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生态视阈下人类的生存悲剧
——以哈代与贾平凹比较为视角

■余 珊

高度发达的后现代工业社会，一方面高扬着人的主体性精神，将人自身的力量延伸到自然界的各个领域，使自然在整体上呈现为人工图景;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生态越来越处于失序状态。在后现代生态视阈下比较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从而审视人类的存在。两者分别展示了现代及后现代时代处于技术力量操控下的生态环境中人类追求的荒谬及其悲剧。这些昭示出人类在后现代背景下构建自然、社会、人三位一体有机健全的整体生态观的迫切性。

人存在于自然界，对自然的顺应和改造使自然成为人类的家园。在以采集、游牧及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代，由于人类技术能力有限，他们对自然的改造远远低于对自然的顺应与利用。在此期间，人类建立了人工自然生态，并形成了与之相协调的文化心理及行为模式，这一心理及行为模式经过数万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我们今天观念中人之为人的心理及行为模式的底色，任何企图涂改这一底色的行为，都将遭遇到巨大的文化阻抗。近400年来的工业革命将自然置放于实验室进行拷问，这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改造已远远超出了顺应模式，并逐渐延伸、扩展到自然界的各个领域，干预自然界原有的生态结构，遂使自然界朝着紊乱及与人的对抗性方向发展，并多次试图涂改人性的底色。这种紊乱既造成了技术文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和社会管理方面的部落化之间的冲突，也造成了自然生物的宠养与灭杀间的冲突，更造成了生存环境的保护与恶化间的冲突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调。它迫使我们开始审视自身的生态处境，开始限制人类技术的应用方向和使用范围，与之相应的就是现代生态观的发生及现代技术美学的崛起。

一、整体主义的生态观及其嬗变

现代世界的崛起基源于两大基础，一是大城市的出现及城市居住的普及化，它使大多数人和城市而不是和大地建立起了直接的生存关系，致使城市的建筑物和居民构成了人的生存世界，进而构成了人的环境生态系统，之前大地所包含的无限丰富及无限可能性因此被剔除得所剩无几；二是技术文明向自然、向人类生存领域的无限延伸，原有的以文化为底色的文明秩序被以技术为底色的文明秩序所取代，文明中的文化性意义，尤其是其中的人文情怀日渐成为废墟中的野草。城市化切断了人类和大地之间的依存关系，生态的完整性消失，技术文明降低了人类的人文情怀，生态的残缺不全和人文情怀的被放逐导致了人类生存的不适感，这是对数万年间形成的心理与行为态势的挑战，也是现代生态哲学形成的基础。

现代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整体主义。整体主义生态观在西方有着非常深厚的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提出了“万物是一”的思想，这个“一”就暗含了自然整体的观念。与赫拉克利特相比，巴门尼德更关注于整体内部的各部分之间的关联。中世纪时的普罗提诺认为宇宙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作用的、复杂的、无所不包的”［1］(P372)生命体。到18世纪，整体主义生态观有了较大发展，布鲁克纳提出了“生命网”的概念；随后的布拉德利提出了自然共同体和自然循环学说，他主要在强调万物之间的依赖关系，这为整体主义奠定基础；詹恩斯指出：“整体的美丽和幸福完全依赖于其内部各部分关系的公正”［2］(P220)，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各部分的和谐对于维持整体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19世纪出现了生态学，赫克尔提出“人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3］(P142)，这是对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共通性的强调。20世纪的生态学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整体主义生态观进行了补充。如，埃尔顿提出了“食物链”、坦斯利提出了“生态系统”研究。生态主义时代的到来是以利奥波德整体论的提出为标志的，他的“大地伦理学说”，其内核就是整体主义的生态观。整个生态系统，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养料，因此，人类也必须肩负生态责任。为了更好地履行生态责任，利奥波德进一步提出了人类行为的衡量标准：“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与美丽的事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4］(P224)这一标准超越了前人所倡导的对于自然规律的简单遵循，它将人类的生态思想提到了整体生态的高度，成为人类行为的终极判断尺度，利奥波德也因此成为整体主义生态观真正的奠基人。海德格尔从天地人神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展开论述，这四方面的和谐共生构成了人类重返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途径。到了当代，科里考特、马歇尔、赛辛斯等一批生态学家尝试用“生态中心主义”取代“生态整体主义”。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就是强调各生命体之间的平等地位，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反拨。但麦西特、巴克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学家认为，无论是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话语阐释的本质都是要将世间万物割裂开来，生态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各部分都只能从整体中获得它们的意义。至此，关于整体主义生态观的核心内容，西方学者达成了共识。

与西方整体主义的生态思想相契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它强调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为展开中西方生态批评的对话奠定了基础。中国关于整体主义生态观的讨论在近10年来有了较大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整体主义生态观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曾繁仁、鲁枢元、王诺等一批学者在论著中都强调了对西方整体主义生态观的借鉴。经过中西众多思想家和批评家的努力，整体主义生态观日趋完善，中西方学者对于整体主义的认识不再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强调了作为大自然子系统的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谐。他们认为，人类应该从改变征服、掠夺的生活方式，改善脆弱、紧张的人际关系等方面入手，推动人类社会内部的思想文化变革，以此促进整个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综合国内外生态学家的观点，学者王诺最终给出了整体主义生态观的中国化解读，认为整体主义生态观就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5］(P3)。

二、人类中心主义规范下的自我生存样态

人类中心主义是与整体主义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它以维护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以是否能够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判断价值大小和对错的衡量标准。在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都极其有限，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主要围绕着食物展开，自然界主要是在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因此，两者的关系处于相对原始的顺应状态。文艺复兴运动让人性得以复苏，人文主义驱赶了神性，人的力量被逐步放大。机器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人力从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又加之启蒙运动的推动，最终人类的理性精神占据了主导地位，整个社会开始推崇工具理性，人的主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这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之前的简单顺应，人们试图凌驾于自然之上，根据自身的需求进一步控制和改造自然，从而“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6］(P78)。随着笛卡尔二元对立哲学思想的最终形成，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得以建立，在此价值观的指导之下，人们开始不择手段地追求自我价值，整个生态系统也因此被彻底割裂成人与非人的两个世界，自然界的主体性消失，它成了被人类摆布的对象，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进一步加剧。

哈代生活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的英国，当时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工业文明成果入侵农村，农村相对封闭保守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遭受严重冲击，人们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经济走向解体。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作品就表达了对于这一时期传统文化遭到破坏的深层忧虑。这些作品既展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无尽索取所导致的农村生活中的田园牧歌式的和谐之美的荡然无存，又体现了个体与社会发生冲撞之后，自我身份丢失，心灵家园无迹可寻的恶果——个人精神和集体文化都处于空前匮乏的状态，那是英国社会的精神荒原，更是整个人类的生存悲剧。

贾平凹生活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无止境的欲望需求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贾平凹对于这一社会转型期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早期的《废都》到近期出版的《山本》，都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农村和城市的生态异化场景——自然资源极尽枯竭，人类社会礼崩乐坏，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持续性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贾平凹的系列作品表现了乡村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落与痛苦，这既是人们被自身欲望操纵所导致的悲剧性后果，更是整个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缩影。

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和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形式。例如，在《怀念狼》中，狼群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但对于雄耳村的村民而言，它们是被消灭的对象，村民的主体性是通过对狼群的围剿凸显出来的。即便狼群活动的领域和数量都迅速萎缩，哪怕它们对人类的生存已毫无威胁，但只要其存在，于村民而言就是敌对关系的存在，就应该赶尽杀绝。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曾被乡亲雇佣，守护玉米地，赶跑偷吃的白嘴鸦。裘德认为这些鸟和他一样生活在一个不需要它们存在的世界里，在他看来这些鸟对于玉米地的破坏是微乎其微的，于是不再驱赶，却遭到了雇主的拳打脚踢。白嘴鸦前来偷吃是因为它们的栖息地被人类掠夺，不得不争抢人类的食物。但对于人类而言，地球上所有资源都应为己所用，为了物尽其用，应不遗余力地开采，任何阻挡开发的行为都是站在人类的对立面，因此，雇主漠视了裘德的善良，还因其造成了自身财产的“损失”，对其进行加倍惩罚。

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人类的欲望不断膨胀，人类中心主义在此过程中已不仅仅表现于人与自然的对立，还呈现在作为子系统的人类社会内部的分裂。社会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化使工具理性主义在人类生活中大行其道，在人际关系中，他们将自身与他者相分离，把他者看作是可以驾驭和操控、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在《高老庄》中，纸箱厂和葡萄园合作盈利时，鹿茂和蔡老黑亲如兄弟，但当葡萄园融资失败之后，纸箱厂老板鹿茂迅速地和蔡老黑拉开了距离。在《怀乡》中，游苔莎发现旧情人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她果断抛弃了几乎双目失明的丈夫，选择和旧情人私奔到巴黎。

在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中，经济型的人际关系已成为常态性关系。对于这种人际关系，主人公们或赞同或反对，或顺应或抵制。这些不同的态度，使得他们和故乡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他们生存样态也由此产生。人类生活的价值观念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围绕着土地展开，生产资料与人紧密相邻。由于生活方式的趋同性，使得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交网络相对单一，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人们慢慢培养出了坦诚的、情感性的依赖关系。机器化大生产强化了人类对于自然征服的力量，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致力于追求趋优化的生活，痴迷于物质生活的享受。人与人之间关系从协作型转变成了经济型。这种经济型的关系使得人际交往建立在一时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这最终导致了人情的淡薄，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以及道德的沦丧。不管是哈代的威塞克斯系列小说还是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中人物的亲密关系大多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之上，可以随时缔结和摈弃。

两位作家的作品如果从个人与故乡不同相处模式的角度进行分类，大致分为逃离和驻守两种。所谓逃离，就是自身的价值观与乡风处于不相容的对立状态，个体不得已去他乡谋生。根据动机不同，逃离分为主动离开和被驱逐两种。所谓主动离开，是自己不满于现有的生存样态，通过离开的方式寻求改变。比如，阿卡贝拉离开原生家庭嫁给裘德，就是想要改变自己低俗而又困窘的生活状态，子明从西京城跑到商州小农村去调研，也是想要摆脱大城市混乱而又压抑的生活样态。所谓被驱逐就是周遭的生存样态对自身不满，为保持其完整性，驱使异类离开。苔丝被诱奸之后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恰恰就是大家用驱逐的方式对其进行惩罚的后果。刘高兴虽然乐观坚强，为梦想出走家乡，但最终得不到城市的认可，他进城之后的生活也依旧充满艰辛。所谓驻守，就是自身的价值观与乡风保持着相对平稳的融合状态，并希望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根据留守的动机不同，又可细分为等待和守护。就等待而言，就是自身的价值观与乡风虽然相对融洽，但对于现有的生存样态还是有所不满，期待他者的融入可以调和甚至是化解这种不满，从而使二者的关系更加融洽。

在《怀念狼》中，老道士就是一个等待者。不管周遭的环境怎么变化，始终留守于道观，但他始终期待着人与环境之间的对立关系的缓和，期待着与狼群的再次相见。在《无名的裘德》中，前夫费尔始终敞开大门等待着淑的归来，于他而言，与淑重新生活在一起，才能使他摆脱尴尬而卑微的生活状态，重获昔日的尊严。就守护而言，就是自身的价值观与乡风有着高度契合，不希望有任何的变化，他们真正要守卫的其实是故乡的原生态。比如，雄耳村的村民作为守护者的角色，守卫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生准则，教士和小镇上生活的人们则都恪守着封建的伦理道德。

生态文学看似是在展现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但其内核是在讨论“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7］(P25)。由于人类中心主义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实现最高价值的标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被放纵，对自然万物的控制与索取不断加剧，这导致了人与自然的进一步对立，进而引发了生态异化，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控制和奴役”［8］(P92)。在《高老庄》中，高老庄的村民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仅殴打白云寨的村民，还毫无节制地砍伐太阳坡的林木，水土流失越发严重，人丁兴旺的高老庄走向了荒凉，高老庄的村民最终也无地可依。在《远离尘嚣》中，诺科姆山原本生机盎然，但工业革命打破了这里的静谧和谐，山上的植被遭到了人类的乱砍滥伐，整个小山日渐荒芜，村民们的生活也越发艰难。最终，水土流失致使山的一侧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奥克的羊群跌入巨坑后摔死，他成为牧主的梦想也因此破灭。

生态异化早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已经出现。过分张扬的理性致使人类自身的力量被不断放大，他们“把自然当作某种完全供人类享用的原料”［9］，把他人当成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恶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全面控制自然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对于人的全面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压抑个性，以国家意志或是民间习俗的形式建立一系列的规范，以此约束和控制他者，同时对于违反者加以处罚，迫使其放弃主体性，达到驯服的目的。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里，每一个物种的价值都不可或缺，它们彼此连接，休戚相关，共同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但当生态异化发生时，紧密连接的共同体就会遭到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互相依赖彼此成全，它们被粗暴地重新组合，变成了二元对立。人与自然相对立，人与人之间也有了阶级之分。人类社会被简单划分为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处于弱势阶层的人必须服从，倘若反抗就会遭受惩罚。苔丝和裘德都属于弱势阶层，无论是追求爱情还是求学深造，他们这样的行为对于强势阶层而言都属于僭越，僭越就会被惩罚。苔丝和裘德都拥有超越自己阶级属性的梦想，都对既有规则做出了反抗，但从结果来看，他们的一生却都是被排斥的一生。更可悲的是，这种排斥不仅仅来源于强势阶层的故步自封，更是普通人对他们的伤害，这种伤害是弱势群体对于统治秩序的盲目维护，是弱者之间的自相残杀。

三、后现代生态观展望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类控制自然、促进自身发展的技术都更加娴熟。技术应用的领域更为广阔。它不仅仅创造着自然界的人工图景，同时也创造着人类社会的生态图景。基因工程、AI技术、克隆技术等不仅在强化着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同时也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命伦理道德。人类究竟是恪守原有的生命伦理道德还是改变自己的类别属性，这是整体主义生态观不得不考虑的重要课题。在后工业时代，整体主义生态观给因技术的全面发展所导致的人类生存悲剧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从后现代生态视阈来看，无论是哈代还是贾平凹，他们作品探讨的终极问题都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不管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其中的主人公都无法与之和谐相处，从而产生了生态异化，这是人类的生存悲剧。马尔库塞的自然革命理论认为，要解决生态异化的问题，一方面要解放被理性压力的、被法律约束的人的天性，使人还原为人自身；同时也要解放“属人的自然”，尊重自然属性，遵循自然规律，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在《怀念狼》中，围绕金镶玉所展开的故事就是对于这种人生悲剧的匡正。狼群衔金镶玉而来是为报老道士的救命之恩，这是和谐生态关系的象征；围绕争夺玉石所展开的尔虞我诈又预示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仅存的玉片被摔碎则代表了生态异化的终结。金镶玉原本就是埋藏在土里的天然玉石，它从泥土中来，最终又回到了自然中。在作者看来，所有的利益纷争都会消失，人与自然最终能够融为一体，生态环境可以重返和谐，人的生存悲剧就此终止。

虽然后现代生态观愈加完善，但仍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无论是贾平凹,还是哈代，他们都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生态异化的后果进行了展望。在哈代的作品中，主人公深陷泥潭奋力挣扎但都无果，这是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异化的悲观态度。贾平凹在作品中对于生态异化也进行了辛辣地讽刺，但他在展现人类生存悲剧的同时也提出了修复的可能性，世间万物将重新建立伙伴型关系，它们互相依存和谐共处，这既是作者对于未来生态环境的诗意想象，也是后现代生态观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