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建构：人类学纪录片的困惑

[摘要]对于影视人类学家来说，在影像记录方面，摄制人员在题材和田野点的选择上，甚至在影片的后期制作上，应该接受人类学家的指导和帮助，在追求影片的美学价值时，一定不要放弃对真实的探究，才能做到以镜头存录当下国家的档案。同时，文化不仅只是记录，还需要传播，既客观真实又好看可观的人类学影视片，无疑是传播的好媒介。一部好的人类学影视片一定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的结合，是人类学家与影视学家协作的结晶。好的人类学影视片不仅有史料和文献价值，它还应该具有传播价值。在艺术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基础上，让影片真实更接近真相的本质，这是人类学纪录片的追求。

[关键词]影视人类学;人类学纪录片;田野调查;真实;建构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0）02-0091-06

作者简介：武小林（1963-），男，四川成都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影视人类学。四川成都 610017人类学纪录片，作为具有文化描述和理论阐释价值的视听文本，它的拍摄与制作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但是在制作中，如何把握真实记录与主观创作的度，却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在视听工具日益发达的今天，人类学纪录片的传播功能显得十分重要。因而，在遵从客观真实的前提下，在拍摄与编辑中，应该发挥创作者对影片的美学追求，将真实与建构完美统一，这应该是人类学纪录片发展的方向。对于人类学纪录片的相关研究，学界已经有一些成果。张江华、李德君等人对人类学纪录片的特征和拍摄原则作了详尽的阐述，认为“人类学片具有直接形象性、科学真实性、信息完整性”。[1]陈学礼认为“民族志电影有跨文化交流特征，有非虚构影像获取方式，民族志电影还具有实验特征”[2]。刘卫东、荣荣则认为“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根本属性”[3]。武小林對“中国西部人类学纪录片创作过程和创作成果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对将社会性题材纳入人类学片外延的趋势产生忧虑。”[4]对人类学纪录片有关文化变迁的内容，一直是学者关注和分析的对象，张明“分析了整个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引致的藏人自我意识和心理嬗变。”[5]雷建军、梁君健“则对20世纪6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时期反映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纪录片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三个时期纪录片叙述方式与文化表征的转变。”[6]龚诗尧试图从文艺美学视野出发，探讨“人类学纪录片更清晰的创作规律和方法。”[7]周营分析了人类学视阈下纪录片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旨在“提高人类学视阈下纪录片的整体品质”。[8]罗伯特·加德纳综合了符号学和诗学的双重路径“进而发展出对文化的四种真实观念：表象的真实、主位的真实、符号文本的真实和诗学表达的真实。”[9]张芳瑜希望通过声音书写“为当代人类学纪录片创作开辟了新的实践路径。”[10]此外，以人类学的视角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对单部人类学纪录片进行多角度分析的文章很多，可以说人类学纪录片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针对人类学纪录片真实与建构的专门研究还显得不足，笔者根据自己的实践和理解来做一些思考。

一、不同视域下的人类学纪录片

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影视学家，对纪录片的真实性的认同是一致的。人类学家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就是对异文化真相的探究方法，有的人类学家对田野调查近乎苛求，受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田野制度化原则影响，要求田野调查周期为一年以上，并且掌握被调查的原住民语言。通常而言，影视学家缺乏人类学的学术素养，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影视工作者不可能在田野点住上一年的时间，但他们对纪录片真实性的认同与人类学家的看法别无二致。法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指出“摄影的美学特性在于揭示真实”。“摄像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本质上的客观性”[11]。

由于，在人类学纪录片本质属性上的看法一致，使影视学家的人类学纪录片在一些国际影视人类学机构举办的电影节上频频获奖，如孙增田的《神鹿呀，神鹿》、王海滨的《藏北人家》、梁碧波的《三节草》等，尽管他们的作品被列为人类学纪录片的佳作，但是作为主创人员孙增田、王海滨是摄像出身，而梁碧波所学的专业是农科，他们拍摄记录片之前并未受过人类学理论的专门训练。但他们本着对纪录片真实性探究的精神，切合了人类学纪录片最基本的诉求。王海兵谈到《藏北人家》的创作时说：“我们的观察从一个个生活细节入手。我们采用一种近乎自然主义的拍摄手法，对拍摄对象绝不进行人工摆布……我们把镜头当成一支笔，真实记录、记录、再记录，让生活静静地流动，让镜头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12]。《藏北人家》是一部记录处于边缘文化状态下的普通藏族牧民一家的生活的纪录片。王海兵用镜头呈现了居住在藏北纳木湖畔措达一家的生存状态，记录了原住民的独特的饮食、起居，婚姻、祭神、审美、游戏等习俗，可以说人类学关注的对象，在影片中都有反映。遗憾的是，影片在后期的制作中加了解释性的画外音，增添了表情的背景音乐，使影片的客观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影视学家与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纪录片最根本的分歧在于，人类学家把人类学纪录片当成人类学研究的辅助工具，是研究的手段，“人类学纪录片是人们运用影视手段旨在研究人类学和体现人类学研究成果而拍摄的纪录片”，[13]“人类学纪录片是在人类学理论指导下，综合运用人类研究的科学方法和影视学的表现手段，对人类文化进行观察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形象化表述。”[1]25在这里，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具有典型意义。她以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和新几内亚为田野点，出版了数部人类学专著;同时，拍摄了大量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电影素材，并用这些素材编辑成六部电影。可以说，玛格丽特·米德的影像作品可以与她的文字著述等量齐观。但这些影像作品很难得到广泛的传播，因为人类学家更多地是把影像记录作为研究的工具。她认为：“在田野工作时，我们只是将摄像机作为纪实的工具，而不是把它作为图解我们主题的器具。”[14]人类学家对影像材料使用的固念，极大弱化了人类学纪录片的传播功能。

影视创作者则把人类学纪录片当作自己的完整表述文本，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要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就要强调纪录片的叙事性，在尊重客观真实的基础上，主观的情绪和倾向常常注入到作品之中。梁碧波谈到纪录片创作时，十分强调叙事的作用：“故事、思想和拍故事、表达思想的手法二者之间不会有矛盾冲突。故事是根本、思想是灵魂，但再伟大的思想、再伟大的人物、再伟大的情感，都必须生根在故事中。”[15]实际上，梁碧波就是根据这样的认知创作出影视人类学的经典作品《三节草》。《三节草》“以讲述历史和记录现实两条线索交织的叙事方式展开，讲述者肖淑明是一个生活在泸沽湖边的精英人物，通过她的讲述我们了解生活在泸沽湖地区摩梭人的历史风貌。普通摩梭人一直实行的走婚制度，是东方的女儿国，而土司不走婚的婚俗似乎是该地区婚姻制度的一个反例。”[4]这些政治话语及其话语所蕴含的政治权利及文化意涵是如何一步一步深入到泸沽湖地区的。可以说，肖淑明的讲述，是对摩梭人历史的真实钩列。由于讲述者肖淑明是土司的妻子，而且是一个“外来者”，其讲述为亲历亲见，使讲述的内容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讲述者的生命史从某种程度上是泸沽湖地区一段特殊社会历史的缩影。2008年肖淑明离世，使《三节草》的文献价值更加弥显珍贵。《三节草》的另外一条线索是肖淑明孙女拉珠想到成都打工的现在进行时，通过这条线索，梁碧波对“对于一家人急于让孙女拉珠走出泸沽湖的期盼，反映出市场经济对闭塞地区原生态文化的冲击。肖淑明进入泸沽湖以及拉珠走出泸沽湖，让观者见证了摩梭人的原始的文化风貌，同时，也让观者看见了一种边缘文化正在变迁的趋势。”[4]有情节，有冲突，使影片有了可观性，也就有了大众传播的基础。

这种对人类学纪录片的二维认知，直接影响了成果的不同走向，一方面是缺乏人类学素养的影视学家的作品不断在影视人类学电影节上获奖，在各種播出平台播出，获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然而，拍摄场景的重构与主观情绪的无节制地表述，也常常为人诟病。而人类学家拍摄的作品多为教学和人类学学者之间交流，形成了在内部圈子循环的怪圈。笔者认为，任何学术成果都存在着被人认知接受从而产生影响力，使学术成果影响力最大化是学者追求的目标。因而，影视学家有关人类学纪录片的看法和实践，能否给人类学家一些启示和借鉴？实际上，对人类学纪录片二重的认知是对科学与美学不同的追求形成的，科学与美学如何在人类学纪录片中完美统一，是人类学纪录片创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对人类学纪录片呈现出多种文本样式采取一种更包容的态度。人类学纪录片最根本的属性是真实，建构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太多主观情绪的倾泻就背离了人类学纪录片要求的客观表述。

二、人类学纪录片内容与路径的选取

追求事物的本真，是人类学家研究的原则，同样也是纪录片影视创作人的追求。但是，客观呈现的事物事件，未必就是真相的本质。非人类学题材的纪录片虽然内容真实，也非我们研究的对象。同一题材下的事件，可能有不同的演绎方式。例如，同一个民族的节日，政府主办的和村民自己组织的，肯定有很大的区别。这就要求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一定要做好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慎重选择题材，做好片前的田野调查。

什么样题材的纪录片可以称作人类学纪录片，这本是个简单的问题，国际影视人类学委员会在1973年第9届大会（芝加哥）上，通过了《关于影视人类学的决议》，决议写道：“电影、录音带和录像带在今天已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科学资料的源泉。它们提供有关人类行为的可靠资料，……它们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变化的时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时代。为了纠正这一过程可能导致的人类的短视行为，按现存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记录人类遗产就非常必要。”[16]这已成为许多国家影视人类学家们的共识。记录和保存即将消失的文化应该是人类学纪录片创作者们的职责，也是人类学纪录片最为重要的题材和表现内容，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规划执行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子项目“中国节日影像志”，制作完成了100余部影片，影片完整记录了各民族节日习俗，在内容陈述和影像表达上，具有典型的人类学纪录片特征。2000年后，“影视人类学创作和研究十分成熟和发达的欧洲，在人类学纪录片的研究、拍摄对象和题材取舍等方面开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从过去对异文化的关注，开始转向包括欧洲在内现代人日常生活的关注”[4]转向对当今世界种种热点问题，尤其是战争问题和民族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关注。这种变化体现在一些重要的电影节上，将重要的纪录片奖项颁发给以现实题材为内容的纪录片。这种人类学纪录片视阈的转轨，对我国影视人类学纪录片创作者的创作观念和态度产生极大的影响，将社会学题材与人类学题材相混淆，给我国人类学纪录片题材的选择和内容的定位造成诸多误区。

人类学是研究“他者”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变迁的学科，自然，作为人类学学科分支的影视人类学所研究表现的对象也应具有一致性。人类学纪录片的题材，人类学纪录片所反映的内容也应该以“他者”为重点。何为人类学纪录片的“他者”？笔者认为应该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去考量。从时间上看，某民族某地区在过去拍摄的纪录片，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状态，而这种文化在当下已经消失，记录的内容对于当下人们已经有了巨大的陌生感，它的价值在于还原当时的文化景观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它的价值在于它的史料性和文献性，作为人类学纪录片的一种文本型态，在人类学纪录片中占有重要席位。当时间的维度一致状态下，空间的距离对于人类学纪录片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远离都市的地方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更少，保留本民族本地区的习俗就更多，这些区域以及区域内发生的异于主流文化的文化现象，正是影视人类学应该关注的对象。事实上，近二十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固化保护”“记录性保护”，以及近两年国家有关部门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影像记录”，应该视为借助影像手段并与人类学相关原则结合的实践，即应用影视人类学的实践。

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文化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人类学家毕其一生的精力也只能在人类学的某一个方面取得成绩。作为人类学纪录片的创作者来说，特别是影视工作者，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不可能长时期跟踪一个题材一个事件。对他们来说，题材的选择是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从人类学纪录片的性质和作用来看，首先我们应该把“抢救”即将消失的文化作为选题的重点。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巨变从而引起文化变迁的时期，一个是50年代初期，随着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许多民族的文化传统出现断崖式中断;在这一阶段，由国家层面组织民族学者和电影工作者对将要消失的文化做了影视记录，形成了建国后第一批人类学影像资料。这批人类学纪录片记录和保存的文化很多已经消失，因而这批人类学纪录片在今天显得弥足珍贵。另一个时期就是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对边缘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渐进而深远的。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电视台制作人员主动加入了人类学纪录片拍摄之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人类学纪录片作品。前面我们提到的孙增田的《神鹿呀，神鹿》、王海滨的《藏北人家》、梁碧波的《三节草》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对研究区域的长期关注，密集而有序的田野调查，是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重要区别的地方。而影视学家则是在工业社会影视生产消费的一个环节，投入与回报、生产与利润是他们考虑的重要问题。正如英国一个纪录片摄制人员克里斯·柯林所言“我们的拍片任务经常撞车的主要原因是，从播放的标准而论，这些节目都需要大量时间制作，然而影视工作者总是想着下一个拍片任务。电视台的编导制作人员每年都得拍摄两到三部纪录片。”[17]

在较短时间内，要真实又完整记录边缘文化，人类学家的参与，显得十分重要。在选择田野点上，影视制作人接受人类学家帮助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人类学家的作用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消解文化隔阂，携带大量影视设备的摄制人员很难被文化相对闭塞的村民接受，人类学家翻译和协调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其二，拍摄影像节日志的人员往往会参与由政府举办的节日活动的拍摄，这种浮光掠影式的记录，失去人类学纪录片追求本真的意义，毫无学术价值。要找寻到自发性的原生态的节日活动，必须接受人类学家引导。另外，人类学家更熟悉各种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各种礼俗重点，甚至能够预示一些事件的发生，为影视学家完整的影像记录提供帮助。可以说，没有人类学家参与人类学纪录片的制作，人类学纪录片拍摄难以顺利进行。

作者曾参与了国家重大课题子课题项目《节日影像志》“羌年”“苗年”“彝族年”“布依族三月三”，等的拍摄工作，从中体会到没有人类学家的参与拍摄工作无法进行。人类学家在人类学纪录片特别是节日影像志这类影片拍摄制作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在拍摄点的选择上，人类学家十分熟悉原住民的生活习俗，了解不同村落的的特点，可以根据影片的需求，选择相应的拍摄点。在拍摄的内容上，由于人类学家熟悉拍摄对象的各种习俗，可以事先与拍摄者进行沟通拍摄的内容，并且可以预判习俗活动发生的时间点，使拍摄者避免漏掉有价值内容的记录。另外，拍摄者一般不懂原住民的语言，无法与拍摄对象进行有效的沟通，没有人类学家的参与，很难理解一些活动的意义，特别是在后期编辑中，同期声的翻译更需要人类学家的帮助。一部成功的应影视人类学纪录片，是人类学家和影视创作者合作的产物。

三、人类学纪录片的建构

影视人类学纪录片一直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内容的真实性问题，真实与建构，是影视人类学争论的话题。人类学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北方的纳努克》就因为影像中使用了搬演的方法来重现爱斯基摩人几十年前传统的生活方式，记录片拍摄中由于没有遵循真实的原则而受到后来学者诸多诟病。那么，什么是影像真实？真实在不同的人文学科中找到不同的价值取向，人类学纪录片的影像真实既不同于虚构意义上的“艺术真实”，也异于原初意义上的“生活真实”，它是文化意义上的“记录真实”。生活真实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状态，影像真实是对现实的记录，是对现实的复制。但这种复制，不是简单复制，它是创作者对现实观察理解选择的结果，是对现实文化意义上的表述。

影像真实受到来自客体和主体两方面挑战。拍摄对象方面，它记录的仅仅是拍摄对象愿意呈现的部分，在现代传播平台和传播手段已被拍摄者所熟知的状态下，“他者”更具有了主动性，他所呈现的文化习俗环节是他愿意向拍摄者展演的部分，局部、侧面、表象也许掩盖了真实的本质。我们在拍摄《咱当苗年》时，家庭的祭祀、家庭过年的准备活动以及家庭的聚会活动都是由精明的男主人安排我们拍摄，文化的自觉呈现，使影像记录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性仅仅是一种表象而非本质。人类学家崇尚的是观察式的田野调查方法，将不介入不干扰调查对象为原则。但是，人类学纪录片拍摄使这种田野调查的原则受到破坏，大量的影视设备，穿梭往来的工作人员，肯定难以做到摄像机象墙壁上的苍蝇那样冷静的观察。摄像机具有权威性、侵略性，使拍摄对象正常的生活工作状态被干扰被打乱，在摄像机镜头的逼视下，被拍摄的对象容易出现迎合、规避等扭曲的状态。因而，摄像机捕作到的只是当时的生活现象而非生活的本来应该有的状态。从影片的制作过程来看，拍摄和剪辑都难以阻碍制作者的主观意图的流露。拍摄时角度的选择，景别的运用，拍摄方法的使用都是拍摄者个性的体现。所以匈牙利美学家贝拉·巴拉兹说“拍摄角度的作用在于赋予一场事物以形状，即使同一样东西也可以由于不同的拍摄角度构成完全不同的画面。这就是电影所特有的最强有力的性格化手段，它绝不是单纯的再现，而是真正的创造。”[18]同样，影片的镜头组接也一定会体现编辑人员的主观意图。

从影视表述的主体来看，先入为主的拍摄理念，常常会影响拍摄者对事件本质的把握，一些急功近利的制作者会亲自导演事件、安排一些需要的场景，完全违背了人类学纪录片纪实的原则。在早期的人类学纪录片，阐释性的叙事方式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它的特点为全知的观点、说教式的旁白、较多的中全景空镜头（为解说的留白）等。如王海兵的《藏北人家》，“虽然影片冷静而客观地记录了生活在藏北纳木河边普通藏族一家的生活，从酥油的制作到牛粪的拾取，从帮邻居割羊毛的热情到玩游戏无伪的开心，给我们展现了游牧民族物质精神文化与自然合一的天然图画。”[4]它采用了大量的画外音和背景音乐，使其人类学价值受到影响。“我和别人一样，不喜欢里面的解说词。但是所有的纪录片解说词我都不喜欢。我认为应该在看不明白的地方才加解說。我也不喜欢所有纪录片中的无声源音乐。生活本身的声音就足够了。”[19]这是影视人类学家对《藏北人家》的微词，实际上也是对创作者主观表达方式的微词。影像的真实不能等同生活的真实，影像的创作虽然有艺术的追求，但是作为人类学纪录片来说，忠实记录非主流文化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四、结语

真实与建构，一直是影视人类学研究者必须面对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人类学纪录片没有绝对的“真实”，只有努力克制主观意图，无限接近“真实”。中国正发生着巨大变化，长期以来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保存的各民族特有文化习俗，“正伴随交通的延伸、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等而逐渐消亡，抢救和保存正在消失的地方文化，应该是我国当代人类学纪录片创作者的重要工作。”[4]要做好这一工作，对于影视人类学家来说，现在阶段既是一种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在影像记录方面，摄制人员在题材和田野点的选择上，甚至在影片的后期制作上，应该接受人类学家的指导和帮助，在追求影片的美学价值时，一定不要放弃对真实的探究，才能做到以镜头存录当下国家的档案。同时，文化不仅只是记录，还需要传播，既客观真实又好看可观的人类学纪录片无疑是传播的好媒介。一部好的人类学纪录片一定是科学与艺术完美的结合，是人类学家与影视学家协作的结晶。好的人类学纪录片不仅有史料和文献价值，它还应该具有传播价值。在艺术价值得到充分尊重的基础上，让影片真实更接近真相的本质，这是人类学纪录片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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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11-16责任编辑：王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