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创新思想及其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借鉴意义

□刘敏敏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表明,自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始终将其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2019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指出,“过去一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1]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将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放在了国家举足轻重的位置上,但近些年,也有人质疑我国的创新驱动战略是运用西方的理论,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更不属于社会主义。面对这些疑问,本文将发掘《资本论》中隐藏的创新思想,以便应对社会上的质疑,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有之义正名。

1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马克思思想的渊源

经济学家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出版以后,学界公认,熊彼特是“创新理论”的鼻祖,他为“创新”做出了界定。他也深深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虽然马克思没有明确地提出“创新”这一个名词,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了大量诸如发明、创造、变革之类的词语,这都蕴含着创新的思想。熊彼特比较了发明、创造跟创新的区别,认为真正的创造者应该是企业家,只有企业家将发明、创造应用于企业,才能发挥效益,增加了企业家的作用,也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进一步剥削。但这不能掩盖其与马克思理论的相似之处。

对于二者的渊源,在《经济发展理论》这一著作的日文版序言里,他(熊彼特)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他自己(指马克思)的创见。”[2]11从此可以看出,熊彼特认为马克思的很多思想都是自己的创见,只是将李嘉图的概念运用到了黑格尔的体系中来解释经济的发展,并且,自己的看法跟马克思非常相似,这也直接说明了熊彼特对于马克思理论的运用,有很多理论是从资本论中提炼出来的。

其次,熊彼特十分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做了十分详尽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写道:“读读马克思著作的选录,或者甚至是单单读读《资本论》第一卷,都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任何一个想要对马克思稍稍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必须定下心来仔细阅读整个的《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三卷。”[3]21-22这更进一步说明了熊彼特跟马克思思想之间存在一定的理论渊源。

除此之外,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创新的外延界定为五种,即“新的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市场、新的供应来源、新的工业组织方式”。[2]76但是,熊彼特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只是马克思创新思想的一种外在表现或具体化。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他比较注重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要素等形式的创新,主要侧重这些创新的外在(出现和应用),忽略了技术创新内部的深入研究,相反,马克思对技术创新内部进行了探讨。从制度创新角度,他从企业家才能出发,比较注重企业制度和经济制度,而对社会制度的创新关注度不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及的创新思想,囊括了企业、经济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还包含了社会制度的演变以及创新。

仔细阅读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会发现,他的创新理论一直为资本主义辩护,这也是他的重大缺陷,“它抹杀了生产关系及其变动,撇开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而‘资本主义’‘资本’‘企业家利润’‘利润’等等范畴,就都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关,当然也就掩盖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2]12他的创新理论没有道出创新建立的政治根基,只是论述了如何更大程度上打破技术、制度的限制获得利润;而马克思的理论更加注重新发明的根本目的,科技创新产生的实质就是资本家为了对工人进行更大程度的剥削。

2 《资本论》中的创新思想

任何创新思想都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按照历史发展逻辑对蕴含的创新思想进行了叙述。经济发展初期的技术创新,发展之后的制度创新,以及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是马克思创新思想的精髓。

2.1 技术创新

《资本论》中,最初的创新是发生在技术层面,技术创新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使技术得以改进,机器代替人进行生产,人也沦为了机器的一个附属,这就使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催生出了新的工厂制度。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与大工业一章中,工厂主雇佣童工和妇女,付给他们很少的工资,对他们进行压榨;还延长工作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把机器看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同时,为了生产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在尤尔博士对自动工厂的描写中,“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4]557这种消灭,虽然在资本论的叙述中称为“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但再生产的这种分工,与之前的分工已经不同,它为更加精细的分工,更小限制条件的分工提供了条件。他的这种革命性,与之后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有一点相似之处,这种创新一方面生产出了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都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提供了一个更有利的工具。这种运用机器进行的技术创新与之前运用工具的创新不同之处在于它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

“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它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它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4]370这里面所提出的采用新的方法,新的生产方式,都是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可以包括新的生产工艺、方法、机器或者新的发明,这都蕴含着丰富的创新思想;而这些新的发明是建立在科学的新发现与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需要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的相互协作。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二者(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都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自己的作用,并互相转化,但二者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劳动,一切发现,一切发明。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5]119科学发现、新的发明都是在以往劳动的基础之上,加以新的改进才产生的。这种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的结合,才催生出“新的生产方式”,为企业家创造超额剩余价值,而竞争,又会使个别企业家的剩余价值率与社会平均剩余价值率持平,这时候就在内部催生新发明的动力,能够有新突破的企业将会重新获得更多的利润,使整个社会都达到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竞争和新的生产方式相互促进,可以推动社会的螺旋式上升,企业家们出于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也充满着对新科学、新技术的运用和转化。

2.2 制度创新

在社会生产力不断上升、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中,生产发展也会遇到瓶颈,单纯的技术创新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更高一级的创新,工厂制度创新甚至社会制度创新。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找到线索。“商人直接支配生产……这种习惯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5]373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过程中,商人作为主导的资本社会,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相反,资本已经不会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这就需要从技术、制度的角度入手,进行突破。在这种情况的初期,技术与资本同等重要,都需要考虑进来,不能只关注资本,而到了发展的新阶段,就要引入制度的因素。“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只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4]379“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4]403这是工厂制度的创新,由原先雇用特定的工人,资本家或者工厂主自己进行监督,到现今有特定职责的负责监督的工人,这是为了更多的占有雇佣工人而催生出的工厂制度的创新。为了使技术能够真正地发挥其内部潜力、打破制度的障碍,也必须推动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生产的工厂,这样才能为新技术产生、为新技术的熟练应用提供新的制度保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封建制度下,手工业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手工技艺的拥有者自己进行着生产,并且通过代代相传,进行着小作坊式的生产,每个人都掌握着生产商品的所有工序,效率很低,没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师傅”就会更多的收“徒弟”来为他进行生产,在超过一定数量之后,就会产生分工,产生协作,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从简单的协作,到更大程度的分工,再到工场手工业甚至大机器生产,不仅仅蕴含着科技的创新,更有为了使技术创新进一步的应用而进行的工厂制度、社会制度的改变。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归根结底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社会制度对经济基础的阻碍而催生的。

2.3 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

《资本论》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但是在资本论尤其是机器和大工业的叙述中,蕴含了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一定程度上,科技创新起了主导作用,科学首先有新的发现,产生先进的理论,然后用于技术创新,使生产力发生较大的提高。在生产力不断提高到一定阶段以后,当前的制度安排,便不再适应当前的生产力,会对生产形成一种阻碍。这推动了制度的创新,不仅仅包括工厂制度的创新,还包括社会制度的创新。工厂制度的创新缓和工厂内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雇工不能更有效贡献剩余价值的矛盾;而社会制度的创新缓和的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在不同的阶段起到不同的作用。

3 《资本论》蕴含的创新思想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借鉴意义

习总书记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6]《资本论》中的创新思维,尤其技术、制度创新思想,无不为两个轮子的健康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实施路径。

3.1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制度就会阻碍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根据我国具体国情进行的创造性改变,是当前中国重要的制度创新,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应社会发展的制度,为我国营造了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这给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制度保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充分调动我国人民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积极性,推动社会在更高的制度发展阶段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

3.2 加速人才培养,建立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7]我国之所以把培养人才作为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重要战略方针,是因为创新转化为生产力,从源头来讲,技术和制度的创新来自科学的创新,新的理论是新技术的源泉,而理论的创新与发现就要依靠人才。当今的竞争可以说是人才之间的竞争,国家人才的培养是保持和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保证,建立健全国家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至关重要。加速培养国内人才,既要培养专注于理论创新的高端知识分子,又要培养精于专业技术的专门性工匠。更深层次的人才交流与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人才、国外先进技术,有利于我国拥有领先的专利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高端智力支持。

3.3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创建国家创新体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及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时指出,“大力优化创新生态,调动各类创新主体积极性。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中心等建设。”目前,我国很多产业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附加值非常低,而高端产业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我国要发展就要自主创新,在高端技术领域有所突破。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对于竞争和获取平均利润的描述,可以看出,创新取得利润以后,通过竞争会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这就需要发挥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更需要国家建立更加完善的创新体系,包括更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同时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和交流平台。通过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创新交流,能够更加有效地将创新成果运用于实践,提高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

3.4 保护环境,绿色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蕴含的创新思想,囊括了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一种整体的创新观。不能因为某方面的发展而忽略另一方面。因此,在我国实践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转型的同时,一定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注重可持续发展,不能片面追求技术进步、经济发展而忽略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要解决好经济的增长和环境的稳定之间的矛盾,就要发展绿色经济,加大环境方面的创新,使用绿色能源,坚持绿色发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同时,我们应该利用好科技创新,加快环保科技创新建设,结合当前环境保护形势,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生态保护方面的引领作用。除此之外,学会根据生态环境的变化,提高基础研究能力,调整科研能力的配备和要求,不断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