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有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概况与评述

庞 睿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国内学者有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概况与评述

庞 睿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看法、新观点、新论断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认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通过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界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体现出当前学界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领域中研究队伍日益庞大，研究热忱与日俱增、理论敏感度极高，理论跟进速度非常迅速、研究形式日趋多样，研究视角不断扩展的特质，同时也凸显出在该领域研究中，观点创新有所不足、协同创新力度不够、研究角度尚显单一的不足。为了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刻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学术界必须多方面发力，早日实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领域的新局面、新高度。

国内学术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关注点；评析

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围绕治国理政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看法、新观点和新论断，深刻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针。国内外学术界结合近年来习近平的系列讲话及习近平的重要著作，出版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如任仲文主编的《大国复兴：治国理政十大关键词》（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新华社的《领航中国，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述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宣部理论局的《中国方略——怎么看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 新战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周新民的《核心能力——读懂治国理政这三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年版）、程冠军的《走向善治的中国——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观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年版）、张荣臣、韩宇等人编写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等以及一系列学术文章，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了全方位地梳理、分析和研究。通过对这些涉及到到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各个方面的著述的归纳和整理可以发现，当前国内学界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具有逻辑延伸性的三个层面：本体论层面、方法论层面和价值论层面。

一、本体论层面的关注点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本体论层面指的是构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内要素，它包括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来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特征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与其他人、其他学派的治国理政思想区别开来。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渊源

学界普遍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并非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学理和实践渊源。一个普遍的观点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来源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有的治国理政理论。李洪峰认为，习近平国家治国理政思想有三个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对这三个来源的“直接继承和发展”。①李洪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邓小平研究》2016年第1期，第67-71页。孙景民虽然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规律思想起点依据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历史规律思想形式内容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执政政党建设规律”来表征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来源，但与上述观点并未有本质性的区别。②孙景民：《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探析》，《人民论坛》2014年第11期，第194-198页。当然，也有学者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来源扩展的更为广泛，如李玉贵等人就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国内外环境渐变的应激要求、以及个人理想与经历的必然趋势而来的。③李玉贵、李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探析》，《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第39-45页。荣开明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方略。它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结概括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实践经验，面对新时期国内、国际的机遇和挑战，以问题为导向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④荣开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四维解读》，《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93-99页。

就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本体论层面的三个内容而言，从学界的主要观点可以看出，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来源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习近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其理论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习近平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其理论必然要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为遵循。加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它从不拒绝任何代体现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内容，它来到中国，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来源，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这个问题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研究的的焦点。2014年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从十八各方面来撰写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的主要内容，包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好周边外交工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⑤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应该说，这十八各方面，囊括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每个角落，所以，当前学界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主要内容的认识，基本上都与其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表达方式和总结陈述上有所区别，如韩庆祥教授的“十个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自信思想、实现中国梦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市场与政府关系思想、打铁还需自身硬思想、依法治国思想、文化软实力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进行伟大斗争思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⑥韩庆祥：《全面深入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十个重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6期，第24-28页。在田芝健看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主要由总灵魂、总题目、总理念、总方略、总布局、总目标等六个方面构成，其中，总灵魂是以人民为中心，总题目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总判断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总方略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布局是“ 五位一体”建设，总目标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①田芝健、吉启卫：《聚焦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论坛（2016） 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第155-158页。

学界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的看法基本上也是不存在过多争议的，无论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十八个方面”、韩庆祥的“十个方面”，还是田芝健的“六大内容”，只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体内容的不同表述。不过，从逻辑的清晰度来看，田芝健的观点更为可取。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独具特色的理论智慧、理论勇气和个人魅力赋予他的治国理政思想以鲜明的特征，学界对这些特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研究，形成了许多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李君如的“八特征说”：一是以人民为主体；二是实干兴邦；三是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相协调；四是经济新常态和创新驱动相互促进；五是制度现代化和人的能力现代化相结合；六是治国、治党、治军相辅相成；七是在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化思想相融合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是刚柔相济参与全球治理。②李君如：《时代大潮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5年第10期，第4-8页。韩庆祥的“五特征说”：一是直面难题、敢于担当；二是真抓实干、刚性执行；三是充满自信、战略定力；四是寻求共识、注重凝聚；五是从容淡定、外圆内方。③韩庆祥：《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鲜明品格》，《理论视野》2015年第4期，第5-7页。李玉贵等人的“四特征说”：人格力量的标志；求真务实的风格；坚决强硬的态度；辩证言行的艺术。④李玉贵、李婧：《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探析》，《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第39-45页。宇文利同样提出了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四个特征的观点，一是综合性，二是思想路线的正确性，三是价值信念的坚定性，四是理论应用的指导性。⑤宇文利：《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品质》，《人民论坛》2015年第2期，第23-25页。刘昀献的“三特征说”，即问题意识、为民情怀和系统思维。⑥刘昀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鲜明特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7月，第22-26页。

就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特点而言，上述几种概括都各具特色，如“八特征”全面详细，“五特征”语言精练，“四特征”简洁准确等。但由于每一种概括的切入点不一样，使得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特征概括纷繁多样，表述不一，由此就导致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特征也就成为本体论层面上最具争议性的问题。笔者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特征，必须通过其理论来源和内容来概括。从来源上讲，科学性、开放性是它的基本特征；从内容上来讲，系统性、完整性、政治性、人民性、务实性、崇高性等是它的一般特征。当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特征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仍就会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

二、方法论层面的关注点

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学术界有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其他重大思想尤其是“四个全面”重大战略之间的联系方式等。具体如下：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方法研究

治国理政蕴含着科学的方法，正是建立在科学方法基础之上，才有了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严整性、系统性和实践性。陶文昭指出，习近平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内在联系、相互贯通，构成一个科学的、完整的方法论体系。①陶文昭：《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科学思维》，《理论探索》2015年第4期，第5-11页。韩庆祥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方法总结为“战略辩证法”，即习近平总书记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尤其是善于运用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思维对治国理政中出现的一系列本源性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韩庆祥的观点在学界有着普遍的认同。②韩庆祥：《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程大中：《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智慧——专访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部主任韩庆祥》，《领导文萃》2015年第10期，第7-22页。韩振峰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哲学的方法尤其是辩证思维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以，辩证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③韩振峰：《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哲学方法》，《人民论坛》2015年第11期，第46-48页。黄书进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真挚为民的执政情怀、志存高远的坚定信念、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不负重托的使命担当、统揽全局的战略智慧，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法论，反映出其治国理政的根本立场、奋斗目标、思想路线、精神动力和科学方法。④黄书进：《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2015年第3期，第35-46页。贺长余认为治国理政方法论有以下几点：第一，总体方法是“问题导向”法；第二，思想层面的指导方法是“历史分析”法；第三，具体实践中所运用的工作方法，是“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的“纵向”、“横向”双向工作法。⑤贺长余：《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方法论思想探析》，《武陵学刊》2016年第1期，第38-43页。

其实，以笔者拙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所蕴含的方法，是依托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各种科学方法的综合。无论学界的哪种总结和概括，都是习近平治国理政中所蕴含的方法的一种。须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科学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就已经提出的思想而言，它所蕴含的方法是显见的，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归纳。还有许多尚未提出的思想，其中当然也会存在依托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依据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实际而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方法，则需要我们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和敏锐的学术嗅觉去发现、去领会、去研究。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包含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内容，这些内容之间并非各自独立，互不干涉的，而是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认识并不存在太大异议。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着演进的内在逻辑上来讲，陈步伟的观点和辛向阳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陈步伟指出：“求真务实的基本原则、辩证思维的运思模式、系统实践的重要环节以及人民导向的价值遵循，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⑥陈步伟：《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宁夏党校学报》2015年第6期，第9-13页。辛向阳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以人民逻辑和科学逻辑穿连为统一的整体。⑦本刊记者：《全面把握与正确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辛向阳研究员》，《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3期，第5-9页。当然，学界也有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内容出发来把握其内在逻辑的，如王钰鑫和周利生就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主题和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依据和基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四、核心和行动纲领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鲜明特色是坚持党的领导。⑧王钰鑫、周利生：《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56-63页。

从上述三种观点来看，学术界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各个内容之间是以何种逻辑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存在争议的。我们认为，谈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各内容之间的罗建关联，必须从逻辑关联的本意出发，所谓“正本”才能“清源”，从基本概念入手，深入分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各内容的隐性和显性联系，以及各个内容之间的彼此联系。只有通过细致的梳理，才能够真正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各个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给予清晰的阐述。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四个全面”的关系研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和灵魂问题。一般而言，学界普遍持有的观点是：“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总方略。例如，李君如认为，从理论层面来说，“四个全面”的提出意味着其完善和成熟；从战略层面来看，“四个全面”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从实践层面来讲，提出“四个全面”就是要求我们在战略布局下落实每一项重大决策。①李君如：《“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习近平治国理政战略布局》，http://theory.gmw.cn/2015-06/30/content_16128840. htm，2015-06-30.李升泉、秦正为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总方略。②李升泉：《“四个全面”，新时期治国理政总方略》，《人民日报》，2015-01-28，第07 版；秦正为：《“四个全面”：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新战略布局》，《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7-21页。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表述虽然正确，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还需要更为精确一些。如陶文昭有着不同表述，他认为，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的责任担当，是治国理政的焦点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实践总结，是治国理政的科学方略。③陶文昭：《以治国理政把握“四个全面”》，http://news.sohu.com/20150304/n409325622.shtml，2015年3月4日。刘昀献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放到了凸显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鲜明特点的高度。④刘昀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鲜明特点》，《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7月，第22-26页。莫纪宏将“四个全面”看做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南”，在“ 四个全面”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和制度支柱，其他“三个全面”皆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价值和功能补充。⑤莫纪宏：《“四个全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7页。祝福恩说道：“‘四个全面’成为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和执政理念。”⑥祝福恩：《“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大规划、大战略》，《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5-8页。

在该问题上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学界至今并无一个统一的认识，或者说存在一个得到共识的表述。就这一问题而言，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治国理政提出更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认识和新表达之后，学术界还会出现更加多样化的成果。

三、价值论层面的关注点

学术界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价值论层面上的关注点，主要是指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及其科学性的表现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证明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科学的思想这一点毋庸置疑，学术界也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证明。辛向阳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体系的科学性体现在：第一，有科学的世界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第二，有一条鲜明的主线，这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三，有中国梦这一宏伟目标。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第四，有系统科学的方法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又有自身创新性的方法论（顶层设计）。①本刊记者：《全面把握与正确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辛向阳研究员》，《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3期，第5-9页。陈云云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不管是中国梦战略愿景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致力于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利益。由此可知，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是由一系列观点构成的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价值追求的严整的有机体系，其科学性不证自明。②陈云云：《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价值旨归》，《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19-23页。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性是不需要证明，是不证自明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自它诞生以来，无数智慧的头脑已经从理论上给予证明，实践上得到检验的颠扑不灭的真理。立于其上，以中国在现实历史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当然是科学是思想体系，是不证自明的科学理论。

（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价值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给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贡献得到世界各国人士的广泛认同。我国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虽然存在表述上的不一致，但基本观点和认识是高度统一的。就具体表述而言，如荣开明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首先给予历史以反思，将新的内涵注入社会主义，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其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于谋划未来，为中国的发展找到中国梦这一理论抓手，使治国理政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再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还立足现实，提出“四个全面”这一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最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还面向全球，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③荣开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四维解读》，《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5期，第93-99页。孙景民认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和世界发展繁荣的一面旗帜，是新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推进工作的科学指南。④孙景民：《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探析》，《人民论坛》2014年第11期，第194-198页。张静和唐宁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区域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科学体系。⑤张静、唐宁：《习近平治国理政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理论贡献》，《学术论坛》，2016第3期，第17-19页。我们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表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都是合理的，也是正确的。

（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国际意义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具有国际意义的治国理政思想。在“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题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八点旨在明确社会主义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的思想，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与各方关系全面发展；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⑥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0-277页。其次，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具有推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思想，对世界所有国家来讲，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学者普遍认为，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已经成为现行国际制度的制定者之一，拥有一定的国际话语权，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事业，是国际多边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和倡导者。强调要抛弃单极主义和霸权主义思想，秉承“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为世界各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再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世界梦”的治国理政思想，为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带来新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想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最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为形成新的国际格局带来无限可能。“一带一路”可以不断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形成新的区域组织，亚投行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的垄断，G20峰会让世界各国人看到中国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等等，无不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指导下的实践对新的世界格局形成的积极意义。

四、学界有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评述

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课题。就目前的研究来看，该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些非常突出的特征，同时，也凸显出一些明显的不足。

（一）学界有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特点

1.研究队伍日益庞大，研究热忱与日俱增

2012年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从这个时候起，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情况，逐步提出了自己有关治国理政的思想。这些思想一经提出，就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也成为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治国理政的思想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严整、逻辑清晰、观点突出、实践性强的理论体系。随着这一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并在实践中产生巨大的作用，国内学术界将其作为研究领域的学者不断增多，研究热忱也与日俱增。举例来说，在权威平台中国知网上，以“习近平 治国理政”为主题进行搜索，可以发现，2012年仅有6篇有关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学术成果，而到了2015年，这一数据则激增到1034篇（2016年尚未结束，搜索数据不能用于比较），是2012年的172倍还多。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领域，国内研究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研究的热忱在与日俱增。

2.理论敏感度极高，理论跟进速度非常迅速

国内学术界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领域体现出极高的理论敏感度，与之相对应，理论的跟进速度和更新速度非常迅速。一个典型的表征是，当习近平总书记有与治国理政相关的讲话时，往往在讲话结束后数个小时内，一些专业的学术网站、报刊就会刊出研究者的各种类型的研究成果。高校研究生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或者其中的某一内容作为研究对象而完成的毕业论文数量不断增多等现象，无一不反映出学术界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领域的极高的理论敏感度和非常迅速的理论跟进速度。就这一典型特征而言，它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深入研究，无疑会起到促进和深入的作用，会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迅速往前推进，从而实现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和深刻化。

3.研究形式日趋多样，研究视角不断扩展

研究形式是指研究者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就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而言，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学术研究能够采用的形式，几乎都已经存在。从最常见的学术论文、著作，到知名学者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解读，到知名学者学术随笔、访谈、对话、会议、课题、毕业论文、研究报告、交流会、宣讲、报告、讲座，再到普及读本、社论、评论、各种节目等等，国内学者在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过程中，几乎采用了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各种形式。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当前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的过程中，研究形式是日趋多样化和丰富化的。研究形式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研究视角的不断扩展。除了一些研究者本身的研究领域与治国理政相关外，由于治国理政思想自身所蕴含的丰富的、深刻的、广博的内容，如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党建的、国际关系的、军事的、生态的、文化的、艺术的、社会的、心理的内容，这就给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学者介入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可能的契机。不同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学者的进入，必然使得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角度趋于多样和丰富，从而扩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角度。

（二）学界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中的不足

1.观点创新有所不足

通过上文有关学界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虽然现有成果涉及到该领域的方方面面，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成果在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普及性解读，而非理论创新。如祝福恩的《“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大规划、大战略》（刊于《黑龙江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5年第6期）、秦正为的《“四个全面”：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新战略布局》（刊于《青海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刘昀献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鲜明特点》（刊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张建的《“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刊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等等文章，其所提出的观点无非是同一个，即“四个全面”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布局。问题在于，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观点和理论的创新是学术的生命力所在，如果一个学者提出某个观点，而其他学者除了重复这个观点外，连论证论据甚至行文思路都几乎一样，那么，这样的学术研究，势必需要打上一个大的折扣。可是，当前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如此般的学术研究，某个学者提出一个观点，其他学者搬运工似的将这个观点从一个地方移动到不同的地方。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当前学界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存在着理论创新不足的问题。

2.协同创新力度不够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理论巨系统，这个巨系统与其他单一学科巨系统有着本质的差别，因为它所囊括的，涉及到国家、社会与人民发展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建、外交、军事等等。面对如此复杂、深刻和重要的理论巨系统，可以肯定的是，仅从一个学科一个角度一种理论出发来研究它，必然只会窥其一斑。甚至在某些领域，会出现如同盲人摸象的理论笑话。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新常态”，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理论视域中，它是一个经济的概念，但是，许多研究方向在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党建等方向的学者并未从深层次上把握这一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而是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与其挂钩，从而出现诸如政治新常态、文化新常态、生态新常态、社会发展新常态、党建新常态等等一些看似新颖实则不严谨的概念。面对这种学术“嫁接”的势头不断增长，习近平总书记严肃地指出：“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①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05-10，第2版。应该说，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领域，这样的问题非常普遍。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有研究的热忱，但受制于专业，每个人更多是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出发进行研究，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现象。这一事实说明，要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领域有所推进，必须放弃这种“单打独斗”的思维，实现学科间的协同创新，让每位研究者充分发挥其所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挥聪明才智，再经过一番“头脑风暴”式的协同合作，将最准确、最科学、最深刻的反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有机综合，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成果。通过上文的文献分析来看，就当前学术界而言，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方面，恰恰缺少这种协同创新的研究方式。

3.研究角度尚显单一

在学术研究领域，研究角度的变化除了能够加强一个观点的正确性外，它还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所以说，研究角度的选取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方面，学界所采用的研究角度非常有限。除了一些常规的理论分析式研究之外，虽然有学者侧重于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分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但是，这些研究本身更多只是侧重于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所从属的领域出发进行对其进行再证明（有些研究者甚至连再证明都谈不上）而已，并没有学术研究所应有的“角度创新”。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学者如韩庆祥、陶文昭、李君如、韩振峰、刘小兵等等，从本体论、方法论、历史主义等角度出发，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而言，这样的研究成果与当前的研究队伍数量并不成比例。类似于用全球化的视域考量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提出的背景及其发展，用谱系学的视域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渊源，用系统论的视域澄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主要内容，用辩证法的视域分析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方法论问题，用现象学的视域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逻辑，用“挑战—回应”的视域看待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布局等等的研究进路，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并不多见。从这角度而言，当前学界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角度的选择，尚处于一种非常单一的程度。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不足。为了使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刻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学术界必须多方面发力，优化学术研究队伍，加强理论创新力度，提升协同创新研究能力，扩展学术研究视野，探寻多样研究方法，早日实现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领域的新局面、新高度和新境界。

[责任编辑 常伟]

A Compendia and Commentary on Xi Jingping’s Governance Thought in Domestic

PANG Rui
(College of Marxism，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 450046，China)

Academic circle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thoughts and judgments to Xi Jinping’s governance, and got many research findings. These findings will give us a basic of further study. There are three levels which include ontology, methodology and axiology focus on Xi Jingping’s governance thought from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Therefor, we can find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come into this research team, and scholars enthuse this area increasingly day by day. Meanwhile, there are many faults being found in this research area, for example, the view is obsolete, the perspective is outdated, and the creativeness is demoded. according to these problem, we should hard on Xi Jingping’s governance thought and create a new research status.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Xi Jinping’s governance thought; focus; discussion

D616

A

1672-1217(2017)01-0105-09

2016-11-24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6CKS025）：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KS009) ：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庞睿（1984-），男，陕西咸阳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研究团队成员，法学博士。

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2015A007) ：河南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