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契机与策略*

张青青，包先康,b

(安徽工程大学a.人文学院;b.皖江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农村社区“空心化”普遍存在，家庭也出现了“季节性空巢”，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需求不足的问题越发凸显。目前，老人这一群体数量多且增长快的国家，首数中国。农村青年倾向于流向充满经济活力的城市务工或创业，而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有增无减，使得农村渐渐空心化。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体现出中央政府对农村养老服务的高度重视，在政策层面上，2013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规定“家庭成员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2017年2月，国务院提出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第二年的2月又提出创新农村老人的服务模式，即多元化照料模式。上述原则性的规定中体现出政府对老年群体的关注程度。

通过相关文献的检索，了解到二十一世纪初我国有学者关注到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问题，并运用数据资料对其进行了分析。学者穆光宗认为“精神赡养”包括心理慰藉和情感支持的内容，理解为孝心的具体表达,他分别从老年人的自尊、期待和亲情这三个方面来界定“精神赡养”的范畴。[1]尤吾兵认为老人得到良好赡养的高级要求是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而精神慰藉是对他们的心理进行全方位照护。[2]学者沈可关注到鲜有研究者探究老人特殊时期的关怀照顾，强调不与老人一起居住的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应常回家问候。[3]以上是学者从精神慰藉的内容和本质的角度来剖析老人的精神慰藉，见解不一。雷敏通过问卷和访谈，从留守老人的孤独感、与子女的互动情况以及闲暇生活状况的分析提出差序格局在他们的精神慰藉中也有所体现。[4]章忠平认为农村留守老人精神生活匮乏，孤寂和失落感的存在是普遍化状态，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研究以公共图书馆的路径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的服务。[5]学者方菲提出从责任伦理的建构、村落社区的建构这两个路径来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需求问题。[6]但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介入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问题的研究较少。

日常生活照料需求、医疗护理需求、经济支持以及精神慰藉需求是衡量农村留守老人得到良好赡养扶助的指标，由于认知不足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人们关心更多的是经济援助和老年人的日常照料，其中在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和生命质量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精神慰藉的需求一直处于问题化状态，没有引起赡养人足够的重视。新时代的发展会伴随新情况的出现，农村留守老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其精神慰藉需求不足导致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而长期缺乏精神慰藉不仅影响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工作因具有专业价值理念、专业伦理规范、专业方法和理论，所以能在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介入空间中发挥其独特优势与作用。

二、社会工作介入的契机

(一)宏观层面：精神慰藉的法律与制度保障不足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相比较于城市，农村地区的留守老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卷入现代化的进程中，拥有最为薄弱的社会资源，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层面也都处于劣势。在政策制度上，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从我国国家层面对老年人精神慰藉做出了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义务的规定，虽然在服务内容、服务宗旨以及指导思想等政策层面做出了规定，但是具体可操作性弱于法律的指导意义，将此措施付诸实践的难度加大。[7]法律对其规范不足，制度层面又缺乏可量化的评判标准，如此一来，就对负有精神慰藉义务的主体缺乏约束性。毋庸置疑，评判标准体系不健全，无法有效保障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权利。另外，在服务内容方面，相应政策也不配套，无法有效满足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灵陪伴和精神依靠。尽管农村公共文化、娱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缺少相应的经济支撑条件，但在还有待健全的相关制度下仅凭政府一方之力，其支持力度也着实有限。

(二)中观层面：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不断提高

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支持性行动，它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为指导，并致力于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困难群体解决问题，使之适应社会，实现助人自助，进而维护社会稳定。在过去三年中，社会工作考试的申请者累计达到九十万人。目前已经取得职业水平证书的达到了四十四万,中国有超过七千五百个社会工作组织，并建立了城乡社会服务网络。[8]从这些直观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增设相关岗位和增加专业人才的同时也对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要想更好地为有需要的困难群体提供服务离不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支撑。深度决定高度，社会工作专业化建立在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之上，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社会工作者在为弱势群体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同时也能体现出专业的独特价值，夯实社会工作的社会基础。

(三)微观层面：精神慰藉的现实隐忧

1.家庭慰藉功能的弱化

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大多以子女为中心，子女长大后便去经济活力好的城市谋求发展，留下老年人在家，身体素质较好的留守老人在闲暇时会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营造家庭生态小菜园。农村留守老人业余爱好活动的开展受限，主要原因在于其自身文化知识水平有限和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不足。激烈的工作竞争使常年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更多地专注于工作，为了减少时间成本和减轻经济负担，他们回家看望家人的次数也是寥若星辰，如此一来，使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家庭功能受家庭结构的决定性影响，也发挥不了完整的作用，弱化了家庭的精神慰藉功能。

2.农村孝道文化受到冲击，精神慰藉“缺位”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庭孝道，为人子女的不仅要履行赡养扶助的义务，更应该重视履行精神慰藉等法定义务。由于中华民族的孝道传统，子女无形中会受到道德的约束，为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要，他们会向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包括实际的物质资料)。对老年人的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来说，一方面，他们承受着现代生活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还要处理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在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方面，难免会顾此失彼，突出的问题是忽略老年人的情感、心理需求。农村留守老人的家庭成员没有时间和精力给予情感关怀，尊重和关爱的缺失使得农村留守老人诉说的积极性降低，进而导致精神交往愈加贫乏。心情失落时得不到子女的安慰，开心时无法及时和子女进行分享和反馈，积累的无助感不加以调适，久而久之，易使老年人处于情感消沉、孤寂落寞的精神状态，从而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3.农村留守老人缺乏精神自养的现实性条件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不仅是身体上没有残缺或疾病、还要有完整的身心适应状态和适应能力。[9]从农村的现实情况来看，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自养条件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交际范围有限，再加上身体机能的弱化，健康状况不佳给老年人的心理带来压力，由于外界环境或内在系统等综合原因，无所适从的“精神疲惫感”油然而生，无人倾听和无处诉说的孤寂无助带来的是负面情绪不断累积。同时，农村留守老人的自身文化程度较低，对自己的心理调适作用重视度不足、忽视社会价值的再实现。外出工作的子女由于经济压力和工作限制无法时刻满足父母的精神慰藉需求，当老人的精神需求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时，有的老人便将情感与诉求寄托于神灵，期望以此求得归属感与安全感。

三、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行性策略

(一)积极推进精神慰藉制度和维权机制的健全

社会政策支撑着社会工作的活动。现行的针对老年人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可操作性弱、过多的是指导性条款，这些立法上的不足无法有效满足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同时也为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可行性空间。

作为社会政策环境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实务的过程中，可以在了解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共性需求后，努力形成农村留守老人权益保障法制化进程的文本性建议，通过合法渠道反映给相关部门，倡导在政策及立法上的改变，积极促进农村留守老人精神保障制度的完善，以有效保障这一群体的切实利益。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来自政府与机构的政策支持，运用专业方法和技巧做好农村留守老人的资源链接者，切实地指引他们实现资源整合。另外，社会工作者可以携手社区，组建法律宣传及法律服务小组，小组成员可根据农村留守老人的需要，开展讲解有关包含精神慰藉在内的赡养、救助、婚姻等法律援助的方式及法律援助程序等工作、拓展其维权法律援助渠道。在政府社会政策的指导下社会工作者实施具体的服务，积极推进精神慰藉制度和维权机制的健全、加大对侵害留守老人权益案件的处理力度，切实保障留守老人的合法权益。

(二)运用家庭治疗模式提升自我价值感

家庭治疗模式注重结构性。结构决定功能，家庭功能的发挥程度取决于家庭结构的合理与否。结构式家庭治疗认为自身问题的产生与家庭动力及家庭组织关系密切，其主要内容之一的家庭结构是分别从权力架构、角色和责任分工、界限以及次系统来把握的，介入的策略有进入并顺应家庭、明细界限、引起并处理互动等。[10]基于社会工作的视角看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的介入过程，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农村留守老人建立关系、互动并进行沟通;二是运用专业理念和方法帮助其认清自我,并推动农村留守老人及其家庭改变;三是巩固其取得的成效、帮助农村留守老人总结治疗经验、提醒其可能面临的新挑战，[11]让农村留守老人从家庭系统功能中获取资源和寻求精神慰籍，修复其心理方面的问题，引导留守老人转变养老观念,使老人拥有幸福美满的晚年生活。

(三)孝道价值观贯穿于社会工作的全过程

社会工作在服务过程中能够将孝道价值贯穿于工作过程中，融合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针对老年人群的健康问题和情感问题,通过参与者之间的彼此沟通、相互尊重、相互交流,达到互助自助的健康生活目的。社会工作者营造孝道文化的氛围,让赡养人高度重视孝道，多给留守在家的父母以关爱、多花时间且有耐心地听其倾诉，让他们在一个平台上交流、互动,从而增强其交往能力,提升互学、互助的热情,进而让他们能够拥有多彩的生活和健康的身心。社会工作者在提供专业服务的过程中能获得留守老人的信任,能让他们由被动转为主动，积极地接受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老年人具有怀旧的特点,让农村留守老人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讲述自己引以为豪的事情或对自己重要的人以及这些人对自己产生的重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引导提升老年人树立生活自信心；同时，社会工作者让参与者之间展开交流,谈认识,谈感悟,并让参与的青少年写日记,谈体会,再进行评比，由参与活动的老年人颁奖。这样既鼓舞了参与活动的老人,又激励了参与的青少年,达到尊老爱幼的良好效果，同时，有助于满足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12]

(四)通过个体的潜在力量构建积极的自我认知

虽然农村留守老人会出现身体各系统的功能性退化等问题，但他们也是渴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并获得他人尊重的，同时也有表达精神诉求的愿望。如果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诉求没有适时的表达路径、情感需求缺失，社会工作者可以针对老年人身心特点和社会适应状况，组建不同子目标的专业服务队伍，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服务支持下，有利于推动农村留守老人个人能力培训活动的举办,使其学会应对精神慰藉中的不利因素。在个案中，通过叙事治疗理论让农村留守老人回顾并讲述他们生命长河中的故事，在此过程中剖析自己，重新解构生命意义的同时减轻累积的心理压力，从而让他们发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发觉生命的意义所在。[13]资源链接者是社会工作者的重要角色之一。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科学方法与农村社区共同合作，为农村留守老人链接资源，组织开展适合农村留守老人的各类小组活动，以加强他们与社会的联系，使老人从小组中获取同伴的关爱和帮助，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互惠的，开展的活动结束后还可以整合农村留守老人自身、邻居、亲朋以及社会等各方面资源，为其提供支持，增强其自我能力，进而实现其自我价值。

四、结语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各级主体落实政策的行动内容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着老龄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相比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的经济活力明显不足。社会竞争的激烈程度反映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速度，农村青年为了获取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离乡去城市以谋求更好的生活条件，无法满足被赡养人的精神慰藉需求，同时留守老人数量也在增加，究其原因，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化制度不完善造成的。[14]相比较日常生活照料，社会对农村留守老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精神慰藉的关注度还有待提高。社会工作强调“人在情境中”，包括子女在内的家庭成员以及社会各主体应提高对满足农村留守老人精神慰藉需求的认识，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文章还阐明了社会工作介入其中的专业性力量，针对其精神慰藉问题从制度、家庭结构、思想动力和农村留守老人的整合力量提出相应的策略，这样的探讨一方面有利于为农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提供借鉴，另一方面有利于推动社会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