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迪亚·戴维斯的“平衡之道”

吴永熹

2014年春，我刚从北京搬来纽约，当时住在位于哈德逊河谷的一个市郊小镇。那年6月，受我之前供职的《新京報》之托，我做了一个对美国作家莉迪亚·戴维斯的访谈。《新京报》一直颇受欢迎的“书评周刊”非常重视这次访谈，因为莉迪亚·戴维斯当时不仅是新晋布克国际奖得主，且在国内鲜有人知，写作风格又以新颖独特著称。由我去做这次访谈不仅有地理上的便利（戴维斯教书的大学距我当时居住的地方只有一小时车程），又有身份上的便利：我当时已经开始着手为楚尘出版公司翻译戴维斯的小说了。我接手的四卷本《莉迪亚·戴维斯小说集》几乎收录了她已经出版的所有短篇小说，中文版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结为《几乎没有记忆》和《困扰种种》两本小说集出版。再后来，由小二老师翻译的戴维斯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故事的终结》面世。今年6月，我翻译的戴维斯最新小说集《不能与不会》又和读者见面。目前为止，国内对戴维斯作品的引进已经十分完整充分，戴维斯也成了国内读者十分熟悉和喜爱的作家。

趁《不能与不会》出版之机，《小说界》邀我写一篇关于戴维斯的文章，形制要求听起来有些“印象记”的味道。应邀时我多少有些犹豫，因为虽然译了戴维斯不少作品，我和她私下里的接触其实并不多。面对面的交流除了2014年的那次访谈，便是在曼哈顿关于英文版《不能与不会》的朗读会上。朗读会当晚场面颇盛，主办方还请来了得过龚古尔奖的法国作家让·艾什诺兹与戴维斯做对谈。那时戴维斯在她的本土美国已经颇具声望，不再只是一个在作家和挑剔的读者群中口口相传、且被目为隶属欧洲文学传统的小作家了，请来同样喜在小说中反传统叙事的让·艾什诺兹与她对谈当然是合适的选择。活动开始前介绍戴维斯的，则是写过《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后来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努涅斯显然是戴维斯的超级粉丝，称她是一位“极具原创性的”“极为深情”的作家（我认为后面一条是常常被评论家忽略的）。我记得戴维斯当晚读了《关于被窃萨拉米香肠的故事》《坏小说》《我姐姐和英女王》《偶然性vs. 必然性》等小说，这些简短、机敏、饱含戴维斯式冷幽默的故事收获了很好的现场反应，台下笑声不断。不过，当晚令我印象更深刻的可能是戴维斯面对人群的紧张与怯场，至少是在开场时的那好几分钟里。我记得她上台时的脚步仿佛并不自信，初面听众时眼神也有些闪避。开始朗读的好几分钟里，她的声音明显是紧绷和颤抖的。经过了这最初的几分钟，或许她想起了这只是一场作品朗读与讨论会而非某种审判，而来听她说话的人想必都是喜爱她的读者，她才显得安定了下来。

去听这次朗读会时我并没有看到《不能与不会》这本小说集，但后来读到书时，其中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写给基金会的一封信》——确是印证了我的一番观察。在《写给基金会的一封信》中，戴维斯以她小说中一贯坦诚、无情自剖的方式写到了教书这一职业带给她的巨大挑战：

教书对我来说一直很难。有时候它甚至是灾难性的。我不害怕艰难的工作，我习惯那些工作，但这种特定的工作，我在从事的这种教学工作，是摧残灵魂、几乎让人丧失行动能力的。

我不总是一个坏教师。我在教学上的困难是复杂的，对此我想了很多：这可能是因为，首先，总的来说我缺乏条理，再加上过度备课，加上怯场，加上，在教室里的时候，对想法表述不清且存在感很弱。我很难直视学生的眼睛。我会吐字不清地说话，解释不清楚问题。我不喜欢用黑板。

她接下来写道：

我不喜欢用黑板是因为我不喜欢背对着课堂。我担心如果转过背去，学生们会借机开始说话或是开始看别的课的笔记，或更糟糕，他们会盯着我的后背，并且绝对不会是欣赏地看。

“他们会盯着我的后背，并且绝对不会是欣赏地看。”这是作为教授的戴维斯对于学生对自己态度的推断。这种推断当然过于主观和过于严峻（fatalistic）了，很可能离事实很远。或许戴维斯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种主观感受并不可靠;而我怀疑一个像她这样擅长清晰思考的人在课堂上的表现是否真的会像她自称的那样糟糕。但不过，习惯性自我评价偏低就如“怯场”一样，属于个性与气质性领域，很难为理性所纠正与说服。就像我们知道，天才如卡夫卡也一直在与自卑做斗争。而我一直觉得，正是这样一种内向的（或者说向内的）、退缩的、不断自省与自我评判的个性，深刻地影响了戴维斯的生活与写作，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景观与文本魅力。

熟悉戴维斯的读者都会记得一些典型人物——虽然戴维斯的小说几乎不提供情节，但她却颇写过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奥兰多太太的恐惧》中随时防范周遭一切危验的奥兰多太太;《房屋平面图》中不断描画想象中房子的草图却永远无法将草图付诸行动的男人;《瓦西里的生活速写》中那个“个性多变，心思不定，有时野心勃勃，有时昏昏沉沉，有时热爱沉思，有时缺乏耐心”的“胖知识分子”瓦西里;《圣马丁》里那对在荒僻的法国乡下替人照看房子的身无分文的作家情侣;《困扰种种》里那个永远纠结于丈夫和母亲的微小情绪的女人。更不要提她的无数其他篇章中那个无名的、总是耽于内心活动的女知识分子所塑造的总体形象了。这些人物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在于他们外貌上的清晰或行动上的突出，恰恰相反，他们在外貌上和行动上常常是模糊的、迟疑的。他们往往迟于行动而精于内省，那些无止尽的、缠绕的、琐碎微细的内心活动构成了他们的世界景观，也取代了情节，成为戴维斯小说的书写主体。诗人瓦当在评价戴维斯作品时说，和卡夫卡一样，戴维斯“关注的是一种更为本质的精神生活，而非日常生活，这造就了一种戏剧化的间离效果和荒诞怪异的喜剧性”。我喜欢瓦当在这里提到的“间离效果”和“荒诞怪异的喜剧性”，这是十分精妙的观察。而我认为，如果说戴维斯的小说会在一部分读者那里制造困惑与挑战，因而注定将他们拒之门外，原因或许正在于此。

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与不会》延续了这种内省与自我诘问的叙事基调。书中最长的一篇、也是情感最为深彻的一篇，是一位第一人称的叙事者追忆她死去的姐姐。和戴维斯的许多小说一样，读者往往很难将叙事者与作家本人的形象区分开来，在我就翻译问题向戴维斯请教时，她告诉我这一篇的确是根据她本人的经历写成的。在这篇名为《海豹》的小说中，叙事者“我”写到了她和患急病早逝的姐姐一生中复杂的感情。这种感情带着典型的戴维斯式的简单而突兀深刻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