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译”到“豫译”：词源学视域下翻译的叙事回归

薛 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从“叙译”到“豫译”：词源学视域下翻译的叙事回归

薛 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对概念化、抽象化理论探索模式的过度依赖或使翻译研究日渐远离具体而微的生活。对“叙”的词源学考证可展现叙事与翻译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紧密联系，并揭示翻译自身的叙事属性。 “叙译”立足并彰显翻译的叙事属性，试图以事件化、形象化的细微视角代替纯粹的逻辑推演与绝对的抽象法则。这或为认识翻译提供新视角，也是促进翻译研究重返“生活世界”的一次积极尝试。而作为“叙译”在具体翻译中的实现路径，“豫译”为译者聚焦“事情”本身，回到文本意义的发生现场，并最终实现翻译的“厚重”与交流的“豫乐”提供了新的思路。

叙译；豫译；翻译；叙事

一、引言

一直以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焦点在“科学世界”与“哲学世界”之间徘徊游移。然而，无论是营造一个“严谨”“精密”“纯化”的科学化翻译世界的设想，还是借存在主义、阐释学哲思谋求翻译救赎之道的尝试，都建立在对翻译活动的对象、翻译过程及翻译本身概念化推导与抽象化设定的基础上。固然，对翻译的理论建构离不开概念化、抽象化探讨。但若走向极端，语言就将与“生活世界”无关，或为符号抽象，或为“存在本身”；意义，就很可能无涉现实事物，要么成为概念化的符号，要么化作闪耀着神旨光芒的“纯语言”；受此思路影响，翻译本身也就会逐渐与人相望相隔，或为自我运行的程序系统，或为弥赛亚式的宗教使命。其结果就可能是，翻译与现象世界和具体生活渐行渐远。

站在纯粹的逻辑推演与绝对的抽象法则的对立面，叙事以其事件化、形象化的细微视角彰显其具体、具象的理论品格。我们假设，若能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的叙事，将译者视同一种跨民族、跨文化的叙事者，我们或能经由叙事展望一条有别于西方翻译研究科学化或哲学化进路的“具象化”道路。由此，翻译研究或可重新根植现实生活，而翻译也有机会真正成为描绘人类形象、传播人类智慧、传递生命体验的交流活动。

新千年之初，杰拉德·普林斯曾对20世纪西方叙事学理论发展进行重新梳理与归纳，并试图对“叙事”(narrative)这一学界久争无果的核心概念意义做“尽可能准确和完备”[1]ⅲ的厘定。在新版《叙事学词典》中，他将叙事定义为：“由一个、两个或数个(或多或少显性的)叙述者，向一个、两个或数个(或多或少显性的)受述者，传达一个或更多真实或虚构事件(作为产品和过程、对象与行为、结构或结构化的)的表述。”[1]137从普林斯对叙事的定义出发，可以得到三点推论：第一，叙事仅仅关乎叙事行为中的“叙述者”与“受述者”，并不涉及叙事行为之外的“你”“我”；第二，叙事无一例外的是一种语言的“传达”，是一种从“叙述者”到“受述者”单向进行的“传达”行为，类似某种形式的“命令”下达或“宣告”；第三，叙事所表达的是已经发生的“真实或虚构事件”，也就是说，叙事本身身处“过去时态”之中，是与当下时空渐行渐远的回溯性描述。在这样的界定下，叙事就成为与“生活世界”的鲜活跃动缺乏交集、对人类情感与文明沟通没有帮助的冰冷陈述。如果“严密”的逻辑和“纯粹”的结构只能将“叙事”悖谬性地推向“反人类”“反沟通”的断崖，我们或许有必要以另一种角度审视“叙事”这一人类最普遍和自然的活动本身。

二、从“叙”到“叙译”

(一)“叙”的词源学解读

我们或可由此窥见“叙”之为“叙”的三大特征要义：其一，“叙”由“余”生，因“余”而起，是出自“你”“我”，也关乎“你”“我”的人类活动，是“人”(余)与“事”(攴)的共存共融。其二，“叙”含“舒”意，“舒”又与“抒”互为假借。因此，“叙”不仅是一种对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条分缕析地描述刻画(“舒者，展舒，徐缓有次也”《尔雅诂林》①)，也是在此过程中对世间事事物物所形成的理解领悟，更是在理解之后发自身心的情感抒发(“物予人得申其意”《说文解字注》)。可见，“叙”之所及，绝不仅仅停留在“过去时态”中、已经发生的事件里，它更是一种当下的建构，饱含现世的情怀。其三，“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4]1010。既然“叙”可以以“语”相释解，“叙”就可能不是普林斯所谓的“叙述者”向“受述者”“传达”的命令宣告，而是二人相对相视，平等融洽，为彼此解困释疑的交言倾谈。从这一角度审视“叙”之为“叙”和“叙”之所“叙”的论题，我们发现“叙”与“译”之间出现了奇妙的重合。

首先，如同“叙”一样，“译”是“人为”的、更是“为人”的。它们的产生均源于人类文明沟通、相互理解的需要，而它们的任务则是实现生命在异域时空中的穿梭。在这一层面上，“叙”与“译”一样是交言、是倾谈，是谈话双方彼此平等的对话。其次，“叙”缘起于发生在过去时间流中的一段故事或记录，“译”也亦然。它们均通过对某一生命的动态描述，展现生命在时间长河中的起承转合。最后，在“叙”中，我们以己之口/手讲述曾经的自己或是他人的故事，在“译”中，我们同样以己之口/手展现身处另一个时空的生命历程。因此，每一次“叙”与“译”的过程都如同一场“我”与“你”的邂逅，是“‘我’的知识、‘我’的意志以及‘我’的谋划”与“他人的世界”间的碰撞[5]46。也正因如此，“叙”与“译”便为同一与差异、自我与他人提供了相遇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中，他人和世界才能向自我呈现，并因之认识自我。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译”的过程就是“叙”的过程，“译”就是一种跨文化的“重述”。

(二)“叙译”：从达“意”到叙“事”

传统的翻译研究，如众多理论著作所阐述和强调的，旨在突出“翻译意义”这一指向，不少翻译教科书甚至直接将“翻译意义”作为翻译的根本问题或基本议题。这种思路和命题不仅大大缩小了研究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便将翻译局限在“信息传递”或“意义解释”的狭隘理解上，也就是将跨文化交流中的那种近乎“无限”或面对“无限”的沟通，偏执地收缩于翻译所牵涉的双方(或多方)所欲传达的东西的复制上。也就是说，翻译，尤其是跨文化翻译，其目的并不在于或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阐释和注疏，也不在于文字语言意义的传递，它的要义更多地表现为以某种形式、方式、手段来营造一个思想空间，进而呼唤异域异乡异国异行的同类进入其间，最终共享人类文明成就中光彩夺目的那些精神财富。而这里所说的“形式”，实质上是某种故事的表现、再现或成形。实质上，正是在翻译中所透出的文字、语言意义，营造出那个特定的空间中所可能出现的既定的事件，人们才得以领略到另一种(或多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可以引发惊奇的事事物物，翻译也才是“活的”，既是有生命力的，也是过程之中的，不断变化的，因而也就是能动的和有魅力的。

如果承认翻译的初衷与其所欲达成的目标是实现跨文化的“经验共享”和“智慧传递”，那么，我们便能跳出传统翻译“求意”的桎梏，转而将翻译视为一种对过去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某一事件的跨语言讲述。这样，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叙事行为，翻译活动就绝不应该以“意义的传递”这一起点固步自封。既然翻译是一种讲述，其所面对的文本便不是“符号化”的意义所堆砌而成的“能指的集合”，而是隐匿在语言文字之下的、作者假借“真实”或“虚构”人物之口所讲述的种种生命历程。这些历程无一例外地通过故事得到展现，为我们带来“远方的消息”，更展现这样的消息背后的“与我同类”的某个/种生命现世存在的样态、风采和价值。这就意味着，与其试图用语言去定格心中不断生成与变化着的意，以静写动，遭遇言不尽意的苦恼，译者不如选择以动写动，用动态的事件描摹意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只有迈入特定的故事中、进入历史的条件和可能性中去，才可能成就其“叙事化”的、动态的、历时的形态。

三、 “豫译”：“叙译”的实现路径

如将“叙译”视为认识翻译的新视角，何为“叙”，又如何在翻译中实现“叙”就成为关乎“叙译”是否能付诸实践的中心论题。中国古代典籍对“叙”有多种注解，如《尔雅·释名》曰：“舒业顺叙，绪也”[6]37。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引此注释，并注曰“古或假序为之”[2]126。《尔雅·释言》中又载：“叙，豫也”，邢昺对此释曰：“豫、胪，皆陈叙也。事豫备者，亦有叙也”[6]99。可见，“舒”“业”“顺”“绪”“序”“豫”“胪”或与“叙”互为假借，或与“叙”意义相通，均投射了“叙”在汉语中的丰富意义内涵。七字之中，尤以“舒”“顺”“绪”“序”“豫”常见常用，细分之下每字各有侧重：“舒”立足叙事语言，突出“叙”之“展舒，徐缓有次也”；“顺”关注叙事条理，强调“叙”之“顺而有理”[2]418；“绪”着眼事件本身，展示所“叙”之事“得绪而可引，有绪可缵”[2]645的发展脉络；“序”聚焦叙事逻辑，呈现“叙”“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7]101的呈现形式；“豫”则凸显叙事前的准备活动，体现“事豫备者，亦有叙也”[6]99。

如前文所讨论的，有别于传统的“意义翻译”，“叙译”所着力强调的是翻译事件化、动态性及具象化的旨归，其中展现出的是人与事件、世界与他者的交互。因此，“叙译”之“叙”应具备三点基本特征：其一，生命是“叙”的主体和对象；其二，事件是“叙”呈现生命的基本形式；其三，“叙”是具体的人类行为也是人类认识世界、感知他者和理解自身的内在机制。以此为标准，我们发现，“舒”“顺”“绪”“序”虽分别紧扣叙事话语和叙事行为，但四字或注重叙事语言本身(舒)，或突出事件顺序与逻辑(顺、绪、序)，尽管均从某一角度反映出“叙”的特质，但都不能满足“叙译”所需的将事件与人、空间与时间、抽象与具象有机结合的基本诉求，也不能体现“叙译”本身所蕴含的动态和发展的属性。唯有“豫”独辟蹊径，从叙事行为中抽身，转而关注“舒”“顺”“绪”“序”四字均未顾及的叙事的前提和准备，从而将“叙”从一种片段性事实和规约式的逻辑概念延展成为一个需要预先整理、准备而后实施的过程，或者说，一个有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事件”。也正是因此，“豫”引起了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 “豫”：“事”之豫备

“叙”“豫”间的关联发端于《尔雅·释言》(“叙，豫也”)。邢昺认为“豫”可解为“叙”的原因在于“事豫备者，亦有叙也”[6]99。可见，“豫”“叙”相通建立在“豫备”方能“有叙”这一重要的前提条件上，亦即“豫”为“叙”的准备和铺垫。在此基础上，“豫”“叙”之间可发展出三种意义指向：从时间上看，“豫”作“预”解(段玉裁也指出“豫”俗作“预”)，有“预先”“事先”之意，强调“豫备”与“有叙”在时间上的先后承接；在空间概念上，“豫”又可视为“裕”，意为“宽裕”和“齐备”(“先事而备谓之豫”《说文解字注》)，揭示所“叙”事件的展开所需的充裕材料准备和宽广空间；从内在逻辑上看，由“豫”及“叙”的转换自然流畅，两者间似乎全然“不费功夫”的过渡又暗示出“豫”是“事豫备”之后“自然而然”的语言表达。于是，“豫”成为时间接续与空间延展之中的“叙”，或者说，“豫”即进入“事件本身”的另一种“叙”的形态。 因此，作为“叙译”的实现形式，“豫”是译者对所述之事来龙去脉“预先”的勾稽梳理，是对话语发生背景和其中人物关系结构的“充裕”的准备，也是对翻译这一跨文化叙事事件本身的充分尊重。从这一角度，“豫”即是面向“事件本身”②的翻译策略：其在翻译视域中的意义不仅仅是召唤译者摈弃流俗和无根据的“前见”“前有”“前把握”[8]149-152，转而以事件本身为基础构筑对文本意义的“前理解”和“先把握”，也不仅限于鼓励译者将自身投射于事件之中，以对话与沟通的姿态面对事件中的各类生命。更值得关注的可能是，按照海德格尔“理解就是与事物打交道”的观点，面向事件本身、观察和描述其中事事物物、总结和归纳其运作规律的“豫”可能实现了“在事物自身的运作中揭示自身”的目标，代表着“理解最本真的方式”[8]69。也就是说，“豫”是翻译回归事件、成就其原初发生学意义的明确表态，是译者进入历史时空，在事件基础上重构语境关系的翻译策略，也是成就一切翻译活动最初与终极目标——理解的前提和基石。

(二)“豫”：“象”之大者

至唐孔颖达在《周易注疏》中曰：“实象者，若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升也，皆非虚言，故言实也。假象者，若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此之类，实无此象，假而为义，故谓之假也。”[7]68可见，与“地上有水”“地中生木”等在现实生活中可触、可感、可直接描述的具体事物相较，“天在山中”“风自火出”此类“实无此象”的观点、想法及概念均为“假象”或“虚象”。它或是模拟生命形态，表现为“肖古人之形而则其象也”[10]493的“肖像”，或是成为天地万物的符号载体(卦象)，又或是“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的思维方法和言说方式③。然而，“象也者，像也”(《易经·系辞》)，从“形”到“象”，由“象”到“像”，无不是对由“实”到“虚”、由“是”到“如”、从“具象”转向“抽象”过程的描述。无论以何种形态和变化出现，“虚象”都是通过“观物取象”获得的“意义之符(sign)”，或“意义之迹(icon)”④——其不仅是对“物象”形态的模拟，更是对事物内在生机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动态把握。换言之，由“实象”到“虚象”，从“有形”到“有象”，构成了从外在具象世界与符号表意世界的一则隐喻：我们观察周遭世界和身边的人，将所见所感悉数凝结在符号系统之中，形成了显隐、具象与虚拟之间的“象”。大象无形，而当译者(“予”)又一次站在“象”的面前，发觉自己所面对的不再是鲜活的生命之象，而是以生命形态为依据抽离出的概念化观点、以隐喻的形式指向外在世界的语言系统。在此系统中，即使我们肯定作者“原初”意义的确然存在，这一意义也必定在时间与事件的远化中模糊难辨，在延宕中不断变异和生发，在释读中一再地被赋予新的内涵。译者又当如何重返事件和生活世界？叙译又将如何展开？

对此，《韩非子·解老》有自己的解答：“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11]140物种的南迁使“象”在中原逐渐销声匿迹，“生象”难见，只得骨骸。如果“生象”为具体可见的“实象”“物象”“生命之象”，“死象之骨”就如同模拟“物象”而得的“虚象”“抽象”“符号之象”。二者一动态一静止切换似有关窍——“案其图以想其生也”，即“想”，或者说“想”“象”。如钱锺书所言：“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变硬变定，失掉了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成了石。”[12]104从行走自如的“生象”到冰冷的“骨殖”，在语言表意系统中被剥除的又何尝不是那些柔软细致的血肉生命？故而，实现“叙译”、完成翻译“活起来”的策略就在“豫译”之中：译者以“我”之“心”想见意义符号背后那些具象或抽象的“象”之形，以“我”之“目”赋予“骨殖”身躯血肉，使之再次具形有象、重返生命。在这一意义上，“豫译”充满动态势能：它从森森白骨中复原出缓步走来的“象”，从意义符号中解冻事件现场，从过往时空中殷切召唤被“石化”的生命。当然，在想象之中复苏的“象”或在体格身形、或在性情动作上难与原初的“象”达到绝对的一致或等同，而不同译者即使按“图”索“象”，所得也必然存在各种差异和出入。但如我们在前文一再论述的，“叙译”所着重体现的是翻译“人”的属性及其有生命、具变化的特质，而生命本身的独特与多样注定差异才是生命的常态——有差异才有变化，有变化才有“生机”。也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翻译才能成为可能。

(三)“豫”：“译之和乐”

“豫”既为“象之大者”,又因“大必宽裕”，有“宽大舒缓”之意(《说文解字注》)。段玉裁认为,所谓“宽大”，体现于“豫象虽大，不害于物”的特质[2]459，足见“宽大”并非仅指“象”身形的庞大，还是一份“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广博气量与胸怀。如果“豫”能够成为翻译的某种策略的概括，那么“不害于物”就应是这一策略的基本品格：“宽大”意味着不苛求、不偏激、不狭隘，它要求译者永远在某一历史背景下体悟事件的发展与人物的选择；“舒缓”是从容，是中和，是译者对世间种种生命形态给予最充裕的理解和尊重；“不害物”意味着包容和共存，是译者在对“他者”差异性有充分体悟之后的“和而不同”，和谐共处。因此，“豫”所展现的是翻译本身对话沟通的姿态，是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是实现天下大通与大同的梦想。 而“宽大则乐”[2]459，故《尔雅·释诂》云：“豫，乐也”[6]19。“通夷狄之言者曰象”[9]1490，“象之大者为豫”。当“豫”最终成为“译”的实现和表达，每一位“象之大者”(译者)才能在对过往时间中千千万万宛若“你”“我”之众生进行描述之时，以“宽裕”之心真正地理解生命，不“轻生”不“害物”；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与译者一道共同品尝来自“以意逆志”而“得之”的“豫乐”，并在这个属于“人”的世界中找到能使自身身心“安豫”的“逸豫”之所。

四、余论：翻译如何“丰厚”

张佩瑶以践行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丰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为目标，采用选、译、评、注的独特体例编著《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以期促进读者“尊重及深入理解他者文化”[13]2。书中每一条目均附原文作者生平介绍、编者所加标题、原文出处、成书年代及相关评论和注释。以史实为经，以文化核心概念为纬，张先生又何尝不是在以“豫”为翻译态度，以回到历史、面向“事情本身”为出发点扩充文本的时空语境，以期达成“事之豫备”？此外，翻译正文中英相杂互释，与编者两则原创性评论互文并置，使两千多年前夫子之言与当代学者之论成互镜互释的对答之态，这又如何不是一段以“我”之“心”想见“象”之形、以“我”之意召唤“象”的“重生”并与之“对谈”的历程？如何不是一次“我”与“他者”的邂逅？其中所蕴含的，又岂非“豫”的真义？在横亘古今、跨越东西、融合“你”“我”的三向阐发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所谓“丰厚”恰恰正是回到历史、回到文化“起源”、回到生命本真沟通状态的明确表达，这也正是“豫”所代表的理论品格。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象征“宽大”的“豫”与表示“厚重”的“thick”在翻译的语境中逐渐耦合，其所带来的是翻译在更广阔天地中的舒缓从容，更是理解与沟通为译者、读者及作者所带来的“豫乐”。

注释：

①《尔雅诂林》收录邢昺《疏》曰：“释曰：叙谓次叙。舒者，展舒，徐缓有次也。业者，事有次叙也。顺者，不逆有叙也。舒、业、顺、叙四者，又为端绪，互相训也。”见朱祖廷，撰. 尔雅诂林(卷上一)[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②“朝向事件本身”(sich nach den Sachen selbst richten)与“返回事情本身”(auf die Sachen selbst zurueckgehen)均为胡塞尔所提出的重要命题，他以此呼吁研究应返回到知识的绝对基础，返回到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开端点，即事情上来。详见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M]. 李幼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③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对言意之辩有如下阐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详见楼宇烈，撰. 王弼，集校释. 周易略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④钱锺书在《管锥篇》开篇解《易》，用诗歌创作托物寓旨的想象力阐释孔颖达“实象”“假象”之别：“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sign)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icon)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见钱锺书. 管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杰拉德·普林斯. 叙事学词典[M]. 乔国强，李孝弟，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许慎，撰. 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章太炎.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M]. 周树人，钱玄同，朱希祖，记录. 王宁，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毛亨，传. 郑玄，笺. 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萨特. 萨特文学论文集[M]. 施康强，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6]郭璞，注. 邢昺，疏. 尔雅注疏[M]. 王世伟，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7]王弼，韩康伯，注. 孔颖达，正义. 宋本周易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8]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9]郑玄，注. 贾公彦，疏. 周礼注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朱熹. 影宋本楚辞集注[M]. 扬州：广陵书社，2011.

[11]王先慎，撰. 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钱锺书. 钱钟书散文[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13]张佩瑶，编著. 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册)[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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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2017年7月1日

FromXuyi(叙译)toYuyi(豫译):AnEtymologicalAnalysisontheNarrativeApproachofTranslation

XUELi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430073，China)

While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eorization,as the predominant research approaches,bring prosperity to translation studies,they might stand a chance of steering translation clear of the concrete yet detailed daily life. The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Xu”(叙)crystallizes the ontolog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narrative indicating that “Xuyi” (叙译)with its configurative approach,might well extricate translation from the self-inflicted constrains of “meaning translation”. While “Yuyi”(豫译),as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 of “Xuyi”,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translators restoring the phylogenetic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ual world and achieving the joy of communications.

Xuyi(叙译)；Yuyi(豫译)；translation;narrative

H315.9;H139

A

2095-2074(2017)04-0089-07

2017-05-02

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指导性项目(B201760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学研究项目(YB2016046)

薛凌(1984-)，女，江苏睢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