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风险与体育治理

云林森

(洛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河南洛阳 471934)

健康风险与体育治理

云林森

(洛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河南洛阳 471934)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健康风险已悄然成为我国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医疗系统重于病后治疗却疏于疾病的预防，医疗保险重于病后医疗中的经济补偿却疏于健康本身的维护，此二者都属一种被动的事后治理体系，无法从源头上治理健康风险．而体育作为一种有效的健康维护手段自古就被认可，像太极拳、导引术、易筋经、五禽戏等传统健身功法，都是治理健康风险的有效手段．根据健康风险程度，体育治理可以分为一般性和专门性的体育治理、个人健康和公共健康风险治理，也可根据健康风险治理的时机，将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分为病前治理、病中治理与病后治理三种类型或阶段．

健康风险；转移规律；治理现状；体育治理

1 健康风险问题缘起与当前研究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对生命健康权的重视， “健康风险”作为人类发展最大的威胁之一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 然而， 人类的健康威胁却并未因文明的进步而远去. 并且， 随着现代快节奏的文明社会带来的生活压力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猝死、 过劳死等现象越来越普遍. 另外， 大量研究表明， 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 患病时间也在延长[1]. 201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了关于《促进人类持续进步：降低脆弱性， 增强抗逆力》的人类发展报告. 报告指出， 全世界60岁以上人口中有超过46%的人患有某种疾病或残疾， 而健康冲击又是最容易造成家庭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2].

关于健康风险的相关研究， 从1970年代开始， 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陆续研发了一系列的健康评估软件， 欧洲研发了EQ-5D健康量表. 随着这些健康评估理论与方法的传播， 相关的健康评价与风险管理研究使健康风险管理科学逐渐成长为一个科学的知识体系. 与此同时， 风险管理科学也在各国发展起来并逐渐被引入化工、 食品、 环境检测等领域， 以检测或评估相关物质或环境对人的“健康风险”， 形成了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环境与食品的外源性“健康风险”科学知识体系. 近年， 相对于传统的生物医学健康医疗模式， 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人口健康”的概念与健康风险管理思维. 郑晓英提出了人口健康、 人口健康储量等概念框架[3]. Krewski, Daniel等试图把人口健康理论与风险管理理论结合而建立一种人口健康风险管理框架[4].

2 健康风险的特点

2.1 健康风险的外部性

风险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有时会被感知风险因子、 媒体报道等风险“放大站”放大， 从而产生比其带来的直接损害更大的间接损失[4]. 同样， 健康风险自身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具有社会放大效应. 尽管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很多异化， 但对人生命自身的关怀依然是人类世界的主旋律. 无论自觉的哲学意义上对生命尊严的重塑， 还是最原始的趋利避害本能心理感受， 无不如此. 虽然个人健康风险时常被人忽略， 但一旦健康风险成为结构性风险并引发了普遍的风险感知， 它将可能引发最强烈的社会综合反应， 甚至引发大规模或大范围的集合行为. 特别是一些流行性疾病引发的健康风险， 它的影响也将全面覆盖各行各业人群， 具有明显的“飞来去器效应”. 从2003年的SARS引发的社会恐慌可以看出， 没有人真的对健康风险漠不关心. 另外， 客观的健康风险与人们对健康风险的主观感知并不总是一致的. 即使是虚假的健康风险一旦变成了结构性的主观“建构性”健康风险， 也会严重干扰人们的生产生活， 从而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损失. 2009年7月， 在河南省杞县就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杞人忧天”事件. 在杞县出城的各个路口出现了类似好莱坞大片的民众“大逃亡”， 一度使杞县“十室九空”. 其始作俑者则是因“核泄露”谣言引发的一场“建构性”健康风险[5]. 所以， 健康风险一旦由隐性风险转化为显性风险而为人们所感知， 它将对人类的政治、 经济、 文化造成全面的冲击， 从而为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将远大于风险本身带来的损失.

2.2 健康风险的不可评估性

风险评估最初源于核工业， 后逐渐被广泛应用于环境、 企业、 金融等领域的风险管理中. 但风险的不确定性使风险评估非常困难， 风险的生产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分离常使风险评估具有极大的主观性. “在风险分析中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因果性假设， 但通过因果假设性检验的有效尺度越高， 被认知的风险的范围就越小， 而未认识的风险的积累就越多. ”所以， “任何坚持对因果关系进行严格证明的人， 都是对工业造成的文明污染和疾病的最大程度无视和最小程度承认[6]. ”对健康风险评估临床医学与护理学中有一定的研究， 体育学的体育保健学亦有所涉及. 但事实上， 由于人在生物、 心理、 社会多种属性上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使人的健康风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健康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使所有试图定量评价健康风险及其影响的努力都面临巨大的困难. 不仅环境、 金融、 食品等领域的风险技术分析范式无法有效地用于健康风险的评估， 经济学分析也无法有效地对健康风险管理活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就健康风险对人们心理及生产生活的外部性影响而言， 它往往不是取决于健康风险本身的大小， 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健康风险的主观感知程度. 在心理上健康风险带来的恐惧、 伦理等因素对人们的风险感知有很大影响， 往往产生心理和社会的放大效应. 这使得对健康风险的外部性进行评估变得更加困难.

3 我国健康风险的现状

张冲等人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2010年全国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得出， 2005～2010年中国老年人口中健康比例在下降[7]. 这与世界很多其它国家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即随着人们预期寿命延长的同时， 患病时间也在增加.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 从2005至2012年间， 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所占的比例从10.94%上升到13.42%. 同期， 用于社会医疗的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从9.9%上升到了12.5%. 另外， 尽管我国已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险体系， 但直到2013年， 医疗总开支中， 个人支付比例仍占44%. 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偏低的国家， 由于个人所承担的医疗费用高昂， 农民小病不治成大病， 因病致贫现象越来越普遍， 甚至形成“因病致贫”和“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8]. 在城市， 由于职场压力的增加使年轻白领和作为家庭支柱的中年人的健康风险增加并成为威胁生命安全的重要风险之一. 2008到2012年间， 我国公安民警突发病猝死1098人， 远超过死于交通事故、 抢险救灾及暴力袭警各人数的总和(793人)， 成为近年来公安民警牺牲的首要因素[9]. 现有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到60余万， 其中尤以年轻白领为主， 已超越日本而成为“过劳死”大国[10]. 另据中国医疗网公布的“中国健康大数据”显示， 主流城市白领亚健康比例已高达76%， 7成人有过劳死的危险.

另一方面， 我国居民对健康风险的风险认知、 风险识别及风险应对策略却不够理性和成熟， 且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性别差异及阶层差异. 2009年我国首次公布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显示， 我国健康素养总体水平为6.48%， 而慢性病预防素养仅为4.66%[11]. 健康素养的缺失直接导致人们健康风险的应对策略扭曲. 至今我们仍能看到， 农村巫医盛行， 有病去庙会上香或听天由命现象十分普遍. 相对于农村， 城市则存在严重的自我医疗及过度医疗行为[12]. 据研究， 38.8%的居民经常随意使用抗生素， 27.9%的居民随意增减用药疗程， 25.5%的居民随意增减用药剂量， 25.4%的居民同时使用多种药物[13].

4 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

从当前我国健康风险的各治理体系及现状看， 各种形式的健康风险治理虽然都已初现规模， 但也都存在着一定缺陷. 其中， 医疗系统重于病后治疗却疏于疾病的预防， 医疗保险重于病后医疗中的经济补偿却疏于健康本身的维护， 此二者都属于事后治理， 无法从源头上治理健康风险. 专业健康治理机构服务全面， 却因收费昂贵无法覆盖广大中下层收入者. 从目前的实际效果看， 由于现在的健康风险治理体系多是基于有偿服务的健康风险治理体系， 产生的风险治理成本较高， 对广大中下层收入者的作用十分有限. 而体育作为一种健康风险治理体系， 不仅产生的治理成本较低， 还可以防治结合， 防患于未然.

4.1 健康风险体育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4.1.1 古代体育养生的理论与实践

体育作为一种有效的健康维护手段早在远古时期就已为人们所认识. 《路氏·阴康氏》记载， “阴康氏时， 水陼不流， 江不行其原， 阴凝而易闷， 人既郁于内， 腠里滞著而多重腿， 得所以利其关节者， 乃制之舞， 教人引舞以利导之， 是谓大舞. ”翻开中国体育的历史， 最宝贵的内容之一就是养生体育. 其中的太极拳、 引导术、 易筋经、 五禽戏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古代体育养生的“周天”、 “气”等理论包含了古代人们辩证的健康认识论. 《黄帝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概括了体育养生的精髓， 把古人对体育养生的认识提升到了哲学层次.

4.1.2 现代体育与健康的理论与实践

现代的体育生理学、 心理学、 保健学、 社会学及体育休闲学等学科的发展已为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提供了生物、 心理、 社会三维一体的学科理论支撑. 其中， 运动人体的科学理论为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提供技术理论支撑， 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为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提供实践发展策略的理论支撑. 如美国Haskell提出， 应该把体育锻炼当成一种“药”进行研究， 应该研究其特定条件下的疗效， 达到特定效果所需要的剂量以及发挥效应的安全性等. 我国学者在运动处方的理论与实践上也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实践上， 我国在政府的指导下已设立了公益性与职业性两大类社会体育指导员， 并对两大类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体育健身知识与指导技能进行培训. 资料显示， 已有超过近150万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具备体育与健身指导工作， 平均每千人拥有一位社会体育指导员. 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指导下，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身于全民健身活动[25]. 社会体育指导专门人才队伍的壮大及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的广泛开展为实施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奠定了人力与组织基础.

4.2 分类治理：健康风险体育治理的机制分析

4.2.1 一般性体育治理与专门性体育治理

一般性治理是针对非特定人群的健康治理. 由于体育活动的功能或价值具有多样性与整体性特征， 使体育运动更适合作为一般性健康风险治理的手段. 由于体育运动功能和价值的多样性， 因而它能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要. 而由于一般性体育运动功能或价值的整体性， 使所有参与体育运动的人， 无论出于健身、 养生等生理目的， 释放压力、 娱乐与自我实现等心理目的， 还是出于学习、 社交等社会目的， 最终都能收到健康维护的效果. 所以， 这种治理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人群与社会普遍性价值. 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看， 参与人群越多， 治理收益越大. 我国目前被提升为国家战略的“全民健身计划”实质就是一种一般性的国民健康风险治理计划.

专门性体育治理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健康治理. 由于目前慢性病患者的逐年增加， 使得对这个特殊患病群体健康风险的专门性治理越来越成为必要. 鉴于现存的医疗与卫生手段仍具有较大局限性， 专门性体育治理的作用就日益突显. 而随着运动人体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运动处方已突破传统提高运动成绩的视野而被越来越广泛用于非运动性疾病的治疗之中.

4.2.2 个人健康风险治理与公共健康风险治理

健康风险是一种人身风险， 从个体的角度看， 健康风险总是个人的. 但当具有人口统计意义的众多个人在相同时空面临同样的健康风险时， 这种健康风险就成为公共健康风险. 所以， 个人健康风险不一定是公共健康风险， 但公共健康风险一定体现在个人健康风险上. 对于公共健康风险， 当从个人角度分析时， 它是个人健康风险， 当从社会角度分析时， 它就是公共健康风险. 由此看来， 健康风险的治理既是个人的需要， 也是国家与社会公共安全的需要. 从个人的角度看， 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取决于个人拥有的健康风险认知与体育健康相关的专门知识技能等风险认知， 以及闲暇时间、 体育健身场所等风险治理资源. 从国家或社会角度看， 公共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教育、 知识咨询等方式为个人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提供风险认知策略， 以及通过提供场馆、 健康指导等方式提供个人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所需要的资源. 二是对于一些突发性或流行性疾病引发的公共健康风险， 在进行流行病疫性监督、 提供专门的健康风险咨询等常规性健康风险治理的同时， 通过宣传和组织科学的和有针对性的体育健身活动， 并以体育蕴含的科学精神驱除可能滋生的迷信及盲目的自我医疗等非理智健康应对措施. 由于突发公共健康风险时往往滋生宗教迷信， 而现代体育彰显的科学精神正是对宗迷信的否定与反击， 所以， 在突发性公共健康风险的治理中， 体育治理产生的精神与文化治理作用远大于身体健康本身的治理作用. 2003年SARS发生时， 一度在全国大范围内流传盲目喝绿豆汤、 板兰根甚至迷信活动， 以致人心惶惶， 甚至严重影响到了非疫情地区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 后经政府及时组织合理的体育与卫生措施迅速稳定了人心， 恢复了社会秩序.

4.2.3 病前治理、 病中治理与病后治理

根据风险治理的时机， 可以将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分为病前治理、 病中治理与病后治理三种类型或阶段. 由于对所有人来说， 健康风险永远存在. 所以， 任何体育健身活动都具有健康风险治理的意义. 也所以， 任何非患病状态下的体育健身活动也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病前治理. 由此， 健康风险的病前治理既可以是一般性的健康维护， 也可以是针对某类健康风险的专门性的健康维护. 所以， 病前治理既可以围绕某特定健康风险和病中治理、 病后治理形成相互关联的统一过程， 也可以独立存在而形成非特异性健康风险规避过程. 病中治理与病后治理是针对某种健康风险引发危机之后的风险应对过程. 所以， 病中治理与病后治理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特异性， 且病中治理与病后治理一般是围绕疾病引发的健康风险而形成的两个前后相互关联的治理过程. 从对健康风险治理的意义与贡献看， 病前治理更具风险治理意义. 一则当前其它的病前健康风险治理体系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需要体育治理给予补充. 二则体育本身的特点使体育更适合于病前健康风险治理. 病前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不仅具有更大的体育内容选择性， 还因为体育对健康是一种能从人体内因上标本兼治的治理手段. 三则一旦形成疾病， 在体育活动内容选择上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使健康风险的体育治理受到限制. 相比病前治理， 病中治理与病后治理则属于被动的健康风险应对过程， 不仅在体育运动内容选择上受到限制， 治理效果也将受到影响. 而且， 由于体育治理的迟效性使其不能代替药物治疗， 因而只能成为次要的辅助治理手段.

5 结语

在当今客观的风险社会以及人类主观上“生命权大于一切”的文化中， 健康风险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相较于西方， 中国当今的健康风险则更为严重. 但由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 社会健康风险治理体系尚不完善， 人们的教育与健康知识相对缺乏， 因而健康风险意识也相对较低. 另外， 目前的健康风险治理体系大多关注于疾病发生后的治理， 属于一种被动的事后治理体系. 且作为主要治理体系的医疗保险制度本质上只停留于疾病发生后的经济风险分散上， 不仅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 也不能减少疾病治疗的总社会成本. 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健康风险治理手段， 不仅能防治结合、 标本兼治， 还有较强的适用性和经济性， 不失为当前我国健康风险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有益补充. 但由于我国理论界对体育治理在健康风险治理中的作用、 机制等理论问题关注与研究不足， 使体育未能作为一种正规的健康风险治理体系进入人们的视野. 所以， 对健康风险中的体育治理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 不仅丰富我国健康风险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也将为体育研究打开一扇新的理论视域.

[1] 乔晓春.健康寿命研究的介绍与评述[J].人口与发展,2009(2):58-61.

[2]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促进人类持续进步:降低脆弱性,增强抗逆力[R].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21.

[3] 郑晓英.再论人口健康[J].人口研究,2003(4):13-14.

[4] 王甫勤,风险社会与当前中国民众的风险认知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2):85.

[5] 漆菲,秦亚洲.河南“核泄漏”谣言背后[EB/OL]. http:∥paper.people.com.cn/rmwz/html/2009-09/01/content_386388.htm.

[6] 吴金芳.我国风险治理体系的构建——基于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D].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2007:18.

[7] 张冲,孙炜红,张丹.我国2005-2010年老年人口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4(20):3731-3733.

[8] 刘祚祥,农户的健康风险分担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述评经济评论[J].2008(4):142-144.

[9] 刘洋.以人为本让警营充满关爱和温暖[N].人民公安报,2013-4-5(4).

[10] 胡琦.《中国人健康大数据》出炉， 数据显示：每年因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年轻白领巨多[J].吉林医学信息,2015(1):18.

[11] 钱国宏.甘肃农村健康教育现况调查及对策研究[J].兰州大学,2013(5):36.

[12] 胡银环,张亮,陈昊.武汉市城区居民自我药疗行为健康风险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08(6):610-611.

[13] 胡银环,方鹏骞,陶红兵等.中国城镇居民自我药疗行为健康风险水平评估[J].中国公共卫生,2009(11):1328-1330.

[责任编辑 尹 番]

Healthy Risk and Sports Management

YUN Lin-sen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934, China)

Health is an eternal topic, bu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health risk has quietly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modern society. Current medical care system emphasizes treatment of diseases but fails to stress disease prevention. Health insurance emphasizes more of treatment but less of care of fitness. These are passive and corrective approaches impractical for solving health related problems from the root. And sports, as a kind of effective means of health maintenance has been recognized since ancient times, like Shadow Boxing, Guidance Tactics, Yijinjing, Wuqinxi traditional fitness method, such as health risks are governance effective means. Especial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s science, the science of human movement theory, theory of sports for health risk management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the sports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theory as the health risks of governance to provide pract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oretical support. According to the risk degree of health sports, therefore,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can be divided into general and special sports management, personal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risk management, and according to the timing of the health risk management, health risks of sports manage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disease before treatment,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three types or stage after illness.

healthy risk; transfer law; status quo of management; sports management

2017-05-17

云林森(1980—)， 男， 河南通许人， 硕士， 讲师.

G806

A

1009-4970(2017)08-007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