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现实境遇与创新实践

2020-04-01 20:57周琪张珊
重庆社会科学 2020年12期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样态实践

周琪 张珊

摘 要:红色文化资源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发展进程中不断丰富,一方面,在物质形态从实体化走向数字化、在精神形态从典型性走向圆融性,其资政育人功能凸显、内容谱系丰富发展。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资源面临历史虚无主义、网络碎片化传播的渗透和侵蚀。这需要立足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现实境遇,从红色文化资源内涵提升、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性开发、红色文化资源传播效果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传承四个方面予以建设。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样态;实践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问题意识培养的研究生教学模式研究”(yjgl83035);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研究”(2019ZDZT04)。

[中图分类号] D642 [文章编号] 1673-0186(2020)012-0019-009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0.012.002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等资源的总和,蕴含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设方式、政治纲领和文化追求,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密码。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审视红色文化资源价值内核、形态和时代境遇,是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和创新实践的应有之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红色文化资源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学者们以红色文化资源为研究对象,产生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论述和价值剖析

学者们较为系统整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资源论述的逻辑结构和理论意蕴,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对其政治意义和时代价值予以深刻探究。一是把红色文化资源纳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研究之中,强调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充分体现红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理想信念、群众路线、正风肃纪等内容[1]。二是从价值维度、动力维度和实践维度揭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资源重要讲话精神的内在逻辑,并将其上升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2]。三是从历史角度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四运动及红色文化资源的相关讲话内容,提出新时代党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提升了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新境界[3]。四是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出发,用习近平總书记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讲话涵养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根基,培养青年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红色基因的认同与践行。

(二)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识别整理与内涵发展

学者们从历史维度和历史资料中梳理红色文化资源的样态和发展脉络。一是针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分类建档标准及数据库建设展开研究,认为可主要分为实物及技艺类、口头记忆类、文学艺术类、仪式类以及文化空间类五大类别[4]。二是从厘清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出发,提出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凝聚而成,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5]。三是从红色文化符号视角出发,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具体形态、表达方式、话语形态进行研究,强调红色文化资源直接体现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与精神追求。

(三)关于红色文化资源数字传播与教育传承的解析

如何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社会化发展,学者们主要从数字化传播和大众化教育两个方面具体展开。一是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探讨红色文化资源国际传播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并从充实传播内容、丰富样态形式、打造人才队伍、彰显共同价值等方面提出建议[6]。二是从媒介融合进程中把握红色文化资源建设方式,强调全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应克服“去中心化”“碎片化”“结构化”等问题,充分抓住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以及全效媒体的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主流媒体的引领力、传播表达的亲和力以及受众投放的精准度[7]。三是从红色文化资源与学校教育相融合视角,强调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生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与大中小德育一体化相结合,研究红色文化资源进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方式。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红色文化资源研究在专题化、纵深化方面取得丰富成果,同时也需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代背景,深化红色文化资源的历时性发展和整体性研究,将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相结合,发挥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动力功能,这正是本文研究主旨所向。

二、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样态

红色文化资源是红色基因、价值理念的外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呈现为历时性、发展性样态,蕴含中国社会的制度、价值、行为方式等。按照文化的一般形态划分,主要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来审视红色文化资源的样态发展。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物质样态从实体化走向数字化

物质样态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价值内核的外化,主要包括红色的“人”“事”“物”等要素的有机整合。“人”指的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典型个体或群体,如方志敏、赵一曼、雷锋、狼牙山五壮士、南京路上好八连、梦桃小组、中国女排等。“事”指的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影响重大的革命战争、革命事件及活动等,如辽沈战役、遵义会议、红军长征等。“物”则包括生产战斗物件和革命历史遗存,如朱德的扁担、中共一大会址、红四军军旗、“两弹一星”实验基地等。人、事、物的物质样态不仅较为全面地描述红色文化资源的外在呈现,更深刻体现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主旨和精神内涵,即始终坚持通过红色文化资源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在红色文化资源创造、实践和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红色文化资源的物质样态从实体化走向数字化,主要是在信息技术和媒介融合进程中,个体的信息交流和交往方式从单一的文字或静态方式转向动态的视听融合,这要求红色文化资源的表现方式从客观实在物向数字化、虚拟化转变,以图像、声音、视频等方式具体呈现,更重要的是,这种融合感觉、听觉、视觉于一体的表现方式产生虚拟沉浸体验,增强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的在场有效性。这种数字化和虚拟化并不是否定实体存在,而是红色文化资源物质样态的迭代和拓展,并被运用于红色文化资源传播和教育之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走长征路》运用VR技术,便是通过视觉修辞再现和交互体验引导大学生理解中国革命历史和长征精神。”[8]一方面,这种虚实交互既有实体物件的单独陈列,又通过网上博物馆、革命文物数据库等方式进行数字化呈现,从而扩大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和教育对象。另一方面,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能够摆脱时间和空间存储限制,社会大众通过云在线观看、VR交互、5G实时感触等手段进行观看和接触,从而使红色文化资源样态得到时空延展。例如,重庆“红岩联线”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手段打造虚拟展览、影音在线等数字产品,将历史与现实贯通、线上与线下结合,为社会大众提供“7×24”的全时文化服务,推动“红岩精神”在现实和虚拟空间同步传播,截至目前每天平均超过1万名游客网上预约,开发出红梅丝巾、水墨画伞等20余款文创产品,为社会大众提供党员主题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研学实践教育和科普教育等服务。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利用大数据处理和云计算存储等技术,将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史料以当年出版发行时的原初面貌分门别类存储,建成一个富有特色、长期储存和便于查询的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的云数据库系统,为社会大众提供全方位、动态化的红色文化资源展示平台。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样态从典型性走向圆融性

红色文化资源精神样态集中体现于以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为主要内容的精神资源,在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化为革命精神、建设精神和改革精神。这一发展形态呈现出从典型性转向圆融性,表现为主体的多元、内容的开放兼容。一是红色文化资源精神样态的建设主体多元。中國共产党在百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创造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内核,并把政治主张和政治理念等内化其中,把红色文化资源建设主体向人民推进,充分发挥人民在红色文化资源精神样态的主体性,无论是半条被子、一袋干粮,还是井冈山的挑粮小道,都体现出红色文化资源中人民的主体性和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主旨。正是这种建设主体的人民性,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精神样态内涵不断丰富,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主旨同频共振。二是红色文化资源精神样态的内容开放兼容,红色文化资源在创建之初主要以革命文化为底色,体现出中国共产党谋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革命使命。而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文化资源精神样态的内容也向社会建设和民生发展拓展,更加凸显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奋斗目标,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以红色文化资源中的革命精神为例,在《周易》中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意为朝代更迭,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更迭和人民至上的价值主旨,孕育出蕴含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长征精神。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革命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引发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变革,成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的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的:“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9]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实际国情与时俱进地结合,为红色文化资源精神样态创新提供生动实践。

三、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现实境遇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发展和中国社会建设进程中,红色文化资源在资政育人功能、内容谱系上不断发展,同时也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网络碎片化传播带来的挑战,这需要把握其发展的现实境遇、内在机理,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由“自在”向“自觉”转变。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资政育人功能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革命老区、部队、中小学考察调研时反复强调“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突出强调用红色资源中所蕴含的红色传统、红色基因来滋养青年、培育时代新人,这反映了红色文化资源资政育人功能,即可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对社会大众进行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育。红色文化资源之所以具有资政育人的功能,在于红色文化资源本身的性质、价值、宗旨与“四史”内在吻合,即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的前提下,体现和实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根本目的。

这种资政育人功能主要体现为: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主题教育与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相一致。中国共产党的主题教育旨在夯实人民至上的执政基础,使共产党员的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例如,“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旨在解决部分共产党员理想信念动摇、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宗旨意识不坚定的问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旨在使共产党员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而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的红色基因、价值主旨与中国共产党的主题教育相一致,成为党的主题教育的有效依托,通过瞻仰旧址、参观纪念馆、现场教学、党课学习、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强化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崇高为民情怀。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等都是依托井冈山、延安等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的党员干部培训学院。二是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2017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深化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鼓励学生参加“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创业大赛、动员学生参加革命老区的扶贫脱贫工作等。学校结合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特色,采取丰富多样的方式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学校课堂、教学和教材之中,形成面向不同学生的《红色文化概论》《红色文化十讲》等专题教材、《中国红色文化精神》《红色经典导论》等专门课程。

(二)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谱系不断丰富

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谱系主要由革命文化资源、建设文化资源和改革文化资源组成,并随着改革实践深入而发展。因此,红色文化资源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红色文化资源体系从两方面实现突破性发展:一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得到丰富和发展,凝练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图谱。例如,长征精神的核心是理想信念,这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信念既是革命战争时期的精神动力,又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0]2020年教育部的“网上重走长征路”活动正是旨在承传和丰富新时代长征精神,引导师生继续发扬奋斗精神和革命精神。二是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凝练和升华,如红船精神、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以西柏坡精神为例,西柏坡精神的主要承载体是“两个务必”,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将西柏坡精神概括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开拓进取精神;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也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物质形态进行保护、制度形态进行挖掘、精神形态进行凝练。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凝练出的新内容,如崇尚严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崇尚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把准斗争方向、明确斗争任务、掌握斗争规律、讲求斗争方法的斗争精神,崇尚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等,这些精神是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准确概括和及时描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并进入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容谱系之中。

(三)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红色文化资源的本来

红色文化资源是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文化产物,为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提供历史资料和逻辑佐证。而历史虚无主义正是通过解构和歪曲历史以抽离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根基,从而否定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主旨和精神内涵。一是从历史观层面,常常采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相对道德主义立场片面地评价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革命事件,以学术方式出现在会议、教材、课堂和大众媒介之中,并与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现象形成叠加效应。例如“两个三十年”之争的实质是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的一脉相承和历史性,用后者否定前者或用前者质疑后者。二是从价值层面逃避崇高、理想和信念,追求感官刺激和感性欲望,信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也就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和价值主旨,出现对红色文化资源中的典型事件和榜样人物的歪曲。例如,网络空间对方志敏、邱少云等历史人物、榜样人物、英雄的污名化,袁腾飞对党和国家的革命、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的造谣和歪曲,网络直播播主用戏谑的方式唱国歌,把严肃的国歌演唱变成吸引眼球流量的表演,这些都在社会大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四)网络碎片化传播弱化红色文化资源的话语主导权

网络媒介作为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的重要渠道,能够最大限度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物件、图像、音频和视频等融合,并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立体传播。但囿于网络传播的去中心化、碎片化、分众化和沉默的螺旋效应,红色文化资源的吸引力可能会被分解动摇。一是网络传播速度和传播容量限制内容的完整性呈现,红色历史事件、红色革命人物往往是由繁琐细节、曲折过程、丰富要素等共同组成,网络传播中的眼球经济和流量导向可能导致对完整的事件、严肃的政治人物进行片段式摘取,特别是结合社会热点事件,在不同语境下对人物事件进行重新评价或分析,造成社会大众对历史事件人物认知偏离。二是海量的网络碎片化信息容易淹没红色文化资源,使其在网络空间的话语主导权被侵蚀,其对于其他非主流文化的整合力受限,在网络空间重大议题、话语筛选、事件讨论中未能发挥引导者角色。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内容为例,关于孔繁森的专题报道评论人次为943、转发人次为2 054,而某流量明星歌曲《会好的》评论人次2.5万、转发人次111万,这种热搜、关注度的差距体现网络空间红色文化资源影响力弱化的突出问题。

四、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发展的实践进路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是从内涵提升到样态多元的过程,需要制度、队伍、教育等多重合力。

(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红色文化资源内涵

丰富和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际出发,从中汲取精神养分。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一步延展红色文化资源的边界和内涵。一是挖掘历史上中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红色文化资源的丰富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将党的主张、党的政策与民众的传统心理、地区风俗、社会习惯、交往规则等相结合,体现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炼出符合大众生活经验、民俗的文化资源,并与红色基因和价值主旨相结合。新年画创作便是如此:“它发端于中国传统的木刻版画,承继抗日战争时期的木刻艺术和社会功用,用以表达工农兵联合、开国大典、抗美援朝、土地革命等社会建设主旨。”[11]二是在对革命战争时期史料完善丰富的基础上,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改进红色文化资源整理方式,并结合国内外的历史文献资料,丰富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细节、完善重要历史人物的多面表征,推动革命文化的专业化、精细化。三是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归纳总结凝练,对凸显改革特色、反映时代主题的文化资源进一步归纳整理,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宣传、践行倡导,用时代的改革精神来武装人的头脑、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社会真正落地生根,进而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由外化向内化的转变与提升。

(二)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红色文化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不可复制性决定了保护是实现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尊重红色文化资源特性的基础上,对物进行保护性修复、保护性整理,拓长生命周期;对事要丰富历史细节、创新呈现方式,让历史活起来,更为生动和立体;对人的政治地位、历史贡献和社会声誉积极保护,使其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尊崇榜样、学习楷模。这需要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一是完善法律法规,提供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的正式依据,2018年的《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2019年的《川陕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合作协议》和《川陕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等,均是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专门法规,以此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从地区到跨地区联合。二是实施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战略,规定红色文化资源建设的原则目标与行动路径。重庆市制定《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规划》《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保护规划》《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等,从文物维修、环境整治、安全防护等9个方面保护传承红岩革命文物,助推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三是引入和利用市场化机制,建设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多元主体。由国资委注资控股的文投、文旅集团公司等作为开发主力,主要负责各地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化广场、商业街、生活小镇的设计和实施工程,由民营资本与革命文物单位联合开发红色主题影视剧、纪录片、动漫作品、网络游戏、新媒体产品、文化衍生品等,形成政府主导与市场相结合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队伍。

(三)以全媒体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效果

以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正深刻改变传统传播范式,这为提升红色文化资源传播效果带来发展契机,它能够突破以往传播过程中的单一化局限,发挥我国在传统媒体中的主导优势和在新媒体领域的影响力,保证红色文化资源在线上与线下的同频传播。一是促进传播主体的交互性发展,既要发挥传统媒体在深度挖掘、系统整理方面的权威优势,通过对红色文化资源中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进行专刊专栏报道,让红色故事更为完整连续、让历史人物更为饱满丰富、让革命遗迹更为厚重庄严,同时也要发挥新媒体及时、多维、丰富的特点,增强红色故事的生动性、阅读性,挖掘历史人物的生活性、趣味性,并加快媒介融合的态势,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传播,营造全民关注、全体参与的大保护格局。二是在红色文化资源传播内容上,既要尊重红色文化资源本身的政治性、严肃性,又要结合当代民众的精神需求不断创新内容供给,注重将严肃、宏大的理论转译为生动故事、转化为受众可理解、可想象的具体形象,加强对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提升社会大众对保护传承新时代红色文化资源的自觉程度。三是在红色文化资源传播的途径上,不仅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在校园内广泛开展党史、国史教育,也要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利用具体仪式,如国庆典礼、宪法宣誓、授勋颁奖、升旗仪式等,通过对仪式内容、形式的精心设计,提升社会大众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认同。

(四)依托学校思政课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和传承

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传承,需要按照个体知情意信行转化规律予以推进,从而实现红色基因、价值和精神的知行统一。而学校思政课是红色文化资源传播和教育的重要阵地,依托思政课建设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体系,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进入课程、进入教材、进入头脑。一是通过思政课还原红色文化的本来和历史,并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文化蕴含的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精神、英勇战斗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自我批判精神等生发于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之中,这些精神的梳理、挖掘和提炼不是思政课某一课程的“单打独斗”,而是贯穿于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14 年抗战、历史性决战等历史国情教育和理论教育始终。要让青年学生知道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密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和建设中是怎么生成和发展的,是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中国精神的价值追求的。因此,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密码传承需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依托,从不同层面展开对红色文化的解读,进而达到红色文化认同、红色基因传承。例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侧重于红色文化资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侧重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现实根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侧重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维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侧重于红色文化资源在日常生活中的认同和践行。二是运用思政课讲好红色故事,把宏大叙述与微观叙事、抽象理论和具体实践、群体导向和个人体验相结合。思政课讲好红色故事不是簡单的“看电影”“聊八卦”,而是选取蕴含鲜明精神内涵和价值导向的素材,按照红色基因和精神的主题进行再创造和再提炼。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用“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故事讲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形象地表达《共产党宣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和共产主义信仰。正是如此,运用故事中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中国与世界、道理与家常相结合,能够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用理论彻底说服青年。比如,在讲授思政课程内容中涉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时,展示杨闇公的三本日记手稿、组织到杨闇公故居进行现地教学,勾勒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革命、大公无私的精神故事,展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传承[12]。

总之,红色文化资源在新时代的丰富发展,不仅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拓展,也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历史新起点上提供了强大的红色基因和精神动力,成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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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d cultural resourc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in the centuries-ol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material form has changed from substantive to digital, and the spiritual form has changed from typical to mellow. It has prominent functions of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and rich development of content pedigree. On the other hand,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facing the penetration and erosion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the spread of fragmented networks. This needs to b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four aspect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onnot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protective development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the dissemination effect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form;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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