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治迹统类》曹效曾校订本的面貌及其价值

刘子轩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

《太平治迹统类》三十卷，南宋史学家彭百川撰。该书乃仿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成书体例，对李焘的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进行整合改编而成。《太平治迹统类》现存两个版本，其一是以清初龚翔麟玉玲珑阁本为祖本流传至民国的《适园丛书》本，其二是以秀水朱彝尊曝书亭本为祖本，后经数次传抄被四库馆臣收录的《四库全书》本。相较而言，《适园丛书》本《太平治迹统类》经过周星诒、张均衡等藏书家们使用各种宋代史料进行汇校，在内容上要比《四库全书》本完善得多，但同时也因其汇校过程中过度依赖于《长编》等书，因此《适园丛书》本中也存在许多内容有违原书本意的缺点。《四库全书》本虽然直接取自朱彝尊的曝书亭本，但囿于当朝统治者的民族政治成见，又经四库馆臣的修改增删方得成书，这也就使得该版本的校勘价值大打折扣。

笔者发现，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太平治迹统类》曹效曾校订本，此本大致保留了朱彝尊曝书亭本被四库馆臣收录并修改前的面貌，为研究《太平治迹统类》版本校勘问题提供了参证。

一、曹效曾校订本的基本面貌及其与国图藏本的关系

笔者所见之曹效曾校订本，是清末民初的手抄本，其卷首著书名为“皇朝太平治迹统类前编”，下注“宋眉山彭百川原本”“武清曹效曾贯之校订”，该本分为三十卷，并在卷首还有“皇朝太平治迹统类目录”，凡十册，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至二十四字，每册字迹不尽相同，显非同一人所抄，而在原文旁又多有作者的圈点标画和删改，多则数行，少则一字。

邓广铭先生《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也提到该本，其阐述如下：

武清曹效曾(贯之)校订本——十册，现藏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书前书末各有“秀水朱彝尊锡鬯氏”及“竹垞”两印，虽均显系坊间书贾所伪为，然亦恰可证知此本之必亦从龚朱二氏本辗转抄来也。此本原亦分篇不分卷，后又有另笔注出其卷次，疑其为依照库本或《适园丛书》本添入者[1]363。

据邓广铭研究可知，曹效曾校订本也传抄自朱彝尊曝书亭本，但对于该本传抄的年代以及与其他版本之间的关系并未做深入探究。曹效曾其人，在清代的各种史料中均未见其事迹，在该本书中也仅有卷端提及他的籍贯以及姓名、字号。目前业已发现他还著有一部叫做《古乐府选》的著作，共十二卷，内容大抵是对古乐府诗的分类选编，各卷均标作者为“武清曹效曾贯之”，该书目录前还有一篇序文，序文末尾题曰“岁在乙亥冬月，武清曹效曾书”①，该书的首版刻印本为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也是该书的唯一刻本，由此可知《古乐府选》一书成书时间大致在1899年前后，而曹效曾也应是清末至民国初年人。此外，上海大学曹辛华教授《民国时期清诗选本考录》以及复旦大学博士颜庆余《乐府分类述评》两文②，均将曹效曾《古乐府选》一书划分为民国时期的乐府诗研究著作。

曹效曾校订本与《太平治迹统类》现存的几个刻本、抄本有着密切的关联。首先，除曹效曾校订本外，邓广铭先生还曾于国家图书馆搜寻到《太平治迹统类》三个珍贵的清抄本：

北京图书馆所藏三种——一种为十册，一种为六册，另一种为五册。均不分卷，无序跋，无印记。当亦均从龚抄本或朱抄本转抄者[1]363。

其中国图十册本最为完善，包含了从“圣宋仙源积庆福瑞”至“兵制损益”的所有内容；国图六册本次之，包含从“太宗圣政”至“兵制损益”的内容；国图五册本最次，仅保存了“神宗朝议契丹地界”至“兵制损益”的内容。但细考国图所藏三个版本的内容，不难发现，这三个版本与曹效曾校订本有着密切联系。

国图所藏三个版本均只分篇不分卷，除六册本第一册内容出现了散乱外，其余每册所载内容除字迹不同外其他完全相同，四个版本分册情况见表1：

据表1可知，国图十册本的分册情况与曹效曾校订本全同；国图五册本的分册情况与十册本、曹效曾校订本的后五册全同；国图六册本第二册到第六册与十册本、曹效曾校订本第三册、第五册、第七册、第九册、第十册相同。因此有理由怀疑，国图所藏的三个版本应该是曹效曾作为校订依据的底本，例如，曹效曾校订本卷十六“神宗开熙河”篇目下，从开头“河州大首领瞎木征者”至“又与元昊世仇，赏遗使”为曹效曾另笔添入的内容，其后内容则与国图六册本第二册、国图十册本第五册“神宗开熙河”篇相同。再如曹效曾校订本卷十五“种谔建议大举”篇目，原文与国图本全同，但在“李靖破突厥”后，曹效曾另笔添入“策求万全，一举而就”至“城上人曰汝何不”的内容。此外，曹效曾校订本与国图本中，不仅分册情况相同，甚至每页行数都完全相同。这些证据，都可以证明曹效曾校订本与国图所藏三个版本一样，都是清代民间手抄本，曹效曾将这些民间抄本收集起来，捡择抄本中完备的部分，编订成册，而断烂阙讹之处，再据当时流传的《适园丛书》本，用小字在页面空白处加以补正，或另用白纸誊写附在原抄本缺页处。除此之外，曹效曾还仿照《适园丛书》本对抄本原有的目录做了分卷，但在其编订成册的时候并没有按卷数分册，而是依然按照搜集来的抄本原貌进行分册。

二、曹效曾校订本与《适园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的关系

邓广铭先生《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索》中详细介绍了《适园丛书》本的版本源流考，最早有文献记载的是明末焦竑收藏的《太平治迹统类》残本，随后清初龚翔麟将焦竑本抄录，是为玉玲珑阁本，龚翔麟身后归吴县袁廷梼收藏于五砚楼，袁廷梼家道中落后玉玲珑阁本又为福州陈征芝所得，其后出售给了藏书家周星诒，周星诒对玉玲珑阁本进行了部分内容的校勘，之后落到了蒋凤藻的铁花馆中，未存储多久又归到了张均衡手中，张均衡稍加校订便付梓刻印，成为《太平治迹统类》现在最常见的《适园丛书》本。

对于《四库全书》本的来源，《四库采进书目》中记载如下数条：

江苏省第一次书目：太平治迹统类[前集三十卷，宋彭百川著]十本

两淮盐政李续呈送书目：宋太平治迹统类[未分卷]二十本

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送书目：太平治迹统类前集[四十卷，宋彭百川辑]十本[2]11,59,98

此外，《四库采进书目》的附录中收录了黄烈的“江苏采辑遗书目录”与沈初的“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这两部目录中也有对《太平治迹统类》的记载：

太平治迹统类前集三十卷十册[宋眉山彭百川著](刊本)

太平治迹统类前集四十卷[宋眉山彭百川撰](曝书亭写本)[2]213,250

《太平治迹统类》有诸多的采进本，然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记录为“太平治迹统类前集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该书的提要中称：

宋彭百川撰，百川字叔融，眉山人。是书凡八十八门，皆宋代典故。文献通考载前集四十卷，又后集三十三卷，载中兴以后事。此本乃朱彝尊从焦竑家藏本钞传，但有前集不分卷数。又中间伪不胜乙。彝尊跋，谓焦氏本卷帙次第，为装订者所乱。庸书人不知勘正，別用格纸抄录，以致接处文理不属。初，绍兴中江少虞作皇朝事实类苑，李攸又作皇朝事实，与百川此书，皆分门隶事。少虞书采摭虽富，而俳谐琐事，一一兼载，体例颇近小说。攸书于典制特详，记事颇略。惟此书于朝廷大政及诸臣事迹，条分缕析，多可与史传相参考。虽传写久伪，而规模终具。缺其断烂之处，而取其可以考见端委者，固与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均一代记载之林矣[3]465。

《四库全书总目》中记录书的名称时标注为三十卷，但在提要中又称此本“但有前集不分卷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太平治迹统类》则又分为了三十卷，如此前后矛盾，邓广铭解释说，这是由于四库馆臣在编写提要和汇编《四库全书》时选用的版本不同，但无论是采进本还是四库本，都应该源于朱彝尊的曝书亭抄本[1]364。在诸多的采进本中，无论是分为三十卷还是四十卷，总册数均为十册，这与国图本和曹效曾校订本册数相同，这种情况绝非偶然。笔者选择了“真宗经制契丹”篇的内容，对《适园丛书》本、《四库全书》本和曹效曾校订本做横向比较，不同之处见表2：

表2 “真宗经制契丹”篇三个版本对校表

续表2：

从表2可见，《适园丛书》本与《四库全书》本存在差异的地方，曹效曾校订本中原文的内容大都与四库本相同，而曹效曾在原文旁做的批改内容则与《适园丛书》本相同。此外，曹效曾校订本的目录原先只有篇目名称而未有卷数，他在校订的过程中也按照四库本的分卷方式在目录中添加了卷数，但对正文的分卷却又完全依照《适园丛书》本的目录，从而导致了个别卷正文与目录不匹配的错误，详见表3。

表3 曹效曾校订本目录与正文分卷差异表

因参校不同版本所产生的以上几处分卷差异，也可以证明曹效曾校订本中原文的内容应与四库本同源，即源于朱彝尊的曝书亭本，而在曹效曾收集到十册的手抄稿本后，在原稿上进行增修删改时所参照的版本则应是当时已成通行本的《适园丛书》本。

三、曹效曾校订本的文献价值

曹效曾校订本的文献价值大抵有两点，一是版本价值，二是校勘价值。

一是版本价值。首先，《太平治迹统类》作为一本宋代史料文献，流传至今版本稀少，刻本仅有《适园丛书》本和四库本，抄本更是散落各处、异常珍贵，各个抄本孰先孰后，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早已不可考。而校订本的发现，则清晰揭示了清代几个抄本与四库采进几个本子之间的关系。其次，曹效曾给校订本题名时标注他所用到的本子为“宋眉山彭百川原本”，这里需要做一个解释说明，此处的“原本”虽然不是指宋代彭百川原著的版本，但确实是源自于朱彝尊曝书亭本的抄本，现如今龚翔麟的玉玲珑阁本被收入于台北，朱彝尊的曝书亭本被收入于南京图书馆，其原本笔者均未得寓目，但通过曹效曾的校订本却可以窥之全貌，更可谓弥足珍贵。

二是校勘价值。曹效曾对原抄本进行批改校注，因而可以更加直观地看到清代抄本与《适园丛书》本在内容上的区别，而通过校订本也可以见到四库本在收入《四库全书》时馆臣对抄本作的更改。其校勘价值总结为以下三点。

(一)违碍文字的更改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盛行文字狱，在四库馆臣编修《四库全书》时尤甚，因此馆臣在整理《太平治迹统类》采进本时，便将大部分违碍文字做了更改，而龚翔麟的玉玲珑阁本一直在各个藏书家手中流传，因此可能并未被四库馆臣发掘，但玉玲珑阁本最终落到周星诒和张均衡手中，他们在校勘该书时所凭借的却又是经过四库馆臣编校整理的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的《长编》，因而经过校勘后的《适园丛书》本中大部分违碍文字也按照《长编》做了更改，而包括曹效曾校订本在内为数不多的几个清抄本则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太平治迹统类》的原貌，此处略举两例加以说明。

卷四“真宗澶渊通好”篇，《适园丛书》本载“敌骑利野战，缮治城堡，或非其意”[4]97，四库本载“狄骑利战野，缮治城堡，或非其意”[5]128，而曹效曾本载“胡骑利战野，缮治城堡，或非其意”。而在宋本《长编》中，则记载为“胡骑利野战，缮完城堡，或非其意”，其中，四库本为避违碍文字，将“胡”改为了“狄”，《适园丛书》本和中华书局《长编》则直接用“敌”来代替，只有曹效曾校订本以及同源的一系列清抄本《太平治迹统类》保留了原有的“胡骑”之称。

再如卷四载景德元年寇准言边事，中华书局《长编》、四库本《太平治迹统类》均载“不当与敌人争锋原野以决胜负”[6]1266，宋本《长编》、《适园丛书》本、曹效曾校订本《太平治迹统类》均作“不当与犬戎争锋原野”。

除此之外，还有“威虏军”写作“威武军”、“寇”改“侵”、“虏”改“敌”等，此处不再赘述。

(二)少数民族译名的差异

除违碍文字外，四库馆臣在汇编《太平治迹统类》时还修改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译名，而曹效曾校订本等一系列清抄本则保留了宋代文献本来的名称。例如卷十七“神宗平归徕州蛮乞第”，四库本作“神宗平归来州蛮奇塔特”[5]447，同一事件中华书局《长编》则记载“蛮人知归徕州乞弟作过”[6]7412，参考宋代文献如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三，载“元丰三年，泸州蛮乞第犯边”[7]271，而在四库本《太平治迹统类》同一卷中又载“如乞第尚能蚁聚，委存宝多方择利掩杀”[5]447，四库本的前后译名不同可能是馆臣在修改校订工作上的疏忽，但同样也可知宋代的译名应是“乞第”。

再如卷二十一“哲宗擒鬼章”，四库本《太平治迹统类》作“哲宗擒果庄”[5]523，浙江书局本《长编》也同样写作“果庄”[8]2348，宋人笔记蔡條《铁围山丛谈》中有详细介绍：“西羌唃氏久盗有古凉州地，号青唐，传子董氈死。其子弱，群下争强，遂大边患。一曰人多零丁，一曰青宜结鬼章。”[9]32而一些未经四库馆臣整理的宋代文献均作“鬼章”，可见“果庄”这一名称也是馆臣因某种原因根据谐音杜撰而来。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人名翻译上的差别，例如四库本《太平治迹统类》载契丹人“耶律留宁”“耶律王隐”，清抄本中写作“耶律晋宁”“耶律三隐”，曹效曾又据《适园丛书》本修改为“耶律宁”“耶律僧隐”，今本中华书局《长编》则写作“耶律宁”“耶律三隐”，但在《辽史》卷十六载“以耶律留宁、吴守达使宋贺生辰”[10]184，“耶律僧隐御史大夫”[10]189，由此猜测，“晋”可能是“留”的俗字传抄错误，具体情况下文再作详细解释，而后人在校订《长编》时因无法辨析俗字，索性就将此字删去。而“三”与“僧”读音相近，在后世转译时译为了不同的字。虽然这些译名最初的名称至今仍存争议，但曹效曾点校本和清抄本中记载的译名对校勘相关文献、研究民族历史语音提供了例证。

(三)俗字的保留与更改

因曹效曾校订本是清代手抄本，所以该本中保留了大量的俗字，而曹效曾在修改时又据《适园丛书》本在这些俗字旁一一标注了正字，为清代手抄文献的俗字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杨小平《清代手写文献之俗字研究》一书中提到：“清代是近代汉字到现代汉字的重要时期，清代手写文献中的各个时期书写者有异，呈现丰富多彩的特色。”[11]15清代俗字研究材料除了清代档案和文书以外，同样也应囊括古籍的清代手抄版本。以下引用卷四中几例来解释说明。

曹效曾校订本和三个清抄本不仅保留了大量俗字文献，而且对于清代古籍校勘有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曹效曾校订本的发现对了解《太平治迹统类》在清代的传抄过程以及各个抄本、刻本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而且该本还存在着重要的校勘价值，对进一步校对《太平治迹统类》和修正《长编》讹误等学术问题有补遗之功。

注释：

① 出自于《古乐府选》曹效曾自序，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

② 参见：颜庆余《乐府分类述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第15-19页。曹辛华《民国时期清诗选本考录》，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59-66页。

③ 中间杂入“真宗经制西夏”“丁寇南迁之祸”“真宗平王均”“太宗继制契丹”“真宗经制契丹”“真宗澶渊通好”“真宗圣政”“真宗祥符”“太宗平交州”的内容，应是编排时散乱之误。