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契克情感理论视域下的情感用语
——以古海忠之笔供为例

李加娜　孟庆荣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4）



【文学评论】

普鲁契克情感理论视域下的情感用语
——以古海忠之笔供为例

李加娜孟庆荣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连116024）

笔者以《日本侵华战犯笔供》第五册中古海忠之的供词原件为研究对象，以普鲁契克的情感模型和情绪进化论为依托，通过整理和归纳笔供中情感语言的使用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认罪状况，从语言使用特征为切入点解读个体战犯的情感语言，希冀对今后的战犯研究、笔供研究、语言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日本侵华战犯笔供》；古海忠之；笔供；情感理论；情感语言

《日本侵华战犯笔供》收录了公开审判的45名日本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词，是我国首次系统地公布日本侵华战犯的笔供原文。该书为揭露日本侵华战争暴行，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书面材料。古海忠之，日本大藏省官僚，满洲国官僚，实业家。1940年6月任伪满洲国副总理，制定了多个侵略中国的计划。在古海的供词中，除去供述的犯罪事实，还掺杂许多情感语言，这在战犯笔供中较为罕见。新井利男指出，“笔供自述”是日本战犯完成从“鬼子”到“人类”蜕变的有力证明。［1］高岸起指出，主体只能在一定的情感状态中进行认识活动，它是主体认识能否处于最佳状态的决定性因素，并直接影响认识过程中信息的选择和加工。［2］笔供作为战犯思想教育改造之后的书面成果，历经中国政府各方力量反复细致地调查取证，内容真实可靠，因此，笔供中的情感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真实展现战犯思想改造之后的情感状态和认罪状况。

一、情感轮模型和情绪进化论

罗伯特·普鲁契克于1980年提出情感轮理论，它是一个描述情感之间关系的三维圆锥模式或二维轮模式。人类的基本情绪分为喜悦、悲伤、愤怒、害怕、信任、厌恶、期盼和惊奇8种。垂直维度代表情感强度，圆圈维度代表情感之间的简单性程度；对角位置的情感表现出两极性；相邻的情绪具有相似性。8种基本情绪的二轴复合产生24种情绪，三轴复合产生32种情绪，一个强度水平上共发生56种情绪，四个强度水平上共发生224种情绪。

另外，罗伯特·普鲁契克还提出情绪进化理论，认为情绪是一个由特定刺激所激起的，由认知评价、主观感受、行为反应等因素组成的反应序列。环境的某种刺激物作用于有机体，有机体经过一定的认知评价，产生特定的主观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实施相应的外显行为，以实现特定的适应功能。因此，要完整地理解情绪的本质，必须用多种语言来描述这个反应序列，即刺激语言、认知语言、主观语言、行动语言和功能语言。情感在多次情绪体验的基础上形成，并通过情绪表现出来；反过来，情绪的表现和变化又受已形成的情感的制约。普鲁契克的情感轮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普鲁契克的情感轮模型

二、情感语言使用状况

经整理分析发现，古海忠之笔供中共出现情感词汇16个，累计出现36次（见表1）。［3］出现频率最高的情感词汇分别为“痛感スル”“惭愧”“恐ル”等。其中，有27处情感词汇所在的句子与认罪表现相关，且均出现在文章结尾。这说明古海忠之在笔供书写过程中切实融入了感情，并在文章结尾抵达情绪高潮。

依据情感模型，古海忠之在做认罪陈述时所流露出来的分别是悲痛、狂怒、憎恶、害怕、认可和懊悔。从情感强度看，古海忠之表现出的情感有强度最高的悲痛、狂怒和憎恶；次之是害怕；强度较弱的为认可；强度最弱的是懊悔。从强度大小上看，古海忠之的情感表现偏于强烈。另外，以上情感虽处于不同强度，但均属消极情绪。

根据情绪进化理论，以上不同强度的消极情绪的交织，促使古海忠之做出了相应的认知评价和谢罪行为。表现在语言上，即古海忠之主动担负伪满洲国最高领导人的责任；认识到了帝国主义的残忍本质；承认且嘲笑自己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拥护者的阶级立场；对自己持有帝国主义思想表示坚决摒弃；对自己各种侵害中国的决策和行为表示认罪，并承诺努力改过自新。

表1　古海忠之笔供中的情感词汇使用情况汇总表

另外，从词性上看，古海忠之分别使用动词、形容词和名词来描述自己的情感，其中动词占据绝对优势。寺村秀夫指出，情感表达分为对动态事件的客观描述和对事物的性质规定两种类型。［4］比如，“吃惊”“惊呆”等情感表达是对外在可观察到的情感的客观描述，而“可怕的（传染病）”“愚蠢的（话）”等情感表达，则是主观上对事物的性质进行界定和判断。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对动态事件进行客观描述时多倾向于使用动词，对事物性质进行界定时多倾向于使用形容词，这一现象同样适用于人类的情感表现。可以推断，古海忠之在撰写笔供过程中，倾向于客观描述自己的真实反应，而非主观判断，由此更增强了笔供的可靠性。

从1956年6月古海忠之被判有期徒刑18年，到1963年3月作为有悔改表现的战犯提前释放，除去审判之前的羁押时间，古海忠之仅服刑7年。对比古海忠之的犯罪事实和量刑结果，他的确得到了宽大处理，这与古海忠之在笔供中使用的情感用语和表现出的认罪态度不无关系。［5］

三、结语

本文以心理学领域的情感模型和情绪进化论为依托，从情感角度对古海的情感语言和认罪情况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受国际国内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古海在情感上发生转变。笔供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情感词汇依次为“痛感”“惭愧”“恐ル”，其中75%的情感词汇与认罪表现相关，且多出现在文段结尾；古海忠之表现出的情绪强度偏高，以“认可”“憎恶”“懊悔”等最为常见。在上述情感影响下，古海忠之对侵华战争、日本及自身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这促使古海意识到侵华战争对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深重灾难。古海忠之在供词中所使用的情感语言，一方面印证了古海在书写笔供过程中融入了情感；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研究战犯心理开启了一扇大门，但是，基于笔供写于审判之前，不排除古海为减轻刑罚刻意夸大认罪态度的可能。总之，古海忠之作为当时伪满洲国的实权人物，在认罪方面的确表现出的了低姿态，这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宽大政策的正确性，也表明我国在战犯改造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1］新井利男．供述书はこうして书かれた抚顺犯管理所と犯政策［J］．世界，1998，（648）：69－78．

［2］高岸起．论情感在认识中的作用［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3）：82－86．

［3］中央档案馆．日本侵华战犯笔供［M］．北京：中央档案馆，2005．23．

［4］寺村秀夫．日本语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I［M］．东京：くろしお出版，1982．75．

［5］乔建中，高四新．普鲁契克的情绪进化理论［J］．心理学报，1991，（4）：433－440．

【责任编辑：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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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6）07－0063－03

2016－05－05

李加娜（1990－），女，山东临沂人，主要从事战犯笔供，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