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剧艺术观看“善”平衡与现代性的关系

张冲

2020年两部品质比较高的英剧《万物既伟大又渺小》与《普通人》，前者讲述了年轻的兽医吉米·哈利从苏格兰的首府格拉斯哥到约克郡达罗比乡间做兽医工作的各种人情世故;《普通人》较为真实地呈现了人与人之间如何真诚相待，迷人而令人心动。这两部剧集都是品质优良的英国电视剧，纵观近些年的英剧，其创作围绕“真”“善”“美”核心观念，离不开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产阶级价值观及宗教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导引作用等。

一、“真”之中的善良：英国传统气质的现代性呈现

英剧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RESERVED（译为节制、保守、话语不多等意思）”特征，它真实地将社会各个方面的问题不遗余力地呈现，并在主题和立意方面都较为稳妥地提供参考或解决问题的方案，这里所说的较为稳妥是指其在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或社会学的逻辑下所进行的处理，处理之余还要将英国文化下的普遍性或普世价值观加以呈现，因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如，2020年的英国电视剧《普通人》讲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少年成长为成人的故事。电视剧从两条动作线索入手，主线以来自社会收入较低阶层的男孩康纳尔为主，展示了他从在小镇时的外向的、受欢迎状态，而到了城市都柏林之后，由于人员竞争、空间压力与缺少交流者的孤独、落寞与之后再次找到希望的故事。另外一条线索是来自英国富有阶层的、敏感坚强的玛丽安，她独立、学习能力强，有着精英的头脑与行动力，但却遭遇被家暴过的母亲的冷暴力和哥哥的暴力，玛丽安虽然优秀异于常人，但她在自己的豪宅里丝毫找不到被关爱与家的温暖。而当同样优秀的康纳尔作为同班同学，又是她家清洁员的儿子出现在她的生活空间，两个年轻生命和善意彼此碰撞，产生了爱的火花。进入大学后，玛丽安过生日时，康纳尔送了一本弗兰克·奥哈拉的诗集送给她。康纳尔高中时期乐观、优秀并颇受欢迎，但到了圣三一学院，面对都柏林的人群与繁忙的城市空间，康纳尔失去了他以往的风华与自得，一方面是对现代都市空间感到压力与不适，另一方面是来自普通单亲家庭的阶层跨越的压力。奥哈拉这本诗集可以看作是康纳尔试图跨越阶层或者自我的一种尝试。生活中性格羞涩腼腆的康纳尔希望用弗兰克即兴的、反理性的荒诞、梦幻和幽默机智来呈现自己的另一面。他有写作的才华，但写作的才华需要面对社会的专业批评、金钱的挑衅以及自己内心的不安与逃避。奥哈拉说，“仅仅是因为谋生的需要，太可怕了。”诗人“敢于袒露自己的心声和脆弱时刻，敢于跳出学院化的陈规，敢于写生活中的亲密细节、恐惧与爱”。这些是康纳尔在都柏林这个空间里压抑了许久的东西，他送诗集给玛丽安，也是他被规训过的内心的叛逆与背离。随着社会生活的逐渐涉入，求学时期较为单纯的时光就要结束，两个人在分分合合中不断面对升级的难题并进行选择。《普通人》所讲的普遍性就在于此，它让观众看到了年轻时期真实的自己与自己的选择，不管如何选择，选择之后盛开的鲜花就变为了成熟的参天大树。

运用反讽是英剧很重要的一种特色，英式的幽默有着哲学般的深邃和宗教般的宽容。《伦敦生活》（2016）是一部从现代单身都市女性视角入手的拍摄的英剧，颇受观众青睐。剧中女主角Fleabag被标签为“渣女”“丧”与“时尚酷”等，她的生活如同都市里的很多单身女子一样，出门时是光鲜亮丽，但其实内心已经一团糟。Fleabag不拘小节，爱恶作剧。似乎是英国版的“被嫌弃的松子”，但与松子不一样的是，对自己的生活与存在有着清醒的认知与选择，并积极反抗。她出生于父母恩爱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很实际，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就娶了母亲的艺术家闺蜜，这令Fleabag惊讶和失望。Fleabag很真实，她勇于承认自己本来的样子，她沉湎于性，但其实有潜在的内心责罚：好友因她而死。因在好奇心和冒险的驱使下，她和好友的男朋友发生了关系，好友发现男友出轨，跟她倾诉，并准备假意撞自行车以警告男友却意外死亡。她以性作为惩罚或者认为身体上的性可以带来安全、爱与希望，结果却相反。在都市中，单身的她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基本切断了与传统“家庭”的关系，属于“自助式”的独立女性失败者。她直言不讳成人世界的伪善、自以为是与对失败者的掩饰，她勇敢地承认自己的“Loser”身份，并用一些有悖日常的行为进行反抗。如偷东西、揭穿真相，在“TOBE OR NOT TO BE”的模式中，她是那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人。然后她诸多诡异行为被姐姐揭穿：因为她的乱来，导致了她的好友的死去。“罪”的觀念一直在她良知深处对她进行着自我惩罚，当真相被揭穿时，Fleabag哭花了自己的烟熏妆，犹如鬼魅。在无意或有意的伤害中，“善”的平衡真实地存在于她的日常与生活中，她种种真实的行径，令同样伪善、被规训过的都市男性无法与她匹配，性行为也就无法真正达成。Fleabag的“丧”是一种对生活的向往与希望，用带刺的外表揭开生活的真相，社会精英、成功者姐姐背后的假扮幸福、继母伪善的友谊、父亲的懦弱与逃避等，她用满不在乎的“屌丝”态度掩饰自己脆弱的美好与希望。最后牧师看穿了她，看到了她的美好与善良，成为她的救赎者与伴侣。

二、“善”的平衡与导引：社会问题与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

大卫·休谟说“关于英格兰民族的共性，你唯一真正有把握的是英格兰民族根本没有共性”。在所谓的“没有共性”的特征中有一个核心问题一直作为英剧进行建构故事的法则，即善恶平衡的法则。英剧善于从现代社会问题或普遍性问题入手，进行故事讲述与思考。如英剧《梅尔罗斯》（2018）从金钱的角度讲了人一生中该追求什么。梅尔罗斯的母亲是美国人，继承了巨额遗产，为使得自己的暴发户地位得以镀金，母亲帮助英国丈夫买了贵族爵士头衔。但没想到金钱却成为母亲和梅尔罗斯的灾难，父亲牢牢地操控妻子，在精神和肉体上对其进行奸污。同样年幼的梅尔罗斯也没能逃过被父亲性侵的厄运，导致其半生的堕落：吸毒、酗酒与乱性，最终母亲和儿子舍弃掉金钱和财产，剥去金钱的铠甲，找回良善的本质，他们才得以从迷失中走回正轨。该剧旨在警醒在追逐金钱途中的众生，要认清金钱的本质及人存在的本质。梅尔罗斯母亲后半生用慈善活动与捐赠巨额遗产，来弥补与平衡自己、丈夫以及儿子之间的恩怨情仇，没留遗产给儿子，恰恰是在善的平衡中看到了人存在的意义，指路给儿子看，最终也与儿子达成了和解。

马克思·韦伯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一个最重要的背景性特点，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格兰，似乎缺少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起始阶段必不可少的一种可推算的、逻辑井然的、正式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英国确立起来之后，却几乎未对英格兰法律产生任何明显的理性化作用，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在于罗马法和普通法的根本起点不同，英国法律允许灵活地调节。英剧《呼叫助产士》（2012）是自2001年新收视系统统计的BBC1台收视最高的剧集。刚刚取得助产士资格的女护士珍妮因感情之伤来到一家修道院，她本来以为是医院，没想到却是和修女们一起工作。珍妮在工作中重新认识了这些修女每个人背后的经历、她们的“牺牲/救赎”与爱的强大力量，并慢慢了解伦敦东区底层人的生活，战后生活的残酷，女性、婴儿以及法律秩序之外的情感。年轻的珍妮在不断和东区的底层人的接触中开始成长成熟起来。尤其是其中一集兄妹组建家庭的宽容视角令人动容。智商不高的妹妹几乎饱受了人间所有的痛苦，世界上唯一让她有安全感的就是哥哥，哥哥去世后，生活在恐惧中的妹妹选择了自杀追其而去，这在基督教道德和法律秩序中都是不容许的。惊讶的珍妮发现他们是兄妹的真相后，老年修女摇摇头并阻止她说出来，修女所代表的神学宽容度是对理性秩序的一种升华，在修女神的和人的“善”面前，恰如上面提到的“英国法律允许灵活地调节”。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英国，公民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宗教和道德教育的作用与某种历史教育结合在一起。”英国的国教是基督新教，其逻辑与思维渗透到全社会的各个角落，从《布朗神父探案》就可以看出，教职人员对日常生活与逻辑的影响。“1559年颁布的信奉新教的英国国教礼仪，其中有一个经常在教会宣讲的布道是这样解释这些权威的正统性和必然性的：万能的造物主按着极其精妙和完美的秩序创造和安排了天地间的万物……他把某些人安排在较高的地位等级，把某些人安排在较低的地位等级。于是我们就有了国王和贵族，大臣和民众，牧师和信众，雇主和雇员，父亲和子女，丈夫和妻子，富人和贫民，每种组合的人彼此之间相互需要。”《唐顿庄园》（2010-2015）背景设定在1910年代英王乔治五世在位时的约克郡的“唐顿庄园”，格兰瑟姆伯爵一家由家产继承问题而引发的种种事件，折射了英国上层贵族与其仆人们在各司其职的等级制度下的犯错、纠正错误、宽恕与原谅等行为。《唐顿庄园》不是宫斗戏的模式，而是在反映人在犯了错误之后该如何选择和面对，从开始的恐惧、逃避，到面对与再次向善选择。《万能管家》（1990）剧集的英文名字翻译过来是“绅士的私人绅士”，是根据沃德豪斯的小说改编而来，充满了英式幽默与绅士风格。剧集最令人心动的是伍斯特的伤感、善良和宽容，而吉夫斯之所以常常为惹麻烦的伍斯特解决问题，恰恰也是因为发现伍斯特绅士风度中闪光的“善”与“大智若愚”。表面是写吉夫斯的机智、勇敢与智慧，其实是通过对比，来烘托在憨憨外表下的伍斯特难能可贵的、遗存不多的英式贵族精神，吉夫斯捍卫与保护的是他主人外表下赤诚的朴素、节制与保守的绅士风度，而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善”。

三、何为“美”：英剧中对现代空间、生活及现代性的反思

我们常常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英剧中却对城市抱有另外一种态度，艾伦·麦克法兰曾说：“在社会结构、心理结构和道德结构上，乡村是英格兰的诗歌，城市是英格兰的散文。”在2007年的英剧《雀起乡到烛镇》中也对“城市/乡村”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从“乡”到“镇”标志着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在英国现代发展中，由于空间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乡村女孩劳拉离开雀起乡，到烛镇表姐多克斯的邮局里工作，从乡村女孩变为有工作的人。单纯、羞涩和爱读书的劳拉，在雀起乡有爱她的父母、姐妹们及邻家的贫穷男孩对她朴素的感情。到了烛镇后，在表姐多克斯的引导下，劳拉打开了自己乡村视野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同时对邻家男孩的爱也渐行渐远，温暖的男孩并没有因此责备她，而是觉得她应该拥有更好的未来。劳拉的母亲不满在家常常读书而忽略家务的劳拉，也为劳拉辜负邻家善良男孩的爱而遗憾。劳拉在烛镇再次遇到了来自大都市的记者，这对她来说充满了冒险和新奇。同城市化的光环、记者的身份和都市的背景对比，邻家男孩的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劳拉不再是乡村中围绕家务劳作的女孩，她需要一个新的偶像和追随者，这就是城市化后带给人的结果。犹如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和巧珍，巧珍还是巧珍，只是高加林不再是高加林，他的眼界、野心与对外在世界的鲁莽和冲动，使他忽视了最宝贵的巧珍的爱， 现代性僭越了人的最美的质朴存在。电视剧《雀起乡到烛镇》中邮局是一个新的公共社交空间，迎来送往的邮件、包裹与电报联结了乡镇与世界的关系，也呈现了逐渐兴起的资本主义商业文明及新兴的英国阶层与价值观。

人类学家麦克法兰说，现代性的要義之一就是“家庭的力量被削弱”与群居间的“公民社会”社团得以成长。英国与爱尔兰合作制片的青春喜剧电视剧《少年犯》（2018） 反映了单亲家庭渐增的社会现状，单亲家庭父亲或母亲的缺席代表了“ 家庭力量被削弱” 的现状，而康纳妈妈领养乔克共同生活的事件， 则凸显了“ 公民社会” 的公民意识或契约精神。电视剧讲述了两个单亲家庭孩子的友谊及他们的爱情。只有妈妈的憨憨傻傻带点倔强的矮个子高中生康纳和他的同学，只有爸爸的自以为智商在线的底层高个子乔克，他们并非帅哥俊男，而是用了较为普通或者夸张的人物形象，同样的发型、类似的高中校服使得他们看起来略“丑”，与充满世俗烟火气的其他人构成了“公民社会”群像：来自底层的带有鱼腥味的单亲妈妈，因为少女时期不懂安全知识而意外怀孕，只能辍学工作;势利眼校长的一对女儿，一个脾气急躁，一个粗壮而有耐心;大脑简单的警察;还有一个社会的弃儿疯子。这些人样子看起来丑陋、粗俗，但该剧却将他们身上最美的东西呈现出来：追求真实的存在，虽然四处惹麻烦，但最后总是用他们本性的良知与美好的梦想化险为夷，他们对爱的坚持与不放弃，使得他们看起来很“美”，得到观众的认同与“怜悯”，他们普通外表下的内在之美最终产生了“净化与升华”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