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影片被摄主体自恋情结的反思

王璞琇

受传统主客二分理论的影响，在对人类学影片的分析和评价中，受到影像伦理制约的多为影片的创作者，而人类学影片的被摄对象多为来自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他者”，他们往往被视作在主流社会中并不具有权威性的话语弱势群体。实际上被拍摄者并不是如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被动地面对镜头，好似俎上任人宰割的鱼肉。恰恰相反，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恋情结在被拍摄者身上同样凸显：他们认可、眷恋自己的理念，渴望展示自我，也对所属族群的文化体系深信不疑。

一、展现自我文化的冲动

（一）主动要求拍摄

面对影像这种新颖、直观，而又具有较强传播能力的媒介，无论是生活在所谓“现代社会”的人群还是持有“传统文化”的人群，都对其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相当一部分人跃跃欲试，期待参与其中。比如，让·鲁什的情怀与旨趣恰好与尼日尔一些年轻人的意愿一拍即合。鲁什是“参与电影”的坚定执行者，他效法弗拉哈迪《北方纳努克》的制作模式，在影片《大河上的战斗》中，让·鲁什首次运用了现场反馈的方式，通过向拍摄地村民展示关于他们自己的影像，来获取被拍摄群体对于影片的认知情况。在播放现场，鲁什不仅仅收获了关于影片真实性等方面的批评，还收获了几位积极热情的、期待在荧幕上自己出演自己生活的观众。他们的邀请，促成了《猎狮人》《美洲虎》等几部影片。

《美洲虎》这部88分钟的影片讲述了尼日尔三个青年男子离开家乡，踏上冒险征途的故事，展现了他们筹备出发，路上所见所闻，以及最后返回故乡等多种情境。作为一部民族志虚构电影，其真实性乃至影片所带有的人类学资料留存功能遭到许多人的质疑和批判，却恰巧为“自恋”情结的探析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如那位在观看《大河上的战斗》后摩拳擦掌，想要展演自己生活的男子，成为了《美洲虎》中的男主角之一。而被摄者在这部影片中的参与成分远不止于他要求成为影片的演员，他同样参与了影片后期的解说配音，并且同拍摄者一起接受影片观众的批评。作为一部带有强烈虚构色彩的影片，它在充分发挥被拍摄者主观能动性这一方面，展现出了浓郁的味道。被摄者的积极配合可谓功不可没。如锯葫芦和用贝壳占卜的两段影像中，明显有多个机位的切换，但整个过程完整连贯，剪接顺畅流利，可推断在素材拍摄过程中可能多次取材。通俗而言，锯葫芦这一过程简单而短暂，若不经多机位多视角的重复拍摄，后期的剪辑难以做到将每个细节都还原、放大、并予以强调；此外，从锯葫芦时的影像空间关系来看，画面中两位被摄者相对蹲坐，被切割的葫芦放在二人之间，根据日常生活的经验可知，摄影师所能够选取的拍摄角度非常有限，而影片画面效果良好，主题突出，构图完整，有很大的摆拍嫌疑。这些都与被拍摄主体的积极配合密不可分。

纪录片《以弓猎狮》海报

（二）对自己的表演有所预期

随着摄影技术的日益普及，许多生活在原有生活环境中的人也渐渐意识到摄影的特殊性。他们知道自己在镜头前的表现将被记录，甚至会在更广泛的人群面前播放，同时感受到自己拥有一些拍摄时无法在场的观众。而观众的反馈又不似戏剧舞台那般具有即时性。没有及时的反馈与共鸣，却因传播介质的特殊性而能够被多次观赏和评价，作为影像中的主体，被拍摄者或多或少会对影视手段心存芥蒂。他们不再作为一个存在于自我生活中的“体验派”小民，而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表现派”演员。因此，当他们在镜头前展现自己生活的时候，“第四堵墙”在悄无声息中被拆除，被拍摄者知晓自己的表演正在被人观看。

人类学影片中被拍摄主体的心态和表演的呈现方式与舞台剧有异曲同工之妙。被拍摄的影像主体在得知影像特性的这一刻便不再“单纯”，虽没有具体表演理论做指导，但他们已经有意识地展开表演，表演他们对于自己文化的认知。

在一些影片中能够明显地观察到，被摄对象已知晓所拍摄的影片将会有自己的演示体现其中。一些影片明确地摆出了这一事实，如《用第五个手指演奏萨朗长笛》，被拍摄的家庭中一位女性在录制过程中发出疑问：“我们明天能看到影片吗？”另一些影片则经由细节体现出了这一现象，如一些近景甚至特写画面中人物的微笑表情。面对镜头这个无生命无意识的物件，人的本能反应不应是对着它笑。若被摄对象已有一定的观影体验，他们也曾作为观众，具备一定的鉴赏认知能力。他们已知自己的表现会被投在银幕上，展示给自己或者其他观赏者，所以会有意识地在镜头面前表演。这样一来，被摄对象在影片拍摄时具有了两种身份：一种是即时的影片参与者，另一种是预期的影片观赏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观赏者的意义超过了影片表演者的意义，因为只要被拍摄者知晓影片将会存在“隐含的读者”，他就会本能地“观察”自己的演出是否恰当，他的行为必然带有反观性，带着指向自己的自恋情结。

人类学影片中人物的表现往往趋向两个极端：或是畏惧镜头，不敢直面；或是跃跃欲试，表现偏激。两种极端化的表达恰好体现了被摄者对于自己在影片中的成像的认知。基于此认知，被摄者并非自在地生活，而是主动地表演，期待自己优秀完美的表现。

二、对所在族群文化的深信不疑

由于许多人类学影片所观照的对象是与现代生活方式有所不同的传统文化持有人群，他们与现代城市中生活的人群有非常大的差别。其中，核心差异并不在于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不同，而在于上层建筑层面的文化体系的差异，包括世界观、价值观等诸多方面。与现代社会价值的多元性相比，大多数族群的传统文化较为单一和保守，它们拥有一套已成体系的认知以及实践模式，让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无需加以反思，只需照章办事，从而在他们深信不疑的文化中按部就班、相安无事。

在影片中，作为被拍摄对象的当地人都不可避免地带着原生文化的深深印记。比如《虎日》一片中，当地人坚信巫术的力量，举办了家族群体戒毒仪式。他们宰禽宰畜，认为只要经历过家族仪式，族群中的吸毒者即可被拯救。在场所有参与仪式的民众都信心满满，对于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中的这一习俗毫无半点质疑。影片《仲巴·昂仁》也有同样的体现：昂仁认为自己出生时是一颗蛋，成为史诗说唱者“仲巴”乃是天意，自己的说唱能力来自神授而非人教。故事的真实性无需多言，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他自己深信不疑。相对于生活在现代化城市中的我们而言，他更少受到理性思维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他却受到了传统观点的制约。比如出门讲唱格萨尔史诗时必带嘎乌（一种随身佛龛），必骑传说中格萨尔王所骑的枣红色马匹。只有这样他心里才舒服，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各种灾难。除他之外，和他处于同一语境下的听众们也虔诚无比、深信不疑。不仅如此，在影片中还可以明显看到，仲巴同样有意让镜头外的、不属于他所属文化圈的观众也认可并接受他们习以为常的真理。这便是“自恋”的强迫特性的典型体现。

“自恋”的心态在个人对于族群文化的态度上体现得格外深刻。对于族群外部个人而言，每个人都拥有自己所属的文化群体，每个文化群又因时因地而具有不同的理念与信仰。对不同文化做高下之判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观点，早应随着进化论人类学的过气而一去不返。我们不能够因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经济水平不及发达工业化城市那般先进，便莽撞地断定其做法的可笑与荒谬性。对于族群内部个人而言，由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各异，所受文化熏陶也不一，很容易地便在脑海中种下刻板规定的种子，并从此只固执地认定既有观点的合法性。人类学影片中许多被拍摄的人物都反应出不同群体在运用本族文化时不加反思的现象，这体现的并不是影片主角一人的固执，而是整个族群的“自恋”心态。

三、现代新迷信的反思

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给我们一个“他者”的视角：从自己生活的群体中抽离出来，站在旁观的角度，让自己的思考和自己的生活对立起来。不代入、不固执、不偏倚地反思原有生活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部分，像猎奇异文化一般，对自我文化做深入剖析。做到这一点，才有资格称自己正走在破除“自恋”的道路上。

因此，当人们居高临下欣赏影片，嘲笑影片中某些传统族群中的民众对于某种文化的迷信时，也可以反身思考一下现代化工业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是否也持有某种迷信，是否也正在向某种现代巫术虔诚拜服。

对于自我意志的确信，就是其中一例。“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此类勉联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座右铭。在先秦时期，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还非常懵懂，许多不能解释的现象都被归因为某种超能力。因而人们臣服天地、敬畏鬼神。渐渐地随着理性的觉醒，对于整个世界的祛魅工作使得神圣的神秘感、崇高感日益消失，人的主动能力被无限放大，“人定胜天”的思想占据上风，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对于自我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迷信。于是，我们痴迷于此欣喜无限，甚至弹冠相庆，而再容不下其他相左观点。此时若有人发表“即便努力也未必能够如愿”“世界非人力所能左右”诸如此类言论的时候，则必会被嗤之以鼻，冠以“悲观”“消极”之名。因为我们所固守的“自恋”已让我们一面在其光芒的笼罩下变得信心满满、沾沾自喜，一面又让我们不敢离开“自恋”所编织的美丽谎言，并极度排斥外界。一旦走出谎言的城堡，我们便毫无安全感可言，因而一边维护它，一边试图让所有人都相信和加入这片荒芜的田野。

即便是高校等科研机构也不能免俗。比如，运用数字发现规律从而解决问题原是经济学所长，如今各行各业都日渐发现这种方式的专业性和便捷性，并充分认同它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于是，大数据迅速席卷各个学科领域，甚至连文艺、美学等领域也未能免疫，许多相关研究者将大数据奉若瑰宝。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关于大数据的预言——将成为一场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得到了充分印证。这种不加反思的大数据运用模式与巫术差别无几。同样都是迷信一个悬置于鲜活事实之外的事物，同样都不予质疑、坚定笃信。但如果站在更为客观的立场上看，对于大数据运用一样可以抓到其中的不合理性。毋庸讳言，我们已然陷入大数据的方法之中，用统计与运算的结果来直接指引接下来的研究和实践工作。“自恋”的我们不再反思这些问题——作为总体的大数据究竟是否可以获得？如果因客观环境条件有限而仅仅获得一个内容更庞大的样本，它究竟还有多大的意义？一些更具价值的研究方面，是否因为无法纳入数据的计算而被大数据痴迷者忽略？

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如果没能凭借人类学影片而意识到自我因执念太重而封闭了眼界，继而忽略了更为丰富和广袤的世界，如果不对已有的认知模式予以反思，却强制观点不一致的群体接受自己的模式，那么，无论是生活在传统文化中的族民还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公民，都将无法走出为自己编织的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