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叙事技巧与写作目的
——以《战争史》卷一“五十年记”为例

卢 昕 阴元涛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修昔底德的叙事技巧与写作目的
——以《战争史》卷一“五十年记”为例

卢 昕 阴元涛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作为《战争史》卷一中的一段离题叙述，“五十年记”主要关注的是古典时代两次大战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希腊历史。通过强烈的对比叙事，修昔底德有选择性和技巧性地记录历史事件，着重描述了雅典的强势崛起及其对手斯巴达的应对，旨在解释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尽管这段离题叙述缺少精准的定年及详尽而全面的史料证据，但它显然达到了写作的目的，有力地推动了史家对历史的叙述与解释。

修昔底德；“五十年记”；叙事技巧；写作目的

修昔底德的“五十年记”(Pentekontaetia， 189—1118)记载了始于希波战争结束(约公元前479年)、终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开端(约公元前431年)时近半个世纪的希腊历史。*“Pentekontaetia”原指时间概念，本义为“50年”，后来含义向外延展，概指“50年的历史”，即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希腊历史，译作“五十年记”，通常指代修昔底德笔下的这段历史记述。参阅S. Hornblower， A. Spawforth， E. Eidinow，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4th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104， “Pentekontaetia”； Hubert Cancik and Helmuth Schneider， eds.， Brill’s New Pauly: Encyclopaedia of the Ancient World， English Edition， Leiden: Brill， 2002， Vol.10: Obl-Phe， p.729， “Pentekontaetia”。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简称《战争史》)卷一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篇幅短小，内容精简，但却为这场被史家自己视作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伟大战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背景介绍和历史证据。*Thucydides， 1. 1. 1.史家在首卷开篇即已阐明了全书主旨——斯巴达对日渐强大的雅典所产生的恐惧，是导致战争爆发的“最真实的原因”(alethestate prophasis)。*Thucydides， 1. 23. 4.“五十年记”的写作便是服务于这一主旨，概述了这一期间雅典的崛起与扩张及其与斯巴达的交往与对抗。

作为一段偏离主题的插叙记载，受限于篇幅与内容，“五十年记”暴露了诸如时间模糊、事件节略等明显的缺陷与不足。然而，从叙事学角度来看，这些缺陷的存在却是可以理解的，它与史家的叙事技巧及写作目的紧密关联。将叙事学理论与方法引入古典历史研究领域，是当今修昔底德著作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向，关照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是叙事学的切入角度，其基本诉求在于——历史重在叙述，叙述旨在解释。正如学者鲁德(T. Rood)所言：“叙述得越好，解释得越多。”*T. Rood， Thucydides: Narrative and Explanation， Oxford: Clarendon， 1998， p.285.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描写，修氏煌煌大作已然做到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五十年记”的写作则略显寒酸、单薄，仅以卷一五分之一的篇幅便涵盖了五十年的希腊历史，尽管叙述和解释均受到很大局限，但它仍然实现了史家的写作目的，为他的历史叙述提供了关键注解。本文以“五十年记”叙述文本为切入点，着意展示文中运用的叙事技巧，分析史家的写作目的，正视“五十年记”的文本缺陷，进而管窥修氏历史的叙事与解释。

一

有关“五十年记”的写作，修昔底德采用了离题叙述的方法。《战争史》卷一主要描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对战前双方的备战情况均有细致描写。实际上，关于战争问题，斯巴达一直持谨慎态度，不仅在公民大会上进行公开激烈的讨论，而且召开了同盟代表大会，征求全体盟友的意见，甚至还派人祈求神谕。最终，斯巴达人认定雅典人破坏了先前订立的和约，决定开战。“五十年记”正是修昔底德打破了原来的叙事节奏，偏离正在进行的叙事主题，在两次斯巴达会议(即斯巴达公民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之间插入的一段历史叙述，简单追溯了雅典近半个世纪的扩张轨迹，为战争叙事铺垫史实基础。

离题叙述是修昔底德经常使用的叙事技巧。“五十年记”第一部分(第89—96章)离开主题，记述了雅典人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斯巴达人保桑尼阿斯(Pausanias)的个人轶事，主要勾画了两个城邦的领袖人物的人生转折：地米斯托克利因其机智与远见开启了雅典的称霸之路，他也因此被雅典人视作国家的英雄；相反，普拉提亚战役中的英雄保桑尼阿斯不断腐化堕落，不仅为希腊盟友所嫌弃，而且遭到同胞的质疑。*依据叙事的内容和特色，“五十年记”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89至96章为第一部分，第97章至118章构成第二部分。有学者认为，两个部分之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即第96至第99章，起到了承接前后文的作用。参见P.A.Stadter，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ucydides’ Pentecontaetia (1.89-117)，” GRBS， Vol.34，1993， pp.38-42.“五十年记”结束不久，史家又展开了另外一段有关二人的离题叙述，第128—138章描写了他们相似的人生结局。他们的离去均与所谓的“通波斯”(Medism)有关，结果一个死于同胞的愤恨，另一个也因受排挤而客死他乡。毋庸置疑，两段离题叙述拼凑起了有关斯巴达与雅典领袖人物的人生片段，类似于人物传记。然而，人物传记并非修昔底德的志趣所在，所以他使用了离题叙述，对影响到希波战后希腊格局的两位重要人物进行了插入式、片段式的描写。

修昔底德离题叙述最著名的例子当属第六卷有关二代僭主被刺杀的故事(Thucydides， 6.53)。第六卷讲述的是雅典人在西西里岛的军事征讨。远征军领袖之一阿尔基比亚德斯(Alcibiades)突然接到国内传召，要求其回国受审，原因是他被怀疑与远征出发前发生的一系列渎神事件有关。阿氏是后伯里克利时代涌现出的政坛新星，兼具出色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手段，但是，此人的缺点同样致命：年轻气盛、野心勃勃、行为激进，故而在国内树敌众多。他的敌人趁其外出远征，捏造不利的证据，证明他极有可能会变成僭主，推翻民主政体。于是，修昔底德撇开了雅典人正在进行的远征，讲述了僭主刺杀者的故事，借此向读者解释为何雅典人如此憎恨他们的僭主。公元前416年的西西里远征是影响战局的转折事件，这次蓄谋已久且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军事行动却因为一位年轻的军事领袖的鲁莽行为而导致失败的结局，它也为雅典最终输掉战争埋下了伏笔。在修氏看来，远征失败并非因为阿氏的逃离与背叛，而是来自雅典民众的猜忌与怀疑。善变的民众对这位将才又爱又恨，既想利用他的才能，又要抑制他的野心。实际上，民主政治对才能出众者的戒备与防范，源于他们对僭主政治的忌惮心理。

离题叙述是修昔底德展开宏大叙事时乐于采纳的一种叙事方式。通过简短的离题叙述，作者可以丰富人物形象，铺展故事情节，追溯事件缘起，还原历史背景。毕竟有关这样一场波及整个希腊的海陆鏖战，时间与空间延展广阔，历史事件线索重重，史家在抓住历史主线的同时很难顾及其他线索。而且，由于读者的认知局限和史家的写作目的，修昔底德时常需要回顾早期的希腊历史，寻找影响当下这场战争的历史因素，进而达成自己的写作意图。就《战争史》首卷整体而言，“五十年记”的叙事既是内容上的现实需要，介绍历史背景，探寻战争起因，又是结构上的明智选择，离题叙述使得历史叙事脉络清晰，结构紧凑，即便省略这段记载，行文依旧连贯完整。可见，“五十年记”对叙事内容的连贯性和整体性的注重，体现了史家对历史叙事的理解与把控。

二

《战争史》的主角是古典时代希腊世界的两大领袖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二者从抱团取暖、共御强敌，到两强并立、暗斗明争，再到相忌相杀、败寇成王，演绎了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战争叙事的主要情节。修昔底德将战争根源归结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前者是海上强国，后者是陆地霸主；一个民主治国，一个寡头当政；雅典人被誉为善于革新、果决勇敢的民族，斯巴达人则表现得墨守成规、拖沓畏缩。强烈的反差构成了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样的对比叙事也贯穿了《战争史》的始末，成为修昔底德的历史写作中最常见的叙事技巧。当然，史家对历史的宏大布局和精彩叙述，有时可能会令读者忘却了他的叙事技巧，沉浸于饶有趣味的历史故事中不能自拔，但不可否认的是，史家的对比意识或隐或显地渗透于他的写作实践中。相比而言，“五十年记”是一个显性的写作案例，其中充斥着明显的反差，进而为矛盾的激化提供符合逻辑的解释。

“五十年记”对地米斯托克利和保桑尼阿斯进行了典型的人物刻画，前者的智慧和爱国无私与后者的傲慢和叛国私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人均为当时希腊世界叱咤风云的人物，通过他们之间的比较，修昔底德寄予了更深的寓意。芬利认为，史家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两个人看成是各自国家的榜样人物(paradeigmata)，他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前者的傲慢疏远了斯巴达与其他希腊盟友，而后者的智慧帮助雅典建立了水军。*J. H. Finley， Thucydid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p.139.一个“坏的”斯巴达人与一个“好的”雅典人之间的强烈对比，可以显示出两个城邦不同的民族个性。如前所述，二人的对比在首卷结尾处得到了延续；而将两大敌对城邦的关键人物进行对比，在修昔底德的史著中也不止这一处。史家后来还把来山德(Lysander)和阿尔基比亚德斯进行了比较，在学者斯瓦茨(Schwartz)看来，这组人物的对比，同样是史家有意为之。*P.J.Rhodes， “Thucydides on Pausanias and Themistocles，”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Bd. 19， H. 4，1970， p.399， n. 91.当然，两位历史人物形象的尖锐反差，是修昔底德为我们描述的。我们不该忘记，在普鲁塔克笔下，地米斯托克利俨然是一位沽名钓誉、玩弄权术的投机政客，*Plutarch， Themistocles， 3-19.他甚至被希罗多德描绘成一个追逐私利、背信弃义的奸诈小人。*Herodotus， 8.1-112.至于保桑尼阿斯，希罗多德不仅肯定了他在普拉提亚战役中的表现，而且还尝试为他后来的阴谋变节进行辩护。*Herodotus， 9. 64； 5. 32. 参阅H. D.Westlake， “Thucydides and the Pentekontaetia，”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5， No.1/2，1955， pp.53-67.

与第一部分以描写英雄人物为主的叙述风格截然不同的是，城邦群体成为“五十年记”第二部分的叙述主体，文中经常出现“雅典人”或者“拉西第梦人”集体做出的决定或者采取的行动，很少涉及个人。这段时期的希腊历史以雅典领导下的提洛同盟的形成与发展为主要线索，间或述及斯巴达及其同盟的情况。希波战争结束不久，斯巴达放弃了希腊联盟的领导权，雅典人趁机扛起反波斯战争的大旗，并以此为目的，建立了提洛同盟。此后，雅典接连发动攻势，打击波斯，如攻陷爱昂(前476年)，*Thucydides， 1. 98. 1.埃吕迈顿战役中击溃波斯军队(前466年)，*Thucydides， 1. 100. 1.等等。50年代中期，同盟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标志着从提洛同盟向雅典帝国的转变。起初作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城邦联盟，逐渐变成盟主之邦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利用同盟的资源，雅典人开始四处扩张，不仅钳制斯巴达及其同盟的力量，而且还镇压盟友的反抗。与雅典人积极主动的扩张政策相比，斯巴达人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相对保守。公元前464年，拉哥尼亚地区发生大地震，斯巴达损失惨重，希洛人趁此机会发动叛乱。由于地震和奴隶起义的双重影响，斯巴达人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他们向“善于围攻战”的雅典人求援，希望借助外力镇压起义，稳定国内局势。亲斯巴达派领袖客蒙率领一支军队驰援拉哥尼亚。出人意料的是，斯巴达人随后改变主意，在雅典军队到达后，拒绝了他们的帮助。雅典人因此觉得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客蒙在雅典失势，反斯巴达派占据上风，坚持与斯巴达为敌。斯巴达人的保守和猜忌，不仅没有速战速决，平息内乱，导致起义持续十余年之久，而且还令雅典人摈弃了友好的态度，转而与阿哥斯结盟，联手对抗斯巴达。

可见，“五十年记”分别从公民个体和城邦群体两个方面突出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比，城邦特征和民族性格上的差异使得两个城邦愈行愈远，敌意渐浓。*学者卢金比尔(R. D. Luginbill)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与斯巴达和雅典的民族或城邦性格有着直接关联，而整个“五十年记”就是在描写斯巴达人对雅典民族性格和快速发展的态度及其采取的行为。参见R.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aonal Charact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especially in chapter 8， pp.105-134.这样的比较，在战前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修昔底德借科林斯人之口，将二者的差异分析得十分透彻。*Thucydides， 1. 72. 2-5.革新与保守，果决与迟疑，冒险与求稳，勇敢与畏缩，俨然成为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性格标签。科林斯人的分析戳中了斯巴达人的痛处，煽动了斯巴达人的战争热情。而经过讨论之后，斯巴达人认为雅典人破坏了先前签订的和平条约，决定与雅典开战。

两次大战间的近半个世纪是雅典帝国形成发展时期，其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和具有冒险精神的军事远征成为雅典帝国主义的外在表现。正如斯塔特(P.A.Stadter)所言，“在修昔底德的叙述中，‘五十年记’是被一个强大的、富有攻击性的、不停奔忙的雅典占据着主要篇幅”。*P.A.Stadter，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ucydides’ Pentecontaetia (1.89-117)，” p.49.相比之下，斯巴达人则表现出被动和保守的一面，他们对雅典人与日俱增的恐惧和疑忌是引燃战火的主要根源。因此，修昔底德写作“五十年记”的意图十分明显：通过强烈的对比，突出两个城邦的巨大差异，鲜明地塑造了“好的”(正面的)雅典人和“坏的”(负面的)斯巴达人的典型形象，它不仅体现在城邦群体的心态与行为上，而且还反映在典型的个人面相上。这样的对比叙事为史家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方法：由于差异而产生矛盾，由于矛盾而导致冲突，由于冲突而爆发战争。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叙事和解释，史家已经为战争的爆发提供了预设的前提。

三

“五十年记”是公元前5世纪两次大战间希腊历史的主要史料来源，其他史家少有提及。修昔底德直言，前人几乎没有记载过两次大战间的希腊历史，他们的主题不是希波战争之前的历史，就是希波战争本身。年代模糊和史实遗漏是“五十年记”最大的两个缺陷，这既是“五十年记”的先天不足，也是这段离题叙述的写作特色。对此，斯塔特的评论颇具代表性，“阅读五十年记‘其易也难’，与史著其他部分相比，这段时期历史事件的发生年代有失精准，而且存在多处遗漏；叙事节奏甚快，全然没有史家写作的惯有密度和语法张力”。*P.A.Stadter，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ucydides’ Pentecontaetia (1.89-117)，” p.35.

众所周知，修昔底德擅长编年纪事，倚重时间线索，但是，“五十年记”却全然脱离了固有的年代框架，相关年代相当模糊。文中基本没有具体的年份断代，只是约略提及时间，屡次使用“此后”、“不久”、“同时”等词汇，有时会提到某些时间间隔或时间长度，有时会利用暗含逻辑顺序的句法结构表示事件之间的时间关联。然而，这些信息根本无法为整个时间坐标的确立提供足够的数据支撑。同时，囿于篇幅，“五十年记”仅仅利用卷一的约占五分之一的篇幅，便讲述了近半个世纪的希腊历史。与其说它是论据充实的历史记述，不如说是缺少定年的大事年表，虽然历史的大致脉络清晰可见，但史家却遗漏了许多值得关注与探究的五十年历史。例如，修昔底德只记载了地米斯托克利和保桑尼阿斯二人的轶事，没有描写其他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没有提到伯里克利；他没有记载雅典人的对外扩张及具体的军事行动，尤其是渲染雅典人强大的海事力量；他也没有记载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国发展的具体情况。*有关史家遗漏的具体史实，参见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 1945， pp.365-389；P.A.Stadter，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ucydides’ Pentecontaetia (1.89-117)，” pp.62-69.

在修昔底德时代，口传史料依旧是历史写作的主要依凭。口耳相传是留存史料的基本方式之一，生动形象、易于获取，是口传史料的优势所在。但是，它的缺点也显而易见：距离史家生活年代越近，口述者越接近真实的信息源，史料的可信度越强；反之则越不可靠。修昔底德向来重视史料证据，他强调自己获取史料的途径一是来自亲身经历，一是目击者的讲述，而且是经过他核实过的。同时，他也坦承，由于自身局限，目击者不能完全了解真实的情况，从而即使针对同一事件也会形成不同的看法。*Thucydides， 1. 22.由于修昔底德既是历史的撰写者，又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所以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载特别详细、具体。但是，有关“五十年记”的史料证据，修昔底德的收集与征引则要困难得多，缺少十分可靠的史料来源，对史家的写作来说，无异于无米之炊。

当然，史料证据的收集和整理是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但不是唯一的任务。相比之下，对史料证据的采信和解读才是历史学家最为精细的工作，是历史书写的价值所在。具体而言，“五十年记”的史料证据并非如史家呈现的那么稀少和单薄。除了地米斯托克利和保桑尼阿斯之外，修昔底德没有提及其他任何个人，这倒不是因为对其他人一无所知，也不是因为其他人无所作为，而是因为限于篇幅而无暇顾及他人，至于诸如客蒙和伯里克利等影响雅典时局的关键人物，将在史著其他部分进行详尽的描写。他没有更细致地记述雅典人的军事行动，尤其是海战，他对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人取得胜利的几次重要战役一笔带过，甚至没有解释雅典人发动这些军事行动的原因，这不是因为雅典人的军事势力稍逊一筹，也不是因为此时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而是因为雅典对外的军事行动有成功亦有失败，其目的仅是为了挑选几个对于雅典人具有代表意义的军事事件，以便突出雅典这一时期处于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修昔底德也没有提及提洛同盟的演变以及雅典帝国的扩张，这不是因为雅典的强大主要依靠自身的发展而非同盟的资源，也不是因为雅典的扩张没有触动斯巴达及其他城邦的现实利益，而是因为史家不想将战争罪责归因于雅典的帝国主义行径。他只想强调的是，对崛起的雅典所产生的恐惧才是斯巴达人挑起祸端的主要原因。

由是观之，“五十年记”的史料证据并非匮乏到只剩下这段离题叙述中所记载的大事年表。事实上，是修昔底德主观删减了许多历史信息，有选择地记述了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年代的模糊和史实的遗漏，尽管是“五十年记”被后世诟病的主要缺陷，而它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鲜明立场的历史学家，“五十年记”一方面发挥了本身作为离题叙述的结构作用，使得历史叙事层次鲜明、详略得当，另一方面还渗透了历史写作的真实目的，寓理于事，言有所指。

四

修昔底德利用首卷向读者解释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Thucydides， 1. 23. 4-6；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1页。在分析战争起因时，修昔底德使用了“aitiai”和“prophasis”两个均可表示“原因”的希腊词汇。然而，史家显然对二者有所区分：“aitiai”指导致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主要包括后面描写的伊庇丹努(Epidamnus)、波提狄亚(Potidaea)等事件，它们无疑是引爆战争的导火索。相比之下，“prophasis”才是导致战争的根本原因，而且史家使用了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来限定——“alethestate prophasis”，其字面意思为“最真实的原因”。也就是说，“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才是斯巴达人挑起战争的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A. W. Gomme，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I， pp.150-154； S.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Books I-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pp.42-46； F. E. Adcock， “Thucydides in Book I，”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71，1951， pp.2-12.从《战争史》卷一的整体结构来看，第23章第4—6节可被视作中心主旨，修昔底德直接揭露了战争爆发的“最真实的原因”；史家对战争起源的解释是卷一、乃至整部著作的核心观点，该卷余下的叙事均围绕它而展开。正如史家所言，有关战争起因，涉事双方各执一词，理据充实，加之其他城邦的利益纠缠，掩盖了战争的本质冲突。“五十年记”的写作目的十分明确，主要是为“最真实的原因”提供可靠的史料证据，继而为修昔底德的战争叙事做好背景铺垫，而它也确实在阐释战争原因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P.K.Walker， “The Purpose and Method of ‘The Penteknotaetia’ in Thucydides， Book I，”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7， No.1/2，1957， pp.27-38.

《战争史》是西方史学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被奉作史学之圭臬；修昔底德被众多学者尊为“历史科学”的古代先驱，“科学的”、“客观的”和“超然的”似乎成为塑造修昔底德史家形象的重要标签。*有关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及其20世纪以来的变迁，参阅何元国：《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历史研究》 2011年第1期。然而，“五十年记”的写作却似乎与盛誉之下的史家形象难相符合：时间模糊，定年困难，年代框架缺失，全然失去了编年体史著的典范与风采；事件节略，甚至遗漏了某些重大的史实，这与史家重视史料的撰史原则相去甚远；叙事节奏较快，语言缺乏张力，文采黯然。尽管“五十年记”是有关这一时期希腊历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但是，它的种种缺陷却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史家有关这段历史记载的权威，甚至影响了当代学者对修昔底德及其史著的整体评判。然而，对“五十年记”的评价若真的以严格的撰史标准来衡量，显然是不恰当的；而将其作为证据来质疑修昔底德严谨的治史态度，更是不可取的做法。我们应该将作为局部的“五十年记”放置于作为整体的《战争史》首卷记载去分析它的结构与内容，在了解修昔底德的叙事技巧和写作目的后再来谈论他对历史的叙述与解释。作为史著首卷的离题叙述，“五十年记”是史家为了阐述有关战争缘起的关键论点而插入的一段历史记载，主要目的是为雅典辩护，将战争主要责任推卸给斯巴达。史家刻意将雅典与斯巴达对立起来，从领袖个体到城邦集体，最大限度放大二者之间的差别，甚至为他们各自贴上了迥异的性格标签；差异愈大，分歧愈多，矛盾和冲突自然产生，所以战争似乎不可避免。因此，通过强烈的对比叙事，修昔底德在“五十年记”中有选择性和技巧性地叙述了相关历史事件，旨在解释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尽管其中某些地方不甚令人满意，但是不可否认，“五十年记”的写作很好地服务了叙事的主题，贯彻了史家的意图，实现了写作的目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整部历史的叙述和解释。

2017-05-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古典时代雅典公共铭文与民主政治研究”(编号：14YJC770037)；东北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公元前四世纪雅典法令铭文整理与研究”(编号：13QN017)。

卢昕(1973-)，女，辽宁丹东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阴元涛(1981-)，男，辽宁抚顺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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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6201(2017)03-0096-06

(责任编辑：郭丹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