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敦刻尔克》的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

王晓璐

克里斯托弗·诺兰被斯皮尔伯格称为“好莱坞最后的电影作者”，他的作品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非线性的叙事结构著称于世。《敦刻尔克》是克里斯托弗·诺兰继电影《蚁岭》《追随》《记忆碎片》《盗梦空间》等作品之后导演的第十三部影片。《敦刻尔克》的故事发生在1940年5月25日，英法联军在位于法国东北部的敦刻尔克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撤退行动。当时沦陷的士兵多达40万余人，起初丘吉尔保守营救3万士兵，但最后在民用船只的帮助下成功撤离了33.8万人，史称“敦刻尔克奇迹”。

诺兰用镜头语言为观众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奇幻的“梦”，每－个“梦”都为观众带来无与伦比的视觉奇观的同时，又给观众的思想与灵魂带来冲击和洗礼。本文以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影片《敦刻尔克》为例，从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两个维度出发进行评析。文艺作品只有将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融为一体，才能构建“真”“善”“美”的价值体系。

一、《敦刻尔克》的历史理性

电影是“物质世界的复原”，以内在尺度创造艺术真实，要义是“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如果没有历史感，文艺作品就很难有丰富的灵感和深刻的思想。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自我，对“善”“美”的评价就失去了依据和把握。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曾说：“作家对对象世界的理解、反映和阐释，只要合情合理，他的作品就会具有‘真实性’的品格。”具有“真实性”品格的艺术作品，可以让观众产生共鸣与认同，作品越真实，观众越能对作品产生心灵的沟通与对个人生存状况深邃的思考，观众和作品之间的内在情意和联系也就越深入而不可分割。因此，“真实性”就成为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二维到三维，电影一直在致力于再现“更完整的现实”。电影作品对“真”的探求是通过视听语言来表现处于历史进程之中的人的世界。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认为，整体的现实具有内在的复杂性、多义性与暧昧性。电影的使命恰恰在于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展现作为一个个整体、包含多种意义的现实，电影是“打开未知世界的大门的钥匙”。

首先，《敦刻尔克》的历史真实体现在非线性的时空叙事中。巴赫金认为：“在文学艺术时空体里，时间和空间被融合在一个具体的整体当中，时间可以在这个整体中伸缩，成为在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也可以收缩，被卷入到情节中去，时间在空间之中展现，空间通过时间来衡量，这正是时空艺术的特性。”诺兰在《敦刻尔克中》使用了板块式的时空结构，线索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每个线索依据其故事的核心完成叙事。影片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陆（一周）、海（一天）、空（一小时）三个时空维度展开叙事。不同于《盗梦空间》将时空“不断放大”，《敦刻尔克》则将时空“不断缩小”，每一次的时空变化都意味着叙事逻辑的改变。陆地一周，撤退的英国士兵试图逃离海滩；海上一天，救援的平民想尽自己的力量拯救被困士兵；天空一小时，激战的飞行员与德国战机英勇对抗，故事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框架中展开。

然而，电影所要求的真实不仅仅是“历史真实”，更是艺术真实。“艺术真实既非生活真实亦非科学真实,而是主体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世界上去,经过艺术创造,与‘善’‘美’共生并存的审美化的真实。”诺兰通过视听语言的运用展现了艺术的真实。诺兰表示，任何被转换成数字模式的电影，在图像上都只能是一种“近似”，白色的天空不可能在数字电影中百分之百真实的重现，而胶片颗粒细腻、宽容度好、色彩忠实还原，可以真实的展现客观的现场环境。因此诺兰在《敦刻尔克》中使用70mm的胶片拍摄，使影片以真实的质感出现在银幕上。冷色调常表达一种悲悯和冷漠的情绪。《敦刻尔克》以冷色调为主，英国士兵在海滩等待救援的场景中，海洋、天空、陆地的颜色以淡灰色、淡棕色为主，一望无际的“冷色调”海水表达了被困士兵内心深处的绝望之情,使观众如临其境。《敦刻尔克》的配乐是由教父级的配乐师汉斯·季默（Hans Zimmer）负责，从《蝙蝠侠·侠影之谜》至今，两人已有长达12年的合作。音乐“Supermarine”结构紧密，重音的效果烘托了影片的紧张氛围，表达了人物内心的压抑与恐惧，加强了影片段落内的信息和叙事的有效性，让观众的情感不断深入直至高峰体验。这样的视听语言加强了影片的真实感，突出了角色的内在紧张感，使观众处于“沉浸式”的体验中，让观众关心人物命运的发展而不是战争的胜利与失败。诺兰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们希望能够取得一种平衡，让观众体验到这个事件戏剧性的同时；也呈现出历史的真实感，以及不同的人物对这一事件的体会。”导演想要的是还原历史，而非判定历史的对错是非。

再次，《敦刻尔克》塑造了一批真实鲜活的人物形象。《敦刻尔克》没有塑造《拯救大兵瑞恩》类似的超级英雄，而是通过摄影机的运动清晰地展示战争中的凡人凡事，如英国士兵、船员、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影片中的波顿高级指挥官是基于真实原型——廉·泰能特船长塑造的，他坚守岗位直至最后一艘船使离敦刻尔克。《敦刻尔克》中没有绝对的主角，诺兰描绘了一幅人物群像长卷，长卷的每个部分侧重不同的人物，同时又散发牵连其他故事中的人物，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如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写道：“每一个人物都是主角，如果我们仔细凝视其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会精确无误的看出，其余的一切都是旁支、背景，都是为衬托这个‘意外的’角色所营造。这是一个封闭的圆圈。”

电影《敦刻尔克》剧照

二、《敦刻尔克》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艺术作品的总命题，是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的崇尚和尊重，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和及其命运，与人的幸福相关联，是“善”的体现。影视艺术中所表现的“善”的品格常常给人启迪，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实践证明，唯有扬“善”抑“恶”的作品给观众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对《敦刻尔克》而言，战争是载体，内核是人文。敦刻尔克大撤退和二战并不是故事的核心而是切入点，诺兰是在历史风云的背景与舞台上讲述幸存者的故事。

人文关怀首先体现在《敦刻尔克》展现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好的艺术作品对人类的苦难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体现了尚“善”的终极价值追求。《敦刻尔克》揭示了“战争环境中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和意识行为，展示了人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种种不同形态，并对战争中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及它们的相互转换过程进行了真实的艺术再现”。影片结尾，人们质疑皇家空军飞行员在撤退过程中的保护不力，因为空战远离海滩，陆地士兵目不能及，从而导致陆军怨声载道，船长道森表达了理解说：“我们都知道空军一直在干嘛。”当船下沉，士兵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法国士兵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打开船舱的阀门营救他人。罗伯特·麦基说道：“人性对它所认知的负面价值有一种本能的排斥，而对正面价值却有一种强烈的趋从……他们会力图找寻善之中心。一旦找到了这一核心，情感便会倾向于它……我们之所以会去寻求善之中心，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我们自己是善良的或正确的，并想要认同这些正面价值。”

其次，人文关怀体现在对于生命的礼赞。《敦刻尔克》虽然是战争题材，诺兰讲述的却是关于“生命的故事”。影片没有《血战钢锯岭》的残酷，没有《战马》的暴力与血腥，而是强调普通士兵身处战争中的对于生的渴望。炸弹落在海滩时，导演以士兵的视角看到英军狼狈窜逃的慌张，渗透了强烈的主观情绪，呈现了生命的卑微无力，从生命的角度对战争进行剖析。影片中，个体求生的故事代替了宏阔的历史图景。诺兰试图在“生命”的历史文化视野中，用自己细致入微的观察力，表达悲悯的情怀。《敦刻尔克》中，平民船长道森先生近乎毁家纾难，开着“月光石”号轮船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敦刻尔克营救士兵的行为让人称道。整部电影虽然充满着悲痛与愁苦，生命的光辉依然闪耀。

最后，《敦刻尔克》延续了诺兰一以贯之的“回家”主题。从《记忆碎片》《盗梦空间》到《星际穿越》，主人公都在找寻回家的路。敦刻尔克离英国直线距离只有40海里，处于撤退中的士兵处于“有家不能回”的漂泊状态。《敦刻尔克》的独特在于这个“家”是不仅是物质形态存在的客观实体，更是抽象的人类精神家园。影片结尾，士兵们回到了家园，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

三、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融合

历史理性要求文艺作品有历史的观念，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要反映作品所处时代的断代史或横断面，是“真”的反映。而人文关怀是古往今来一切优秀艺术作品的总命题，是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精神”的崇尚和尊重，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和及其命运，与人的幸福相关联，是“善”的体现。

《敦刻尔克》体现了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双重精神价值取向。它既有历史的深度，“肯定历史发展(包括科技进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对人类的生存是有益的，物质的发展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发扬人文精神的基础与依托”。电影通过影像的表达重现了历史，以不同的视角还原战争的真实场景，通过对主题、形式不同方向的延伸，向观众揭示着过去、现在、未来发生的一切。《敦刻尔克》的内蕴人文深度，打破了已有思维框架，对战争本身以及战争广度和深度的影响进行反思，在历史维度的延展下渗透人文关怀，以战争对个人的影响来考量战争，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思考战争的本质。

文化“化”人, 艺术“养”心, 重在引领, 贵在自觉。文艺作品不仅仅要弘扬人文精神，更要在肯定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展现社会现实，用审美的眼光对“恶”予以揭露和鞭挞，达到“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维度”，从而让历史理性的“真”和人文关怀的“善”两种价值取向交汇，最终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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