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关怀，是对抗疫战士最好的致敬

阿计

4月6日，驰援湖北黄冈两个月之久的山东医疗队员张静静返回家乡后，在隔离期满前夕突发疾病，不幸去世。而此时，其家中还留有刚满5岁的孩子，丈夫韩先生则在万里之外的非洲塞拉利昂援建，因当地疫情严重、封国停航而无法回国送亡妻最后一程。这样的处境令人心碎，无数人发出了“尽快接韩先生回国”的请求。

令人有所安慰的是，国家层面很快启动了紧急行动，经我国驻塞拉利昂大使馆全力以赴、紧急协调，韩先生最终乘包机先行飞到布鲁塞尔，然后转机回到了祖国。

动用包机护送英雄家属回家，其成本之高可想而知。然而，这种不计代价的礼遇，正是对英雄最真诚的关爱和敬意。当为国家“拼过命”的抗疫战士遭遇不测、“小家”陷入风雨飘摇的至暗时刻，以国家力量善待英雄、扶危度困，以国家温情抚慰伤口、守护家庭，不仅顺应了民意呼唤和社会公义，更彰显了人性关怀和人道精神，以最具说服力的方式，见证了国家责任的担当。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民众纷纷点赞“包机回国”的同时，进一步发出呼吁，不要再让韩先生返回疫情危险的塞拉利昂，让他留下来照顾年幼的孩子，“孩子已经失去了妈妈，不能再没有爸爸了！”可以预料，这些合乎人情和常理的呼吁，应当不难实现。而其中所蕴含的对于人性的尊重、对于亲情的呵护，更是折射了社会观念的进步。

张静静夫妻俩，是典型的奉献者家庭，一个千里驰援湖北，一个万里援建非洲。尽管由于家庭情况特殊，张静静原本不必出征，但她仍然主动请缨，奔赴抗疫一线，这样的大爱和壮举令人感佩。但张静静的牺牲和家庭困境令人垂泪、痛惜之余，也促使我们思考，对于这些为国家舍小家的特殊家庭，如何才能提供更切实的帮助、更日常的关爱？对于个体家庭可能承受的巨大风险，是否应当予以更为人性的安排乃至善意的劝阻？因为说到底，国家是由一个个“小家”组成的，没有“小家”的安全，也就没有国家的安稳。为国奉献固然是公民的崇高使命，“以人为本”也是国家的职责所在。

长期以来，对于那些投身公益、为国打拼的奉献者，无论是大众观念，还是社会舆论，总是倾向于以“无私牺牲”为认定英雄的标准，沉浸于单向度的悲情歌颂，甚至以盲目的人为拔高，将英雄抬上灭绝人欲的神坛。却无视英雄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着正常的情感、生活和权利需求，也忽略了对其真实处境的人性关怀、人道支持。而这样的认识误区，不仅将英雄塑造成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超人，也难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催生鼓励和示范效应。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更为理性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已经逐渐孕育成型。在此次抗疫之战中，当个别媒体沿袭以往惯性，对女医护人员“剃光头服黄体酮上前线”“流产10天后重返一线”“怀胎九月坚守岗位”“放下植物人丈夫奔赴战场”大加讴歌之时，并没有收获公众的认同和感动，反而遭到了“抹杀人性”“道德绑架”的普遍质疑和炮轰。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以一纸“强制陪伴令”，命令奋战在防疫前线的一名警察必须回家照顾因多日救治新冠肺炎患者而累垮的护士妻子时，却在网络引爆了刷屏和催泪效应，赢得了如潮掌声。

这样的反差足以证明，真正感动人心的，是平凡而真实的人性以及对于正当权利的切实保障，而非过度伤害身心和权益的无谓牺牲以及强迫或变相强迫式的造神虚幻。

无论是“包机回国”的国家行动，抑或“人性至上”的观念变迁，当可视为此次大疫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投身于抗疫之战的医护人员、防控民警、社区工作者、志愿者等等，乃至为保全国安危而封城、付出巨大代价的湖北人民，不仅应当得到精神的礼赞，更应得到解压脱困的实际帮助，因为这样的人性关怀，才是对其奉献和牺牲最好的致敬。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对于奉献者的人性关怀，也不应是危难时期的一时之举，而是应当成长为制度化的温情和回报，形成常态化的国家责任和社会伦理。归根结底，捍卫个体的权利和幸福，是国家和社会之所以存在的一大基本理由。也只有个体的价值得到尊重和珍视，才会激发出蓬勃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最终为国家利益、社会进步贡献生生不息的光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