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之打新论

麻江利

(洛阳理工学院体育教学部，河南 洛阳 471023)

打是武术“武之为武”的根本体现，是武术与世界范围内其他同类事项进行交流、切磋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彰显武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现当代社会以来的“世界大交通”“全球化”“地球村”之人类生存关系格局，为各种文化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相互碰撞、交流、学习、互鉴提供了时代条件；与此同时，其也为各种文化形态的躬身自省、重新定位、找出差距、扬长补短提供了一面可资参照的镜子。毕竟不同文化形态汇聚在同一舞台上，较之于此前相对封闭状态下的“文化独角戏”，前者是一个崭新的参照系建立的过程。而这，无论对于彼方还是己方，都面临着从各个维度对武术之打进行调适的时代课题。武术之打即身处这样的环境。由于武术之打在性质上直接牵涉到身体对抗，而成为任何国家(民族)的民众都关注的焦点，因此，在武术的各种可比较项中突显出来，引发话题无数。

刘文武在《论武术之打》一文中对人们一直困惑不解的“武术到底还能不能打”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性回答。其主要观点是：历史时空的改变使武术之打的参照系发生了变化，促发“能不能打”(属性)和“有多能打”(程度)二维尺度的产生，进而导致人们对武术之打诸多訾议的产生。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尚存在深度阐发的空间和必要。因此，本文拟对“武术之打”进一步讨论，从武术之打的真相入手，明确观点、探究原由、延伸阐发、洞幽烛微，旨在为人们对武术之打的认识提供更多可供讨论的线索，为人们对武术深化认知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启示。

1 武术之打的真相及其成因

本文所探讨的“打”，是指当下武术之打的能力。它虽与武术的过去有关联，但我们强调的是发展至今的武术，是以今天所看到的武术形态及其呈现出来的打的能力，作为武术之打的真相展开阐述。现在的武术以拳种为其本体[1]，拳种既是中国武术之主要构成，也是其区别于他国武技的特色所在。横向上，没有一项他国武技如中国武术那样，包含如此众多且自成体系的分支；纵向上，没有一项他国武技如中国武术拳种这般，由功法、套路、散打等多个相连相系、相辅相成的技术链环组成，以及兼有徒手与持械的表现形式。

然而，拳种在展现中国武术之打种种可能的同时，也因其只从技击实效的角度考虑自身技术结构，给武术带来了“技击弱化”的弊端[2]。这是从打的角度对武术自身发展历史进行纵向比较的结果——拳种技击弱化之比较参照的对象，乃拳种形成以前主体依附于军事、崇尚技击功效、技术简单实用的“杀人术”形态。横向上，自“西学东渐”之后，各种域外武技齐聚神州、争相斗艳，造成“当今世界的竞技场已经被夷为平地”的局面[3]，令武术之打的参照系由内部转向了外部，由非习武者转为现代武技项目习练者[4]。同国外其他武技在打之效度上的比较，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武术人和普通大众的关注焦点。而这又必然迫使人们对武术之打进行第二次调适。

目前，社会舆论对武术之打有两种论调：一种是在将武术之打与其他武技项目进行对比后，得出武术不适合打或是不够能打的结论；另一种则是以一些孤证或是虚证(如既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的传说故事或是道听途说)为依据，提出“高手在民间”的命题，认为武术不仅从来就很能打，而且“中国功夫天下第一”。

笔者的观点是：武术能打，但若讲效率，讲经济性，至少在抽象定性的层面上，已较为落后。可从四个角度对其进行解释：

(1)中国传统文化之“道器论”，在深层次上令武术的发展由形下之器向形上之道升华。这种价值目标的转移，使武术不能像其他武技竞赛项目那样，仅以形下之打的极致化为专一追求目标(如奥林匹克格言所谓“更快、更高、更强”)，因而必然导致其打的功效较之后者更差。

(2)受中国“整体观”思维方式影响，武术在功能价值诉求上注重多元兼顾并彰。但它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对手——其他武技形式，基本都是受西方文化“重分析”思维方式影响下的产物，在对打的价值追求上，既明确单一，又趋于极致。显然，如果仅以打之时效性为标准对二者进行比较，前者必然逊色于后者。

(3)受中国农耕社会“宗法制”影响，武术在技术传习上讲“门户”、重“正宗”，这种思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表现为封闭保守、排斥异己的行为。它虽然有利于一门技艺朝精纯性和精深性方向发展(如某种专门类型身体技巧的提高精进)，但却与武术之打的提升相悖。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广学各家、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是打实现效果最优化的规律。如我们所知道的(真实)武林人物中，李小龙、张文广、蔡龙云等，虽不妨专精于某门某派技术，但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广泛学习、借鉴各家技击术，将其淬为一炉、成就自身。以武僧一龙为例，正如在调研中的“武林风”赛事资深裁判员张铁钢所指出的，虽然在出身上一龙以“少林弟子”自居，但在技术上如果他一味以少林功夫为限，不广泛学习中国散打、西方各种格斗技术的话，肯定不会取得现在的成就。

(4)武术训练内容和方式的偏重决定了其打之功能的弱化。我们知道，对于打之水平的提高而言，作为基础的“练体”(包括各种功法练习、单势练习、组合练习以及套路练习)是必要的；但更为关键的，则是精准的攻防时空感、距离感和节奏感的建立，是面对活的对手的“视机择用”“听劲出招”“击必中”，而非死的对手(沙袋、脚靶、木人桩等)或虚拟对手(空击)或条件性对手(喂手、抢手)的“上下相随，三盘齐进”“中必摧”。也就是说，提高打之效能的最佳方法乃“两两相当”式的实战训练，如拳谚所云“打中求理”，或如现代运动训练理论之“以赛带练”“以赛代练”。

任何一种武术形式，如果没有成千上万次的实战练习，就绝不能令其打之能力臻于高境。因为，那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语)的实战感觉和在瞬息万变、间不容发的时空环境下捕捉战机、有效防守的能力，不是高头讲章能够说教得出来的，也不是仅作为“知己功夫”的练体能够毕其功的，甚至不是停留于条件性的说招、试劲、喂手能够奏效的。武术谚语云“有形练，无形打”“一招三变手”“一势含三力”“一马多桥”“活法无定势”等，所强调的都是练与打、招与势的辩证关系。只学“死招”不练“活用”，只“学艺”不“试敌”，只“齐练”不“乱使”，只“整学”不“零用”，终不能做到“因变知常”“因敌成体”“神明知化”“无意之中是真意”，阻碍打之效能的迅速提升。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套路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武术的主要习练内容(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甚至成为官方推广的唯一内容)。而对打实战，或是付之阙如，或是停留在说招喂手式的“假打”层面，加之缺乏护具所导致的对人身体安全隐患的忌惮，以及受“和为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伦理向度的影响，使习武之人的实战机会大为降低。据学者调查，一生之中未曾与人真正交过手的大有人在[5]。

武术之打是一种功能，而展示这种功能的载体必然是一门技术。正因为此，有人将武术直接界定为“技击之术”。但凡技术，就有针对特定功能的先进与落后之别。而这区别的关键，首在效率，即达到同等程度的功能，哪种技术所付出代价(包括时间、精力等)更少，哪种技术就更先进，反之亦然；或者说，付出相同的代价，哪种技术所产生的功能更强大，哪种技术就更先进，反之亦然。常识告诉我们，即便是达到相同水平的技击能力，武术费时费力的程度均超过其他武技许多。

反映武术之打的能力，除用来与之比较的参照物外，还有对打的范围的理解。对于活动的人，是一种打的彰显；对于凝固的物，也是一种打的彰显。中华武林中有诸如“拳能穿洞”“抓能撕皮”之说；各种各类的硬气功，更是对武术打之能力进行了另类宣传。但立足于现代语境，这种打的能力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因为纯粹己方功力的显现与作用于彼方的能力是两回事，不可同日而语。传统武术中所追求的“击必中，中必摧”，反映的是两种能力。后者是武者“知己功夫”的强大，将这种强大作用于物而非人时，它所造成的杀伤力是百分之百的(物是死的，它因不会躲闪或化解而只能百分百承受人作用于它身上的力)，所以“中必摧”在一些专门苦练一门特技的武者那里，并非太难之事。所难之事在于，能够在面对随时移动且具有防守反击、直面迎击、侧身引化能力的人(真实对手)时，能够有效躲闪彼方攻击，并在“击必中”前提下达到“中必摧”，即实现“击必中”与“中必摧”的统一。

指出武术之打时效性的低下，并非对武术的否定。如果切换视角观之，也不无利好。同样都属武术类范畴，为何独有中国武术能够在多元功能向度上均放异彩？为何武术会超越专项而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这是其他武技所不具有的)，进而在建制上成就许多中国高等院校的一个独立二级学院/系？反过来说，对多元价值的兼顾势必带来单一向度上致力的分散，在当今社会这样一个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专门化的时代，其打之单一维度的竞争力较之其他专注于此的武技项目表现得稍逊一筹，实属在所难免。

2 对武术之打的“固执”乃崇古情结、武打影视的合构

2.1 崇古情结

所谓“宪章文武，祖述尧舜”，尊古、崇古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倾向。然而，当这种倾向走得太过，成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时，则会阻碍对当下之事的理性对待。“逝者如斯夫”，过去的事，除非亲身经历，否则永难还原历史之真相。正因为此，历史学家钱乘旦方才提出了“历史之所以是历史，不是因为它发生过，而是因为它被写出来”[6]的著名观点。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方法论，过去的是非成败，只能限定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评判。也就是说，以前武术即便真的很能打，也只能是因为在当时技术条件下，由于武术所面临对手的相对弱小方才映衬出武术之打的强大；而武术作为一种打的技术手段，从技击实效本身考量其先进程度，则由于不能回到当时语境而无法给出客观评价。所以，站在时代发展的今天，一味对过去的武术之打充满幻想而留恋、拔高，是对人类打之技术及其身体能力不断提高这一客观事实的无视。

科学研究的诸多成果表明，人类的整体体质已经远超以往。从武术这一种人类打斗技术的发展史来看，进入现当代社会以前，由于未曾创造出既能保护人身安全又有利于技术发挥的徒手搏斗护具，加之“‘熟悉社会’中伦理的自制力和强大的社会支持，是技击行动分寸性和游戏性的土壤”[7]，使武术习练的内容设置中不可能过多地安排对提高武术打之能力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实战内容。研读传统太极拳训练方面的著作会发现，这些著作虽然在谈到太极拳技术体系框架时，会指出太极拳技术包括了功法、套路、推手、散打等环节；但在行文展开过程中，介绍功法者有之，介绍推手者有之，介绍套路者占大多数，而有关散打的内容，则或是忽略不谈，或是一笔带过。其实，此种情形在武术著作中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究其原因，散打在武术技术习练过程中，没有被安排作为经常会练的内容，进而可推断，不具备保护措施会造成该方面实践上的不便，很可能是散打较少被提及的深层缘由。

这种情况顺理成章地导致了练体成为习拳练武之主要内容，条件式的喂手、说招替代了真实性对抗，“点到为止”“不发全力”代替了“拳拳到肉”“出手见红”，“物对手”代替了“人对手”。如此一来，无疑会严重阻碍武术之打实效性的提高。而与之相应的，一些想象式的功夫，或是出于误将武术人在面对“物对手”时所展现出来的“中必摧”的能力，对等地比附于武术在“人对手”语境中的能力，导致“中国武术威力无比”的美名在人们闲谈巷语式的口耳相传和对夸张性传闻故事之猎奇心态的合构中，被氤氲化生了出来，散播传扬了开去。当这些故事历经岁月的洗礼，在不同时代人的“社会继替”(费孝通语)下，被后来人认为真实可信的——中国人对过去发生之事，普遍具有一种“宁信其有，毋信其无”的认识倾向，并因之而以讹传讹，也就不足为奇。

而且，正如“没有更强的流派，只有更强的人”所启示我们的，技术是一方面，掌握技术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是一方面。众所周知，截拳道因李小龙的横空出世而威震寰宇，被世人所熟知和推崇。但那是因为特定的技术遇到了特定的人，而对于一般人而言，习练截拳道是否就比其他武技项目对提高自身战斗水平更为有效，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也就是说，李小龙所代表的是“李小龙和截拳道技术的统一体”，而不是截拳道技术的先进程度。在笔者看来，前者在人为创造的截拳道神话中，拥有更大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力。自李小龙去世(1973年)至今的几十年时间里，尽管截拳道之名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习武之人中选择截拳道作为练习内容的人数，远比不上跆拳道、散打、空手道、拳击等项目。这说明截拳道有可能“高处不胜寒”(如其“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的习练理念具有高深哲学意味)，因为它不一定符合一般人的武技追求。

2.2 影视武打

人类具有喜欢听故事的天性，在具有一定真实性的基础上，故事情节越是跌宕起伏、玄幻离奇，越会受到人们喜爱。武打影视作为艺术作品，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向人们诉说武林中人的江湖恩怨、爱恨情仇，或是展示社会人生、家国情怀、历史典故、庶民生活的某一面。

讲故事要塑造人物，而“武林中人”人物形象的塑造，缺少不了武功。正如戴国斌教授曾就“武侠”指出，“武侠”中的“侠”跟“武”是各有侧重的，“武”乃行侠仗义的基础，所谓“仗剑行侠”是也[8]。而且，故事往往不仅述说了一个历史事实或神话传说，其后的心情，还寄托着人们的理想和向往、趣味和情结、需要和诉求；落脚到武林故事上，就是对人之身体能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不能至，庶几近之”的憧憬表达。如此这般，为使武林故事更加煽情，使读者更寄情其中、寓己于人，让每个读或看故事者更完美展示“我能”[9]，对故事主人公高超武技的描写就成为武打影视(小说)的一贯作风。而受这类大众传媒影响，国人对武术之打的神话性建构也就顺理成章。

审视“中国功夫天下第一”这句话，虽然其最早出处暂不可考，但它源自影视武打，当属无疑。而思忖这句话本身，为何非要强调“第一”——中华古老文化向来是奉行“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的，为何在中国功夫上，偏要走极端、争头名？为何是中国功夫，而不是中国曲艺、饮食，或是其他什么？在笔者看来，首先，“中国”二字强调的是民族意识，用以突出中华民族的力量，其历史因由是近代以来“天朝上国”所遭遇的民族危机。而之所以在功夫上做文章，则因为它是对侵略者将我中华民族称之为“东亚病夫”，所进行的最直接、最有力量的示威和反抗。张翼飞等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功夫电影自发轫之日起，便与民族主义话语密不可分。”[10]。爱尔兰国立大学的Lu Zhouxiang等学者在《突出的中国性：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和中国武术电影》一文中也指出，从20世纪初直至今日，武术电影对于中国人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感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11]

如此伴随国家(政治)颜面和民族自尊的武术之抬高化，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极大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作用，但与之同时，这句话也逐渐成为中国民众对武术之打的标准定位。及至今日，很多人依然将这种艺术化了的武术之打的能力作为对武术进行褒贬评价的标准，由此也必然导致对真实武术之打的评判产生误差。

3 如何应对武术之打的真相

3.1 融会贯通：打造适合彰显武术打之能力的项目

打在当今社会的出场已经被划定为体育领域内的功能范畴，超出体育领域之外的打斗行为，除了那些为数不多惩恶扬善的正义之战，占据多数的都为法制社会所不容。因此，彰显真实武术之打的场所，只能限定于现代体育比赛的擂台之上。

擂台既然成为展现武术之打的法定地界，是对武术之打进行高低优劣判别且鼓励发展的场域，那么，不上擂台进行检验，不管武术界给出多少来自民间的宣扬武术之打神威的故事、传说，乃至真人真事，也不能给人们一个信服的说法，更不具传播迅速、辐射辽远的效力。“武僧”一龙、“死神”方便、“散打王”柳海龙、“功夫王”黄磊，不管来自民间还是专业队，无不是借助现代搏击擂台而声名远扬、家喻户晓的。在过去的时光中，正是因为一方面武术界在口头言说与文本案头上宣扬中华武术的技击之道如何高深，另一方面却又不上擂台，而且还给出诸如“中国武术非体育，上擂台大大限制武术之打的发挥”等理由，人们对武术之打充满神秘感的同时，也对其究竟能不能打、有多能打的问题将信将疑。

正所谓“借人之力，顺人之势”，武术欲要借助现代体育擂台展示自己，势必要摒弃自身的部分随意性，遵循擂台规则。从受众(观众或听众)视角言之，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磨砺，他们对事物真伪优劣的鉴别水平已然不可小觑。若欲令其真正信服一件事物，必须经过透明的、公开的竞争。所以，面向大众开放并借助现代传媒极大地提升其传播影响力的竞技擂台，是武术为自己打之能力验明正身的不二选择。

武术若上擂台，必须采用“项目”形式。因为，项目从技术结构到规则标准都为竞技比赛而设，它与擂台比武、高下立判的实践逻辑最为契合。在目前武术博大精深的内容体系中，已经有较为成熟的格斗对抗项目，如散打、中国跤、推手、短兵等。其中，发展最成熟同时也最适合代表武术之打上阵擂台的乃散打。因为一方面它是徒手的，其有些技术特征也与当今世界流行的武技竞赛项目较为接近，可以通过较小的技术处理与调适，同其他武技项目进行交流对话；另一方面，它从更大程度上展现了武术之打的多维属性(踢打摔)，与其他很多单一维度的武技竞赛项目(如拳击之拳、跆拳道之腿、空手道之拳腿)相比，特色鲜明[12]。此外，由于散打是当代中国武术对接世界武术发展潮流的融合性产物，其训练模式吸取了域外武技项目的许多先进内容，特别是对实战训练环节的重视，使其实战能力更加强大。正因为此，蔡龙云先生曾忠告我们道：“我们在训练中没有实实在在的真打，一上场就找不到感觉，而西洋拳击手天天都在练实战。所以，中国功夫要走向世界与西洋拳击抗衡，必须直接练散打，练实战。”[13]所以，当需要向外界证明武术之打的能力时，应以散打为抓手，并在宣传上严正声明它所代表的技击水平乃中国武术之打的当今水平。

至于有人所提“散打缺乏对武术传统技法继承”的问题，目前已有研究者在尝试将后者中的菁华进行提炼，并将其融入进散打技术体系中。如推手名家田金龙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将推手技术运用到散打贴身近战中，北京体育大学李印东和陈超教授在教学中试图融拳种技术入散打训练体系。不管这方面的尝试最终可不可行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可行——目前对此做法之可行性在武术界尚存有争议，但这种尝试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对于如何继承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封不动地移植、借鉴是不行的，因为武术传统技法的产出途径并非擂台比试，所以其使用的时空条件和对手、规则因素，不可能与现代擂台的散打技术完全适应。但这并不说明前者对后者没有借鉴价值，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文化处理”，也就是说，要在借鉴中有所改造、创新，做到因事制宜。有时可能是个别技术环节的借鉴利用，有时可能是思想方法上的启发创新，而不是某个完整技法(拳势)的照搬移植，这样有利于更多传统技法与现代散打技术“接壤”。

3.2 凸显多元：以打之特色站稳世界武术擂台的一席之地

西方文化的影响令其武技追求打之一维极致，仅从这一点来说，它们辅之以科技的支撑已经走在了中国武术前面。中国武术若完全照搬，至少短时间内只能跟在后面模仿、学习。所以，在上述以散打接轨世界武术发展潮流的同时，寻求差异化发展是中国武术在世界武坛争得地位和话语权的另外一个“驱动之轮”。差异化竞争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指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形成一些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14]。中国武术之独特性，从同类比较和对接人的需求来讲，是其多元功能价值的兼顾并彰。

武术能打，但不仅限于打。这既是单以“效率优先”为标尺诘难武术、令其处于尴尬之地的理由，同时也是武术突出个性、卓然屹立于世界武技之林的显著标识。正应了那句“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一柄瑕瑜共见的‘双刃剑’”的话，不可否认，武术不仅限于打之一维的功能诉求，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武术之打效率低下的现实产生“代偿作用”。因为，其他武技往往是“专注一点，不及其余”，而武术却能“花开数朵，各表一枝”，这说明武术的根扎得更深——“凡根深者叶必茂，凡源远者流必长”。文化本身因多元而丰富，武术也正因这种功能价值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结构、表现形式、理论言说乃至艺术创作、文学想象等方面的极大丰富性，而令其相较同类具有文化意义上的更高价值。这是从“物”的比较的一方面来说的。

从人的需求方面来看，当今愈来愈趋于开放的社会，不仅国与国之间讲和而不同，个人与个人之间也讲和而不同，每个人都有展示个性、追求自身合理需求的权利和自由。而辽阔世界、芸芸众生，人与人之间的需求显然是不同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类的生态格局正日益多样化。武术之多元功能价值的并存不悖，令其具备了更广泛地与社会不同人群的需求产生联系、实现对接的可能性，从而具有更加多样、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当代太极拳的盛况即是武术拳种满足大众健身需求的绝好例证，因为许多调查结果均表明，人们接触太极拳主要为健身而非技击(打)。这说明，同样是一个人们走近武的事实，中国武术却在打的功能价值之外，还有其他诸多条渠道或称可能性来拨动受众的心弦，而不会像一些域外武技项目那样，基本只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对打的需求而被受众接纳。

所以，世界武技因中国武术的在场，而别开一片洞天；武术自身也因所具有的这一特点，而堪称为一种虽属于体育但却在一些方面超越了体育的文化、艺术事项[15]。

4 结语

跨越多个不同历史时空的特点，使武术打之对手参照系发生了多次改变。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包括哲学上的、伦理上的、美学上的“文化规训”，令武术形成了今日之技术结构、功能价值、目的诉求等方面的独特面貌；使武术对作为其实用性价值的打之规定上，“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化时”，既讲打又不局限于打。这样两个宏观历史文化背景的叠加，使武术之打在当代社会饱受争议。

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站稳脚跟、开阔局面，既坚持民族传统又追赶世界潮流？这对于中国武术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课题。直至今日，此课题仍然面临着一个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局面。对此，一方面，要直面现实，超越局限，改造、创新自身部分技术，融会于适应当今打之展现的散打技术中，接轨世界武术展示自身魅力的集中场所——竞技擂台；另一方面，若在世界武坛拥有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话语权，除打之外，还要将中国武术捆绑着打的多元功能价值特点予以强调，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中国武术既能进也能退、既有西化也有中化、既对接潮流又继承传统的全面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