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发展轨迹探赜

王 硕，张 健 ，马文博，李婷文，蔡 峰

(1.湖南大学体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2.闽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3.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4.韩国昌原大学体育学院，庆尚南道昌原 51140；5.广东科技学院体育教研室，广东 东莞 523083)

河西走廊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明过渡地带，是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战略通道和沟通西北西南的重要枢纽，也是路上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河西走廊”具有西部地区明显的地理特征——大山、沙漠、草滩和戈壁，这样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利于农耕文明的发展，但是却为游牧民族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长期生活于此，借助这上天馈赠的独特优势孕育出草原游牧文化。草原游牧文化指历史上生活在亚欧草原地带的各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积累、发展的，适应和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一种文化形态[1]。事实上，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证明了游牧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内涵。“逐”既能体现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又能体现出游牧民族应对自然变化时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他们能够根据地形地貌、季节气候、水草的生长规律及牲畜的采食需求，采用“四季轮牧”的方式适应自然环境，以期能够使畜牧业具有更好的经济价值。如今随着时代的更迭，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游牧民族已经转为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2]。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虽然对草原游牧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同样也是游牧民族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河西走廊自古便是游牧民族的聚居地，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长期保持着冲突与融合，并在碰撞中探寻出动态平衡的多元文化体系。美国学者卡赞斯坦认为：“在我们这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上，文明间的接触与跨文明的交融是主流，而文明的冲突则是偶发的支流。”这种观点无疑证实了河西走廊多元文化并存的实然状态，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促进了河西走廊文化的发展。走进河西五市，现代化的发展掩盖了昔日游牧民族金戈铁马的辉煌，体育文化生活也在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后渐渐地远去。张晋伊等学者在《新疆游牧民族定居后对传统体育的选择研究》中指出:“游牧民族定居后，参与传统体育活动人数有所减少，举办传统体育活动次数也逐渐下降，对于游牧体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基于此，本文以河西走廊游牧民族的体育活动作为突破口，深入探讨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的源起、衰落与复兴轨迹，为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源流

1.1 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发轫

游牧，意味着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4]。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常年奔波于草原戈壁，过着“以车马为家”的迁徙生活，加之这种自然环境的严酷考验，要求牧民必须具备强壮的体魄、坚强的意志以及高超的技艺，以适应游牧生产和生活的需要[5]。据史学家的研究：人类早在原始时代就把跑、跳、投等作为生活技能和本领传授给下一代，还有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不同民族的祭祀竞技活动，这些活动都可以称为体育的前身[6]。而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除了掌握跑、跳、投等基本身体技能外，还要掌握游牧生活中最重要的骑、射等技能，这是游牧民族生活中最常见的技能。除此之外，宗教祭祀活动还是孕育游牧体育文化的重要场所，如藏族的赛马会、蒙古族的那达慕、裕固族的祭鄂博皆是在自然崇拜中融入体育活动，并在日后的发展中成为游牧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骑马本是游牧民族的生产技能，闲暇时则以赛马娱乐，空间的转移是文化变迁的标志，意味着新的文化事象诞生[7]。河西走廊地形地貌复杂，沙漠、荒漠广布，绿洲遍布其间[8]，这样的自然环境难以从事大规模的农业种植，但却有利于游牧民族的生存。蒙古族、哈萨克族、藏族、裕固族的传统体育文化起源都离不开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互动论认为，文化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文化和环境的重要程度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有时文化显得比较重要，有时环境显得比较重要[9]。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长期与自然环境进行互动，因牧场的四季轮转，他们与河西走廊的多地区进行长期交往，使得河西走廊游牧民族与自然环境长期处于对话状态，不同草场的游牧习惯差异显著，造就了别具一格的河西走廊游牧文化。游牧体育文化虽然是在生活技能、宗教活动、休闲娱乐活动中孕育而生，但却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其与游牧民族的游牧文化与体育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重劲而内显和谐”的游牧体育文化内涵。“重劲”在游牧民族的体育活动中是力量的体现，从摔跤、赛马、射箭等活动中皆可直观感受“劲”之美。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长期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体育活动中也流露出“和谐”的意蕴。游牧体育文化中的“和谐”体现在游牧聚落内部，大多数的游牧体育活动中男女老少皆可参与，器械、规则也没有太多的约束，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游牧体育文化发轫于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在辽阔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将摔、骑、射等游牧体育活动作为游牧民族的文化特性，成为河西走廊文化中璀璨的明珠。

1.2 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接触

文化接触实现了不被占有的互融，碰撞中发生的传播及建立的联系，实现了价值及意义的传递[10]。正如谷苞先生所言，虽然对于汉、匈之间的冲突与对峙，史不绝书，但汉、匈关系的主流是经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对于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各族人民都是有利的[11]。事实上，战争并不是农业区与游牧区文化交流的唯一途径，日常生活中汉人与游牧民族还是缺少不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据史料记载，游牧民族对于粮食、丝绸等物质需求量很大，而汉族也同样对于游牧民族的牛羊肉具有很强的需求，因而双方往往在固定时间进行物物交换。在社会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单一民族的聚落式生活方式早已无法跟上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当游牧区与农业区进行物物交换的时候，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发生了交互传播并从此建立了联系，体育文化便是在文化接触的背景下实现了多元融合。从体育活动的特征来分析，由于游牧民族常年“逐水草而居”，游牧的过程中需要克服诸多自然环境带来的考验，所以他们的体育活动总是具有很强的竞技性，如骑马、射箭、摔跤等项目都充满挑战，表现出游牧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而生活在农业区的汉族人民，他们的体育活动则是生产劳作后用于消遣娱乐的身体活动，不注重竞技性，但强调参与的娱乐性，以期能够从中获得乐趣。如打抛尕、踢毛蛋、赶喽喽、秧歌、轮子秋、空竹等体育文化项目都是强调“自娱”，参与中胜负心不强。纵观河西走廊游牧体育的发展，游牧体育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接触时，还是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游牧体育文化日渐融入外来文化，更加促进了游牧体育活动的展开。无论是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还是游牧民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其文化上的碰撞不仅使各自的文化获得了一个较好的发展空间，还使游牧体育活动获得良好的生存空间。虽然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裕固族人民都有赛马、射箭、摔跤等体育活动，游牧民族的体育文化也时常发生着文化接触，他们也在文化接触中不断丰富游牧体育文化，但是各民族依然保有各自特有的文化属性。如藏族的赛马主要分为走马和跑马，而蒙古族的赛马则分为快马、走马和颠马。当然也有游牧民族与汉族的文化接触，在其体育活动中也有体现，例如成熟而又绚丽的舞马艺术，便是游牧民族的马术活动与中原地区的音乐舞蹈相融合的结果[12]。

2 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的衰退及其致因

2.1 游牧体育之衰：现代化文明的冲击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河西走廊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围绕“河西五市”展开系列现代化的建设，现代化文明日益成为河西走廊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使得游牧民族聚居区日渐与之呈现背离状态。与传统时期的游牧文化相比，今日的游牧文化受到了现代化文明的冲击，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日益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濡染，渐渐地认同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随着城市化以及大量牧民朝城镇转移，使得原本绚烂的游牧文明开始衰退[13]。从当前的河西走廊游牧民族的聚居区域来看，仅有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酒泉苏北蒙古族自治县及酒泉阿克塞哈塞克族自治县依然是游牧民族从事游牧活动的主要区域，但大部分的牧民的生活方式已经转为“定居”，游牧体育几乎只能出现在节庆时节。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定居虽然让他们的生活迈入现代化，但是对于传统文化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在游牧时经常参与的诸多活动也日渐衰退，其中包括体育活动。当下时代，游牧民族体育文化与外界不同区域民族文化发生的接触不计其数，如赛马、射箭、摔跤等体育文化项目在社会的发展中能够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为广大游客提供参与游牧体育的机会，因此河西走廊大力开发体验式旅游，使这些项目得以流传下来。而打布鲁、布木格、掷白骨头等体育文化项目却由于文化接触演变成另一类文化特质或因不适合部落发展、人们生活需要或者被其他文化所代替而在现实中隐匿，最后成为游牧民族历史文明的记忆[10]。如第二届“丝绸之路那达慕”(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文化旅游节的召开，临近地区的牧民纷纷前来，与肃北牧民一同构建游牧文化盛会，希冀通过游牧体育活动打造出精品旅游项目，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他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单马双人”“马上射箭”“叠金字塔”等高超绝技。事实上，从“丝绸之路那达慕”可以看出，游牧体育文化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致使传统的游牧体育文化日渐衰退，取而代之的则是牧民以游牧体育作为主题活动，从传统的“自我参与、崇尚竞技”过渡为“众人参与、注重体验”，由此可见现代文明对于游牧文化的冲击之巨。另外还有肃南大河乡西岔河村召开的农牧民运动会，整个过程完全按照现代运动会的模式，充分表明了牧民们认同了现代文明的主流地位，并对其传统游牧体育进行制度革新，将骑马、射箭、摔跤、拔棍等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融入其中。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代化文明的冲击必然致使游牧体育文化衰退。

2.2 文化空间之争：游牧体育文化场域再现难

“文化空间”亦称“文化场所”，是传统文化得以产生、存活与传承的时空场域，拥有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属性[14]。据悉，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祁连山地区，依据四季的变化进行“转场”，他们的一切生活资料均取之于自然，服务于生活，最终回馈于自然，实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游牧体育是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娱活动，无论是节庆时节的竞赛活动，还是获取生产资料的体力活动，均能够体现出游牧体育对于牧民生活的重要性。显然，游牧体育文化空间离不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是游牧体育的先决条件，而人文环境则使游牧体育更加“群体化”，能够更好地区分不同群体的文化特性。然而，时过境迁，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改变对传统游牧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游牧体育文化空间受到严重挤压。首先，“草场退化”等生态问题亟待解决，河西走廊的许多牧民不得不离开赖以生存的草场，这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游牧生活。如在肃南县的《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补偿试点县规划》中提道：“肃南县以‘生态立县’为本，全县上下一心毫不动摇坚持绿色发展取向，严守‘生态红线’，大力实施天然草原治理、退牧还草等重大项目。”据了解，河西走廊祁连山片区的牧民已由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只能在每年的7～8月进行短暂的游牧。离开了草场，开启定居生活的牧民，渐渐地不再需要马匹、弓箭等游牧生活的必需品，游牧体育活动也渐行渐远。其次，人文环境也随着自然环境发生着改变，当游牧民族的生活不再“游牧”，城镇化的生活会改变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游牧体育活动不再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游牧体育文化而言，它孕育于传统游牧生活，当骑马不再作为他们日常出行工具的时候，游牧体育文化便陷入了传承困境。最后，传统的游牧生活将不复存在，牧民们由“游牧”转为“定居”后，城镇化的生活方式日渐改变着牧民们的观念，其最直观的表现是牧民们不愿再去草场“游牧”，导致游牧体育文化场域再现难。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日益改变，使得游牧体育文化空间遭到现代生活的挤压，开展游牧体育的文化空间越来越狭小。在这场激烈的文化冲突中“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状态下的游牧体育日渐消逝，现代化文明生活不断挤压游牧体育的文化空间，使得众人只能在草长莺飞时节，看到牧民们从城镇回归自然，渡过一段悠闲的游牧之旅，游牧体育成为这段游牧时光中最重要的环节。

2.3 文化认同之争：游牧体育文化难获认可

罗斯认为冲突的文化是作为一个社会规范、实践和制度的集合——影响着群体或个体为什么而斗争，影响着在冲突中用哪些被文化认可的方式去追求他们的目标[15]。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同样是社会规范、实践和制度的集合，影响着牧民们对于游牧体育文化的认同，也是将游牧体育文化区别于其他体育文化的一种方式。以人类学家阿伯乐·库恩(Abner Cohen)为代表的“工具论”又称“族群文化论”，这种理论提出，社会与环境的变化会导致族群认同的不稳定性与可变性，文化不是主要决定因素，经济利益占据主导型位置[16]。传统意义上的游牧生活是指牧民根据四季变化和草场情况被迫进行的游牧活动，其最根本目的还是生存。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变革，牧民们也开始对现代生活也产生了向往，在游牧民族内部对定居生活和游牧生活产生了文化认同之争。正如电影《远去的牧歌》中，“一位哈萨克族的年轻人，为了追求高额的经济利益，不惜草场退化的进行一些传统游牧生活禁止的买卖”。显然，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部分牧民的思想观念已然发生重大改变，与传统游牧观念产生矛盾，开始认同定居的生活方式。由于传统的游牧生活中并没有“游牧体育”的概念，今日的“游牧体育”也是学界将类似于体育活动的项目归纳为“游牧体育”，以便更好地反映游牧民族的体育文化。通过与张掖的裕固族牧民进行交流得知，他们在游牧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匹，牧民们对于马匹有着特殊的情感。一方面马匹是他们游牧生活的交通工具，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消遣的重要工具。如今马匹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已经消逝，那个出了蒙古包就能赛马、摔跤、射箭的文化空间受到挤压，牧民们渐渐地对游牧体育活动产生认同危机，不会主动地参与到游牧体育活动之中。笔者查阅了几年河西走廊游牧民族的赛马大会，发现均有政府部门的参与，且年轻人的参与度不高。这足以证明牧民们对于游牧体育文化的认可度不高，并没有主动推广游牧体育文化的行为。

2.4 土洋体育之争：游牧体育难敌现代体育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发生着质的改变，西方现代体育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游牧体育同样受到了西方体育的濡化。从河西走廊目前开展的游牧体育活动来看，其中出现了诸多西方现代体育的身影。如河西走廊的赛马会、摔跤大会等游牧体育盛会在规则上均进行了细化，对于参赛选手、竞赛方式都进行了审定，使竞赛更加公平。游牧体育文化来源于游牧民族的生活，其开展方式均带有浓厚的游牧特色，但因其物质层面没能进行现代化升级，也没有对竞赛规则进行审议，因而被人们扣上了“土体育”的帽子。游牧民族生活在广阔的草原上，骑马、射箭、摔跤等体育项目均属于游牧民族必须掌握的生存之道，这就使得体育活动的开展不得不依附于其他活动并且以“准体育”的形式流传于游牧生活之中。无论是赛马场上的飒爽英姿，还是摔跤场上难解难分，都能够体现出游牧体育文化的“重劲”。实际上，在平时的竞赛过程中，游牧体育活动也坚守着“点到为止”的传统。这一点既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与游牧民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有着很大的关系，从而自觉成为牧民们参与体育活动时的内在约束。通过对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活动进行探究，不难发现其主要依托游牧民族聚集地开展赛马、射箭、摔跤等体育活动，并且在参与过程中具有很高的技术壁垒，缺少游牧经历的人难以融入其中。反观西方现代体育，其凭借着物质层面的优越性悄然进入游牧民族的生活中，日渐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尤其深受年轻一代的喜爱。笔者走访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定居”生活中很难寻得游牧生活的遗迹，年轻一代们更愿意接受西方现代体育，毕竟无论是学校还是小区内，现代体育场地设施比比皆是，再加上很多年轻人从小“定居”，早已丧失了骑射技能，使得游牧体育更加难以应对现代体育的冲击。穿梭在河西走廊这片戈壁上，其厚重的历史文化让我们联想到昔日的金戈铁马，甚至是看到骑马、骑骆驼、射箭、摔跤等项目时还会感到震憾，但游牧体育文化却因为缺乏特有的体育文化特质，无法在现代体育的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土洋体育之争中遗憾地败下阵来。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游牧体育也仅仅是小范围内的游牧文化盛宴，它更像是表演，缺少昔日的速度与激情，曾经游牧体育文化的光芒也在日渐褪去。

3 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未来复兴之策

3.1 探索全方位服务于人的游牧体育发展之路

面对河西走廊丰富多彩的游牧体育项目，我们虽无法将所有的项目照单全收，却应该在保证河西走廊文化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础上优中选优，从游牧民族及河西居民的需求层面弱化游牧体育的竞技性。如在传统的走马和跑马基础上，增添以游牧体育文化为元素的现代马术活动，使得骑马的难度系数降低，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去参与。河西走廊游牧体育的现代化转型，是结合我国“全民健身”战略，依托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开展满足河西人民锻炼需求的体育活动，无论是传统体育还是现代体育，都应充分发挥项目的健身价值，并形成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活动的文化氛围。面对河西走廊主打休闲体育项目的现状，游牧体育更应该转向为休闲体育中的“河西特色”，打造以“骑行”为主题的生态旅游，如骑马、骑骆驼的沙漠戈壁滩体验活动，追寻牧民昔日的游牧之旅。这一方面能够让更多的人走进游牧生活，了解游牧体育文化；另一方面还能传承游牧体育文化，让牧民能够通过游牧体育实现创收。简言之，河西走廊应深入挖掘游牧体育文化，促进游牧体育的现代化转型，使河西走廊的游牧体育能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3.2 探寻游牧体育与现代体育融合发展之路

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现代体育之间为达到“美美与共”理想的共生状态，亟需对二者主体地位进行调整，使二者的力量对比达到均衡状态[17]。当前河西走廊正处于休闲体育旅游的战略布局中，但仅仅依靠传统游牧体育又难以满足人们现代化体育锻炼需求，因此亟待开辟具有河西走廊文化特色的游牧体育与现代体育进行融合之路。为此，我们必须依托河西走廊的文化底蕴，结合河西人民对于现代体育的新需求，将游牧体育与现代体育融合发展。如2018丝绸之路国际露营大会(肃北站)全民健身嘉年华活动之全民健身达人秀在肃北县文化体育广场火热上演。赛马、马术表演、摔跤、射箭、电竞单车、挑战指压板、拔河、挑战单极支撑、踢毽子等一系列互动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群众和游客积极参与、挑战自我。此次也是肃北首次举办健身达人秀，其中电竞单车、挑战指压板、挑战单极支撑三项活动第一次亮相肃北，吸引了各类运动爱好者。从肃北的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结合的案例来看，在充分保证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将游牧体育与新兴体育项目进行结合，能够吸引更多人去参与。很多牧民表示对这样的体育盛会很感兴趣，既能参与传统的游牧体育，重新投入游牧生活，展示“男儿三技”，又能接触到新兴的体育项目，感受到体育运动的时代性。无论是传统体育还是现代体育，能够真正服务于人的体育项目，就是我们值得推广的项目。尤其是在游牧民族的聚居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仅仅依靠游牧体育是不能提升其内在的文化软实力的。因此，面对现代体育发展的新格局，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结合之路势必会为游牧体育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3.3 探论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服务现代化体育发展之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以服务现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根本价值，因此其必须与现代社会接轨、与民众需求吻合，达到为今天所用、为现实所用[18]。从当前河西走廊的顶层设计来看，河西走廊亟需以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来丰富体育事业的文化软实力，并以此推动整个区域内的体育事业发展。游牧体育文化作为河西体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在的竞争性、对抗性及竞技性与西方现代体育所追求的“更快、更高、更强”更是不谋而合。其次，河西走廊自古便作为文化交流的通道并延续至今，其中的体育文化更是有着很强的包容性，能够较好地与外来的体育文化进行融合，从而呈现出河西走廊民间体育现代化形式。最后，面对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体育的发展亟需在对抗性项目中有所突破。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仁义礼智”难以融合西方现代体育的文化内涵，需要游牧体育文化这样极具竞争性项目作为文化补充。为此，挖掘游牧体育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对河西走廊体育文化的传承，又能将带有“物理”性质的体育精神呈现在现代化体育发展之路中，真正地服务于体育强国的建设目标。河西走廊民间体育文化更应肩负起时代的责任，以其内在的文化氛围服务现代化体育发展。

4 结束语

时过境迁，昔日河西走廊的游牧体育文化随着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转变而衰落，而今日的游牧体育文化更像是游牧民族对于游牧生活的怀念。基于此，笔者对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厘清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的源起与衰落，并结合当前河西走廊游牧民族对于游牧体育的实际需求，尝试性提出文化复兴之策，希冀能够为河西走廊游牧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