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洞村》：农村题材电影美学的新拓展

居佳英 刘 贺

电影《十八洞村》剧照

影片《十八洞村》由苗月执导，王学圻、陈瑾领衔主演。这部献礼十九大的影片，以精准扶贫首倡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为原型，讲述了退伍军人杨英俊和杨家兄弟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由分散到团结，为战胜贫困不畏艰难、奋力拼搏的故事。影片从农民形象的探索到文化内涵的呈现，实践着农村题材电影美学的新拓展。

一、农民形象的有益探索

纵观中国电影史，农村题材电影在社会文化的各个转型期几乎都有大的收获，此类影片在表现重大社会生活变革的同时，也为观众塑造了大量丰富生动的农民形象。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电影中，农民主要被塑造成为苦难的承受者和觉醒的抗争者两类形象。如1933年由程步高执导的影片《春蚕》，影片讲述了以老通宝为代表的浙东一带的养蚕户因受到资本主义的压榨，不得不陷入破产的悲剧命运。同年，在岳枫执导的影片《中国海的怒潮》中，主人公阿德和参战的渔民们则表现出了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海，英勇与外敌抗争的伟大献身精神。美国电影理论家卡温在《解读电影》中曾这样表述：“不论是否公开处理政治问题，实际上任何电影都是政治电影。”“十七年”电影中塑造的农民形象则主要是农民革命英雄和党的农村基层干部，这两类形象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确认和规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红色娘子军》通过吴琼花受压迫的经历，一方面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在党的指导下，吴琼花完成了从“贫农女儿”到“革命英雄”的身份转变。拍摄于1962年的影片《李双双》则塑造了李双双这一热爱劳动、思想进步的农村妇女形象。“十年浩劫”结束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中的农民形象，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塑造态势。如处在变革中的孙旺泉（《老井》的主人公）和秋菊（《秋菊打官司》的主人公）,突显善良、热心等美好人性的张美丽（《美丽的大脚》的主人公）和赵小芸（《江北好人》的主人公）,以及选择用乐观心态面对残酷现实的龚玲玲（《黄山来的姑娘》的主人公）和刘承强（《上车，走吧》的主人公）,等等。在这一时期的农民形象塑造方面，导演、编剧等试图通过农民或传统或现代的精神品格以引发观众的共鸣，借以实践农村题材电影的新突破。相较于以往农民形象的塑造，《十八洞村》在人物表现方面则呈现出具有时代性、丰富性、立体性的有益探索。

影片《十八洞村》的精神内核，同样主要集中在主人公杨英俊的诸多品格上。作为男人，杨英俊有着极强的担当意识。当儿子儿媳因为筹钱给小南瓜治病，生活日渐窘迫时，杨英俊果断决定肩负起照顾孙女的重担，将小南瓜接回了乡下。当妻子麻妹由于生计困难决心外出打工时，听到麻妹在火车中因拥挤发出的哭喊声，杨英俊果断抓住她的手，将她带回了家。作为农民，杨英俊始终坚守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的准则。他的一生都在“一心一意地种田”，“莫夸”二字似乎已成为他的口头禅。麻妹乐观地假想可以一辈子陪在小南瓜身边时，杨英俊以“莫夸”劝她不要心存幻想；帮扶工作人员王申大谈如何填土造田时，杨英俊则以“莫夸”告诫他实施的艰难。作为队伍老兵，杨英俊有骨气，有魄力。得知自己家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家庭后，他想到的不是政策里提到的五万元的贴息贷款，不是终于有人能够帮忙承担自己的贫苦，而是自己会因此成为他人奚落的对象，自己的贫困竟给国家的富强之路拖了后腿。于是，他愤怒地离开会议现场；愤怒地要麻妹拿出账本，打算亲自“精准识别”一下自己的生活条件；愤怒地一把扯下钉在自家门口的“结对帮扶”明白卡……相比以往农村电影集中地捕捉主人公的某一种品性，杨英俊的身上则集合了较多的正能量，这些能量与现代人自私、浮躁、贪婪、懒惰的常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杨英俊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更具审美价值。当杨英俊坚定地以“杨家将”精神支撑起十八洞村杨家班填土造田的计划时，那份由一个朴素农民发出的、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践行的力量，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观众。

二、主旋律视角的艺术呈现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十八洞村实地考察后，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此后，在政策扶持下，经过几年的发展，这个偏远的山窝窝终于迎来了蒸蒸日上的生活新貌。时隔四年，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真实故事被导演苗月等人搬上荧幕，成了讲述“精准扶贫”的生动样本。一直以来，对于主旋律电影优劣的衡量，主要着眼于所谓的“主题意义重大，叙事生动，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思想导向正确”四个方面。影片《十八洞村》则打破了传统的主旋律宣教性的叙事框架，它没有生硬地在故事的推进中完成对政策的图解，没有俗套地将叙事焦点投向“精准扶贫”名单产生过程中的种种困难。而是在完美隐藏政策性的符号、解说、图式的前提下，扎根于农村的真实环境，对准农民的真实遭遇，以生动丰满的画面彰显农民的心态与精神。影片中，十八洞村杨家班填土造田计划的实施，突显了杨英俊战胜贫困的决心，同样也实现了杨英连与家人团聚的梦想，见证了杨英栏、杨金三二人的成长。多年前，杨英连的女儿小薇薇与青年施又成相恋了，但在家族的阻碍下，小薇薇的爱情没能得到父亲的祝福。两个年轻人只得外出打工攒钱，盼望着孝心终有一天能换来父亲的谅解。此时，填土造田的计划成了父女俩和缓关系的重要契机，相比对陈年往事的耿耿于怀，杨家班的人更加需要年轻的力量加入脱贫的队伍。从对着女儿毕业证书上的照片痛哭流涕，到热情地招待同乡们饮酒歌唱，杨英连再也不需要忍受思念女儿的痛苦与无助，等待他的只有愈加美好富足的新生活。另外两位村民杨金三和杨英栏起初则扮演了“政策阻挠者”的角色。本就生活贫困的杨金三为了生儿子不惜承受多次超生罚款，他将生活的重担抛给妻子，要她外出打工，自己则在家“照顾”四个女儿的生活。而生性懒惰的单身汉杨英栏同样无所事事，每天只会抱怨社会的不公平，心甘情愿地等待着国家的救济。杨英俊等人的填土造田计划的动员，一方面唤起了杨金三和杨英栏对新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也让自认为现代文明理应取代乡村文明的杨英栏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与罪责。在日复一日的刨土、运土过程中，杨家班的每一人都找到了于辛苦劳动中实现的自身价值，这种价值充满着坚毅的力量，闪耀着自尊的光芒。

在对新时期以来主旋律电影中的平民化、质朴化的叙事模式的延续中，影片《十八洞村》在塑造多层次的农民群像的同时，通过对王申这样一个年轻帮扶工作人员形象的塑造，代替了对村干部们的着力表现。不同于城市青年对扎根农村想法的排斥，不同于同是帮扶人员的小龙的攀比心与功利心，王申身上带有的是可贵的实干精神。为了帮助杨英俊尽快脱贫，他在帮扶名单公布后的第二天就跑到杨英俊家的田里插秧；因为杨英俊一句“我们村的土地太少了”，他多方搜集资料找到了那片可以填土造田的尾矿库，为杨家班脱贫带来新的希望。王申在实际的工作中，抛却了所谓的“官民”之别，他将对杨英俊等人的情感上升至友情甚至亲情，在本职工作中融入真情与真心，这是新型官民关系的有力探索，同样也是影片《十八洞村》在主旋律视角方面巧妙高超的艺术表现。

三、田园风光的诗意抒写

王一川在讨论影片《南京！南京！》时，曾指出：“影片在制作中应体现出电影美学、电影经济学和电影政治学三方面的融通。第一是电影美学, 要符合电影艺术的标准；第二是电影经济学，要符合电影市场或票房的标准；第三是电影政治学，要符合现在这个社会主流价值系统的要求。”作为电影制作的首要标准，美学风格的独特与创新日渐成为农村题材电影中的重要追求。农村题材的电影大致有两类美学倾向，一是重在表现农村的贫困与凋敝，以此展现农民在城乡二元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困顿；二是传承了中国诗歌美学的传统，在影像的创造中融入与古典诗歌相通的悠远与宁静、闲适与恬淡的意境，凸显出一种牧歌式的情怀。同为在湘西地区取景拍摄的农村题材电影，《十八洞村》里既有《边城》中水墨画一般的平和娴静，又有《那山那人那狗》中舒缓清新的田园景象。借助于象征手法，影片在这如诗如画的风光中同样凝结了丰厚的文化内涵。有评论指出：“在文艺创作中，象征主要是指借助某种具体的形象，或标志性的物象以表现与之相近似的思想感情和文化意蕴，通常以独特、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系为基础，进而表现或暗示出一种超越这形象体系自身的哲理内容与美学意蕴的艺术手段。”在影片《十八洞村》中，导演苗月试图通过对“乡土”意象的呈现构成对个体生命生存境遇的观照与慰藉，构成对民族文化的审视与反思，以及对民族生存力量的思索与挖掘。乡土是中华文化之根，它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并深刻塑造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正如杨英俊将“一心一意种田”看得如此神圣，正如杨英栏的尽管不种地，也不能失去土地的执拗观点，“乡土”象征着对自身存在价值的确认，象征着对自家血脉的传承，更象征着对传统民族精神的坚守。当我们再次回味影片，在大全景与航拍镜头的交叉剪辑中，在淅淅沥沥的雨滴声中，在激人斗志的苗鼓声中，绿色调的层叠的稻田展现给观众的，是湘西人本于自然、敬畏自然的美好心性，更是他们奋力拼搏、昂扬进取的伟大精神。

结语

影片结尾并没有一如传统影视艺术中对于“大团圆”结局的惯性呈现，而是借助苗绣产业的发展、薇薇网店的创收等现状，烘托出仍在进行中的杨家班填土造田“实业”的可观前景。如此，才更为真实，如此，才更具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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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陆川,王一川等.南京！南京！[J].当代电影,2009(7)：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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