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规范理论视角下文化特有词的翻译研究
——以中国俗语翻译为例

⊙温育仙［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太原 030024］

一、引言

随着跨文化交际的日益频繁，翻译在其中的桥梁作用愈来愈凸显。而中国国力的增强，特别是其软实力方面的增强，使得目前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高，翻译角色之重要不言而喻。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埃文-左哈尔（Evan-Zohar）在俄国形式主义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现象置于文化社会系统中研究考察。他指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变动的，既可能处于中心位置，也可能处于边缘位置。而目前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领域都跃入世界前列，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世界都在迫切了解中国文化，因此中国翻译文学地位在世界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正逐渐发生变化。

翻译所涉及的社会、文化等因素不可规避，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及讨论。而从20世纪80 年代以来，Andre Lefevere和Susan Bassnett的“文化转向”即开启了翻译的外部研究，将翻译纳入了广大的社会、文化领域，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的研究维度。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和折射镜，将其传译实属不易。而对于中国文化特有的俗语、谚语更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先人智慧的结晶，如何能更好地、更完整地将其传达给外来读者，达到中国文化弘扬、传承的目的，的确需要深思熟虑。而中西文化由于其产生及其发展诸多因素的不同，造成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翻译，尤其是各种文化烙印深刻的俗语翻译的障碍和难题。在探讨俗语翻译时，首先需要弄清几个概念，文化指什么，文化翻译究竟翻译什么，是翻译文化本身还是其他什么要素；其次“当翻译的概念超越语言再现层面时将会发生什么”。本文着重探讨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并在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框架下探索翻译中国俗语的相应策略，以期能够在“走出去”战略下，弘扬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适宜地介绍给世界，使得其中文化翻译更贴切。

二、图里规范理论阐释

吉蒂昂·图里（Gideon Toury）是当今世界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也是特拉维夫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发展了埃文·左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创立了翻译规范（translation norms）理论，在翻译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里认为“规范是试图解释社会活动相关性的关键概念和焦点，它们的存在和运行是保证社会秩序建立和延续的主要因素”。图里所指的规范指涉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译者的翻译方法选择等因素，即他的三类翻译规范：初步规范（preliminary norms）、首要规范（initial norms）、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译者在翻译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文本的自身价值，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其次是译者的“倾向性”问题，即对于原语语言文化和目标语语言文化持何种态度，倾向于哪一方，选择“可充分性翻译”还是“可接受性翻译”；最后，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采用何种翻译方法。

初步规范主要涉及翻译作品的选择，以及在多元系统中所采用的总的翻译策略。由于翻译的概念具有历时性，对于确立即将影响翻译过程的文化语境需要弄清相关问题，诸如“目的语文化的翻译政策；目的语文化中更倾向的作者、文体、学派以及历史时期；在特定时期翻译、模仿与改写之间的区别”等问题。初步规范较于操作规范具有逻辑上和时间的优先。而首要规范在规范中占首要地位，因为它影响着接下来的其他翻译决策。如果译文倾向于遵守原语语言文化规范，则是可充分性翻译；反之，如果译文指向译语文学与语言系统规范，则是可接受性翻译；或者译者可以将两者兼顾。操作规范是指实际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因此，图里的翻译规范“既可以看作是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个社团分享的普遍价值和思想，也可以看作是适用于具体翻译情形的操作指令”。

鉴于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趋势，在翻译文化特有词的时候，可以结合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就“充分性”还是“可接受性”做出选择，或者是同时具有较高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

三、中西文化之差异

“文化”这个词现代人用得相当频繁。但究竟什么是文化，其概念有大有小，众说纷纭。目前大家公认的给文化下定义比较早、比较完整的人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他这样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但这个定义似乎有点片面，它只包含了文化的精神方面。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从狭义来说，文化又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它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它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和发展而产生与发展。而人类的出现首先就是分地域的，而且互相隔绝。因此各个人群便按照自己不同的方式来创造自己的文化。各自区别于对方的异质客观存在，而且这种异质必然通过文化的载体——语言得以表达。“龙”的翻译足可以说明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大凡论及中国文化，人们总不免提起“龙”。四海之内的中国人都把自己看作是“龙”的传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龙”是神圣的象征，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标志。因此，汉语中与“龙”有关的词语都是褒义词。中国文化也常被喻为“龙”的文化。然而，这个“龙”字在翻译中竟成了让译者感到棘手的一道坎。究其原因正是基于中西文化的不同。“龙”与英语中的“dragon”根本就不是对应词。“龙”只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是帝王和高贵的象征；而“dragon”却是西方传说中的有翼，能喷火的巨大怪物，是魔鬼和罪恶的象征。由此看来，二者的文化内涵根本不同。也就不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名称“龙的传人”译成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无异于把中国人描绘成魔鬼的后代。

而中西文化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维方式的差异。“一个民族的文化相异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思维方式，因为一个民族的典型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其一切精神文明产生的基础。”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具象性，重综合，是本体型思维；而西方文化具有较强的抽象性，重分析，是客体型思维。这些差异源于其哲学思想的不同。中国的哲学传统主张“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从来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人与自然融合一体，和谐统一。而西方哲学崇尚形式论证，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事都是二元对立；也注重个体思维，强调整体只有在与个体的对立中才能存在；西方人重视外向探索，不懈追求的精神，把宇宙自然看作是人类对立面而加以研究和征服的观念，这就需要逻辑分析，科学论证，逐渐形成客体型思维方式。

第二，地域文化的差异。一定的文化实体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地域内，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该地域的自然面貌特点。中国文明是以农业为主的田园文明，汉民族在长江以及黄河流域广阔的沃土上，自足地生产，生存。而英语民族，主要是英国人住在英伦三岛。他们四周都是大海，但由于岛国太小，就发展航海业，向外扩张。因此，英语民族最初的文明是游牧和航海文明。这些差异就造成了对于同一对象或事物，他们会采用不同的表达形式。

第三，历史文化的差异。历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沉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历史典故是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它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文化个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最能体现不同历史文化的特点。中国的历史成语典故俯拾即是，意蕴深厚，如“卧薪尝胆”“负荆请罪”“风声鹤唳”等，每一个历史典故和成语都包含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都是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英语典故习语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如“Achille’s 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因此在翻译时，应在弄懂典故意蕴的基础上，注重文化之间的差异，采取恰当的翻译方法。

第四，宗教文化的差异。“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这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等国，人们信奉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对于中西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在翻译时应予注意，否则就会出现失当。

四、汉语俗语的翻译策略

俗语即约定俗成的语句，从广义上说，它包括口头上的成语、惯用语、谚语等，是一种在意义上和结构上都比较稳定的语言结构，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沉淀。俗语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比喻，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各种语言中的俗语极鲜明地显示出该民族的语言特点，汉语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人们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给自己使用的语言打上了烙印，语言流传至今，始终是一个对过去语言不断扬弃的过程。过去的历史文化沉淀到语言中，并成为语言中比较稳定的部分。

中国俗语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是中国文化特有的语句，翻译时要同时处理语言和文化的矛盾，不仅要译出原语的形象、喻义、修辞，还要译出其民族特色，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程度的文化交流。“习语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翻译的质量和文化交流的程度，因此如何保证原语文化信息的传递，同时保证原语习语文化信息传递的有效度，是习语翻译的关键。”因此，翻译俗语时，了解文化内涵的同时，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是可以收到良好效果的。翻译时可灵活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处理，力求形义兼备，达意传神。

（一）直译法：直译不是一字对一字的死译，而是照字面翻译，不作太多的引申和注释。这样可以保留原语中的形象，有利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例如：

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He laughs best who laughs last.

天下乌鸦一般黑，老狼都是吃肉的。

All crows are equally black， all wolves eat meat.

（二）意译法：有些习语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在翻译时无法保留原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只好牺牲原文的风格，舍弃形象，配合上下文进行意译，保持原作内容的完整性。例如：

生灵涂炭

plunge the people into misery and suffering

上坟烧纸

sacrifice at one of graves

烧纸是中国民间祭祀亡灵的传统习俗，而英语中的sacrifice有相似含义，这样翻译可谓是既保证了充分性，又具有可接受性。

（三）互借法：由于文化上存在相似之处，英汉语中有少量相同或相似的俗语，也就是说，此类俗语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所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可以采用借用法。例如：

破釜沉舟

Burn one’s boat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to pay back in his own coin

物以类聚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杀鸡取卵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the golden eggs

（四）注释法：有的俗语只有在历史背景和典籍出处说明以后才能充分表达它的意义，所以译者有时必须酌情加注使其意义充分表达出来。有的典故初次向外国介绍时，必须依靠注释的帮助，读者才能懂。例如，在李白的《与韩荆州书》一文中，运用了多个典故，“一登龙门”“三千之中有毛遂”等。一位老师在为学生作范文时，就使用了加注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典故。“一登龙门”译为“just as a carp has jumped over the tall Dragon Gate”。 另 加 注 释：“The Dragon Gate in a Chinese legend was grand and tall.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for a carp to jump it over. If one succeeded in doing that， the carp will also become an almighty god enjoying great honor and reputation.”这种处理方法是比较得体的。通过简介龙门的历史来源，使不熟悉这一典故的外国人很容易就理解了文章的意义，保证了翻译的充分性。

诚然，以上只是翻译俗语时最常用的方法，但是也要注意到对于同一俗语的翻译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加以处理。英国人类学家Malinowiski将语境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指出“话语的意义并不来自于构成话语的词的意义，而是来自于话语与其所发生的语境之间的关系”。

五、结语

翻译最难的是什么呢？“是难在两种文化的不同”。有些东西在一种文化里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是很难理解的；同一个词或成语在不同国家中含义往往不同。翻译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文化性。中西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俗语谚语就最能体现这种差异。虽然文化的差异是习语翻译的一大障碍，但也不是不可译的。“在异质中寻求对等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尤其是‘软文化’中的‘心理沉淀’这部分异质则更难把握。”但是文化又具有超地域性。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译者翻译取向与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等紧密关联，在“充分性”与“可接受性”之间做到适度把握，达到将中国文化引向世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