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际东西方商贸和交往的重要通道
——崤函古道

◎郭胜强

（安阳师范学院 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安阳 455001）

商周之际东西方商贸和交往的重要通道
——崤函古道

◎郭胜强

（安阳师范学院 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安阳 455001）

崤函古道位于河南省西部，是“丝绸之路”东端的咽喉，古代东西方重要的交通枢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形成。殷商时代崤函古道得到进一步的利用和开发，成为沟通东西方商王朝和西方以周为代表的方国部族的一条通道，其商业运输、友好交往和军事作用日益重要。通过崤函古道新疆和田的玉石运到中原，商王朝的青铜器等运到了西方。西方一些部族的女儿通过这条古道嫁到商王朝，商朝王室商王女儿也嫁到西方。东西方的交往合作，促进双方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周部族吸收了东方的先进文化，使自身得到了迅速发展。

崤函古道；丝绸之路；商王；周部族

一、概述

崤函古道位于“丝绸之路”东端中国河南省境内，西出西安(长安)起于潼关，过秦函谷关，经陕州，过硖石关到今新安县东，出汉函谷关到洛阳，全长约400华里，是古代东西方的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崤函古道以北有天然屏障黄河，黄河出龙门峡谷后，由北向南，到今风陵渡口，南遇秦岭山峰，北堵中条山脉，不得不在此拐弯向东，在两山之间滔滔东去。古道以南是秦岭自华山、亚武山向东延续的余脉小秦岭。小秦陵南北两侧均以大断裂与盆地相接，其山势高峻雄伟，不可逾越。在这河与山之间的三、四级台地，一般都是海拔在500米以上的黄土高原，长年的雨水冲蚀，沟壑纵横。只有在黄河南岸的一级台地，地势平缓，狭窄修长，形成一条天然的交通通道。因此崤函古道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锁钥要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图1）。《水经注》里描述其险至“车不并辕，马不并列”，唐太宗李世民《入潼关》诗称“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

地处黄河中游的崤函古道西端是关中平原，东端是河洛平原，北边是晋南平原。这个地区是中华文明发源的核心地区，从新石器文化中期到宋代之间的4000多年间，都是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因此，崤函古道形成很早，无论是豫、秦、晋三个文明核心区之间还是长安与洛阳两京之间的一切交流与流通，崤函古道成了必经之地和唯一通道。李久昌教授曾指出：“崤函古道并非一日形成，其开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其建成与兴盛则与我国古代最为称羡的周秦汉唐相伴随。三门峡地区是著名的仰韶文化发祥地和中心分布区。正是在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的仰韶时代，仰韶先民们用双脚在荆棘丛林中踏出了古道最初的模样。”[1]

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尚书·夏书·禹贡》将今陕西关中地区划归雍州，在雍州治山治水的线路有如下：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2]

此段内容十分重要，“导”是开辟疏通的意思，岍山在陕西的陇县，岐山在陕西的岐山县，荆山在陕西的富平县，河即黄河。壶口在山西吉县，雷首在今山西永济县，太岳在今山西霍县。砥柱在今河南三门峡，析城在今陕西阳城，王屋山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均在今甘肃东部，太华山即华山，外方山即今嵩山。这是治理疏通陆路的情况。

而治理疏通水路则是从积石山（甘肃青海交界处）开始疏导黄河，到达龙门山（在今陕西韩城）；再向南到达华山的北面；再向东到达底柱山；又向东到达孟津；又向东经过洛水与黄河会合的地方，到达大伾山（在今河南浚县）。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崤函古道，但实际上是我国古文献中开发治理崤函古道的最早记载。大禹时代是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前夜，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社会生活也不再是单纯的适应自然而开始改造自然，在大禹治水的同时，也对水路交通进行治理。在雍州的关中地区，陆路上沿渭水北岸东进，经岐山、富阳抵达黄河，再东出华山北麓，沿黄河南岸经三门峡到达豫州的洛阳地区嵩山。水路同样是东出华阴，经三门峡到达孟津，又经河南巩县洛河汇入黄河处到达浚县。黄河三门峡水运也属于崤函古道的一部分，有论者指出：“三门峡漕运航道实是陆路崤函古道的另一种形式，二者相互贯通和联结，在线路上有交叉，功能和作用有相同之处，因此，历史时期的三门峡漕运航道也应包含在崤函古道的范围，崤函古道自古以来就是水陆“双轨”之途。认识这一点，对科学认识崤函古道乃至开发利用崤函古道都是十分重要的。”[3]

崤函古道在商王朝时期得到进一步开发，特别是在晚商时期东西方的联系日益加强，崤函古道的利用更加频繁。李久昌教授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多次载有周人纳贡于商、通婚及相互战争的事情。根据殷墟卜辞及有关文献,殷商时期,崤函地区方国部族林立,可考的有夹方(今陕县一带)、沚(今陕县)、亘方(今渑池一带)，以及楚(今灵宝)、渑(今渑池)、宫(今陕县宫前)、莘(今陕县)、髳(今陕县西北至山西平陆西南)、莞方(今河南、陕西、山西交界处)、卢方(今卢氏)等。这些方国与商王朝存在着臣属或战争的复杂关系,似乎从未停止过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4]

图1 崤函古道示意图

笔者根据文献记载和甲骨卜辞资料及考古资料，就殷商时代崤函古道的运输作用，殷商王朝和以周部族为代表的西方诸侯部族的联系交往，论述殷商时代崤函古道的历史地位，也折射出商周力量此消彼长的历史演变。

二、重要的运输通道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商代更是方国部族林立。所谓“方国”，是分布在商王朝周边，与商王朝并存的诸侯国家；所谓“部族”，是指由原始时代的部落组织衍变而来的、以血缘（族姓）联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当时，多数方国部族规模较小，仅仅是一些原始的氏族部落，但也有一些方国规模较大，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国家机构，如土方、羌方、周等。

殷商时代西方的方国部族除上述分布在崤函古道一带的之外，尚有崇侯（西安附近，一说在豫西）奠侯（陕西华县）仓侯（在陕西岐山附近）犬侯（在晋南）周侯（陕西岐山）羌方（陕西中南部）逤方（分布在晋陕高原）莞方（豫陕晋三省交界处）井方（分布在山西灵石至陕西一带）鬼方（陕西清涧）召方（分布在晋陕高原）龙方（分布在晋陕高原）巴方（分布在晋陕高原）丰（西安附近）犬（长安岐阳间）等。[5-7]

《诗·商颂·殷武》中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2]是说成汤建立殷商，那些远方民族氐羌，没人胆敢不来献享，没人胆敢不来朝王。商王作为天下之长，为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边境的安宁，对方国部族采取羁縻政策或曰怀柔政策，通过商业贸易互通有无、通过和亲联姻等保持友好相处的亲和关系。对一些与商王朝为敌的方国部族，则以战求和，凡战败降服者则友好相待。

商王朝和“沚”“长”等方国部族的关系，就是很好的证明。沚部族原来与商王朝为敌，多次在边境上劫掠骚扰，商王派遣军队将其征服，沚臣服于商。此后，沚成为商王朝经营西土的重要军事集结地之一，在西方如有战事，商王派兵屯驻于此，避免了劳师远征的弊病。沚部族首领也参与商王室的管理事务，与商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

《孟子·滕文公·上》有夏商周三代关于贡赋的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逸周书·王会解》附《商书·伊尹朝献》载：“伊尹朝，献商书，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支之鞞，乌鰂之酱，鲛鼥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巳、闟耳、贯胸、雕题、离卿、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纟比、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戒翟，匈奴、楼烦、月氏、韯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 ’汤曰：‘善。 ’”[8]

这是商汤和大臣伊尹商讨制定各地贡纳的一段对话，记述了各地的方国部族和所承担的贡赋，文中所列出的方国部族和所贡物品，今已不能一一确指。其中西方方国部族列出了九个，狗国可能就是后来的犬方，鬼亲当是后来的鬼方。所贡献之物列出了六种，丹青是矿物颜料，白旄是旗帜，神龟是占卜用的龟甲。

甲骨文中所见商王室向方国部族征收贡赋财物的用语有氏（致）供、入、见（献）以、登（征）取等。记载西方诸侯部族向商王朝进贡的情况有：

（1）周入。（《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6649甲反）

（2）周入十。（《合集》3138甲反）

（3）亘入十。 （《合集》9289）

（4）周以。 （《合集》9170）

（5）周以。（《合集》9171反）

（6）井示十。耳。（《怀特》546b/1）

（7）丁酉，邑示四屯。耳。（《合集》17563臼/1）

（8）壬寅，妇丰示二屯。（《合集》17513、1）

（9）乙卯、允有来自光，氐羌刍五十。（《合集》94）

（10）氏（致）十朋。（《合集》11445）

（11）周……羊。（《合集》21271）

（12）贞周以巫。（《合集》5654）

卜辞（1）至（5）属于“记事刻辞”，“入”和“以”都是进贡、送来的意思。（2）和（3）是说周人和亘人送来十副占卜用的龟甲。原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商代占卜用龟主要来自南方温暖湿热地区，近年学者研究认为，商代卜龟的来源并不单一，不仅有南方的，也有西方黄河上游地区，东方黄河下游地区及北方地区所产的龟。商时期的气候比现在为热，黄河流域的气候与今日江淮地区差不多，故商时北方产龟是可能的[8]。（1）（4）（5）残缺，但也是送来财物的记载。（6）（7）和（8）辞是占卜井方、邑方和丰方贡来占卜用的牛肩胛骨，屯是一副肩胛骨单位。（9）辞是卜辞的“验辞”，即是记载卜问事情的结果，是说在乙卯这天，名叫“光”部族首领果然送（氏）来了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羌奴五十人。羌人生活在陕西的中南部，“光”也必定是西方部族的首领。（10）辞是贡贝的记载，贝已是当时的货币，朋是货币单位，一般认为十贝为朋。（11）是卜问周人是否送来羊。（12）是卜问周人是否送来占卜的巫师。

进贡的物品还有谷物黍、秫、麦等，畜牧产品牛、羊、马、猪等，手工业产品青铜器、丝织品、食盐、玉石制品等。在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五号墓）中，曾出土一件玉戈上刻铭文“卢方皆入戈五”六字[9]，“皆”是卢方首领的名字，记载卢方向商王室入贡玉戈五件（图2）。卢方在今河南卢氏县一带，位于崤函古道的南侧。

李民教授曾分析夏商时期经济发展总体相对落后的状况指出：“《禹贡》中所说的‘贡赋’制度，实则是把当时各地的物产说成是贡赋的内容，把当时的交换、贸易往来说成是贡赋的关系。”[10]商王室通过“贡赋”得到这些货币和财物除自己消费外，还通过“赏赐”分配给臣下和方国部族。同时晚商时期商代社会生产得到发展，商品经济已开始出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升南、马季凡指出：商代“在手工业生产中，其生产物，有相当一部分是供王室所需，但是，也有部分是当做商品交换用的，商品性生产的目的很明确。如在骨器制造业中，主要以制造束发用的骨笄为主，无论是在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发现的制骨器作坊内，其骨料、成品、半成品，都是以制骨笄为主。这样大批生产骨笄，若只供王室成员享用，是大大有余的，这多余的骨笄，当是被用作交换，即卖给其他贵族、平民或远方异国。 ”[8]

《尚书·酒诰》是周初大分封周文王弟弟康叔分封到殷都故地时，周公命令康叔在卫国实行戒酒的告诫之辞。内有：“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11]大意是说，殷遗民们，你们要一心辅助我们，专心致志地种好庄稼，勤勉地侍奉你们的父兄。农事完毕后牵牛赶车，到外地远方去从事贸易，赚钱来赡养孝敬你们的父母亲。说明经商是殷人的传统，故后世将做买卖的人都称作“商人”。

图2 妇好墓玉戈和铭文（戈五为合文）

商王朝对臣下和方国部族的赏赐有货币、土地、人口、牲畜、青铜器、陶器、武器、谷物、玉石器等。《今本竹书纪年》曾记载商王武乙给周部族首领古公亶父和其子季历的赏赐：“（武乙）三年，命古公亶父，赐以岐邑。三十四年，周公季历来朝，王赐地三十里，玉五十觳，马十匹。”《史记·殷本纪》记载了商王帝辛给周文王姬昌的赏赐：“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12]甲骨卜辞中也记载了商王对臣下和方国部族的赏赐：

（13）庚寅卜，□，贞赐多女又贝朋。（《合集》11438）

（14）乙卯卜，亘，贞赐禾。

勿赐禾。（《合集》9464）

（15）乙卯卜，亘、贞勿赐牛。

贞赐牛。（《合集》9465）

（16）贞勿赐黄兵。（《合集》9468）

（13）是赏赐贝的记载。

（14）是卜问是否给亘赏赐禾。

（15）是卜问是否赏赐亘以牛。

（16）是卜问是否赏赐黄兵，黄兵是指青铜武器。

商代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商王给成下颌方国部族赏赐的记载：

丙午，王赏戍嗣子贝二十朋，在阑宗。用乍父癸宝鼎。《戊嗣子鼎》（《集成》2708）

辛卯，王赐寝鱼贝，用作父丁彝。《寝鱼爵》（《集成》9101）

第一条是说在丙午这天，商王赏赐给戊嗣子贝二十朋，地点在阑宗。用赏赐的货币制作了祭祀父癸的宝鼎（图3）。第二条是说在辛卯这天，商王赏赐给寝鱼货贝，用来制作教授父丁的礼器。

青铜器是殷墟四大文明标志之一。殷商王朝时期，青铜冶炼和青铜器铸造技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其产品工艺精良，品种繁多，已能大批量生产。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曾出土大量的青铜器，据粗略统计，20世纪30年代中央研究院15次殷墟发掘中，出土青铜器有近2000件。新中国成立后，历年殷墟发掘出土青铜器有近3000件。[13]青铜器种类有礼器鼎、鬲、甗、簋等，酒器爵、觚、觯等，兵器戈、矛、戟等，农具和手工工具铲、锄、斧、锛等，还有乐器、车马器和装饰品等。

殷商王朝的青铜器产品和其他手工艺产品一样，除用作王室自己消费外，还用做赏赐臣下和方国部族的首领。据考古报告，在殷商王朝统治中心之外的山东、四川、山西、陕西等地，都出土有商代青铜器。陕西关中地区的华县、临潼、大荔县、蓝田县、西安、耀县、扶风县、岐山县等，都有商文化遗址的发现，考古学家称作“商文化关中类型”。这些遗址也都曾出土有商代青铜器。[14]近年在陕西南部、北部也发现商文化遗址，陕西城固县龙头镇、宝山镇曾多次出土商代青铜器，1980年出土63件，1981年出土14件，2004年出土4件，其中有礼器鼎、鬲、觚等，兵器钺、矛等和生产工具镰等。[15]2005年在甘泉县下寺湾镇出土商代青铜器57件，有礼器、兵器等，还有青铜马（图4）。马背上有椭圆形的背垫，从其所处的位置看，具有马鞍的形态，证明了商代人们已开始骑马。[16]

图3 戊嗣子鼎

图4 陕西甘泉下寺湾铜马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将武王灭商以前的周文化称作先周文化，并指出：“先周文化的形成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些文化因素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三，第一来自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文化。这主要是指先周文化中存在的商式铜器。根据铜器族徽铭文来分析，其中有直接来自 （掳掠、赏赐、也可能通过婚姻关系）商文化分布区域者；也有周人（或俘虏的商工怒）在陕西仿商器铸造者。 ”[17]

商代西方诸侯部族通往中原的道路，虽然北部有经今山西由孟门（白径）斧口径等“太行八陉”可以穿越太行山到达太行山东麓的商都，但长期与商王朝为敌的逤方、土方等部族盘踞在这一带，而且秦晋高原道路难行。向东南为秦岭山脉所阻挡，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不可逾越，因此崤函古道成为他们的唯一理想通道。

三、古老的国际商道

安阳殷墟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上承夏及商代早期玉器的优良传统，下启西周玉器的先河，创作了很多美轮美奂的作品，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殷墟玉器种类繁多，包括礼、乐、兵器、工具及各式装饰用器和现实题材人物、动物(包括写实和神话性动物)。[18]20世纪90年代，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志达先生曾推算估测殷墟自发现到当时共出玉器约2000件。[19]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队长唐际根研究员又做了进一步统计，“估计迄今殷墟出土商玉的总数约为2600件”。并认为“这应该是最接近实际的一个估计数”。[20]

不少学者对殷墟玉器石料的来源曾进行了探索[21-23]，认为商代的玉器原料是以“软玉”为主，初步鉴定这些“软玉”的产地主要是新疆和田、岫岩及南阳等地，其中以新疆玉居多。殷墟发掘的开创人郭宝钧先生研究指出：“昆仑玉进入中原或可追溯到殷周之际。”[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指出：“晚商玉器的产地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一般都同意新疆的和田是晚商玉料的主产地。但部分学者认为，除新疆和田外，晚商玉中还有一部分产于河南南阳独山、密县和淅川；也有学者认为殷墟玉器中有少量的岫岩玉。”[25]杨升南、马季凡也指出：“商代玉工们所用的玉料，其来源也应是多源的。在商代后期的王都安阳殷墟，王室所使用的玉料，有相当部分是产自今新疆和田地区的和田玉石。”[8]

由此，有学者提出“从商代（或者更在其前的新石器时代）新疆的和田玉石就被运到内地，至晚在商代就应存在一条从和田到内地运输预料的‘玉石之路’”[8]。远在3000多年前世界历史上第一条大规模的东西方贸易之路、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路”就已开通进行了商业贸易。新疆玉器运抵今关中地区后，继续向东经崤函古道抵达今洛阳地区，再向东在孟津渡过黄河，沿黄河西岸（战国以前黄河的走向）向东北到达殷商王朝的都城今安阳殷墟。

对此，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唐际根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荆志淳等就认为“殷墟玉料的来源问题尚未解决”。“要研究殷墟玉器的产地，首先必须意识到殷墟玉器来源的复杂性……问题的解决其实并不能完全依赖对玉器本身矿物成分分析或化学成分分析。这样的分析当然是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但更要重视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关系的研究。”[26]此种分析很有见地，我们相信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是会最终解决的。

《尚书·夏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2]陕西属于雍州，这里的贡物是球（美玉）琳（美石）琅玕（珠宝）。关中地区是产玉的，蓝田玉名列中国四大美玉之一(其余为新疆和田玉、河南独山玉和辽宁岫玉)，素有“玉种蓝田”之美称，早在新石器时代即被开采利用。

殷墟玉人是殷墟玉器中的重要一种，在殷墟出土和传世的玉人中，有头戴小圆帽的跪坐玉人[29]，有的小圆帽甚至小到仅仅是头顶的装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认为：由殷墟玉人像和人头像 “能看出冠式大致有五种，即：（1）作圆箍状，戴在头部以束发……上述不同衣冠和发式的玉石人像，有的可能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有的大概是性别或年龄的差异。其中，有的人像对于研究人种或族属也有参考价值。”[13]有学者则进一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跪人头上的圆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3200年前，中原与新疆不仅有玉石贸易，还有文化、风俗的交流。”[30]这种小圆帽正是创立于3000多年前的古犹太教独特的标志——希伯来语中叫“基帕”，基帕，也做基巴，或者卡巴（Kipah），是犹太人男性所佩带的一种薄布料或羊毛纺织制成的头饰，用发夹固定，是以色列犹太人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具特色的宗教用品。

此人形象（图5）大眼、高鼻，很符合犹太人的特征，这就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善于经商并有“世界第一商人”之称的犹太民族就有人来到东方殷商王朝的首都安阳殷墟经商。他们带来的有当时人们所喜爱的玉石，换回西方宫廷贵族梦寐以求的东方奢侈品。

如果说此玉人雕塑形象简单，单从头戴基帕还不足以证明就是犹太人，还可以从考古学上得到证明。安阳殷墟自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科学发掘以来，曾出土大量的人类骨骼，李济、杨希枚、韩康信等几代学者对这些骨骼进行研究，认为殷墟出土的人类骨骼中，存在有西方人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希枚先生曾指出：“西北岗组殷代头骨，无论就头骨测量上的或形态上的差异而言，都极可能代表着一个非同种系的人（anon-homogeneous or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尤其就头骨形态而言……大体上说，可能主要包括北亚的类蒙古人种和次要的海洋类黑人种，以及最少量的高加索人种的成分。”[31]犹太人就是属于高加索人的一种。近年悉尼大学吉姆·海耶斯教授和郑州大学芦力军教授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得出了“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出来的人类头盖骨显示，早在殷商时期,即存在中原人与中亚人及欧洲人的往来。欧洲人和中亚人的到来被有的学者认为参与了中国政体的形成过程。”[32]因此，犹太人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来到中原是可信的。

图5 头戴基帕的殷墟玉人

四、友好往来的通道

周人是居住在我国西部关中地区（今陕西中部）的一个古老民族，其先祖弃即后稷和商人的先祖契最早同为夏朝的臣属，各自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到商汤灭夏建立自己的政权后，周人成为商朝的臣属。从商汤建国一直到晚商中期，商部族和周部族多有接触，长期友好相处。在这一过程中，周部族接触东方先进文化使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迅速发展，商王朝也赢得了西部边境的长期安宁稳定。

文献中最早记载商周发生关系是在第十四代商王祖乙时期，今本《竹书纪年》载：“（祖乙）十五年，命邠（bīn）侯高圉。”据《史记·周本纪》记载，高圉乃古公亶父之高祖，这句话是说周族首领高圉接受了商王祖乙之“命”，表示服从商朝的统治，商朝则封其为“邠侯”。

周部族在公刘迁豳时已初具规模。《史记·周本纪》载：“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33]周兴起于西方，他的西部和北部有戎狄侵扰且比较荒凉偏僻，南部为秦岭所阻挡，要发展只有向富饶的东方中原。当他们沿渭水而下由邠迁岐不断向东方发展的时候，崤函古道成为他们的重要通道。

晚商时期（盘庚迁殷之后），商周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通过崤函古道的客商使者更加频繁。前面已经介绍了通过“贡赋”和“赏赐”商周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作为宗主国的“大邦”的商王朝对于自己的附属国，商王也有义务表示关心，让周部族首领参与商王室的重大活动，对周地的天象气候、农业收成、周侯的身体状况都经常予以关注，甲骨卜辞载：

（18）壬戌卜，[贞]令周宓囗若。（《合集》4885）

（19）辛卯卜，贞令周从永止。八月。（《合集》5618，见图6）

（20）允惟鬼暨周逘。（《合集》1114反）

（21）于周其焚。（《合集》30793）

（22）癸未卜，送贞，周擒，犬延鋁。（《合集》14755）

（23）周……[骨]凡[有]疾。（《合集》13910）

（26）乙卜，贞：中周有口，弗死。（《花东》h3:330、2）

（20）（21）辞是周人参加商王室祭祀活动的卜辞，分别是“逘”祭和“焚”祭，这两项都是商王室重要的祭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祭祀乃是商王室重大活动。（22）辞是田猎活动的记载，大意为周与犬延参加田猎，周擒获猎物，犬延用陷阱捕获猎物。“鋁”作“”形，从水从鹿，当与陷阱之陷含义略同。田猎活动不仅猎获野兽，当时也是军事训练，是商王室的一项重要活动。（23）辞是卜问周侯是否有疾病。（24）（25）辞中，是祸字，意为卜问周是否有灾祸。（26）辞卜问周侯有疾病，会不会死去。

周部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商王和商王室成员为妻，武丁时期甲骨卜辞已有明确记载：

（27）贞：妇周……（《合集22264》）

（28）甲子卜，贞，妇周不延。（《合集》22265）

（29）妇周……有……（《合集》22294）

（30）丁巳卜，古贞：周以嫀。

（31）贞：周弗以嫀。（《合集》21086）

（32）甲子卜，贞：妃中周妾不死。（《花东》h3:977、25）

辞中“妇周”是周人的女儿嫁给商王为妻后的称呼，（27）辞不完整，（28）辞是在卜问妇周是否能按时到来。（29）辞也残缺，但可以看出是卜问妇周是否有孕或者有疾病。（30）（31）辞中嫀是嫀部族的女儿，是说周人是否将嫀人的女儿陪嫁过来。（32）辞卜问名叫妃中的周妇（妾）有病会不会死去。（32)辞是“花园庄东地甲骨”值得关注，该类卜辞是属于“非王卜辞”，也就是商王之外的其他王室贵族卜辞。这说明除商王之外，其他王室贵族成员也都与周部族发生关系，可见当时商周关系之密切。“花园庄东地甲骨”的发掘者和整理者曾指出：“‘妃中周妾’说明在武丁时代，周与殷王朝有婚姻关系，这是一条十分珍贵的史料。 ”[34]

图6 “令周从永”甲骨

商周实行“和亲”也是双方面的，商王也将自己或贵族的女儿下嫁给周部族的首领为妻。历史上明确记载的有两次，一次是太任下嫁季历，一次是帝乙之妹下嫁姬昌。

商王文丁时期，周人势力进一步发展，文丁特地将贵族之女太任下嫁给周部族首领季历为妻，通过崤函古道入周。太任亦称大任，商王室诸侯挚国大贵族挚任氏的女儿。挚国是商王近亲贵族所建立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世本·氏姓篇》载：“祖己七世孙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太任入周，生子姬昌（周文王），是著名的“周室三母”（另两位是：太姜，古公亶父之妻、季历之母。太姒，周文王姬昌之妻、周武王姬发之母）之一。《史记·周本纪》载：“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33]《诗经·大雅·大明》载：“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2]大意是说商国挚氏任姓姑娘，来自遥远的殷商。出嫁来到小邦周，在周京城做了新娘。她与我们的大王季历配成双，她谨慎言行品德高尚。及至太任有了身孕，生下来我们圣明的文王。

太任生性端庄严谨、稳重诚敬，嫁给周部族首领季历为妻后，主持后宫立身端正，宫廷上下肃穆祥和。太任怀孕的时候，身体力行注重胎教，不看邪曲的场景，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刘向《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母》载：“大任（太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娶为妃。大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大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35]这当是我国胎教的最早记载（图7）。

商王帝乙时期，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周文王姬昌。当商朝送亲的队伍通过崤函古道西进的时候，姬昌亲自到渭水边上迎亲，仪式规模盛大。此事史称“帝乙归妹”，一时传为美谈。

《周易·泰》之六五爻辞记载了这一事件，有“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妇人谓嫁曰归，泰者，阴阳交通之时也”。[2]又有“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等爻辞。认为帝乙归妹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需求，这包括人们生长、交配、生殖繁衍的需求，有福祉而成为最吉祥的婚姻，对于人类来说是最好的。

《诗经·大雅·大明》更描述了这场隆重的盛大婚礼，并以“天作之合”来赞美：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2]

此段翻译过来就是“上天借鉴在下方，周邦命运汇集长。文王初即来施行，上天作合娶新娘。新娘来自洽水北，迎亲就在渭水旁。文王嘉礼将举行，大邦有个好姑娘。大邦有个好姑娘，好比仙女自天降。下文定聘求吉祥，文王亲迎渭水旁。建造木舟为桥梁，大大显耀真风光。”

图7 太任教子

[1]李久昌.崤函古道研究·前言[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2]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李久昌.崤函古道历史地理与文化内涵[C]//多视角下的古都名城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591.

[4]李久昌.崤函古道交通线路的形成与变迁[M]//崤函古道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5]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宋镇豪.商代史：卷1·商代史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7]孙亚冰，林欢.商代史：卷10·商代地理与方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8]杨升南，马季凡.商代史：卷6·商代经济与科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53，477，496.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81.

[10]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1：56.

[11]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70.

[12]司马迁.史记·殷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6.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14]卢连成.商文化关中类型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237.

[15]柴福林，何滔滔，龚春，等.陕西城固县新出土商代青铜器[J].考古与文物，2005(2).

[16]赵争耀.甘泉县发现一座商代晚期墓葬[N].三秦都市报，2006-08-22.

[17]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出版，1998：256-257.

[18]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商周组.殷周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323.

[20]唐际根.殷墟玉器的发现与整理[C]//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69.

[21]张培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J].考古，1982(2).

[22]曲石.关于我国古代玉器材料问题[J].文物，1987(4).

[23]申斌.“妇好墓”玉器材料探源[J].中原文物，1991(1).

[24]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64.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09.

[26]唐际根，何毓灵，岳占伟，等.安阳殷墟出土玉器[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出于玉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7]马如森.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殷墟丛书·殷墟甲骨文[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235.

[28]孙常叙.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99.

[29]常庆林，常晓禹.殷墟玉器——安阳殷畿艺术博物馆藏玉[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1.

[30]常庆林，常晓禹.殷墟玉器鉴赏与辨伪图典[M].北京：中国书店，2012：53.

[31]杨希枚.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人体骨骼的整理和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头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4.

[32]海耶斯.关于中国安阳殷墟墓葬人种的推测[J].芦力军，译.中原文物，2011(3):41-44.

[33]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2，115.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1692.

[35]刘向.列女传[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卞建宁）

K878.4

A

1671-9123（2017）02-0010-10

2017-04-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5BZS021）；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地研究项目（2012-JD-001）

郭胜强（1945-），男，河南安阳人，安阳师范学院甲骨学与殷商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甲骨学与殷商文化、中国古都和安阳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