强我弱的严酷斗争环境中越战越强。

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始终离不开人民群众。无论采取哪种作战形式，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有力配合。鄂豫皖苏区曾拥有地方武装20万人。红军每到一处严格执行革命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损坏群众一草一木。红军每攻下一地，首先做的就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并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1]3大别山红军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相互支援、相互配合，这是战胜强大敌人的法宝。

(五)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宝贵人才 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不仅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作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革命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宝贵人才。董必武、李先念、许世友、秦基伟、王建安、王树声、徐海东、周纯全、吴焕先、詹才芳、陈再道等都领导或参加了黄麻起义，其中李先念、徐海东、王树声被中央军委于1989年确认为军事家。[5]7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有十大将军县，而大别山地区就有红安、麻城、金寨、六安、新县、大悟等6席。[5]8在1955、1958、1961、1962、1964年受衔的将帅中，大别山地区诞生了337位开国将军，他们中间有许多参加了大别山地区著名三大起义。这也是大别山地区三大武装起义突出的历史贡献。

[1]张颖,汪季石.铁血杜鹃红[M].北京：东方之子出版社，2011：10.

[2]张颖.大别山早期革命先驱者的五大熔炉[N].湖北：湖北社会科学报(内)，2011(11)4.

[3]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皖西革命史[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94.

[4]汪季石,魏丹.试论黄麻起义对探索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伟大贡献[J].湖北社会科学，2005(7)23.

[5]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红色大别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7.

责任编辑 张吉兵

2016-03-27

10.3969/j.issn.1003-8078.2016.04.20

潘晔(1966-)，女，湖北罗田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戴思奇(1992-)，女，湖北罗田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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