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职业教育对降低技能错配发生率的影响

2021-10-22 02:48刘云波
北京社会科学 2021年8期
关键词:过度劳动者发生率

刘云波

一、引言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关键时期。一份清华大学的报告发现,当下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非常突出,表现出技能水平低、离职率高和大学生所学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等特点。[1]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就业市场上的人才缺失问题日益严重,市场上的岗位空缺率(岗位空缺数量/求职的人数)持续上升,在某些专业技术岗位上这一比率甚至达到了8∶1。[2]这对我们的学校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要求和挑战。相比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直接面向劳动力市场,以为行业产业的发展培养专业的技术技能人才为办学使命。我国的职业教育为经济产业的发展每年提供大约一千万人的技术技能人才,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与劳动力市场联系不紧密、所教授的技能过时,不能有效地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等。[3]

那么,接受职业教育是否会帮助劳动者降低其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技能错配的可能性?职业学校的培养质量对技能错配有何影响?更进一步,相比于同级的普通学校,教育质量对技能错配的影响效应在职业学校是否更强?

为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利用北京市信息技术和家庭服务业等行业的企业员工调查数据,测量劳动者技能错配的发生率,估计学校教育类型和教育质量对技能错配的影响作用。本研究一方面丰富了技能错配问题的理论研究、拓展了职业教育生产函数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为当下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改革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为提升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提供证据支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研究

一般而言,技能错配是指劳动者自身掌握的技能①与其当前工作所需不匹配的情形。技能错配在纵向维度上包括“技能过度”和“技能不足”两类。前者是指劳动者实际掌握的技能程度超过了其工作要求的水平,而后者则表示劳动者的实际技能低于工作要求的水平。[4]考虑到个体实际掌握的技能与工作所需技能水平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中,技能错配相比传统的教育错配(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测量能够更准确地测量出劳动者的能力水平。技能错配在时间维度上更敏感,可以更好地体现劳动者的工作胜任能力。

从过去20年的文献研究来看,技能错配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归为教育因素、行业企业特征和个人特征等三方面。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已有研究多是探讨劳动者的个人特征[5]和工作特征[6]对技能错配发生率的影响作用,从学校教育因素出发分析技能错配发生率的实证研究较少。

不同的学校教育类型可能会对劳动者的技能错配产生影响。一份对国际成人能力评估项目的研究显示,在大多数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更完善的国家(如德国、瑞典和荷兰)中,与接受普通教育的劳动者相比,接受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个人与工作匹配得更好。[7]同时,一份综合利用欧洲技能和工作调查与国际成人能力评估的实证研究发现,中等职业教育有助于降低劳动者初始工作时发生技能不足的概率,而中等教育阶段的普通教育更偏重于通用技能的培养,培养的劳动者在初始工作时存在技能不足的可能性较大。[8]但是,国内的一份基于201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技能错配与教育类型没有明显的关联。[9]

在校期间接受教育的质量会对劳动者的工作与技能的匹配产生影响。一般而言,学校教育质量越高,劳动者发生纵向技能不匹配的概率越低。迪克松(Dickerson)等人的研究发现,教育系统的教育质量越高,其劳动者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更为匹配。[10]具体而言,教育系统的学术专业化、与企业的联系都会对劳动者的技能掌握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技能错配的程度。[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发现,一些发达国家(如俄罗斯)高等教育入学率非常高,但一些雇主仍然招聘不到合适的技术性人才,主要是因为学校课程安排更多地强调了学术知识的系统性,忽略了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12]

此外,性别[13]、年龄[14]等个人因素和企业规模[15]、行业类型[16]等行业企业因素都对劳动者技能错配的发生率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总体上,目前关于技能错配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多是基于国际大型就业调查数据、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而国内在这一问题上研究不足。并且,关于教育类型影响的实证研究数量较少,仅局限在中等教育阶段。对于不同教育类型下教育质量影响的差异研究,更是缺乏探讨。总之,国内学者关于教育类型对技能错配发生率的影响研究薄弱,亟需丰富。因此,本文基于北京市多家企业的员工技能调查数据,根据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组,分别测量出中等和高等教育人群技能错配的发生率,重点估算教育类型和教育质量对技能错配发生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教育质量的调节效应,为企业人力资源配置和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提供借鉴参考。

三、数据与模型

2019年12月,课题组面向18家信息技术和12家养老家政企业发放了电子问卷,收集企业员工的技能和工作方面的信息数据。本研究选取其中受教育程度为普通高中、中职、普通高职高专和普通本科教育的劳动者的调查问卷作为研究样本,再删去答题时间少于180秒、年龄超出65岁或小于15岁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586份。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劳动者的技能错配/匹配程度,包括技能匹配、技能过度和技能不足三类。本次调查采用了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自我报告法[17]来进行测量。涉及的具体问题是,“您认为,您掌握的技能与您现在的工作需要是否相匹配”。被调查者选择“不,我掌握的技能达不到我的工作需要”即被界定为技能不足;选择“是,我掌握的技能与我的工作需要相匹配”即被界定为技能匹配;选择“不,我掌握的技能超过了我的工作需要”即被界定为技能过度。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形即发生了技能错配。

核心自变量包括劳动者所受教育的类型和教育质量。教育类型即劳动者所接受的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教育质量通过劳动者对所受最高阶段的学校教育的质量自评来获得。具体而言,被调查的劳动者从“教师的教学水平”“所学课程的知识广度”“所学技能与实际工作的衔接性”及“自己在校期间的努力程度”等四个方面进行主观评分(1-10分)。针对这四个维度的质量评分进行因子分析,获得一个“教育质量”因子。在具体操作中,分别对高等教育样本和中等教育样本的教育质量进行因子分析。其中高等教育样本的四个质量变量的KMO值为0.82,克隆巴赫a信度系数值为0.9,满足因子分析条件且信度很高,因子分析最终获得高校“教育质量因子”。由于普通高中教育为学术导向,不分专业,因此普通高中人群的教育质量的因子分析中去掉“所学技能与实际工作的衔接性”这一维度。其他三个变量通过因子分析(KMO值为0.69,a信度系数值为0.87),得到一个高中“教育质量因子”。中职教育人群仍然通过前文提及的四个质量变量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81,a信度系数值0.91),得到一个中职“教育质量因子”。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等衡量个人特征的变量,以及企业性质、企业规模、行业类型等变量。本研究所采用的样本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基本特征

在明瑟收入方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多分类逻辑斯特回归模型分析教育类型和教育质量对技能错配的影响作用,如下:

(1)

其中,p0、p1、p2分别表示技能匹配、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的发生率;Si表示的是教育类型(职业教育=1,普通教育=0);Qi表示的是测量个体受教育的教育质量因子;SiQi是教育类型与教育质量因子的交互项;Xki指代的是k个可观测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对口就业、工作经验、企业规模和行业类型特征变量。

四、实证研究

(一)不同教育人群的技能错配发生率

对不同教育人群所掌握的技能与其工作需要的匹配情况进行分析,得到结果见表2。可知,在所调查的样本中,技能过度的发生率为8.64%,技能不足的发生率为38.84%。技能错配的人群占比为47.48%,接近总体的一半。也即,约有一半的企业员工目前的技能水平与工作所需不匹配。

据表2,从高等教育学历的人群来看,相比较而言,高职高专毕业生似乎更容易发生技能不足,而本科毕业生更容易发生技能过度;从中等教育学历的人群来看,相比较而言,普通高中毕业生似乎更容易发生技能不足。

表2 不同教育人群的技能匹配/错配情况

(二)接受职业教育对技能错配发生率的影响作用

为区分不同教育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劳动者技能错配的影响效应,将总样本拆分为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两组人群,分别以技能匹配人群作为参照组,对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进行多分类逻辑斯特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表格中的系数表示的是相对风险比,该值小于1说明存在负向影响,大于1则是正向影响。

在高等教育人群中,模型(a)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以受过本科教育的劳动者为参照组,接受过高职高专教育的劳动者发生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相对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均不显著,这说明对于高等教育学历的人群,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的发生比未受到教育类型的影响。在模型(b)中,是否接受高职高专教育仍然对劳动者技能错配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影响;加入教育质量因子后,发现劳动者接受的学校教育质量显著影响到了技能不足(相对于技能匹配)发生比,这表现为劳动者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质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其技能不足相比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会显著降低42%。而教育质量对劳动者技能过度(相比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则没有显著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从对口就业的影响来看,以非对口就业的人群为参照组,对口就业与劳动者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相对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均呈现极为显著的负向关系。也就是说,相比于非对口就业劳动者,对口就业的劳动者发生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相对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都要显著更低。

关于中等教育人群的分析(表3后四列),考虑到普通高中学历人群不适用于专业对口的概念,在回归模型中忽略该变量。模型(c)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个体接受的教育类型对中等教育学历人群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的影响均不显著。在模型(d)中,是否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仍然对劳动者技能错配的发生率没有显著影响;加入教育质量因子后发现,教育质量与技能不足呈现十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个人接受的学校教育质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其发生技能不足(相对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将显著降低58%。并且学校教育质量与技能过度在0.1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负相关,即学校教育质量越高,劳动者发生技能过度的概率越低。

表3 技能错配的影响因素(多分类逻辑斯特回归)

(三)教育质量对学校教育类型影响效应的调节

上述分析发现,无论是在高等教育层次还是在中等教育层次,是否接受职业教育并没有显著降低劳动者发生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的概率,但学校质量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劳动者发生技能错配(主要表现为技能不足)的可能性。那么,教育质量对技能错配发生率的抑制作用是否在职业院校和普通学校之间存在差异?职业学校中教育质量的这种抑制作用是否更强?为回答这一问题,在表3的模型中加入教育质量因子与教育类型的交互项,得到结果见表4。

表4 技能错配的影响因素(多分类逻辑斯特回归)

模型(e)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形下,教育类型与教育质量因子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这意味着在高等教育人群中,个人接受的学校教育质量对技能错配的影响是相对独立的,不因劳动者接受的高等教育类型的影响而改变。该模型中,教育质量与技能不足(相对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之间仍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模型(f)中,在技能不足相对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上,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形下,教育类型与教育质量因子的交互项系数在0.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小于1。这说明在中等教育人群中,教育质量对技能不足(相对于技能匹配)发生比的影响效应存在普职差异。具体而言,对于普通高中学历劳动者来说,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质量因子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其技能不足(相对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会降低46%。以中职为参照组重新赋值教育类型这一虚拟变量,并重新计算交互项代入方程(结果略),得到了中职学历劳动者教育质量因子的相对风险比为0.32,也即中职学历劳动者的教育质量因子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其技能不足相比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会降低68%。也就是说,相比于普通高中学历人群,教育质量对于降低中职学历人群的技能不足(相对于技能匹配)发生比的效应更强。

此外,在中等教育群体中,教育质量对技能过度(相对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存在负向影响,但这一影响效应不存在明显的普职差异。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采取了三种方法分别将高等教育劳动者样本和中等教育劳动者样本代入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5。第一种方法是利用劳动者对所受学校教育质量的满意程度的评分(1-10分)来替换原有的核心自变量——教育质量因子,并计算出教育质量满意度与教育类型的交互项代入模型,得到回归结果(g)。第二种方法是选取工作年限小于或等于5的劳动者,也即毕业后工作五年以内的新员工作为研究子样本代入模型(1),得到回归结果(h)。第三种方法是利用Bootstrap方法重复抽样100次得到最终的回归结果(i)。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多分类逻辑斯特回归)

从表5的结果可知,高等教育劳动者样本通过三种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与表4的结果完全一致。对于中等教育人群而言,首先,尽管第一种变换自变量的方法发现教育类型成为显著影响因素,但通过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仍然支持表4中的结论。其次,中等教育质量的提升会显著降低技能不足(相对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三种方法的回归结果都支持这一结论。最后,关于教育类型和教育质量的交互项系数结果,变换自变量和变换回归方法得到的结果与表4中的结论一致。进一步,通过重新调整高中教育类型的虚拟变量值和计算其与教育质量的交互项分别代入模型(g-i)计算,分别得到了中职学历人群每提升一个单位的教育质量其技能不足(相对于技能匹配)发生比会显著降低35%、66%和68%(结果略),降低幅度远大于普通高中人群(分别降低16%、45%和46%)。可以说,总体上中等教育人群的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与前文的结果基本一致,结论可靠。

五、结论和启示

实证结果发现,第一,相比于发达国家较为普遍的技能过度现象,北京市信息技术和养老护理的企业调查数据显示,劳动者的技能错配更多地表现为技能不足,而非技能过度。各学历人群技能不足的发生率均高达30%以上。具体而言,中职人群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的发生率分别为39.18%和8.98%,普通高中人群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的发生率分别为43.22%和8.47%,高职高专人群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的发生率分别为42.72%和6.92%,本科人群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的发生率分别为34.84%和9.62%。与同级教育相比,具有普通高中学历和高职高专学历的劳动者在当前的工作中更容易发生技能不足。比较而言,高职高专人群并未体现出专业技能方面的优势。

第二,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教育类型没有对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学历人群的技能错配产生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在控制个人和行业企业等其他因素的情形下,接受职业教育的毕业生相比于接受普通教育的毕业生,两类人群的技能错配状态不存在显著差异,两类教育人群在技能与工作的匹配结果上是一致的。这与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相反[18]。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国家的战略支持,其本身由于缺乏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提供的教育质量不高。所以,相比于普通教育人群,接受职业教育并未帮助劳动者在满足工作的技能需求上发挥出更明显的优势。调查样本分析发现,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有别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型其以直接面向工作场所、培养实用性技能人才为目标的鲜明特征,在此处并未体现。

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学校教育质量对劳动者的技能不足的发生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不论是中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人群,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质量越高,其发生技能不足的概率越低。每提高一个标准差的教育质量因子,会使得技能不足(相比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至少降低42%。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来看,学校教育是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学校课程的知识广度、教师的教学水平以及个体在校期间的学习努力程度等都会影响到其知识和技能的水平。本研究证实,学校教育质量对于个人能否胜任工作任务、掌握足够的工作所需技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第三,进一步探讨学校质量的调节作用发现,一方面,无论是普通本科教育还是高职高专教育,其教育质量对于技能不足发生率的影响作用没有显著差异。也即,高等教育质量对于技能不足的影响效应是相对独立的,不受教育类型的影响。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人群所接受的学校教育质量因子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其技能不足(相对于技能匹配)的发生比会降低68%。而在普通高中人群中,这一降低的比例是46%,低了22个百分点。也即,相比于普通高中毕业人群,中等职业教育的教育质量提升对降低劳动者技能不足发生概率的积极作用要远高于前者。这对于当前政府积极提升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政策,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证据。

此外,对于高等教育人群来说,对口就业显著降低了高职高专和本科人群技能不足和技能过度的发生率,相比于非对口就业的劳动者,由于对口工作的劳动者在工作中使用了更多与其专业相关的技能,因而降低了其发生技能不足的可能。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加强教学评估和教育督导等工作,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当前,我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正从规模发展转向内涵建设。而劳动力市场正是检验人才培养质量的“试金石”。低质量的教育所带来的低水平人力资本,将会直接导致个人毕业后无法应对工作的挑战和要求,影响企业生产效率和经济健康增长。其次,着重加强对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的干预,切实提高中职人才培养质量。可以考虑的措施包括深化职业学校的教学改革,加强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技能和教学能力培训,适当拓宽职业教育课程学习的知识广度,密切联系行业企业,努力寻求校企合作的“共赢点”,确保学生所学技能与市场不脱节,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人才。最后,鉴于对口就业的积极作用,高校的就业指导部门应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与合作,为毕业生提供更充分的就业资源支持,尽最大努力为毕业生争取本专业内的实习和就业的机会,促进毕业生的对口就业,避免非对口就业带来的人力资本浪费。

致谢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涂晓君为本文所做出的贡献!

注释:

① 此处,技能作为一种包括各种知识与能力的综合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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