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与汤亭亭“中国经验”的比较性研究

⊙杨晓丽［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24］

一、对庞德与汤亭亭作品中“中国经验”的诘问及其不足

20世纪早期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埃兹拉·庞德以其作品中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名噪一时。在其代表作《诗章》中，中国文化元素随处可见，“把中国历史从尧舜一直排到雍正， 描写了繁荣昌盛的古代中国，宣扬了孔子的伦理哲学，旨在反对基督教，用他理想化了的儒家政治来治理腐败的资本主义制度”。此外，庞德还大量翻译了中国的古典诗歌，为20世纪初的西方文学界了解中国古典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国内学界对庞德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尤其是对其作品中“中国经验”的评价依然褒贬不一。批评者的诘问主要集中于“庞德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几分？其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是否就是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他所推崇的中国文化是否就是真正本质意义上的中国文化” ？

如果抛开庞德的文学造诣不谈，单以学界对其的诘问而论，不禁让人联想到学界对另一位美籍华裔作家汤亭亭的批评。作为20世纪中后期活跃于美国文坛的少数族裔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如《女勇士》和《中国佬》，在引起巨大读者群反响的同时，也接受着学界对于其作品中“中国经验”的同样诘问。以《女勇士》为例，其“在美国文化市场的生存与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她对中国形象原型以及对平凡陈旧的事物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而不是对它们的质疑与颠覆，汤亭亭通过对先前原型的变形与游刃有余的英语驾驭能力重新塑造的实则是个人的神话”，这一论断直白地揭示了作家的中国经验与现实中的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然而，此类批评究其自身就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批评者出于对民族的文化骄傲情感，难以容忍对本族文化及经典文学的曲解。从文学史发展的视角而言，庞德与汤亭亭的“中国经验”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借用”现象，一如克里斯托弗·马洛笔下的帖木儿、柯勒律治诗中的忽必烈汗或是卢梭眼里的“高贵的野蛮人”。此外，批评者自身忽视了文化和民族在概念上的复杂性。文化这一术语的定义种类繁多，至今尚无定论，尤其在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问世之后，出现了“以西方文化知识为一端，而非西方性为另一端”的学术见解，使得文化领域的内容变得更加深刻且难以捉摸。从民族及其文化的视角而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消解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间接地促使许多人文学科摒弃简单的以族裔为标准区分文化群体的学术视角。因此，单纯以族裔文化或是带有民族主义情感来批评庞德及汤亭亭作品中体现出的“中国经验”是有待商榷的。毕竟，在现代移民国家文化的时代背景之下，自17世纪“三十年战争后”迅速成型的民族主义观是否还普适于现代的文学评论确实值得思考。

因此，以比较评价庞德与汤亭亭为典型例证，进一步探讨“中国经验”在西方文学史中的作用需要更加广阔的视角，本文将从东方主义、地方性知识与“中国经验”的动态性演变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

二、统一于“东方主义”两面性的“中国经验”

著名学者爱德华·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19 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没有真实根据，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方……西方文化中对亚洲和中东长期错误与浪漫化的印象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借口。”从赛义德的论断中不难理解，通过西方文学勾画出的“非西方”既可以是饱含异域风情的浪漫诗篇，也可以是充斥着怪异荒诞的非理性行为。

庞德的“中国经验”即属于前者的范畴，学界普遍认为庞德翻译的中国诗歌同时也蕴含着极大的创造性。作为译者兼作者双重身份的庞德，意图借用中国文化和诗歌美学来推动意象派诗歌在西方的影响力。他坚持将中国文化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理念文化，“他关心的只是中国的儒家文化，而不是中国的现实， 因为孔子就代表了中国的一切，中国对于他来说已失去了现实存在的意义，而只应该放在陈列室里，供自己寄托理想和疗救自我伤痛”。由此可知，庞德的“中国经验”事实上包含了许多自身主观上的臆断和想象，是将中国文化浪漫化的产物。

汤亭亭的“中国经验”则被视为是“东方主义”的另一面，带有着强烈的否定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在其早期作品如《女勇士》中，“在思维方式和文学创作上，蓄意以东方主义者的眼光来错误地审视自己的父母、祖辈，错误地审视华裔文化，为迎合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竭力向西方呈现东方人丑陋、落后的他者形象”。诚然，作家在创作中，读者需求是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汤亭亭的小说创作时，西方社会由于诸多历史及文化原因对中国存在偏见，华裔作家“利用东西方文化认知的不对等性，在介绍东方文化时带入神秘氛围及幻想内容，以满足更多美国读者对东方文化的认知需求”。因此，汤亭亭的“中国经验”中也包含着大量对中国文化凭空而来的想象内容。

可以看出，庞德和汤亭亭的“中国经验”都至少在某些方面曲解了中国文化，二者因此统一于东方主义的两面性之中。

三、统一于“地方性知识”的“中国经验”

比较庞德与汤亭亭作品中的“中国经验”所起的作用之异同，离不开两位作家通过其作品所要实现的文学诉求，并由此决定了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庞德具有世界性的眼界，将许多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成英文。然而，虽然庞德的工作客观上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至西方，但是从西方文学史的视角而言，庞德英译汉诗中包含的“中国经验”起到的首要作用是响应现代主义文学兴盛之风，在西方推动意象派诗歌运动。庞德明确提出“现代诗歌”的概念，并指出“现代的”就是“用意象派的简洁语言写成的”“客观”“直接”。20世纪早期的西方诗歌正面对着巨大的变革诉求，庞德明确地将饱含意象的中国古诗对其新诗运动可能产生的影响视为“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寻找伟大的推动力一样，今后一个世纪将在其中找寻同样伟大的推动力”。因此，可以看出，庞德的“中国经验”是其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灵感之一，更是重要手段。

与庞德的“中国经验”一样，汤亭亭作品中的“中国经验”同样是实现其文学诉求的重要手段。汤亭亭的作品一贯致力于塑造美国华人形象，从而确立华裔美国人的族裔文化身份在文学和现实社会中的合法性。在其作品如《女勇士》和《中国佬》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明的华人形象，小说叙事中“中国经验”与“美国经验”相互交织，构建了少数族裔群体个性特出、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和而不同”的形象。

庞德和汤亭亭的“中国经验”都可统一于地方性知识范畴，以非西方的文化思想对西方文学及文化进行改造。“地方性知识强调的就是所有知识的平等与特性，反对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文化中心主义。任何一种地方性知识都有其不可替代的魅力和优势。”对庞德而言，20世纪早期的西方社会面临的重大精神危机引发的自我怀疑迫切需要“非西方性”的元素进行干预；而对于汤亭亭而言，美国社会在战后正在艰难地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演变为具有更强包容性的现代移民国家，而这种包容性的前提必然是肯定并欣赏不同族裔文化中所蕴含的“地方性知识”。

四、“动静有别”的“中国经验”

庞德与汤亭亭的“中国经验”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动态”与“静态”之分。庞德作品中的中国元素是静态的，在他的作品《诗章》中，随处可见对孔子儒家思想的认同和崇拜，也随处可见中国古典诗歌的烙印。庞德在《诗章》中运用“表意文字手法”，不加评述，不加剪裁地罗列历史片断，嵌入令西方读者莫名其妙的汉字，其目的依然是迫使读者透过语言把握其背后的“真实”。然而，在彼时西方的文字传统中，语言的所知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变得晦暗不明，而庞德期望通过变革重新确立旧有的语言与现实的联系。在庞德的作品中，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经典不仅是标新立异的创作灵感，也是其语言态度的真实展现；换言之，他所需要的是一种超脱于现实的抽象理念，而非任何实体含义。

由此可看出，庞德眼中的中国文明似乎为解决西方社会在新世纪面临的精神危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助力。尽管他对中国文化似乎不吝溢美之词，但其“中国经验”基本脱离了中国的现实，甚至可以说，他对现实中的中国毫无兴趣，这就决定了庞德眼中的中国是一个理念意义上的中国，而中国文明是一种静态的、抽象的思想体，而非活生生的存在于历史发展潮流中的实体。

汤亭亭的“中国经验”则区别于庞德的“动态”类型。如果将《女勇士》《中国佬》以及《孙行者》看作是汤亭亭小说的一系列代表，就可明显看出，作者的“中国经验”明显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而这种发展过程与历史的现实发展契合。三部小说按照先后顺序分别发表于1976年、1980年及1989年，在前两部小说《女勇士》及《中国佬》中，作者的“中国经验”处于其叙事的核心地位。《女勇士》中颇能凸显“中国经验”的就是在对花木兰这一传奇故事的重构中获得与花木兰的认同，作者是要写出花木兰这个“女勇士”的新形象，但在塑造这一新形象的过程中逐渐把它写成了自传；在《中国佬》中，小说的叙事围绕着一家数代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生活的情景。比较这两者之间的“中国经验”，读者不难发现在《女勇士》中，汤亭亭尚需要借助《花木兰》的中国传说来塑造自己独特的少数族裔女性身份，那么在《中国佬》中，父亲背井离乡远赴美国，穿西装、很少说汉语以及勇敢面对新生活的困难等等叙述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形象。在《孙行者》中，主人公惠特曼·阿新已然是第五代华裔美国人，其社会身份愈加复杂，扮演着售货员、剧作家、嬉皮士等不同的角色，并且在多样化的文化背景之中寻求独特但不限于族裔的文化身份。在《中国佬》与《孙行者》之间比较，前者在叙事中对白人角色基本没有分配明确的姓名，使得故事的背景缺乏某些与西方文化的沟通交流，而《孙行者》则大不一样，小说的第一章便直白地点出一系列标记时代文化背景的人物，如小说家海明威、戏剧演员劳伦斯·奥利维尔以及迈克尔·欧苏里等，字里行间一个熟稔美国时代文化的华裔青年形象跃然纸上。从《女勇士》到《中国佬》，再到《孙行者》，汤亭亭展现了独特的“中国经验”发展历程，这种历程本身便体现了华裔美国人在异国他乡从定居生根到融入其中的艰难历程。因而， 庞德和汤亭亭的“中国经验”之间静态与动态的区别是较为明显的。

本文从东方主义、地方性知识与动态性演变三个角度对庞德与汤亭亭的“中国经验”进行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经验”在西方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庞德而言，“中国经验”是其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进而对意象派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汤亭亭而言，“中国经验”既是其作品叙事的核心部分，也是其争取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的重要武器。

然而遗憾的是，庞德的“中国经验”止于一种“乌托邦式”的、静态的理念认识，脱离现实的中国理念最终是无本之木，而现代主义文学短暂的过渡性可能是对其认识最好的注脚。而汤亭亭的“中国经验”虽然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但终归夹杂了不少臆断与想象。当今出自本土的“中国经验”正逐步扩大其影响力，同时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在瓦解着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在如此薄弱的“想象共同体”基础之上构建的少数族裔文化身份是能够继续坚持下去，还是终将被解构殆尽，不由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