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开一门”
——王献之行草书的“混合”与“化合”

□ 邓宝剑

关于王献之书法的特色、地位，古来多有置评，而且常常是在与其父王羲之书法的对比下进行的。有从艺术风格讨论的，如虞龢认为“二王”有质、妍之别；也有从综合技巧特征与艺术风格而立论的，如袁裒认为“右军用笔内擫而收敛，故森严而有法度；大令用笔外拓而开廓，故散朗而多姿”①。在诸多论述中，唐人张怀瓘的品评较为细致，他分各种字体对“二王”做出了评判，并且阐发了各自的审美特征。张怀瓘特别推重王献之的行草书，他说“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书议》）。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那么王献之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更开一门”？这需要结合相关文献与作品来进行分析。

一、从张怀瓘的“二王”优劣论谈起

1.“行、草之间”或“行、草杂糅”——王献之的优胜之处

在张怀瓘的诸种著述中，有多处涉及对“二王”书法的评价和比较②。张怀瓘的品评有总有分，“分”是对各种字体分别品评，“总”是建立在各体品评基础上的宏观判断。

总体来看，张怀瓘尊崇王羲之，而以王献之为略逊。如《书议》列举“名迹俱显”者十九人，而后特别称扬王羲之，“惟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质自然，风神盖代”③，显然以王羲之为集大成者。《书断》评价王献之说“及论诸体，多劣于右军。总而言之，季孟差耳”④，虽然“二王”皆穷微入圣，但王献之毕竟稍逊于王羲之。

分别而论，则王羲之多种字体优于王献之，而在个别字体方面逊于王献之。

对于楷书，《书断》列神品三人，先后为锺繇、王羲之、王献之；《书议》列七人，王羲之居第一，王献之居第四。王献之的楷书为何逊于王羲之，《书断》解释说：“（王献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字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也就是说，王献之的小字楷书不亚于王羲之，但是大字楷书比较逊色。

对于行书，《书断》列神品四人，先后为王羲之、锺繇、王献之、张芝；《书议》列九人，王羲之居第一，王献之居第二。

对于章草，《书断》列神品八人，王羲之居第六，王献之居第七；《书议》列八人，王羲之居第五，王献之居第七。

至于八分书，《书断》列王羲之入妙品，王献之入能品。

以上各种字体，王羲之皆优于王献之，不过有以下两个例外。

[东晋]王羲之 得示帖 纸本 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东晋]王献之 奉对帖 拓本

其一，对于草书，张怀瓘早期认为“大王”胜过“小王”，而后期认为“小王”胜过“大王”。张怀瓘的传世论著时间跨度较大，前后期的观点难免有不一致之处，最为明显的就是对王羲之的草书，先后有迥异的判断。《书断》（起草于724年，定稿于727年）列神品二十五人，其中草书三人依次为张芝、王羲之、王献之。按张怀瓘“每一书之中，优劣为次”⑤的说法，显然他认为王羲之草书是胜于王献之草书的。而《书议》（作于758年）列草书家八人，王献之名列第三，王羲之竟然名列最后，张怀瓘对此解释说：“人之材能，各有长短。诸子于草，各有性识，精魄超然，神采射人。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无戈戟铦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劣于诸子。得重名者，以真、行故也。”⑥意思是王羲之的长处在楷书、行书，而非草书，而王羲之的草书之所以不及张芝、嵇康、王献之等人，是由于尽管“圆丰妍美”但乏于“神气”，这正印证了张怀瓘标举的“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⑦的品评标准。

其二，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张怀瓘始终认为王献之的行草书是胜过王羲之的。《书断》云：“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⑧《六体书论》云：“不真不草，是曰行书……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辞。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当也，宏逸遒健，过于家尊。可谓子敬为孟，逸少为仲，元常为季。”⑨《书估》云：“如小王书所贵合作者，若藳、行之间有与合者，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家尊才可为其子弟尔。”⑩

《书断》所说的“行、草之间”与《书估》所说的“藳、行之间”为同义语。藳书，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理解，而在张怀瓘这里，藳书就是草书，所谓“藳亦草也”。在他看来，草书得名是因为源于起草，而起草的那个本子就是藳（今人亦有“草稿”之称），“草”和“藳”并无异致，只是分别强调起草的行为和起草的结果罢了，所以在张怀瓘的笔下，“草书”和“藳书”只是同一种字体的不同称呼。“行、草之间”（或“藳、行之间”）是王献之书法的优胜之处，这种书写形式在《六体书论》中也被描述为“行、草杂糅”。

2.“行、草之间”的审美特征

“行、草之间”或“行、草杂糅”是王献之胜出其父之处，也是他自觉地进行探索的结果。《书断》、《书估》和《书议》皆记载了王献之少年时和其父的一段对话，三处记载大同小异：

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书断》）

子敬年十五六时，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逸少笑而不答。（《书估》）

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书议》）

在王献之的向往中，草、行之间的优势在于“宏逸”，在于兼具“伪略”与“草纵”的特征。

“宏逸”或有二解：一为并列结构，宏大、超逸之谓。张怀瓘《六体书论》“行书”条称王献之“宏逸遒健，过于家尊”，便是这种用法。前人辞例则有晋葛洪《抱朴子·辞义》：“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其英异宏逸者，则网罗乎玄黄之表；其拘束龌龊者，则羁绁于笼罩之内。”二为动宾结构，发扬逸气之谓。张怀瓘《书断》“行书”条后附王珉《行书状》，其中有句云“伟字挺特，奇书秀出。扬波骋艺，馀妍宏逸。虎踞凤跱，龙伸蠖屈”，遣词对仗，可知“宏逸”为动宾结构。两种用法皆可通，而且皆曾出现于张怀瓘关于行书的论述或引述中，所以付诸阙如，不做取舍。

“伪略”即变化而简易。伪，通“譌”。《书断》这样解释行书：“案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譌。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譌”今又作“讹”，有变化之意。说行书为“正书之小譌”，意即行书相对于楷书有所变化。而“伪略”之“略”，则对应于引文中的“务从简易”。由此可见，“伪略”容纳了变化（“正书之小譌”）、简易（“务从简易”）两种属于行书的特性。

“伪略”是行书的特征，“草纵”（率意放纵）则是草书的特征。王献之致力于“藳、行之间”，则试图将这两种品质融为一体。

“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是王献之的自觉追求，而他也的确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张怀瓘在引述王献之与其父谈论“稾、行之间”的这段话之后，进一步评价说：

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

及其业成之后，神能独超，天姿特秀。流便简易，志在惊奇，峻险高深，起自此子。然时有败累，不顾疵瑕，故减于右军行书之价。可谓子为神俊，父得灵和。

张怀瓘是在明确的字体分类意识下进行“二王”书法之比较的。行书是居于真书（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行书本身又有不同的种类，兼有真书的称作“真行”（即“行楷”），带有草书的称作“行草”。王献之所擅长的便是行书中的行草，这种写法“流便于草，开张于行”，即比纯粹的草书要流便，比纯粹的行书要开张。“流便于草”，似乎不易理解，因为草书本来就是最为流畅、便利的字体，为何说行书和草书杂糅反而比草书更流便？有学者因此迂回地解释为“流便近于草书”。其实这里的“流便”，强调的就是行书“务从简易，相间流行”（《书断》）的特征。行书与草书各有其难亦各有其易，作为“正书之小讹”的行书，本来就有比草书便捷易行之处。从句式上看，张怀瓘在论述“飞白”时亦有类似的表达：“卫恒祖述飞白，而造散隶之书，开张隶体，微露其白，拘束于飞白，潇洒于隶书，处其季孟之间也。”卫恒的“散隶之书”比飞白书拘束，比隶书潇洒，处于飞白、隶书二者之间，正像行草书处于行书和草书之间一样。

在张怀瓘看来，就行书而言，王羲之擅长的是“真行”（行楷），而王献之擅长的是“行草”；二人的风格也各异，王羲之“灵和”而王献之“神俊”。

“真行”与“行草”皆属行书这一大的类别，“二王”各有所擅，本应分庭抗礼，但为何《书断》与《书议》在讨论行书时，皆将王羲之列在王献之之前呢？《书估》对王献之行草的评价给出了答案：“流便简易，志在惊奇，峻险高深，起自此子。然时有败累，不顾疵瑕，故减于右军行书之价。”既然王献之“志在惊奇”，书风“峻险高深”，则难免时有瑕疵，不能像王羲之的真行那样无懈可击。与“二王”其他各体的比较不同，行书的比较是在更为细密的分类下进行的。对于“真行”，王献之不及王羲之；对于“行草”，王羲之不及王献之。考虑到王献之的行草时有瑕疵，所以行书一体位列王羲之之后。

张怀瓘认为王羲之的“真行”胜过王献之，这一点似乎不难理解，因为倍受崇奉的《兰亭序》就是一件行楷作品。值得进一步考察的是“行草”，王献之的“行、草杂糅”是否就是一件作品中同时容纳了行书和草书？如果仅仅是这样，王献之还并不足以“更开一门”，因为王羲之的很多信札都是行书和草书并用的，比如传世墨迹《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频有哀祸帖》皆是如此。那么，王献之的行草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有了新的拓展？张怀瓘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这需要结合“二王”的传世作品来进行分析。

二、从“混合”与“化合”看王献之行草书的突破

1.混合与化合——行草书的两种表现形式

既然称为“行草”，必是将行书与草书合为一体。若要了解王献之在行草书方面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优胜之处，还需要对行、草相合的方式有明晰的认识。启功在一则题跋中比较了《张猛龙碑》与《九成宫醴泉铭》，其中提到“混合”与“化合”两种方式，对于探讨行草书的问题颇具启发性：

古之铭石书，多故求方整，以示庄严，遂即形成相传之刊刻体。而简札书中手写体之弹性美，往往不可得见。其方不至于板滞，圆不失其庄严，每笔每字，时方时圆，或方或圆，相辅而成者，惟此碑得其妙。但仍是混合体，而非化合体。至唐之《醴泉铭》，则如盐入水，融合无间。刊刻体与手写体统一，庄严美与弹性美统一，故真书中，铭石之作，《张猛龙碑》为小成，《醴泉铭》为大成。

启功谈的是庄严之美与弹性之美的结合，在形式上则表现为方与圆的结合。结合的情形有两种：一种是时而方、时而圆，有的方、有的圆，即可以明确地将方、圆两种因素离析出来分别指认；另一种则像盐溶化在水中一样，虽然可以意识到其中有盐、有水，却难以分别指出此为盐、彼为水。前一种情形为“混合”，后一种情形为“化合”。

行草书中行书与草书的结合其实也有混合与化合两种情形。

所谓混合，就是在一件书迹中，有的字是行书，有的字是草书。比如王羲之的传本墨迹《得示帖》就是典型的例子，“得示”“明日出”“触雾故也”“不”“散”等字是行书，而“知足下”“亦劣劣”“行”“迟”“顿首”等字是草书，皆可清晰地指认出来。行书字形和草书字形混合在一起，在“二王”的传世书迹中皆是常见的现象。

还有一种混合的情形是，一个字形中，一部分是行书的写法，一部分是草书的写法，比如王献之《姊性帖》（《淳化阁帖》卷九）中的“长”字、《十二月帖》（《宝晋斋帖》）中的“还”字，都是上半部分用行书的写法，下半部分用草书的写法。这种情形不常见，即使在王献之那里也是少量的。

所谓化合，就是用草书的笔意书写行书的字形，这样，在一个字中就同时具备了行书的因素和草书的因素。同样是行书，有的行书作品用笔接近于楷书，比如《兰亭序》；有的行书作品用笔接近于草书，比如颜真卿《祭侄稿》。在这种意义上，也可称前者为行楷，后者为行草。这种化合意义上的行草书，在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传世书迹中同样是常见的。仍以王羲之《得示帖》为例，其中的“不”“故”“散”等字虽然是行书的字形，但是所运用的笔法和草书的笔法是非常接近的。在混合的意义上，需要通观全幅来判断一件作品是否为行草。而在化合的意义上，可以通观全幅的主要用笔特征来判断一件作品是否为行草，也可以通过一个字的用笔特征来判断这个字是否为行草，如果这个行书字形是以接近草书的笔法来书写的，便可以将其称为行草字形。无论是在混合的意义上还是在化合的意义上，《得示帖》都是一件典型的行草书作品。

问题在于，无论是行、草的“混合”还是“化合”，王羲之都已有精熟的运用，那王献之的行草何以被视为“更开一门”呢？

通过对王献之行草书的分析，可以看到王献之在两个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其一是在化合的层面进一步强化了草书的笔意，其二是在混合的层面既强调了行、草的协调，又强调了行、草的反差。

2.化合：草书笔意的强化

在化合的层面，王献之在行书中进一步强化了草书的笔意。在阐述这个观点之前，首先需要对草书的笔法特征有所说明。

若论草书的用笔与楷书、行书有何区别，那就是特别强调“使转”，即或直或曲的行笔路线。相较于楷书、行书，草书有自身独特的行笔路线，而且草书的创作也特别注重直、曲、转、折等路线的变化。启功曾经用慢车与快车的比喻来说明行书的行笔路线，“譬如火车，慢车每站必停，可比楷书；快车有些站可以不停。快车虽然有不停的站，但不能抛开中间的站，另取直线去行车”。由此可见，行书的行笔路线与楷书还是比较接近的，恰可谓“正书之小讹”。与此不同，草书的行笔路线相对于楷书有了更大的变化，已经不是同一路车的慢车与快车的区别，而是这一路车与那一路车的区别了。

孙过庭说：“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使转和点画，分别强调了笔形的路线和姿态，二者构成了笔形的全部内容。楷书的笔形，更为突显的是姿态，横竖撇捺每一笔皆有不同的模样；而草书的笔形，更为突显的是行笔的轨迹。当然，楷书中的曲直变化与草书中的姿态同样是重要的，它们具有表现“性情”的价值。

以草书的笔意来书写行书，“二王”都有深入的探索。相较之下，王献之将草书的使转方式更大程度地融入了行书。以《淳化阁帖》卷九所刻王献之《奉对帖》为例，这是一件典型的“作行如草”的作品。比如帖首的“虽奉对积年”，其中只有“积”字是草书，其它几个字都是行书，但是运用了纯熟的草书笔法进行书写。可以看出，牵丝和实笔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且由于牵丝和实笔融为一体，行笔的轨迹也显得异于常规；由于行笔轨迹更加靠近草书的使转，所以结字也产生了变化，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了。笔画与笔画间的牵丝参与了结字，字与字之间的牵丝参与了章法。正因如此，王献之的行草书不仅更草，也更狂了。就像一种化学实验，王献之将更为鲜明的草书笔意注入行书的字形之中，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化学反应，获得一种新奇的艺术趣味，诚如张怀瓘所评：“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除《奉对帖》之外，《淳化阁帖》所刻《愿馀帖》《阮新妇帖》《诸愿帖》，以及《宝晋斋帖》所刻《十二月帖》等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行如草的特征。

在传世王羲之诸帖里，其实也有一些特别强化了草书笔意的，比如《淳化阁帖》卷六中的《灵柩垂至帖》《嫂安和帖》《宰相安和帖》。这几件作品是否为王羲之所书是有争议的，米芾以为真，黄伯思则以为伪。帖中字形多为行书，但运笔之连贯与草书是接近的，一两笔即可写完一个字甚至多个字，极大地减少了笔毫提离纸面的次数。尽管如此，运贯于其中的草书笔意还是不如王献之的行草书强烈，行笔仍然比较严格地遵从行书书写的常规路线，牵丝与实笔之间的从属关系也是比较明确的，牵丝对字形、章法发生的影响也并不剧烈。

正是因为王献之打破常规，用更为接近草书的笔法改造常规的行书写法，所以也就难免“时有败累，不顾疵瑕”。这种有奇趣而又难免瑕疵的特征不仅表现在王献之的行草中，也突出地表现在深受王献之影响的傅山的作品中。王铎与傅山皆取法“二王”法帖，他们也都在探索行书中的连绵之趣，不过王铎的行草书更为接近王羲之，而傅山的行草书更为接近王献之。傅山的行草书有很多新奇的运笔轨迹，造成这种新奇的原因也正是在行书中更多地借用了草书的使转方式。

3.混合：相近与反差

正因王献之在行书的字形中极大地强调了草书的笔意，所以当行书和草书混合在一起时，它们是浑然一体的。就像《奉对帖》，完全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只有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判断，才能意识到原来里面有行书，也有草书。

强化行书中的草书笔意，从而让行书和草书相互接近乃至浑然一体，这只是王献之行、草混合的一种方式。在很多作品中，他不仅强调行、草的一致，而且通过将部分行书写为行楷而强调反差。比如《淳化阁帖》卷九的《授衣帖》，起首的“献之死”三字是草书，连贯而下，富有动态；之后的“罪”字是一个行书字形，接近于楷书，字形也较为平正，呈现为静态；之后的“授衣”二字为行书，不过接近草书笔法，它们和开头的“献之死”三个草书字形在节奏上完全是相呼应的。这个静态的行书“罪”字，一方面和前面的草书字形产生了反差，一方面和后面的行草字形产生了反差。通篇看去，动态和静态的转换构成了整幅的书写节奏。张怀瓘说：“大率真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其于举趣盖有殊焉。”王献之的这件作品给人的感觉，就是忽而停，忽而行，忽而奔跑，而且转换的时候往往没有缓冲。王羲之的行草书中也有丰富的节奏变化，不过王羲之的行草书更像是跑道上的长跑运动员，有时平稳地跑，有时加速，有时冲刺。而王献之的行草书更像是足球场上的球员，忽而疾驰，忽而急停，节奏的变化更为剧烈。这种节奏变化并不纯粹是通过书写速度的变化实现的，行楷、行草、草书之间的转换也是重要的手段。

《授衣帖》的节奏转换是比较频繁的，“动——静——动——静”的变化贯穿始终，王献之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类似的变化，如《淳化阁帖》中的《鹅还帖》《诸女帖》等。而另有一些作品构成一种大开大合的转换节奏，刻于《宝晋斋帖》的《十二月帖》最为典型。起首的“十二月”是行楷，写得凝重稳健，“割”字依然保留了行楷的节奏，然而从末笔开始，转换到一种以痛快连绵为主导的节奏里，直至结尾。米芾《书史》评曰：“此帖运笔如火筯划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这件作品连贯性极强，似乎只见连绵不见起止，正是极大地强调了使转的作用。该帖犹如“一笔书”，但并非一件纯粹的草书作品，而是行、草杂糅，在“极草纵之致”的同时亦能“穷伪略之理”。王献之并不是简单地用行楷字形表现静态，用草书字形表现动态，而是用行草字形和草书字形共同表现动态。这样做，除了在运用上方便易行之外，还能构成繁和简的差别。帖中的“相”“复”“恸”“甚省”“庆等”诸字，皆为行书，运笔繁复，和一些草书字形以及笔画较少的行书字形（如“复不得”）构成了对比。通览全篇的布局，有的区域繁而密，有的区域简而疏，茂密与空灵相得益彰，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行、草杂糅。

[东晋]王献之 授衣帖 拓本

结语

综上可见，王献之的“更开一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将行书和草书混合在一起，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行书中化合了草书的笔意。关键是要看到，王献之的行、草混合与化合究竟有何独到之处。

王献之的“行、草杂糅”在两个层面上不同于王羲之。在化合的层面，王献之进一步强化了行书中的草书笔意，汲取了草书的使转方式。在混合的层面，王献之的行草字形和草书字形更为协调一致，又通过行楷字形和行草字形、草书字形的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行书是处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这一中间地带可以容纳多种可能的书写风格。在楷、草两端之间，王献之并不满足于那个温和的地带，而是让行书尽可能地向两端靠近，它们和两端进行了极大的化合，分处两端的字形也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无论是化合，还是反差，都像是一种书写的探险，虽然有时难免瑕疵，但也常能收获新奇而险峻的审美意味。而这新奇险峻的风格，确属王献之的开创，正如《书估》所云“流便简易，志在惊奇，峻险高深，起自此子”。

注释：

①[元]袁裒《评书》，[清]王原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十，中国书店影印扫叶山房本，第二册，1984年，第264页。

②张怀瓘的品评并不仅仅针对“二王”，而是广泛地讨论书法史上的诸多典范书家。本文只论“二王”之比较，暂不考虑其他方面，如锺王之比较。

③[唐]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45页。

④[唐]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81页。

⑤[唐]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74页。

⑥[唐]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47页。

⑦[唐]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46页。

⑧[唐]张怀瓘《书断》，《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81页。

⑨[唐]张怀瓘《六体书论》，《历代书法论文选》，第213页。

⑩[唐]张怀瓘《书估》，《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