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顶级科学期刊”《Nature》的真相说开去
——琐谈我国学界的乱象

李春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1）



【文化观察】

从“世界顶级科学期刊”《Nature》的真相说开去
——琐谈我国学界的乱象

李春林

（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沈阳110031）

我国无论是在自然科学抑或人文社会科学方面都存在着种种乱象。核心期刊的重要性被严重高估，导致某些核心期刊易被商品化——这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走《Nature》（《自然》）杂志的路向。许多核心刊物不发中级职称及以下作者的文章，阻塞了青年才俊的上升之路。“跑博士点”成为普遍现象，时有不公平竞争。博士生、硕士生的大跃进式的全面扩招，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可想而知。课题基金的评审有时需跑出去运作。那些没有取得任何课题基金支持，自己孜孜矻矻地独自取得优秀成果的人更应得到发表的机会，更应得到学界的尊重。“挂长通吃”的现象严重存在。而某些“挂长”者并非真有学术水平，其往往是破坏学术规范者。

《自然》；商业运作；核心期刊；跑博士点，跑课题基金；“挂长通吃”

最近读了江晓原、穆蕴秋先生几篇探究所谓学术刊物“影响因子”问题的文章：《不公平游戏：“两栖”SCI刊物如何操弄影响因子》［1］；《“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一）》［2］；《期刊“影响因子”究竟是什么人发布的》［3］。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为我国学界所崇拜到至高无上、无以复加地界的“世界顶级科学期刊”《Nature》原来竟是一个学术与科普两栖的大众化读物！而所谓“影响因子”只不过是用来赚钱的工具！这让我们唯“影响因子”马首是瞻的学术评价体系真是情何以堪！

他们写道：目前，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被普遍视为权威的学术评估手段，这在理工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影响因子”在科技期刊评价中已被推崇到荒谬的高度。在许多人心目中，“影响因子”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公器”，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一再强调、并使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我们的科研人员尽可能将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是荒谬的，而且正在对中国学术造成严重危害。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们普遍没有注意到“影响因子”纯粹的商业性质。［4］

长期以来，我们所建立的这个学术评价系统，尤其是对于学术论文的评价，主要是参照国外模式，但从未曾考察其是否有弊病。这尤以自然科学方面为最。倘若一篇文章得以在《自然》（《Nature》）这样的所谓世界顶级杂志发表，竟然可获数百万奖金。甚至有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领导“跪求”属下的教授、研究员们朝此方向努力。殊不知这个大名如雷贯耳的杂志居然连一般的非学术性的读者来信也予以刊发，并且在不断地缩减学术论文篇数，增加科普方面文章数量，借以扩大影响因子和广告效应，巧借学术之名，行发大财之实。回想起来，我们真是何等可悲，简直是被它们诱奸了。

其实不独自然科学方面的评价标准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亦问题多多。暂且琐谈几项。当然，有的也许没有普遍性，有的甚或有值得肯定之处；但笔者在此处主要是谈问题。

曾几何时，我们将学术论文分成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两大类别，非核心期刊上的成果只能充数，不会被当作评职、评级的硬指标。我觉得，应当说，其初衷有其合理之处，倘若一篇论文发表在一个影响面很小的刊物上，即使颇多新见，有时也会被忽略。例如，研究鲁迅小说的复调品格的文章早在1986年就已出现，远远早在严家炎先生之前，但由于该文发表在《绍兴师专学报》上，结果被多人忽略。我是由于研究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史，才注意到此篇。诚然，严格地说，我们在从事任何一个课题研究时，都应当穷尽该课题以前的研究成果，而不应因其发表的刊物大小而取舍。然而实际上由于学术成果的爆炸性增长，对于不会电脑上网的人而言，此种“穷尽术”行之不易。但不管怎样，作为严格的学术研究来说，主要的是应看论文本身质量，而不是看其发表的刊物级别。可我们当下却把此种“核心”与“非核心”之分绝对化了。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社就做得较好：他们选取的全文复印文章是不分其所刊载的刊物是否核心非核心的，更不管什么行政级别。例如本人发表在《佳木斯教育学院》（非核心、地市级）的一篇《论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就被全文复印。而我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某些论文并未被全文复印（当然也有许多被复印）。一般来说，若是将某一个人或某一单位核心期刊论文数量与被人大全文复印数量做一比较，往往前者多于后者——后者显得更为值得珍惜。事实上所谓刊物是否能够进入“核心”，被人大全文转载数量、比例等倒是一个重要参数。可惜，许多单位并不看重此，而是唯“核心”是从（在这方面，辽宁社会科学院做得较好，将能否被人大全文复印，视为论文质量一个重要参考项，并按B类核心期刊对待之）。

由于核心期刊数量及版面有限，尽管许多核心期刊每每扩量增容（增加期数与页码），仍不能满足庞大的作者群之需——前些年有人在《中国出版》杂志上刊文，说需要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博士及有评职称需要的科研、教学人员的文章总数量与核心期刊现有容量之比可达10：1。

由于核心期刊的重要性被严重高估，在当下全国人民向钱看的背景下，此种核心期刊就很易被商品化——这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走《自然》杂志的路向。某些核心期刊出售版面，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尽管没有一家刊物在稿约中明确说明，甚至在公开场合予以否认，但真地到了较真的时候，有时就会收到交款通知（笔者十多年前就在西北某地一家核心期刊遭遇过此种“华盖运”，自然被我婉拒）。有的核心期刊编辑对收取版面费也给出了种种理由，一方面他们深感经费不足（这有时也是实情），而同时许多作者享有不同级别的课题费，有的甚至相当之高，他们拿得起。但多数人不一定有高额课题费乃至很少的课题费，尤其是那些全日制在学的博士们（至于那些在职官员博士们自然不在话下，区区数千数万元对于他们而言小菜一碟）。前面提及的《中国出版》上的那篇文章就说有的穷博士为了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卖血——没有核心期刊的文章，无法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武汉大学一位著名哲学教授的高足，本来是位优秀生，是他当时所带的博士们中的翘楚，但却因无核心期刊论文，被校方取消答辩资格，气得这位教授宣称不再当博导了。其实以前也并没有不在就学期间发表文章不准答辩的要求，我读硕士时，导师田仲济先生反对我们不好好学习忙着发文章。他说过：现在你们的任务是“吃”，不是“吐”，现在写的文章要放在箱底，等毕业后认真修改、提升再去发表，反响会大不一样。不是一个导师如此。有的同学发一些文章为了不被导师批评，只好化名。现在的硕士论文后面都要附上已经发表文章目录：是鼓励求学期间发文了。

应说，重视核心期刊自有其一定合理性，可是真理再往前一步就是谬误，将其绝对化显然是不妥的，这不独坑了那些虽然优秀但没有门路或金钱的学生，并且也使得个别核心期刊名声不佳。据笔者所知，有的核心期刊的个别文章只有一个页码，连同内容提要及关键词不过2000字。这样的文章究竟有多少学术含量，让人存疑。但是转而一想，这样的期刊对于某些经济情况不佳的人又是一个“福地”：仅有一块版所需资金也就有限了！或许正是由于卖版面问题的存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开始资助一批核心期刊。但愿此后卖版面问题能够彻底解决。

要之，一个刊物是否核心期刊成了其身份档次的唯一标志。绝大多数核心期刊都要将其“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封面上标出，有几项标几项，三者全有者为“将军”级，二项者为“校官”级，一项者为“尉官”级。至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更是高居元帅级了。所以有些“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只在封面上标此一项殊荣也就很灿烂了。现在还有什么核心期刊“扩展版”目录，所列者自然是准核心期刊——“准尉”了。全无者当然是士兵级了。不过，此种刊物评级倒不是终身制，是一个动态平衡，比我们的军衔大都是终身制（除了大老虎徐才厚、郭伯雄之流被褫夺军衔）好得多。当然也有些刊物不愿过于张扬，将这种标记置于封内。更为值得称道的是，个别核心期刊不屑于此种身份的自我宣示乃至炫耀，如《鲁迅研究月刊》，其封面封内从头至尾居然找不到它的核心期刊“身份证”，以至于某个别单位一度将这位“将官”当作了“尉官”。这个被个别单位视为“尉官”的刊物个性十足，从不执行有关方面关于论文要有内容摘要和关键词的规定，我行我素，但由于其所刊发的文章的高质量和影响力，始终为广大鲁迅学人及其他相关门类的学者所敬重，而各个核心期刊的评选机构似乎也很尊重它的学术个性，它就这么一直按照自己所惯用和喜用的方式办着，也没有耽误被评为核心期刊（可不是自己争取来的、跑来的！）。《鲁迅研究月刊》对得起鲁迅这个名字！

与刊物级别相关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刊物不刊发中级职称及以下作者的文章，也不刊发师专一类学校作者的文章。从刊物自身来说，可能是出于确保刊物质量的需要。但如此规定未免过于机械，难道说所有这些职称偏低、学校偏小的作者都写不出出色的文章？我还是中级职称时就在现在看来是核心期刊（包括北京大学的《国外文学》）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并且其中有些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有的还得到鲁迅学大师李何林先生的肯定，有一篇文章被选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鲁研室编选的《鲁迅与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然而在今天，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是为之，阻塞了青年才俊的上升之路，实在于学术发展不利。同时这也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导师与学生联名发文的怪现象。本来，导师指导学生写论文乃是天经地义，绝无联名之理，以前也为诸多学者所不齿。笔者曾按照朱德发先生开出的提纲撰写《中国新文学六十年》一书的尾论《中国新文学的总体反思》，在此文的结尾注出是按朱先生的提纲所写；但被朱先生在书稿上划掉。此事对我影响甚深。我曾应其请求推荐一位学生的文稿给某核心期刊，我也曾给她提出过修改意见，按现在通行做法似乎亦可联名，并且如是为之，学生可不交版面费，我还可得奖励。但我坚决不干：不能以任何方式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是我做人的底线之一。然而现在我们却不能说如是为之的人都是缺乏师德：没有导师的大名，有时刊物干脆拒发。看来也不能完全错怪导师——是某些刊物对作者级别的规定“逼良为娼”。

前文说到核心期刊的争取与“跑”；应说并不严重，因为从总体而言，其评选还是有硬指标，并且较易掌握和操作。而真正需拿出种种硬件与软件，甚至以跑马拉松的方式去争取，去跑赛，去拼搏的还应说是博士点的设置。为了跑博士点，学校领导及学界要员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但那主要的功夫还是在“诗外”。比较常用的手法之一就是以高薪挖名家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扩张和提升自己的学术团队，甚至有的以近百万年薪招揽人才。于是一段时间内出现了著名教授的大面积、高频次快速流动。再有就是猛攻顶级刊物，在短期内向其抛出集束手榴弹，引起爆炸效应。最后是必须召开一个全国规模的学术研讨会，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同样也是“功夫在诗外”：主持者要精心设计会议规模、场地、住宿、餐饮、用车等等，一定要使全部与会者——多为握有设点投票权的学术权威——十分满意，有一个不满意有时也会通盘全输。

当然这些都要破财的。然而没有投入，焉有产出？博士点一旦获批，真是好处多多：首先学校增加了一个博士点，意味着含金量的增加，各项考评会增加分数；其次教授们升级为“博导”，再也不会看重什么“学会理事”之类的虚职；第三，对于那些尚无博士点的学校则会带来连锁效应，从此一路凯歌，各科各专业博士点接踵而至。而所有这些的后面则是带来真金白银的经济利益。有些所谓“险胜”（此种“险胜”的取得有时不乏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学校事后总要“庆功答谢”：召开一个全国规模的学术研讨会，请各位施惠者到场，以示并非过河拆桥，而是知恩图报。

与此相应的是，博士生（包括硕士生）的全面扩招——总不能让博导们闲着吧——以实现各个层次的教育大跃进。以前一个硕士生导师所带学生几届加一块也就不过十几人，现在则是博士、硕士可达几十人，最高可达100余人，以至于导师不认识自己的学生。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一般说来，博士多数尚差强人意，也有很优秀者；硕士则只有少数能够达到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水平。仅从对于答辩的重视程度就可见一斑：文革前的硕士一个人得答辩一整天时间（我是从吴泰昌一篇散文中得知的）；我是1982年毕业的硕士生，答辩时间为半天；晚我几年毕业的是2个人半天；而现在是半天可进行十五六人，博士答辩半天可进行三四人。有时答辩纯属走过场。一个人只能问一个问题，也没有时间追问。而答辩委员会成员往往也不认真阅读论文——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根本不给你时间。动辄几十篇硕士论文再加上几篇博士论文需要你在七八天内看完，没有火眼金睛双目百行是玩不转的。这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全国高校大体如此，就连北京大学也不例外：我在2002年夏举行的亚洲儿童文学大会期间就听到曹文轩先生对此抱怨。

再就是跑课题基金。各个层级的课题基金，若是仅将材料上报后守株待兔，恐怕会一无所获（当然这并非绝对的）。愈高层级的，基金数目愈大的，愈要跑出去运作。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曾在《中华读书报》上谈及他对课题基金的感受。某次，他作为一位评审者参与一项国家级课题基金的审查工作。结果大家都认为应当得到的人没有得到，不应当得到的人反而得到了。最后这位教授发誓再也不参加这项工作了。这就是“跑”与“不跑”的不同结果。有一位学者申报某项课题基金，初审通过；复审时有人根据申请报告中有全书章目，便以课题基金不支持出书为由将其否决（谁都知道，申请课题基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成果的正式付梓）。次年，这个申请报告没有更改一字，只是换了申报人的名字，却获得通过。这还是“跑”与“不跑”的不同结果。现在，有的单位申报正高，要求必须有国家课题，而粥少僧多，逼得人们又不得不“功夫在诗外”，去“跑课题”。另外，现在刊物发表论文，凡有课题基金支持的都予以注出。一些学者对此也持异议，不知如此为之的原因何在。我也曾享有过某课题基金，但我从不标示：担心收取版面费。我倒觉得，那些没有取得任何课题基金支持，自己孜孜矻矻地独自取得优秀成果的人更应得到发表的机会，更应得到学界的尊重。

还有一个学术乱象是“挂长通吃”。只要“挂了长”，什么好处都可以得到。评级、评学术带头人、评专家、评奖、出书……通通上，而不管其真正水平如何。据说，南方某省社科联最近几届评奖，一等奖几乎全被各单位领导摘得。所以，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通俗哲学命题在当下的中国学界早已不复存在，而是“一把钥匙开一切锁”——只要有“挂长”这把钥匙。某单位要给学者出文集，有具体的明确要求和标准，有人成果根本不够基本条件，但因“挂长”便可照样出，结果贻笑大方。姑举一例。

按该单位《关于申报2013年学者文库文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入选文章明确规定：“对收入文集的文章，原则上应为在省级及以上报刊发表的论文；已收入公开出版的论文集中的个人文章，经编委会审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也可收入。”该“挂长者”的文集收文65篇，按规定，主要应从报刊上选取，该文集却只有28篇如此，且其中在省级及以上报刊刊发的仅为14篇，其余均为地市级及以下者，其中不乏县级小报及《卫生与生活》之类，甚至有内刊8篇。从其他文集中竟然选用33篇，其中两种文集无出版单位（当系内部印刷，凡正式出版者作者都标明了出版社）。不知以上诸文是否都经编委会审定认为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另，也不允许从同一文集中选取两篇文章。《通知》还规定：“对多人合著的著作，允许选择个人承担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篇章，另加题目（每部以一章为限），但所占篇幅最高不得超出文集总文章的1／5。《文集》有3篇属于此种情况，三项共96852字，超过全书篇幅47．5万字的1／5（95000字）。《通知》规定：“每篇文章的字数应不低于3000字。《文集》中不足3000字的有10篇以上。

整个看来，该文集收文以从其他书中选取者为最多（36篇占全书65篇一半以上），甚至有从工具书中直接搬来者。同时，序跋书评之类在全书数量最多，而评说对象相当多属于二三流乃至三四流作家的个别作品。文章又不长，很难称得上是学术论文。诚然，不能说短文毫无价值，选取一两篇3000字以下学术含量丰沛短文似乎亦无不可，但《文集》的3000字以下短文不仅数量太多，而且大多为地市级以下刊物，省级刊物也仅一篇，却不乏内刊。有学者说，此书无论是从书名还是从具体内容来看，都是“杂耍”（像在县级报刊特别是《卫生与生活》发表的文章也收进书中，真令人惊诧莫名）。更有一位北京学者说这样的书也能忝列“学者文库”之中由公费出版可谓“小丑闻”。这位作者仅凭“挂长”就任性地鄙视和嘲弄了单位的明文规定，并且拥有“学术带头人”和“老专家工作室”成员（其实他并非享受“特贴”专家）的名利。所以然则何？“挂长通吃”也！其实这也是学术失范（姑且不说学术腐败）的一种表现。

此外还有评奖中的种种问题。由于已写过专文［5］，此处从略。

以上所谈有的仅是个别现象，这也是须再作说明的。

［1］穆韵秋，江晓原．不公平游戏：“两栖”SCI刊物如何操弄影响因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2］江晓原，穆蕴秋．“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揭开“影响因子”的学术画皮（一）［EB／OL］．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 istrator／．

［3］［4］江晓原，穆蕴秋．期刊“影响因子”究竟是什么人发布的［J］．出版发行研究，2016，（4）．

［5］李春林．中国鲁迅研究会应独立评选民间鲁迅文学奖——兼谈中国当下文学评奖的乱象［J］．文化学刊，2014，（2）．

【责任编辑：董丽娟】

汉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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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6）07－0027－06

2016－05－05

李春林（1942－），男，河北玉田人，研究员，主要从事鲁迅学、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