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类综艺节目中的受众情感认同

吴江

〔摘 要〕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伴随着“女性独立”“夫唱妇随”等不同社会声音而来的是现代人的家庭矛盾，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年轻人的婚姻中，高居不下的离婚率背后，是家庭矛盾处理不当的结果。爱奇艺以“做家务为独特视角”推出了观察类真人秀节目《做家务的男人》，节目通过室内观察、场外表现的双叙事模式，将具有代表性的亲情、爱情、友情三个中国式家庭关系出现的问题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关键词〕综艺节目；情感认同；叙事；社会批判

一、在场的真实：电影符号学视域下的共情作用

按照麦茨的第二电影符号学，影院的机制是建立在“双重的缺席”与“双重的在场”的基础上的。受众在独立空间观看综艺节目构建出的这一心理空间，实际上正是观众用自己的在场去指认在这种缺席的过程，也是节目能否被受众接受“真实”的过程。在观察类真人秀综艺节目中，场外表现作为第一层空间继承了以往传统真人秀综艺节目的呈现形式，这种体验式的内容明显是带着纪录的意味在其中的。不论是魏大勋一家的下乡体验还是 “兄弟组”的合租生活，作为节目的第一层空间他们都在试图用生活纪录的方式向受众表达“真实”。

《做家务的男人》能够从众多观察类真人秀节目中脱颖而出，在于其节目本身抓住了当下社会的痛点，从操持家务出发，以最接近生活的记录形式为新时期的家庭相处模式提供了新思考。在嘉宾的选择上，节目组从新时代下具有代表性的亲情、爱情、友情三个中国式家庭关系出发，呼唤大众家庭责任意识，分享生活相处智慧。魏大勋一家可以说是大部分未婚中国家庭的相处模式，父母与子女同处一个屋檐下，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如何化解矛盾是每一个家庭的必修课。除此之外，大勋父母代表的老一辈相处模式也是引发网友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作为第二组青年合租的室友，汪苏泷、尤长靖两位来自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年轻人放到一起，让我们看到了独自生活、远离家庭的年轻人们互相关照、共同成长的一幕，有拌嘴、有关心是大部分在一线打拼年轻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袁弘、张歆艺夫妇作为第三组婚后家庭的代表，既是子女婚后的生活写照也是父辈家庭生活的前期剪影，是新时代下的新家庭，二姐“嫁给爱情”的相处模式羡煞了大批已婚青年、让适婚青年直呼“酸爽”。当然，除了新型家庭分工，张歆艺作为二婚女星自带的话题热度也满足了一部分受众的窥私欲。

节目内容上，三组家庭就“做家务的男人”这一节目主题分别展开，基于格式塔心理学产生的移情作用，在不打破原生家庭相处模式的前提下进行加工，让大部分受众都能在节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魏爸通过节目环节的设置，不断改变过去对于家务承担的认知，随着节目的进程开始逐渐意识到男性分担家务对于家庭的重要性；袁弘与张歆艺之间的模式给我们提供了新型家庭关系的范本，家务不再是女性的义务，双方共同承担会提升家庭的幸福指数；最后两个男孩子也在磨合中学习承担家务。这三个范例基本上涵盖了大部分受众的生活状态，除此之外节目第二空间的朱丹、傅首尔、李诞也为更多的新时代家庭提供了参考，这种节目中的相似经验很容易得到受众的认同，从而在综艺节目中找到归属。

二、镜像与自我：“陪审团”制度下的双重认同

拉康著名的“镜像阶段”是从婴儿将镜子中的形象误认为自己开始的，如果说场外表现代表的第一层空间让受众在节目中找到了自己，那么摄影棚内嘉宾们发表的言论则代表他们发出了心声，嘉宾互动作为节目的第二层空间从侧面向我们揭示了为何观察类综艺会在2019年大火。

真人秀节目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亦具有意识形态，导演本人的意识形态、每一组家庭的意识形态甚至电视节目的生产方式都决定着电视节目的意识形态，而对于接受文本来说，意识形态带有群体性。这种群体性首先体现在一种群体的认同，一个节目内容在不同的时期、历史背景以及国家中，受众的反应、接受程度是完全相异或者根本是对立的。以《做家务的男人》为例，节目中涉及的男女分工问题自人类伊始就争论不休，在新时期的今天，这个问题显然已经成为令众多家庭或者说女性困扰的重要问题。对于年轻人来说或许谁来做已经不再是问题的焦点，如何学习家庭的相处之道才是最终的目的。节目巧妙地把握了女性处在不同社会位置时对子女生活的参与心理，一方面作为母亲他们愿意为孩子为家庭付出，甚至被子女认为干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作为妻子又希望在家庭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理解，这是每一个女性从妻子到母亲的角色转换上会面临的问题，理解彼此也是《做家务的男人》带给受众的重要体验。

长久单方面的付出会激化家庭矛盾，那么如何在不破坏亲密关系的情况下有效地将这种情感诉求表达给自己的家人呢？节目组通过场外观察的形式，邀请部分“身在此山中”的家庭成员以及其他“旁观者”在演播厅内进行观影，轻松、幽默的方式直观地对问题进行吐槽、化解。以2019年8月2日第一期节目中魏大勋一家为例，沙发躺作为魏爸的标配可以说代表了一部分中年男性的家庭生活，几位嘉宾在实名羡慕魏爸家的高配沙发后，让魏爸意识到除了对自家沙发的骄傲还有自己以往对于家务工作的熟视无睹。观察室的存在让家庭问题更直观地被推到大家面前，无论是初面问题有些羞涩的魏爸、对于家务工作有苦难言的魏妈，还是嘉宾们一针见血的调侃，受众除了能在场外表现的第一层空间找到自己的位置，更能够在观察室里找到自己的“队友”，这种立场上的重合是受众认同节目的关键。

三、性别借喻下的社会批判

在中国的传统家庭关系中，父权社会的主体性存在决定了父亲的核心地位，女性作为其从属关系在家庭分工上处于弱势地位，是家务的主要承担者。社会舆论对于男女在工作上的成功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男性在职场中成功通常被认为事业有成，而女性则被冠上女强人等诸多标志，虽然不可一概而论但却生动地表明了人们对男女之间家庭分工认知上的区别。在家庭关系中，即使儿子结了婚，父母的主体性地位依然存在；但是如果是女儿出嫁，父母的主体性地位便会相较于女儿的丈夫及其父母转化为比较次要的“他者”。

《做家务的男人》通过男人做家务的视角与观众的传统认知形成差距，从而影响原有的接受经验。电视节目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并不能直接改变人们的现实生活，所以节目通过对受众群体的解构，让三个家庭成为被观察的范本，同时每期邀请固定成员出现在演播室和三位主持人一道成为“观察者”，这样的层级关系下，受众作为“观察者”的观察者带来了更为强烈的心理预期，也就更容易沉浸到节目当中。真人秀节目自火爆以来最容易引发观众诟病的就是它的真实性，《做家务的男人》节目作为一档观察类真人秀在创作的过程中，对于嘉宾的形象塑造既要保持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感，又要在观众熟悉的基础上进行修饰，使其具有不确定性，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进一步营造强烈的情感冲突和故事悬念。例如在《做家务的男人》中，作为同是公众人物的汪苏泷、尤长靖，两个人的合租生活是否真实、是不是作秀，一直都是观众们争论的焦点，节目也以此為噱头，室内室外双管齐下以互相吐槽的关系轮番坐镇演播室，吊足了观众胃口。

与传统观察类真人秀节目相比，《做家务的男人》这档节目以“做家务为独特视角”来洞悉亲密关系，表明了节目的出发点蕴含的社会属性和家庭属性。在节目中，三组家庭既是观察者，也是节目本身的参与者，魏大勋一家作为老一辈婚姻状态的范本与袁弘、张歆艺夫妇所代表的年轻家庭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节目并没有刻意地引发矛盾冲突，而是在接受与被接受中，将家庭相处样态呈现出来，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不同家庭不同的相处模式，也给观众带来了一堂家庭相处方式的公开课。

（责任编辑：杨建）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融媒体背景下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身份转换和价值重构”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SJCX18_0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