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群体消费结构、需求特征和行为决策

王少辉 李富有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正在面临且不断深化的现实境遇。从经济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且深远，即便是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过程中，受制于高福利支出和低经济产出的双重作用，国家经济发展一度陷入困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从2000年的1.32亿人增长至2020年的2.6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2%增长至18.7%。在我国极高的人口基数面前，人口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显现出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态势。同时，2000-2020年期间，65岁及以上人口增长了1.6%，是60岁及以上人口增速的2倍，这说明我国还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向人口高龄化发展的情况。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2019年我国老年抚养比同比增加2.8%，增幅为11年来最大，老年抚养比又称老年人口负担系数，这也表明了我国劳动人口对老龄人口的负担越来越大。人口老龄化是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基本国情。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将积极有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上述内容体现出老龄化问题是党和人民所关注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重大安排和部署。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老龄化群体对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内在影响，不仅有其理论价值，更能够为处理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因此文章将聚焦于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角度，并从消费需求和消费行为等角度切入，进而评估老龄化对消费经济的切实影响。

二、文献述评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经济的影响，也可以转换为对老年群体消费能力的分析，这一研究视角目前仍存在争议。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冲击十分严重，中国老年群体受到退休的影响，可支配收入大幅度下滑，因此对非耐用品消费显著下降，这说明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更低[1]。另一方面，有学者的研究则指出，由于“银发经济”现象的存在，老年群体在服务型消费内容中的消费占比显著提高，包括医疗、保健和旅游等等产业因此受益，并抵消了实物消费下降的冲击。[2-3]由此可见，分析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要根据消费结构、需求特征和行为决策等诸多方面展开，不同的分析方法意味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也会导致结论走向分歧。本文将基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为该问题提供最新的微观证据。

考察老年化群体的消费偏好，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定义“老龄化人口”和“老龄化群体”的概念。不同的研究中之所以会出现研究结果上的分歧，就是因为在老年群体的测量上存在主观认知上的差别，目前的数据库均是源于家庭调查数据，调查时间的不同以及受访对象的不同，将造成老年化分类标准的不同。在实证过程中，因为“老龄化人口”明显指向的是“个体效应”，而“老龄化群体”则指向“群体效应”，因此很难通过计量手段消除测量上的差异。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为例，该项目就严格区分了“受访者”和“户主”的区别，假设“户主”是60周岁以上的居民，那么并不代表其家庭中均为60周岁以上的老龄化人口，因此简单的归类成“老龄化家庭”是存在差别的。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也针对60岁以上的纯老年人家庭与含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有老家庭两类标准进行了分类，这将有利于改善当前很多研究中的测量误差问题。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需要关注老年群体的异质性特征。西方经济学中长期采用“生命周期理论”来定义理性人的资产安排和消费情况，但在实际情况中，居民更倾向于非完全理性。首先，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居民很难具备完全理性条件下的未来洞见，因此以理性人假设居民是相对不合理的。其次，经济周期的波动将会对冲生命周期中的消费安排情况，这在我国居民收入和物价同步上升的背景下表现的更加突出，也就是说，由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非预期支出水平更高，使得家庭的消费计划无法与生命周期完全对应，这也可能导致“生命周期理论”的失效。

第三个核心问题则是“代际收入”和“退休节点”的冲击。首先，“代际收入”是指我国属于儒文化圈的核心位置，十分注重宗族与传承的过度，因此大部分老年群体需要将个人收入分配给子女，用于其住房、婚嫁以及日常支出，“代际收入”不仅导致了老年群体可支配收入与实际支出之间的不匹配，还可能造成居民进入老龄化后预防性储蓄不足，且难以平滑代际收入的支出。其次，“退休节点”是近年来学者们所发现的重要现象，“生命周期理论”通过将居民生命周期所有支出进行各期平滑后发现，贴现后的各期消费水平基本保持稳定，但从实证角度出发，大量研究证实居民在退休之后消费曲线会陡然下降，这也被称为“退休—消费之谜”，“退休节点”的存在导致预期居民消费结构时需要分类调查，对于老年群体的分析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其需求特征和心理因素。

上述三个问题也是回答本文“中国老年群体消费行为决策”的核心渠道，是解决老龄化与消费经济联系的理论桥梁。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中少有学者针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这也导致了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莫衷一是。本文基于2013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双周期数据，展开对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调查，并通过实证方式分析影响老年群体消费需求的核心因素。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于以下方面：第一，基于CHARLS数据库的优势，审慎定义了“老年群体”的概念，解决了以往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CHARLS数据库在调查过程中针对老年群体家庭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每位家庭成员是否大于60周岁进行了详尽调查，同时考察了各个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情况，形成了自洽的调查模式。第二，相比于传统研究中仅仅关注“抚养比”这类宏观概念，本文注意到老年居民的消费实质上是一个家庭行为，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是否处于同一个家庭之中，将显著影响抚养系数的定义，这也造成了不同家庭条件的老年人消费习惯差异巨大。本文所定义的老年群体概念，就能够更好的捕捉居民的关键行为特征，群体消费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对消费市场的影响也更加明显。此外，前文中已经提到我国正逐步从老龄化走向高龄化，出于对异质性问题的考察，本文以5周岁为一个阶段，进行了分样本考察。第三，本文重点关注了“代际收入”和“退休—消费之谜”的关联，不同于以往研究将这两个问题相互独立，本文注意到了“代际收入”实质上是“退休—消费之谜”的一个重要解释因素，这也启发了本文对于老年群体消费结构的观察方法，通过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找到影响老年群体消费结构变动的核心要素，就能够回答困扰理论学界已久的“退休—消费之谜”。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基于Romer的典型消费群体模型展开分析，首先需要定义Ramsey-Modigliani形式(下文中简称为RM形式)的家庭消费效用函数：[4]

(1)

(2)

在满足家庭收支平衡的情况下，生命周期内的总财富应该大于或等于总支出，因此预算约束条件为：

国家体育场（鸟巢）是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奥运会后，国家体育场公司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的要求，充分利用奥运场馆遗产，打造鸟巢旅游新亮点，引进顶级赛事演出活动，创办青少年公益赛事，培育鸟巢自主品牌项目，打造全新的商业产业链，探索场馆多元化经营，实现了鸟巢赛后的可持续发展，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3)

基于式(3)的约束条件，将式(2)转换为最优化问题，因此需要设定拉格朗日函数：

(4)

式(4)中，λ表示拉格朗日算子。进一步对c(t)求偏导，从而得到一阶最优条件：

e-βtC(t)-θ=λe-R(t)#

(5)

再对式(5)两边求t的一阶导数，从而得到Romer(2010)构型的家庭消费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

(6)

由式(6)可见，在风险系数θ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假设生命周期内居民的消费效用达到最大，那么各期利率回报r(t)等于贴现因子ρ，这也表明将生命周期消费对各期进行贴现，最终家庭的消费增长率应该为0。

图1 “退休—消费”之谜的消费断点

然而，关注“退休—消费之谜”的国内文献仍寥寥无几，尽管部分学者在探索老龄化问题过程中，注意到了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但并未深入探讨我国老年居民是否同样存在“退休—消费”问题，同时在解读这一问题时，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说法。本文基于已有研究的缺陷，提出以下3个假设：

假设1：异质性的老年群体存在异质性的消费需求，城镇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农村群体，中国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与需求特征显著关联。中国老年群体的行为决策分化程度较大，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在消费支出、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方面均有较大差别。[10]

假设2：“代际收入”的存在导致老年群体对家庭的互动特征更强，因此会对老年群体的消费行为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的老年群体相比于其他年龄段居民的生活成本更高，这与国外老年群体的表现完全不同，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社会工作压力较大，部分老年群体在退休后更愿意将闲暇投入到日常消费(如旅游)之中。[11]

假设3：中国老年群体同样存在“退休—消费”效应，但由于中国居民的“银发经济”潜力更强，这可能导致退休产生的效用不一定如发达国家一样是显著负向的。中国老年群体在养老医疗方面投入比重更大，这或许与我国居民的“颐养”“养生”观念有所联系。[12-13]

四、数据与样本特征

(一)数据选择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年和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通过追踪调查的方式，收集了全国45岁以上中老年家庭的高阶数据，抽样调查的过程具备科学性和可追溯性，基本能够涵盖除西藏外的中国不同县级单位。首先，由于调查工作和统计工作的复杂性，该调查自2011开始到目前共发布了3期，其中2015年数据是最新公布的数据，在已有研究中应用尚不充分，也利于本文找寻老年群体的消费现状。其次，这类长期追踪调查具备较高的内部效度，可以更好的呈现老年群体的消费趋势，结合本文研究来看，这种调查的方案更加符合异质性分析的需求，解决了以往研究中出现的问题。[14]本文还进一步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包括剔除3倍标准差以外的异常值样本，以及部分消费为负值的特殊样本。最后，为了进一步分辨不同老年群体的家庭效应，本文将家庭成员均为60岁及以上的纯老年人家庭与含有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有老家庭分为两个类别展开研究。

(二)样本特征

从本文的3个假设不难看出，研究将主要考察群体“异质性”“代际收入”和“退休—消费之谜”问题。为此，本文将首先调查城镇和农村老年群体的消费情况，包括消费水平(规模)与消费结构。其次，本文结合老年群体的需求特征对消费的营销展开分析，这里就需要引入家庭需求、社会需求等概念，因此会考察年龄分布、健康水平、可支配收入、教育水平、家庭互动等要素的影响系数。[15]CHARLS的调查样本同时也包含45岁起的中老年人群，这对于分析45-60岁男性、45-50岁女性的退休变化情况具备利好，可以对比退休前后的消费结构变动进而观察不同年龄层次人群的需求特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CHARLS问卷中是以“您是否已经退休或退职”问题来调查受访者的退休信息，这一说法仅仅考察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退职)的人员，而另一个问题“您是否已经开始领取农村养老保险”则揭示了农村“退休”人员的情况。2009年开始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规定农村劳动者年满60即可领取该保险，这也能够对应城镇的“退休”节点。[16]基于上述样本特征，本文能够有效考察“退休—消费之谜”的现实表现。

五、全国城乡老年群体消费支出对比分析

(一)老年群体消费规模分析

2013年至2015年的观测期内，我国城镇老年群体人均年消费支出明显增长，从14508元上涨至19079元，同时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小幅度上涨，从13587元上涨至14981元；农村老年群体人均年消费水平从10444元下降至9214元，收入从3943元上涨至5027元；2013年和2015年城乡消费比分别为1.39和2.07，收入比分别为3.45和2.98。通过数据不难发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老年人，在同一时期的消费规模都大于收入规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老年群人的实际收入较低，但由于子女的赡养，即通过“代际收入”实现了补充，因此会出现消费大于收入的情况。从两期对比来看，老年群体的消费规模上升较快，但收入规模上升较慢，文章认为这是由于老年群体劳动能力明显降低，因此收入无法匹配消费，难以达到整体的收支平衡。参考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966元，其中城镇居民为21392元，农村居民为9223元，城乡比例消费比重约为2.32；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1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为28063元，农村居民为13328元，城乡比例消费比重约为2.11。这也表明我国老年群体的城乡差别正逐渐趋于全体居民的平均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同时，2013年和2015年数据都显示老年群体收入显著低于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这也证明了老年群体的产出能力相对较低，收入水平对应下降。

(二)老年群体消费结构分析

在消费规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老年群体在消费结构方面的表现。依据国家统计局《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的标准，将老年群体的消费支出分为8大类别：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并基于调查数据整理老年群体的8大类消费规模，具体情况见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尽管城乡老年群体的消费规模差异巨大，但城乡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比较类似，城镇老年群体的在2013和2015年的恩格尔系数均低于50%(食物消费占总消费比重)，但农村地区在两个统计期均高于50%的警戒线，这也说明了我国农村老年群体用于基础消费的比重极大，经济状况相对较差。从两期对比的角度来看，城镇老年群体在食品烟酒、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4个品类的消费比重下降，而衣着、居住、医疗保健3个品类消费比重上升，这说明城镇老年消费者更加注重个人仪表、生活环境和医疗健康，对于服务型消费的消费比例持续上升；农村居民在食品烟酒、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3个品类消费比重下降，而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以及医疗保健的消费上升，这说明农村老年群体同样对健康生活具备较高的需求，因此在对应品类的消费分配逐渐上升。但城镇老年群体在衣着、居住和医疗保健这3个品类消费比例远大于农村老年群体，本文认为很可能是由于农村老年群体在食品烟酒项目上分配的比例过高，因此挤占了其他消费品类的比例。从8项支出的分配比重来看，城镇老年群体的消费分配出现了明显的集中趋势，即向食品烟酒、居住、医疗保健3个项目上集中，而农村老年群体则表现出向食品烟酒和医疗保健2个项目的集中趋势。

表1 我国城乡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

(三)老年群体消费需求和结构的影响因素

在考察老年群体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针对老年群体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主要考察各个因素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结合Romer的研究方法，为了避免经济周期的影响，本文将2013年和2015年合并后进行回归分析，合并过程中主要以CPI指数为基准进行平减。[14]本文首先对各个因素的影响水平进行单因素分析，从而考察各个因素对消费的单独影响；其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FE模型)将所有变量进行结合，进而考察多因素影响下各个因素的显著性。具体而言，包括老年群体年龄、是否退休、教育程度、有无慢性病、户籍、有无伴侣、家庭属性、代际收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结果见表2所示。

表2 影响老年群体的特征因素分析

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来看，城镇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农村群体，中国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与需求特征显著关联，这也表明本文的假设1具备合理性。城乡老年群体在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消费特征，可支配收入、退休、高学历、城镇户籍、有老家庭、代际收入支持、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均能够在单因素水平下显著促进老年群体消费。具体而言：首先，可支配收入是实现老年人消费的前提条件，只有具备一定基础收入的老年群体才能够进行消费，当可支配收入增加时，相关群体的消费水平也会上升，这是符合一般居民消费倾向的研究结果。

其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龄对老年群体消费的负面影响会先上升、后下降，75～79岁年龄段的老年人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核心原因在于这个年龄的老年人往往处于生命周期的关键节点，疾病等因素的困扰更强。而对85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85岁以上群体人数较少，无法形成明显的规模效应。为了检验年龄因素的差别，本文着重考察了显著性区间之前的几个关键节点，包括58岁、63岁、65岁、67岁、69岁、71岁六个位置，是否存在消费规模突变状况。结果见图2所示。可以看到，58～63岁的补充节点前后波动性极大，说明“退休—消费”问题出现的概率较高，但越是接近显著性区间(75～79岁)，出现“退休—消费”问题的概率越低(曲线越平滑)。该情况部分证明了本研究假设2。

图2 关键年龄节点的消费补偿节点

然后，教育水平对老年群体的消费提振效应非常明显，小学及以下的老年群体具备显著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学历提升，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的影响系数均为正值，且逐步上升，这表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群体往往具备更高的消费，消费结构也偏向于服务型和享受型，这可能与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群体往往具备更高收入有关。类似的，城镇户籍的老年群体往往可支配收入更高，因此在消费水平上显著为正。

再者，有老家庭代际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上文分析中的“代际收入”的存在导致老年群体对家庭的互动特征更强，因此会对老年群体的消费行为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成立，即假设2得到支持。相比于纯老家庭，有老家庭中子辈、孙辈和亲朋可以为老年群体提供经济支持，因此有老家庭中的老年群体消费更高，比对各个代际的支持可见，老年群体的父辈影响极小，但子辈、孙辈影响显著，农村老年群体的亲朋影响显著，这也表明了我国宗族式社会结构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有效赡养和经济支持。

最后，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也能够为老年群体提供很好的经济支持，解决老年群体的医疗支出问题，因此对消费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多元分析的结果中，各个因素的影响出现了变化。仅有收入、退休、大专及以上、有老家庭、子辈和孙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个体变量的影响之后，这些变量依然能够显示出显著的正面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退休效应依然显著为正，且个人特征中，“代际收入”相关的项目，包括有老家庭、子辈和孙辈等，因此多元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文章假设3的结论，即中国老年群体同样存在“退休—消费”效应，但由于中国居民的“银发经济”潜力更强，进而导致了中国老年群体在退休后消费规模上升，产生了不同于发达国家老年群体的表现，进而说明我国并不存在“退休—消费之谜”。

六、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研究从中国老年群体消费结构入手，分析了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及影响消费的特征，传统研究中的“退休—消费之谜”认为退休行为会降低老年群体的消费水平，但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退休行为对消费的影响反而是正向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环境下，“退休—消费之谜”实质上并不存在，而且城乡消费水平反而会因为退休行为的发生而上升，这与我国老年人的需求特征关联较大，由于我国老年群体在消费上正逐渐向食品烟酒、居住和医疗保健集聚，因此老年群体在退休后获取更多的闲暇时，会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食品和医疗供给，需求特征决定了消费决策，退休对中国老年群体并不意味着财富的问题，而是让老年群体有更多机会来享受生活。从动态视角来看，“代际收入”的存在为老年群体退休后的行为决策提供了支持，我国老年群体在子辈、孙辈和亲朋方面都可以获取经济支持，因此能够通过代际收入补充收入的下降，为银发经济提供更多的助力。“代际收入”是国外老年群体相对匮乏的方面，由于发达国家更倾向于经济独立，因此父母和子女的经济联系相对割裂，而在对宗族更加重视的我国，代际收入使得“退休—消费之谜”发生了逆转。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我国老年群体的消费决策有助于发展消费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老年群体的消费结构更加丰富，对食品消费的分配比例在不断下降，代际收入的存在也能够帮助老年群体投入更多经济进行消费，随着世代更替，老年群体向高龄转换时，代际收入的作用就会下降，因此必须把握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机遇期，完善“银发经济”的消费结构。第一，可以从提高老年群体收入的角度入手，培育消费潜能。我国老年群体目前消费与收入失衡的问题依然严峻，提高老年群体的收入是势在必行的举措，通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全面实施，可以极大的缓解这一问题。第二，丰富消费市场产品供应，目前的老年群体消费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老年群体对个性化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吸引老年群体的消费，就要从老年群体喜爱的居住、医疗等产品入手，加强健康服务的水平。第三，加强家庭互动，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我国存在重视家族联系、重视社会纽带的社会氛围，正是由于家庭和社会的支持，老年群体才能够为消费助力，培育和谐稳定、友爱互助的社会氛围，不仅能够帮助家庭成员之间加强联系，还能够为社会安定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